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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关于近代苏商文化特征分析（作者:_单位: _邮编: _） 论文关键词：苏商崇尚实业文化环境地域特征 论文摘要：近代苏商既继承了传统苏商的优点，又顺应时代的潮流，形成崇尚实业的新式商帮，成为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汲取区域文化的基础上，近代苏商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原因。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明清时期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队伍的壮大
2、，商业竞争的激烈，形成了以山西帮、陕西帮、宁波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江右帮、龙游帮和徽州帮为代表的十大商帮，他们成为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新式商业的发展，一些商帮未能顺应时代要求而衰落下去了，也有一些商帮与时俱进发展为新式商帮。苏商、浙商、潮商、徽商和晋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五大商帮。尤其是苏商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 一、近代苏商的渊源及形成 自古苏浙一带人文荟萃、商贾云集，为历代富庶之地。苏商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太湖流域(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地所辖地区)，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举世闻
3、名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境，穿越太湖，是我国南北的水陆交通命脉，往北可达燕京齐鲁等广大北方沃地，往南与杭绍湖嘉相连。滔滔江水将吴第一分为二，上溯可至川蜀楚湘的开阔腹地，望下茫茫海洋，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天然航线。江苏境内有数千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有多处适宜巨舰出洋的优良港口。吴地优越的交通条件，极大地促进该地区的商业贸易的发展，形成一批大贾巨商。 一说到苏商，我们往往就会想到：邗沟兴运、吴王煎盐、明清时期钻天洞地的洞庭商帮，深通商略。清中II-卜他们主要经营当地大宗物产如粮食、丝绸、棉布、茶叶等为主，刻书业、医药业也较发达；清末随着苏商中的实力资本人沪，金融业迅速崛起，钱庄、银行、证券、典当业也多由苏商
4、涉足，尤以洞庭商人为著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资本势力与廉价商品的大肆涌人，对中国原有的商业资本经营方式和封闭的商业贸易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商家一时适应不了这种剧烈动荡的局面，纷纷破产。几个在明清时期叱诧风云、纵横驰骋的地域性资本集团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上衰亡之路。苏商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首先，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商品大量倾销我国市场，苏商经营的丝绸、棉布等行业遭到极大损害，市场日趋萎缩。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苏商的两大经营市场江南地区与长江沿线地区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对商业活动的破坏是致命的另一经营市场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方地
5、区也历经战火劫掠，整个社会经济在此期间基本上是一蹶不振。 在这两大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苏商的经营活动日渐衰败，面I临着与徽商、晋商一样没落衰亡的命运。原本实力并不强大，但富于卓识远见的苏商并没有消极守成、坐以待毙，而是积极调整经营战略，看准上海这个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毅然做出“放弃传统的三大经营市场，携巨资全力开辟上海这一商业市场”的决策，从而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中国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中坚力量。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中，苏商成功地转化为中国近代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商帮。 甲午惨败的刺激，“变法自强”、“实业救国”成为社会潮流。以张謇、荣德生、荣宗敬等成为清末实业救国的主力军，埋头做事
6、，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实业富国”。据统计，从18951911年，江苏先后创办了218家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为4252万元，约占全国新办民族企业的50；从18951913年，全国共有华商缫丝厂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苏就有37家，资本9537万元，占总额的82。在20世纪初期民族工业大发展中，无锡帮的异军突起令人瞩目，形成了个有名的民族工业系统：荣宗敬、荣德生资本系统，杨宗濂、杨宗翰资本系统，周舜卿资本系统，薛南溟资本系统，唐定谦、蔡缄三资本系统，他们主要投资经营轻工业，资本增长极为迅速，这五大系统的工业资本由1915年的12295万元增至19
7、20年的5288万元，6年增长了33倍。他们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领军人物，江苏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二、近代苏商的文化特征 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作为地域性商帮，以我们现在的眼光考察历史，苏商的形象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辅；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苏商生活
8、在文化底蕴深厚、新旧思想急剧冲击的苏南地区他们在商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实业为主，工学结合。 在近代的江浙财团中，苏商以工业资本著称，浙商以商业资本著称。张謇作为近代苏商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精神的企业家。他目睹甲午惨败，国事日非，不愿再求仕进，遂踏上实业救国的道路。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放弃状元的尊容，去从事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的事业，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办成功一二家工厂。 “国所之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子衣食；衣食源，父教育而母实业。”从1896年，张謇开始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一生共建18家企业，创立了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农、工、商
9、、运输、金融等业的实业体系。在创办实业的同时，他积极投资教育，为企业发展培养技术人才，共创办2O多所职业学校。荣氏家族建立了21家企业，为满足企业发展需要，也投资职业教育。近代苏商把创办企业与发展教育结合起来，开创了企业办教育的先河，既满足了企业发展所需人才，又促进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探索出一条解决近代职业教育“毕业即失业”的新路。 第二，敢担风险、务实创新。 成功企业家的素质：诚信、自信、有热情、冒险精神，不拘于礼仪和规则，开放交流。无锡荣氏兄弟在一无官方照顾和官方财政支持，二无买办经验的条件下，靠经济手段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创建企业的过程中，所靠的就是敢担风险的
10、企业精神、灵活的经营作风和科学的管理手段。1900年，当荣氏兄弟创办第一个企业茂新面粉厂时，便确立了创办要快、设备要新、开工要足、规模要大的指导思想。企业有了盈余就用于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福新一厂初办时就议定：“各股东分得的红利，三年内均不提取，用以扩充企业。各股东的股利也存厂生息，以厚资力。”荣氏兄弟还敢于担风险，大胆举债，靠借债来收买、租办其他工厂。荣家的21个工厂(申新系统的沙厂9个，茂新系列的面粉厂4个，福新系列的面粉厂8个)，其中9个是靠借债收买，6个有租办而来。他们甚至还收买了英商和日商的工厂各1个。荣宗敬曾说：“厂子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了一支枪
11、。”正是本着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荣氏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在企业的发展中，荣氏兄弟特别强调科学管理，讲究产品的质量和信誉。 第三，公开言利，新义利观。 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发展较为迅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冲击，最为代表的是徽商大都崇尚以义生利的原则。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重商思想的逐渐兴起，近代商人对义利观赋予了新的认识。 近代中国从官绅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大多自幼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与熏陶，在思想深处对传统伦理难免有一种崇尚的心理，仍然重义，但他们所追求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
12、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士绅型绅商代表张謇在追求事业蓝图的同时，虽常表示自己“言商仍向儒”，并声称要“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几乎处处可见传统与近代双重因素的交相辉映。但张謇所追求的义，无论内涵还是目标，都已明显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而反映了近代新兴商人的思想境界。 而从学徒、童工、跑腿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从小受传统儒学教育较少，白手起家，公开言利，追求利润。如1946年，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临行再三训迪叮咛，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他认为“留学归来致力于实业者多有成就，走人政治者多学非所用，一人
13、此途，与猾吏无异，不但无益社会国家，且亦自误，至为可惜，反之若做一农工，有裨于生产也”。荣德生要求子孙不入仕途认为“一入仕途”，不但无益于社会国家，且亦自误，把洋学历和从政看得不如做农工，可以看出他们把自身的价值与“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具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这表明近代苏商新的价值观。 第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 近代以来，上海是西方商人最多的通商大埠，同时也是传播西方商业文化信息量最大最丰富的城市。苏商看准上海这个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发展潜力，携巨资全力开辟上海这一商业市场，他们通过与洋商密切经济交往，自然而然地直接学习或借鉴了西方商业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进而形成
14、开放的思想观念。“经常迁徙的人较少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他们回乡办厂的同时，把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带回家乡并加以传播。 明清以来，苏南就形成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出现了“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局面。近代以来，苏南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首先接受上海商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苏商作为工商业的领军人，必然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第五，爱国尚德、尊商惠民。 赢利增财是商人的主要目的，一些商人为达此目的，不择手段，置国家兴盛衰亡于不顾。近代苏商颇具有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操。张謇看到马关条约准许外国在华内地设厂后深感危机，主张自行设立公司，开办工厂，抵制洋
15、货之倾销。科场夺魁的他认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行之。”他利用南通特定的地理环境，于1899年创办了大生纱厂，在纺织业中率先走上了抵制洋货的道路。荣氏兄弟很崇尚张謇，认为中国只有“多立工厂”，发展工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1905年11月苏州资产阶级成立商会，积极投入抵制美货运动和立宪运动；1906年5月，商会招集各业筹集30万元底股，筹备成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苏商铁路自办。 近代苏商除兴办企业，发展教育外，还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建桥梁、道路、津渡和水利扶孤、恤贫、丧葬、等善举。不仅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教育发展，还帮助当地人们度过难关，改善生活水平。 三
16、、近代苏商文化的成因 近代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他们作为一个区域性工商业群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特征，这也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面简要分析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 第一，有利的基础设施。苏中南通和苏南有着发达的工商业传统，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准备比较充足的资金、熟练的工人和广阔的市场。通州盛产棉花，该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苏南历来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的手工业发达，使其拥有创办现代企业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 第二，上海的辐射作用。首先，上海为江苏的近代化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江苏工厂
17、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数曾在上海工厂工作过，甚至，起初江苏工厂还大力从上海招来工人。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扩散，使得上海工厂的管理和生产经验被江苏工厂所仿行。其次，江苏还大量从上海引进科学技术设备。江苏工厂购置的机器设备起初都是通过上海洋行向外国订购进口转运而来，或是把上海厂家的旧设备买来加以重新利用。其后才采取直接派人去国外订购机器或自己仿造的办法。技术设备的扩散实际上就是生产能力的扩散。再次，上海的资金往往扩散到江苏投办近代企业。以无锡为例，为无锡近代工业奠基的几大资本集团如荣氏、周氏、薛氏、杨氏、祝氏，其资本都是先在上海积聚，然后扩散到无锡的。在此情况下，苏商创办的现代企业从数量到规模迅速壮
18、大，苏商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第三，优越的人文环境。苏南地区自隋唐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后，就成了“灵秀钟毓，人文荟萃”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文化：水乡、重农、崇文、重教、坚韧、柔美、秀丽、重商、开放、兼容。在此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苏商在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必然表现此种文化特征。张謇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张謇和荣氏兄弟都创办了职业学校，为他们的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特别到近代，留洋者也乏其人，如刘鸿生、陈光莆。有了对知识的重视才会有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追求。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苏商活动于上海一江苏之间，在与洋商的接触过程中，接受新知识、新观念
19、，并形成新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商人总是教育他们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来使他们的家庭脱离商人阶层”。近代苏商一反过去做官为商的做法，以兴办实业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指标。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时，荣德生再三叮嘱，要以学习真才实学为目标，学成归国致力于实业远比步人仕途更有利于国家社会。在这种人文背景下，苏商在兴办实业时，在言利的同时，追求实业救国、敢与外商竞争的价值取向。 第四，特殊的社会背景。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形式成为人们猛烈抨击的对象。民间资本在外来侵略的刺激下，迫切要求独立发展。清政府由于财政枯竭，无力包揽过多的企业创办，再加上民众
20、对屈辱求和的愤怒抗议，都迫使它在经济政策上做出让步，鼓励商办企业。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商业等奖励工商实业的章程和法令，如公司律规定了公司的组建、公司的性质以及公司的破产。到清末，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促进，全国已形成了一个兴办工商实业的浪潮。在这滚滚的浪潮中，苏商认准了形势，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于这一浪潮中。 随着近代苏商创办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再加上靠近上海这个大的开放商埠，苏商的实力和资本迅速膨胀，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苏商力量的壮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表现
21、了较强的政治认同。 以上对近代苏商的文化特征作了简略的归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处于近代转型期的苏商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从经济方面看，它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文化方面而言，近代苏商文化特征既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海派”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的交融。在政治方面，近代苏商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逐渐摆脱了“在商言商”的束缚，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石骏，金国正纵横字内的苏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85 2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一)M上海：中华书局，1931：26 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
22、济史组编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上册)z上海：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113 4黄逸峰旧中国荣家资本的发展J载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97：1414 5南通市档案馆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37 6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46：76 7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出版社，1993：659 8张孝若张季之(謇)先生传记年谱(卷下)M中华书局初版本，民国19年：54 9荣宗敬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J人钟月刊，1931(3)：32 10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M上海：中华书局，1986：49 11(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买办：东西间桥梁M李荣昌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