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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华文摘2000/9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科技创新笔谈文史哲编者按: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一个带全球性的问题，对此，学术界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开展过人文精神的讨论，但由于语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往往对概念的界定予以过分关注，所以有玄虚、空疏和形而上之不足，学院化倾向太明显。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界定人文精神，而在于如何促进人文精神，如何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科学与人文:保持必要的张力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系)科学和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当二者相对而言时，科学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而属于知识论范畴;人文则是指以信仰为特征
2、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其特征，从而属于价值论论域。从陈述形式看，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的分野。能够的与应当的、我知道与我相信乃是科学与人文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上的表征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科学同人文的分裂、冲突和对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反，在人类早期的文化母体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全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其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科学、技术、艺术都是一体化的。据考证，技术(techn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techne，而techne与两个词有关:一是表示科学和知识的episteme，一是表示创造、写诗及艺
3、术技能的poiesis。当时人们不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三者间作出区分。同样，在中国，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所显示的那种“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的文化取向和境界，就充分体现了技术达到至境后所透露出来的诗意。东汉张衡研制的地动仪，既是一件科学仪器，又是一种技术装置，同时还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技术作为一种展现方式，通过人的参与和诱发，使事物的本质得以敞开，从而展现为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技术恰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随着文化母体之直接同一性的消解和文化分工的逐步深化，科学与人文陷入了互为异己化的命运，二者的关系外在化了。如果说这一走向在中国文化的演变中表现得并不充分和明显的话，那么它
4、在西方文化的嬗变中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化的现象学形态上，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整个近代发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就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具象表征。在哲学的反思层面上，这种分裂则体现在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划界中。后来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强化了这种分裂。康德哲学的二元论特征，实际上折射着科学与人文两者之间不可通约性关系在反思层面上的确立。然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得人们无法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只有当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和两种精神重新回到统一时，人们才能重建自我及其本质的同一性。而这一点，只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那里才真正成为可能。马克思所谓自然
5、界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统一，只是在整个人类及其历史进入本体论境界之后才真正完成。问题在于，处于此在状态的我们应如何处理科学与人文之间互为外在的关系?笔者认为只能着眼于科学和人文矛盾的相对解决，寻求二者有限整合的可操作模式。毋庸讳言，这种解决方式不可能摆脱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互为外在的性质，因而肯定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它却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在科学技术越来越主宰整个世界，特别是出现了克隆和深蓝技术突破的今天，提出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约束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当代历史情境下，必须在科学与人文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个人层面上，无法回避科学家的理
6、想人格和道德责任问题。优秀科学家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它向人们证明了一种可能性，即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完全可以在现实的人身上达到完美的统一。作为楷模，优秀科学家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境界，足以构成其他科学家的判断尺度，使人们树立在科学理性探索中向善的信心。另外，在一定意义上，科学家应当为他的科学理论及其后果承担某种道德责任。这不仅仅是由于科学后果将深远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个人作为一个责任主体，都有能力和义务对他所从事的职业负责。当然，人们不应对自己无法预知的事情负责，也无法为自己无权作出决定的事情负责。但这并不能成为无视道德责任的理由。因为任何一位科学家都需要把
7、道德尺度作为反省自己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在理论层面上，必须解决科学理论的价值范导问题。首先，对科学理论本身的历史描述、社会学分析和哲学反思，都应当引人价值坐标。例如，研究科学家的历史一文化存在及其在科学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科学家的信仰、人生信念、价值观念作为变量在其科学探索中的意义等。当代科学哲学中的人文主义转向，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次，应当实现价值视野在科学理论建构中的约束。爱因斯坦指出: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显然，价值尺度应被且于至上地位。这段话出自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
8、学家之口，就更加耐人寻味。所幸的是，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己经显示出科学理性受到价值约束的迹象。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许多看似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科学理论，仍然处在我们的价值视野之外。科学在发生学意义上同人的存在之间的本然的和本原的联系，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与人及其存在无关的科学存在。因此，不彻底消除科学理论的价值盲区，将是十分危险的。在制度安排层面上，科学与人文的整合也需要一系列社会规则的保障。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科学的人文约束只能诉诸制度设计，有些甚至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才能解决。如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历史后果的价值评估、对医学诊疗活动及医学决定的伦理考量、对人工环境和人工产品给人类带来
9、的种种延迟效应和潜在效应的评价，都需要建立专门机构来履行人文约束的职能。其次，必须对现有的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和重建、知识与能力、为学与为人、理性与价值的割裂，乃是当前教育模式的最大缺陷之所在。爱因斯坦说得好: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所谓和谐的人，应当是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人。只有体现这一要求，我们的教育模式才可能是健全的。作为科学人文因素的崇尚真理的价值观马来平(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20世纪以来，科学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日常生活的主导和支配作用越来越突出。为此，科学更加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鉴于价值观对人的活动的导向作用，可以认为，
10、在科学所需要的各种人文精神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了。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就其属于价值观而言，它是一种人文因素;就其属于科学的内在要求而言，它又是一种科学精神。所以，确切地说，它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汇，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人文因素。作为科学人文因素的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有特定内涵的。首先，它意味着科学家应当:(1)坚信外部世界具有客观规律性;(2)坚信客观规律的可认识性;(3)坚信认识趋向于简单性。其次，崇尚真理的价值观要求科学家要有勇气把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作为自己的第一生活需要。就是说，在他看来，不是官本位、不是伦理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
11、理本位。爱因斯坦曾经根据科学动机的不同，把科学家分为三种类型:(1)视科学为特殊娱乐的人;(2)视科学为猎取功利工具的人;(3)视科学为理解宇宙的神圣事业的人。实际上，第三种就是真正具备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的人。他认为，前两种人充其量不过是科学的同路人。第三种人则大不相同，他们是一批对求真情有独钟的人，是科学界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爱因斯坦颇为自己属于第三种人而自豪。同时，他也认为，诸如牛顿、普朗克和居里夫人等优秀科学家的一生，都是科学舞台上为寻求永恒真理而奋斗的一幕。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既是他们作为杰出科学家的标志，也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基本条件之一。为什么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会成为科学家取得成功的基本
12、条件呢?这是因为:首先，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可以帮助科学家恰当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理论可以区分为根本理论和非根本理论。以根本理论为核心，众多的非根本理论又区分为不同的层次。科学理论的层次愈是远离核心或愈是接近外部经验世界，则其科学价值愈小、愈容易发生变化。原则上说，较内层次的理论是较外层次理论的基础;而较外层次的理论，则是较内层次理论的推广应用。基于这种情况，科学家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个如何恰当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例如，有的人以致用为实、求真为虚，把致用无条件地凌驾于求真之上;或者以为求真可以举世共享，而致用才真正属于自
13、己因而疏远求真。于是，如果他们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就会竞相选择较外层次、难度较小的非根本理论或国外较有研究基础的非根本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相反，对那些在本学科发展或本国科学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较内层次的理论乃至根本理论问题，则退避三舍。如果他们是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家，就会一窝蜂涌向短平快的课题，而对那些本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具有战略意义或由于特殊情况需要本国自力更生解决的重大问题，却少有问津。可以想见，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对于科学家个人而言，将使他们很难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冷静的求真精神，相反，却容易受到致用目的本身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的局限，从而在具体的科学研究申表现出专业精神上的脆弱多变
14、或浅尝辄止，并最终使得科学家难以取得理想的科学成就。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它将使得国家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打碎敲、模仿跟进的状态，不仅在整体科技水平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最终应用研究也很难有长足发展。因此，科学家必须认真对待求真与致用的关系。其次，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可以帮助科学家战胜世俗因素的诱惑，保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科学并非生长在真空里，而是运行于喧嚣的社会中，它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各种世俗因素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情况决定了科学研究决不单单是一种认识活动，而同时也是一种价值活动。当科学家面临各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因素作用的时候，随时需要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以保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可以说，
15、科学家的价值观对他本人的研究方向、研究态度，甚至研究方法的选择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鉴于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所以，科学活动内在地要求科学家应当具备坚定而明确的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任何模糊和消解科学家崇尚真理价值观的倾向，都必将导致减缓甚至终止科学研究过程的严重后果。譬如，名誉和地位，对于社会的伦理生活必不可少，但对科学活动来说，则并非是绝对必要的。诚然，名誉和地位有时会使科学家的研究条件得到改善，进而对科研效率产生积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全社会应当精心营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氛围，以同行评价为基础，在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方面，维护科学家的正当权益。不过，从根本上说，名誉和地位绝非科
16、学研究效率的关键因素。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名誉和地位有可能成为某些意志薄弱的科学家思想上的包袱，对科学家起到腐蚀灵魂、瓦解斗志、 模糊目标的消极作用。许多优秀科学家正是深刻洞察名誉和地位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他们对名誉和地位往往淡然处之。正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科学家“己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而全神贯注在那些因其超越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能坚持的思想、感情和志向”。总之，科学家成就的大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是否明确和坚定密切相关。推而广之，一个国家的科学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状况，对于该国家科学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也具有重要作用。为什么欧洲一些国家取
17、得了出色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认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出色成就的基础，是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是追求真理的愿望必须优于其他一切愿望的原则。目前，我国科技现代化的水平亟待迅速提高。值此之际，在科学队伍中普及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是一项战略性举措。怎样在科学队伍中普及崇尚其理的价值观?关键是使科学家们对真理有一个自觉而清醒的认识。说到底，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真理就是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而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的结晶，就是依据逻辑上相互独立并且数且上尽可能少的假说所建立起来的揭示自然现象因果关系的概念体系，就是忠实描绘自然现象和过程的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或者简单点说就是能够借以把握自然界的某
18、些基本观念。崇尚真理就是对这种观念体系、世界图像或基本观念的倾心和敬仰。具有崇尚真理价值观的人，往往具有一种理解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以及对于人格独立、人性完美和心灵宁静有一种执着的追求，因而，他们对于有可能建立这种概念体系、世界图像或有可能从观念上把握自然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和激情。可见，在一定的意义上，让科学家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也就是激发科学家从观念上把握世界的兴趣或宇宙宗教感情”。这项工作，可谓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中，至少涉及如下各项:(1)科学精神的熏陶;(2)科学实践的升华;(3)杰出科学家的示范;(4)浸透崇尚求真精神的教育内容和方法;(5)科学
19、界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6)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平的实现;(7)与此相适应的文化环境的形成等等。“历史”与“科学” 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自从20世纪初文、史、哲诸人文学科从传统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之后，人文研究就受到来自科学主义的影响与冲击。不过，稍为留意即可看出，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数历史学的科学化冲动最为强烈、“科学焦虑最为深重。臂如，在学坛上，文学科学或文艺科学与“哲学科学等提法甚为罕见，而历史科学一词则成为流行的对历史学的尊称。历史学在整个20世纪，可以说都处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之中。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以下两个方面:1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确定性的渴望，就其本意来说，历史应该说
20、是真实的代名词，它应该像科学知识那样确定、那样令人敬畏。但在实际上，历史知识是一种价值知识，极其不确定。如所周知，仅在20世纪，孔子的形象就不但因时而异，而且还因人而异，即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最普通一例。历史知识越不确定，人们、特别是史家就越渴望它趋于确定。2历史学本质上属人文学科，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具有不能轻忽的科学属性。历史学的科学属性首先在于它能向世人提供许多确凿无疑的判断:毛泽东出生在1893年12月26日，逝世于1976年9月9日;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可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并不满足于获知这些所谓可靠的判断。人们希望历史学家在更广阔的问题上发表意见:毛泽东的功过对20世纪中国
21、历史进程的影响，西安事变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命运。这就把历史从实证的层面推到了阐释的层面，从理性的层面推到了价值的层面，从确定性的层面推到了非确定性的层面。更进一步地说，从科学的层面推到了人文的层面。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历史学划入人文的范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可以摆脱科学的约束，对历史随心所欲地进行阐释。事实上，正是从阐释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相关度上，人们能看出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与一个拙劣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别。而人们持以判断这种差别的，正是是否科学、是否客观这样的尺度。科学、真实和客观，对历史学来说，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科学精神在历史学领域集中体现为客观的
22、态度，也就是价值无涉的理论立场。这种立场和追求也自然来自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客观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胜任的科学家从同样的证据出发，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或结论可以被科学界或同行普遍接受。以普遍同意、普遍认可、普遍接受为内涵的客观性，在历史诠释的层面上，贯彻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历史诠释者都希望看到他的诠释被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因此，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实践的意义上，只是一个程度概念，只具有量的属性，换句话说，只是一个比重、分量问题。历史学中的客观性的实现，只是在一种弱化了的、次要的意义上仍是可能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谁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可是，不能不
23、看到，有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要比其他一些历史经久一些，具有较多的终极的性质。这些具有较多的终极性质的历史，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 要探讨怎样才能写出客观的历史，看来必须首先明了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种种因素。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因素虽然有许许多多，但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类:1个人的好恶;2集体的偏见(主要指与历史学家所属的某一集团的身份相联系着的假设，如民族主义信念、阶级立场、党派政见、宗教情感等)； 3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学理(如信奉经济因素能对历史提供最终解释的唯物史观和拒绝把任何单一的因果关系因素看作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秃头史观等);4根本上的哲学对立即
24、人们所持有的不同道德和形而上学前提假设 (如人性的善恶、人类正义、社会公平、进化主义等等)。上面所揭示的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四种因素，可能会让人们看到，研究主体的个人气质、角色背景、理论倾向、哲学假设等，对主体的干扰是如此强烈，以致使史家很难做到纯客观、纯科学。但这种限制的存在并不能构成放弃对纯客观境界追求的理由。事实上，如果历史学家细心，是可以争取做到尽可能客观的。这种所谓的细心包括:要自觉地努力意识到自己的偏好，从而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排除它们;要自觉地努力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带有相对性，从而防止得出过于偏颇的结论;要倾全力采集各种历史资料，特别不能对不符合自己所偏爱的观点的资料置之不
25、顾等等。历史学家不可能全部完成上述努力，而且即使完成上述努力，有些偏见仍然难以根除。材料永远残缺的限制和观察地位的局限，亦构成许多偏见得以滋生的源泉。但是，如果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仅仅指史家对偏见的自觉程度和价值中立的程度，我想这种客观性还是有可能达到的。从客观性所能实现的程度来看，上所列举的四类导致非客观的因素应该倒过来观察。如果能提供一套所有历史学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价值观念或大家在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上一致，就能在历史学领域实现绝对客观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现在看，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退而求其次，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持有相同的历史理论，也能达到相当的客观。老实说，至少在目前还没
26、有一种历史理论足以征服所有的人，使人们自觉信奉，而历史学家是不能没有理论的，如果他要使他的事实有任何意义的话。在历史理论的多元并存格局下，是谈不上什么客观性的。只有在面向过去、现在的同时面向未来，才有历史学的根本的客观性可言。只有面向未来，历史学家才能超越自己所在的社会以及所在的历史之中的地位所给定的局限， 认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卷进了现在之中，然后他才能具备一种。更深人的、更持久的对于过去的洞察力，这比那些把观点，完全束缚在自己当前地位的历史学家们所能得到的，要深入、持久得多。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真正的历史、具有较多客观性质的历史，看来只有由在历史本身中找到了一种方向感、并且接受了这种方向感的人来写。(摘自文史哲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