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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和团运动的是非功过,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一）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危机 （二）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 （三）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发展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传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3200多人。有40多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80多万教民。,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除正常传教活动外，也有大量的非法、非理的活动。 1.充当间谍，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2.盘剥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可以置买房屋、土地） 3.传教士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干涉地方行政。 4.纵容甚至唆使教民
2、危害地方。,义和团运动以前反洋教斗争概况,据统计，从至年全国共发生教案起。 前期（中法战争以前）反洋教斗争通常是偶发的个案。领导者为士绅。典型的是1870的天津教案。 后期（中法战争以后）则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领导者为秘密结社的领袖。如1891年热河朝阳金丹道反洋教斗争。1895年福建古田斋教反洋教斗争。1898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以“顺清灭洋”、“除教安民”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引起教案的原因,引起教案的根本原因是不法传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引起人民不满，但每起教案的具体原因又有不同。,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被洪秀全加以改造、利用外，一直没有在宗教信仰方面获得真正的进展。受过
3、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持积极用世主义，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他们鄙视西方宗教所宣传的“天国”，尤其嘲笑上帝造人说，因此西方宗教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曾经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竟没有一个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参加，连乡村知识分子都很少参加，就是有力的证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死后进天国或来生转世上，而是追求个人的成仙得道，它在本质上是追求人的生命的延长，仍是一种现实的人生追求。佛教，已被中国化的佛教，虽然也有类似天国的“莲花界”说，但它主要是宣传轮回说，宣扬人的再生，据说人的再生只要通过
4、人生前行善就可以实现。这种“行善再生”的说教对讲究现实人生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之，在中国已经深深扎根的儒、释、道与西方宗教差别比较大，冲突是难免的。,中国民间还流行杂教，供奉杂神。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它的信仰很庞杂，不同村落所信仰的对象往往不同，即使是一村、一户、甚至一人，也并不专一信仰一个对象，而同时信仰几个神灵，而且这些神灵大都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现实生活需要密切相关。例如：遍布城乡的观音庙、娘娘庙是管生育的；龙王庙管天气，二郎神庙管治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门神、灶王爷保佑家宅平安；财神爷管发财；土地神管地方杂事；等等。即使同一
5、个神，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境遇、不同心理的人，也往往有不同的信仰意义。例如关帝庙里的关公，有人奉他为武神，有人奉他为武财神，更多的是奉他为伸张正义的保护神。,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天旱时就拜龙王，希望生儿生女时就拜观音菩萨，希望科考中的就拜孔子牌位，等等。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有明显差别，天主教、基督教有统一的惟一的信仰上帝，而上帝与世俗生活中的某项具体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西方宗教的这种特点，使它不容易征服中国的民众。诚然，中国人也有入教的，但乡镇中的教民并非出于信仰入教，而是要得到洋教会的庇护，仍然是为了得到某些现实利益。,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
6、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引起教案的原因之一。在义和团的一张揭帖中就这样批评洋教：“劝奉教，乃霸天，不信神佛忘祖先。”“不信神佛忘祖先”，就是不相信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佛教（“佛”）、儒教（“祖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但是，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把有案可查的教案逐个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单纯或主要是由宗教信仰而引起的教案是很少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排他性，更具兼容性，它长期是儒、释、道并存，三者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从未发生过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那样的宗教战争。如果近代来华的西方宗教能够恪守信条和教规进行传教，那么它也会逐渐被容纳的。但是它一
7、开始就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一副强盗嘴脸，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压迫和干涉活动，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梨园屯教案是个典型事例。这个教案由争夺玉皇庙基引起的。梨园屯是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一村，十八村离冠县县城里，它是一块“飞地”，不在山东境内，而在直隶（今河北）境内，处于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梨园屯有一块由富户捐献的“义学地”，约多亩，村民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玉皇庙，后因年久失修，庙宇塌坏。年，村中参加天主教的教民要求分割义学地，经汉教、洋教（圣教会）双方议定，汉教人多，分得亩，洋教人少，分得亩。教民把这亩地献给外国传教士，以便盖教堂。意大利籍传教士梁明德给教民个银元宝，买下玉皇庙宅地，但
8、是几个教民把元宝私分了，没有交给村上。梁明德认为庙基已经买下，就要拆庙盖教堂，村民当然反对，于是不断闹纠纷。,年，村民和教民达成协议，教民把庙基归还村民盖庙，村民出资为教民另购一块地基给教民盖教堂。应该说这个协议是比较妥当的，它也说明信奉汉教的村民并不排斥天主教，他们希望各奉各教，相安无事。但是，过了两年，法国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无理推翻协议，非要在原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可。清地方官屈从外国势力，将庙基断给教民，教民还不满足，又要求惩办参与争夺庙基的村民，从而引起村民强烈愤慨而爆发武装冲突。,从梨园屯教案的经过来看，民教冲突是因为教会势力要霸占庙产引起的，是教民首先挑起的。在冲突的过程中，教民的
9、态度嚣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外国教会势力，而教会势力背后是外交使节。因此争夺庙产权的斗争实质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自从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根据条约中关于退还以前没收的教会财产和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肆无忌惮地霸占土地，抢夺房屋。“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令地方当局勘令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民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教堂在农村侵占有大量土地，以致被称作“地主堂”。传教士的这种掠夺行为自然会引起教案。,但在众多
10、的教案中，直接由传教士引起的教案还占少数，大多数是由于传教士纵容和包庇教民为非作歹引起的。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不择手段地吸收教民，其中“良少而莠多”。那些品行不良分子一旦入教，就依仗教会势力，肆无忌惮地为害乡里。,山东巡抚张汝梅曾指出：“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谓某人系在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
11、。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它代表了地方官和士绅的普遍看法。,教案也与地方官处理教案不当有关。一般说来，地方官对外国传教士是不满的，厌恶的，因为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援引治外法权，包揽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与地方官抗衡，甚至凌驾其上。不少地方官同情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但是在具体处理民教纠纷时，他们却往往屈从于教会压力，偏袒教民和传教士一方，结果不但不能平息纠纷，反而火上浇油。例如冠县梨园屯民教争夺玉皇庙基时，地方官多次把庙基判给教民，使村民感到无望，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二、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抚清灭洋”,山东
12、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抚清灭洋”（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这个口号表明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它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以及其他阶层的反帝情绪和要求，因此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个口号毕竟是劳动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它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义和团的所谓“灭洋”，最初仅是打杀传教士、教民和焚烧他们的居室。这种行为虽然也具有反侵略的意义，但不能夸大这种意义。近代在中国出现的传教士、教民，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但传教士和教民并不等同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有些传教士是侵略分子，有些教民作恶多端，他们都应该受到惩处，但这不能由群众
13、自发起来打杀，自发打杀是一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它必然导致滥杀。,传教士并不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分子，义和团在打杀他们的时候，也并不是事先都掌握了他们的作恶事实，而是见着就杀。例如，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在路过山东肥城时，被当地大刀会捉住杀死了，大刀会并不认识他，之所以杀死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传教士。,义和团打杀最多的是“二毛子”即教民，但数民并不都是作恶分子。就大多数教民来说，他们入教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压迫。有一个叫周挫庵的人曾这样分析说：“自捐例开而吏治鲜循良廉，俸扣而闾阎受剥削，正供之外，有耗羡，有浮收，又有办公陋规诸名目。地方不靖，则捐输勒派，诛求无已。中户贫户，岁丰仅足自给，
14、水旱遍灾，民有鬻子女以偿赋税者矣。甚者，凶荒之形既见，长吏不惟不恤之，而先期开征，迫民完纳；及恩诏蠲免而已入私囊，不可复得。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民疾官也甚则视入教也轻。且入教之后，可以抗粮欠租、报私仇，孤寡举平日之苦，一洗而空之，又加有利焉，几何不胥而为夷也。及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恣其所欲。”这里所说的入教原因虽然还不全面，却指出了主要原因躲避官府的压迫。,例如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据说最早入教的是一位行医者，叫王松龄，他又介绍同村人入教。屯里有个姓李的农民曾参加过宋景诗的起义军，回到梨园屯后被官府抓去了，王松龄就劝李某的妻子入教，说“若全家奉教，你这官司就有救了”
15、，李某的妻子就入了教。神甫给冠县衙门去了一封信，说：“李某是我的教民，你们诬良为盗。”于是李某就被释放了。此后入教的就多起来。像王松龄、李某、李妻，都未必会成为作恶的教民。再如，解放后在河北宁津县所作的关于义和团的调查中（1963年），也反映说“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压迫不得已”。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入教的人也未必都成为坏人。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它的高潮时期，对教民不分良莠，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这就使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大大地打了折扣。,义和团的“灭洋”，还不仅是打击教会势力，而且包括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先进的东西，如铁路、电线、
16、西药等。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就造成更大范围的滥杀滥烧。有人记载说：“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更有甚者，还打杀南方人，例如保定地区的义和团“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为二毛子，南人遂被害
17、，逃出者无几”。这种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和打杀一切与“洋”字相联系的人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还必须指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义和团运动中，虽然打着“灭洋”的旗号，但灭洋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对于其中相当多的人来说，灭洋也也不是主要目的，甚至不是真实目的。以为成千成万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天津、到北京，就是因为怀着反帝爱国热情、自觉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打击外国侵略者，那就夸大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参加义和团的大多是穷苦无告的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其中又以农民为多，他们参加义和团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宁津县志调查材料中说：“参加义和团的都是穷人，有点东西的没有参加。”“前寨子有五名义和团。前寨子
18、张敬先有八十亩地。前寨子大师兄和后寨子大师兄叫张敬先供给义和团吃的粮食，不供给就用刀砍。”较早的义和团起义也多与饥民有关，如平原县义和团起义最初是因为六个团民被官府捕去，而这六个人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有抢劫行为，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无所得食”。,在1899至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遭到严重的旱灾、霜冻、虫灾，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无收。史料中记载：“光绪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汁（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连月大旱，闹得人心惶惶，致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去寻求生路，遂有大量饥民参加义和团。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一个叫刘士瑞的组织了金钟罩，又叫大刀
19、会，“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慌慌，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这样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另一条记载说：山东荷泽沙土集大徐庄人徐传忠从直隶阳谷县请来一个叫韩姑娘的大刀会女首领，“当地麻布会（大集会）那天五月二七日，她骑着马，领十多人到龙堌住店，她管吃。当时正是大旱天，这样两三天中，加入她的大刀会的有上千人。她供给大刀会众吃粮食，是从富户拿过来的，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
20、，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即使那些跟着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的农民，心里也还想着回家种地。顺天府尹陈夔龙曾记述他与一个义和团首领的谈话，这个“大师兄”是来向他讨要救济粮的，谈话间，“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大师兄“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作此勾当？”,从前，灾荒引起的饥民暴动，都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和官僚，但是义和团却把斗争矛头指向传教士，他们认为是传教士止住了雨，在散发的揭帖中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欺（
21、期）”。 天灾造成劳动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的流离失所，其社会原因，当然也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但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义和团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外国教士，虽然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愈益尖锐，却掩盖了劳动群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掩盖了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致使义和团在打击外来帝国主义的时候，却放过了国内封建主义。,义和团不仅不打击封建主义，而且还要保护封建主义。它的口号有“抚清”，在义和团民的心目中，这个“清”既是祖国，也是清政府，也是与清政府相联系的封建制度，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也要保卫腐败的清政府和腐朽的封建制度。在他们所发布的一些揭帖中，明显表达了这种愿望。如说：“
22、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如果这里说的还太笼统，那么在一件所谓义和团代拟的“和约”中，则表达得就更具体更全面了。“和约”共二十四款：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者，不准驶出。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五、将总署交还中国。六、康有为回国治罪。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十、俄罗斯将大连交还中国。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办理。,十四、外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
23、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官兵，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这件“和约”不会出自普通义和团民之手，可能出于民间文人之手。这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也有浓烈的封建气息。它反映了与旧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小生产者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传统社会的怀念。,三、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山东巡抚同情、支持义和团，使
24、义和团得以在山东发展,先后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特别是毓贤。在1899年10月19日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森罗殿击败前来捕拿团民的清军之后，向清廷奏报，建议将带兵前往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凯撤职，招抚义和团。此后义和团在山东迅速发展。 毓贤的立场引起列强的不满，驻华使节要求撤换毓贤。于是清政府另派主张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山东就不择手段地大肆镇压义和团。,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记述袁世凯诈杀义和团的一件事：“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
25、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殪，乃悟其诈。” 由于袁世凯的严厉镇压，山东义和团受到严重挫折，斗争转入低潮，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开展斗争，并促进直隶和北京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当时有一名进京的官员，正经过涿州一带，他记述了从雄县到涿州所见情景： “廿九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廿九日，年月日）到雄县，则沿途皆有（义和团），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首帕用红裹，亦有用黄带用黄裹者，旗书义和团替天行道、扶清灭洋字样，领队之旗有坎字、乾字之分，中皆用刀矛，水行陆行皆向北进发，其中三十岁以上甚少，二十岁以下十二三岁居多，途中相遇，秋毫无犯。,“五月初一，过高
26、桥村，车夫云庙中有拳厂，因下车往看，见皆十三四岁小儿，最小者不过八岁，神案上设牌位三，一为关圣，一为桓侯，一为赵子龙，诸小儿拜神后，两旁肃立，忽然如发马脚之状，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叫呼嘻嘻，飞拳踢足，七八岁者亦一跃数尺，其进退起伏向背，若出一人所教。 “初二日，由新城前进，在三家店打尖，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又行十余里，见道旁电线杆均经拆断，火车道上烟火蔽天，询诸途人，始知马家店至高保店二百余里铁路，自廿九日烧起，火犹未息。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余见之，不免心悸。”,清廷支持义和团的原因,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在清中央政府中主要有慈禧、载漪、刚毅、徐桐
27、、崇绮、启秀等。 载漪其人 载漪先封为贝勒，娶了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为福晋，年进封为郡王，军机大臣拟旨时将“瑞郡王”误写为“端郡王”，他便成了端郡王。己亥立储，他的儿子溥隽被立为大阿哥。他以为各国公使会因此向他祝贺，在立储诏旨发布的当天他就命令仆人预备茶点，可是一连三天，都是“至夜寂然”。从此他对外国人的痛恨有“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去见他，他总是说：“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然无闻？”有个人问他：“汝欲剑仙侠客何用？”他说：“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那人说：“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
28、诸义和团可耳。”他果然就利用起义和团来了。他的兄弟载濂、载澜也跟着附和义和团。有人评论说：“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实私仇。”,刚毅其人,刚毅，满族镶蓝旗人。官至协办大学士。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他“未尝学问，而刚愎自是”。有关他的笑话很多，有一首诗嘲笑他说：“帝降为王尧舜惊，皋陶掩耳怕呼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能驱翁叔平。一字难移惟瘦死，万民何不苦耶生。”原来：刚毅平时喜欢称引尧舜，但称其王；不知道皋陶应读作“皋遥”，而读作“皋陶”；他曾保荐将才龙某，面奏时说：“龙殿扬为奴才之黄天霸。”；他曾辑录一部洗冤录异证，认为原文中的“瘐毙”一词是“瘦毙”之误，刊印时一律改为“瘦毙”；“民不聊生”，他读
29、作“民不耶生”。这首讽刺诗可谓“谑而虐矣”，活画出刚毅的无知而又刚愎自是的面目。他也参与了废立活动，因受到外国人的阻挠而痛恨外国人，“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毓贤其人,毓贤因在山东巡抚任上招抚义和团，屡遭驻华使节的抨击，清廷只好将他调任山西，他因此更加痛恨外国人。在清廷谕令招抚义和团之后，他在山西大杀教士、教民，“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百柄，分赐拳童，刀上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他并且带头滥杀。据记载：“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
30、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恐祸及己，亦不敢言。卒为拳匪所戕。,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跪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梃击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乃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情景极为惨烈。正是在毓贤的煽惑之下，山西掀起的滥杀之风为各省之最。,关于守旧派的爱国情感,从慈禧太后、载漪到毓贤、廷雍，再到一些更低级的官吏和士绅，他们同情、支持义和团的原因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义和团把洋人全部赶走。他们的这种愿望，不可否认的有爱国主义情感，即使有人有私忿，也多少有
31、这份情感。直隶布政使被八国联军捕去以后，在受审时回答说：“道光以还，汝曹欺我甚，倘得势，孰不报汝？”要报从鸦片战争以来积年的怨恨，可谓深矣。,但是他们的或多或少的爱国主义情感被他们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掩盖了。对于毓贤、廷雍等人，与其说他们爱国，毋宁说他们爱封建制度，爱大清王朝，因为封建制度和大清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他们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正是同情和支持它落后的东西，并使之恶性发展，从打杀教士到围攻使馆，从打杀“二毛子”到杀害开明官绅，从焚烧教堂到排斥一切现代文明，把这场本来就有错点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向了邪路。,旧守派迷信法术,这些官员的品级不同，性情各异，其中不乏有操守者，像徐桐、刚毅、毓
32、贤等，为官都很清廉，死后极为萧条，但他们都一样愚顽无知，一样不明世界大势，一样仇视近代文明。他们不仅在“抚清灭洋”的口号上与义和团有相通之处，而且像义和团一样迷信“法术”，这也是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重要原因。他们口声声说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实际上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通常都有迷信色彩，其中习武的也常有练所谓刀枪不入、金钟罩铁布衫的，特别是神拳一系，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了，而义和团将它发展到极至。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北方各省，尤其在京津地区，与义和团运动一起发展起来的宗教迷信，已弥漫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不由得不相信，也不敢不相信。这方面的记述非常
33、多，枚不胜举，拳变馀闻写道：“（义和团的）坎字乾字 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植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闭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
34、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寯藻）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
35、，训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男人练的义和拳。妇女组织红灯照、蓝灯照、青灯照、黑灯照等。红灯照是青少年女子的组织，她们大多十七、八，乃至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如城隍中之红犯然。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焚香念咒，一摇扇，即高起空中数丈许。晚间人多登高远望，谓空际有红灯一盏，渐多至数盏，忽上忽下，其光明亮。于是争睹其异，竟有以大星为红灯者，殊为可笑。据云：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且能盗取洋人大炮螺丝钉。”,无论是义和拳，还是红灯照等，都有神秘的“上神”仪式。他们宣称他们所请来的神灵，无论哪一位，都能够保护自已不被枪炮所伤，都能够战胜敌人，主要是“闭住
36、”洋枪洋炮。如一道咒语所念：“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他们之所以宣传并相信这种制敌的法术和刀枪不入的功夫，是因为他们在用血肉之躯和刀枪棍棒去对付洋人的洋枪洋炮时，需要用这种外化的力量来鼓舞自己，号召和影响群众。这里，爱国热情、勇敢精神和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三者可笑的，然而真诚地混合在一起。对于贫苦无告、没有有文化的劳动群众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更不该嘲笑。但是大清王朝的各级官员，特别是负有全局责任的高层统治者，他们也相信和依靠这些，甚至以之作为决策的根据，则极为荒唐，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清廷决定招抚义和团,到年春夏，义和团已席卷
37、中国北方，大规模地逼近京津，要剿也难了，而且列强也正在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并向使馆增派兵力，这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就对义和团的政策做出决断。 从月日数万义和团进入涿州后，接连发生义和团拆毁涿州至琉璃河铁路、烧毁丰台火车站、袭击黄村车站等事件。有鉴于此，月日，清廷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宣布晓谕”，解散义和团。但第二天，又在一次王大臣会议上，决定加派刚毅去招抚。,赵舒翘于日从涿州回京复命。日，刚毅与何乃莹回京复命。 赵，刚的复命，对太后的影响颇大，以至事后她对此耿耿于怀。在北京陷落逃亡西安后，她曾向吴永谈及此事。吴永记述说：“其时刚毅已在途
38、次病故，赵舒翘亦赐自尽，太后言及二人，似尚有馀怒。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馀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舞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个人都是国家依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馀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吴永就此评论说：“太后此番话头，虽属事后之谈，但详
39、细体会，亦是实在情节，试想彼深居宫阃，一向与外间情势，不相接触，一旦遭此巨变，前后左右，手足耳目，都是一样狂迷，如醉中闹架，欢呼盲进，意兴勃勃，她毕竟是个女流，易于迷信，平日为洋人交涉，受了多少委屈，难得有此神人协助之机会。欲其凭一人判断，独排群议，尽遏众狂，此绝不易得之事。”,义和团在涿州聚集，起初不敢大规模入京，在赵舒翘、何乃莹、刚毅“查看”后，从月日起，才大规模涌入北京。刚毅在日回京复命，当日即有旨令刚毅和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再过一天，日，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清廷敢于宣战，显然与刚毅回复说义和团“可恃”有关。 清廷明令招抚义和
40、团，义和团得以迅猛发展，同时也就成为慈禧等顽固派手中的工具。,四、八国联军侵华和清廷对外宣战,清廷决定对列强宣战,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 面对列强的增兵和进攻，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进行英勇抗击，清廷也不得不就对外的和战问题作出决断。从6月16日到19日，清廷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第一次御前会议,6月16日下午，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亲自参加过会议的侍读学士恽毓鼎在他的崇陵传信录中记述：“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枢
41、臣刚毅出京察看拳民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语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所），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好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
42、各虑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散解，遂麾群臣出。”,第二次御前会议,17日，太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崇陵传信录记：“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
43、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于是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第三次御前会议,18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澜曰：联元贰于夷，杀联
44、元，夷兵自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文韶不能辩。上持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怿而罢。”,第四次御前会议,19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崇陵传信录记：“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谏
45、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论者。即派载润等加意捍卫宫墙，备不虞。” 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因为反对与列强开战，分别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清廷除死。临刑时，许景澄、袁昶等还相信自己“于朝廷可谓尽忠矣”。,清廷向列强宣战,清廷的宣战诏书于21日发出。诏书是和启秀关系密切的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的，据说早已准备好，搁在靴子里。诏书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出，其中说：“（列强）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
46、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
47、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上谕理直气壮，把几十年来中国受列强欺压的怨气，一吐为快；宣战的理由也很充分，全是堂堂皇皇的公愤，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怨。,宣战后，清廷命令马玉昆率领武卫左军星夜赶往天津，与义和团“联络一气”，抵抗八国联军，裕禄和罗荣光督率军队和义和团收复大沽炮台，董福祥支援天津。命令各省督抚速筹兵饷，力保疆土。,宣战后的义和团,清廷还向义和团发放银两和粮食，使义和团大受鼓舞，团民纷纷涌入京津，局势也更难控制。仲芳氏庚子记事记述为一时期的北京说：“二十四日（月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内回子营教堂，并杀教民数人。又焚烧中街、旗手卫、永光寺街、烂面胡同等处奉教之房。
48、又拆抢观音寺中西大约房、琉璃厂丰泰照像馆。连日昼则浓烟忽起忽散，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夜则四外火光照耀，半天皆红，家家多站在房脊上遥望，远闻男女喧嚷之声，通宵达旦，各街巷户户心惊，人人胆战，行坐不稳，寝馈失时，俱恐附近有教民居住，或有奉教房产，团民寻衅焚烧，势必祸及四邻，玉石不分，死无葬身之地矣。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谓系匪徒滋事，借仇教为（名），乘间叛乱。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斧资，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
49、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者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蔓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在义和团高潮时期，各阶层中人纷纷加入义和团，或打出义和团旗号，各种名号的义和团闹得京城沸沸扬扬。即以名称而论，上有“王团”、“公主团”等，下有“兔团”、“龟团”等；“王团”又分“龙团”、“虎团”。端王所立的团名叫“龙团”，首帕皆红中间黄。庄王的团名叫虎团，首帕皆红中间紫。公主府的团名叫“仙团”，首帕皆红中间蓝。至于“兔团”，则一色白，“龟团”则一色黑。“以此为标帖，招摇过市，举国若狂”。这些多是假团，“虽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