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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对话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柏然 zhangboran_,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近年来显示出蓄势、 转折、求变、创新的特点。关于中西对话语境与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关于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关于文化与翻译关系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翻译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翻 译理论研究状况的现实思考，等等，是近年来的学术亮点。,一、20世纪:翻译的世纪,翻译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发展，到成为社会上众所关注的学科，再到新时期以来更新与求变的过程。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
2、者在20世纪早期面对丰富的古代译论传统开始进行变革，开始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和美学思想；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被接受、传播，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潮，特别是西方20世纪的翻译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近年来许多文章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些强调中国与国外思想的关系；有些强调中国翻译学的内在建构过程；有些介绍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学院色彩的翻译学理论教科书的发展过程；有些则主要以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为线索，描述翻译学的变迁，等等。,对20世纪翻译学的种种描述和分析，都指向两个问题：
3、我们在建立新世纪翻译学时，可以借用、依赖哪些理论资源？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翻译学学术界大体上可以认同的意见是，今天的翻译学面临着三种理论资源：西方美学与翻译批评传统；古代中国的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传统；“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现代翻译学传统。在这三种资源的选择、侧重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 对于西方传统，对于西方美学与翻译学理论，过去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以前的、古代的西方美学和翻译理论研究较多，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西方翻译学的当代理论，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理论上来。,对于古代中国的翻译批评和翻译学传统，许多学者认为，建构现代翻译传统需要利用中国传统资源。但是，在怎样对待传统资源方面，学术界有
4、着不同的意见。分歧不在于传统中国译学是否需要走向世界，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问题，争论似乎只在于中国翻译学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去与世界对话，是古典的价值和话语形态，还是现代的价值和话语形态？前者无须言谈，后者则需要进行现代转换。,传统中国译学如果不加阐释地去与具有当代形态的西方译学对话，其结果不仅是落差和错位，而且只能是另一种形式自说自话，所谓中国译学现代形态和对话机制的建立依旧是一句空话。开展中西译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的超越，使中国译学由古典形态实现其现代形态的转换。由此而论，向西方人传达出一个不变的中国固有译学传统并不是翻译理论建设的根本目的。
5、我们应该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以面对世界性交流共生状态下的共同翻译命题。,事实上，所谓“原义”的执着和肯定，也大有可讨论之处。抽象地谈原义并不困难，一旦涉及具体的概念和范畴，“原义”就将被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时空”当中，从而变成一种动态的、会生长的活的东西。从语言的立场去看，当你用语言（文字）去呈现对世界的美学和诗意理解时，语言无疑会切割、定向、定位，甚至歪曲你的理解。,中国历代文人为了不歪曲古人的“原义”，强调“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即对古人的“本义”只进行“注”“疏”式读解，只转述古人意思而不作自我发挥，以为这样便维护了经典的原义。但事
6、情并非如此简单，任何陈述都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再现，而是包含了阅读主体的理解，当你带着自己的现在经验结构和指向性去“注、疏、转述”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溶进了对“本文”认识、扬弃和发明，也就掺入了主体的选择和判断。因此，这一“注、疏、转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同样，处在特定“时空”中的“原义”，本身也呈现出它流动的存在。“原义”提示了基本的言谈范围，但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其意义的规定性有所不同，任何传统译学的意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抽象地存在，对于它的理解也只能在一定的时空中来展开。不同的时间点和空间范围，意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而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译学概念的意义则沿着基本的言谈范
7、围不断萌芽、生长、扬弃和发展，稳定不变是相对的，变动则是绝对的。,“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20世纪百年翻译史是人类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翻译发展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20世纪中国翻译学的成就不可否定。中国的现代学科制度在20世纪才建立起来。翻译学的建立是这种现代学科制度的产物。对于这种学科制度成果的全盘否定，幻想中国翻译学从19世纪直接跳入21世纪，是不现实的。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国外影响的纯而又纯的中国声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下的中国，较之历史上的中国，地理意义上，雕阑玉砌应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经百年欧风美雨的洗礼，朱颜已大改。中
8、国的翻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与国外美学与翻译思想交往、发展的结果。20世纪的翻译学发展，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理论前提。翻译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必须从这里出发。,二、全球化与本土翻译理论传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所有非西方文化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翻译史的古国，怎样给我们灿烂的翻译传统保留一个适合这种翻译的理论尺度，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20世纪前期，许多学者都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材料。在承认他们的成就的同时，也应承认他们有着时代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我们能否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首先适合中国翻译，对理解世界文化也有意义的理论，这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
9、的方向，尚需我们继续不断地努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首先是当时的目标不明确，其次是当时国力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理论底气不足。20世纪中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闭门造车，在不了解世界，特别是不了解国外理论最新发展的情况下，想凭空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种虚妄的“普遍”追求，实际上既不具有中国性，也不具有世界性。这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文化圈内，用一种译学模型去考察翻译现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惯性。在相对封闭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惯性使我们觉得似乎这就是翻译研究的本来面目，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异常，以致有时甚至误以为我们的“模型”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以用来“套”一切翻译现象。
10、问题恰恰就出在当历史条件转换，研究对象多元化时，但你真把你的“模型”放诸四海，譬如用东方译学去套西方翻译，或将西方理论框架来套中国文学翻译时，便出现了观念不同、尺码各异等一系列问题。,也即是说，当你用一种文化传统体系内生出的美学价值标准去衡量另一体系中的翻译现象时，便会发现一系列的错位、误读、歪曲。这种现象所提示的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即从根本意义上，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认识取向，一种研究策略，看似最完善、最周密的任何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川流不息、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更何况出自单一文化传统中的理论，其局限性自然更大。,就西方研究者而言，他终于会意识到，世界上很多翻译现象和译作的产生，并不
11、完全依据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等人的翻译原则，自有另一套模型系统去支撑；而对于一个今日中国的翻译批评家，他也会逐渐明白，除了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之外，也存在着另外不同的，关于翻译的观感思构程式和审美价值观。不同的体系要达到相互了解和认识，便不能仅仅依靠翻译自身的自然交流，还需要理论上的对话和沟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往的发展，可以形成一种文化与翻译思想上的国际对话。这种对话，与以往那种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材料式的学术研究不同，是不同理论间的对话和互补。,中国翻译学的“主体性”的建立
12、，一方面需要破除西方翻译学话语权的钳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很多来自西方的新术语、新方法、新思想已经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相反，我们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了“他者”，才能清楚地确立“自我”。如果我们真的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翻译学对中国翻译学的霸权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创新的翻译理论和理论典范，否则终将难逃被边缘化的宿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具有震撼力和创生性的“宏大叙事”，需要能够真正有效应对现时代的问题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中国翻译学”理论。中国翻译学只有自信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参
13、与跨文化的翻译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翻译学智慧。,三、翻译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性相对于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而言。由于欧洲城市的兴起，从市民中产生了资产阶级。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全球市场的开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内的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上的主体性、个人主义等，都与这一进程联系在一起。研究现代性，不能离开这一人类社会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但是，与翻译研究相联系的审美的现代性，并不是这种社会的和哲学的现代性的直接反映。审美的现代性是作为社会的现代性的批判、作为哲学的现代性的补充而出现的。这种现代性表现为不同的思想线索和阶段。审美的现代性是一个过程，是种种不同的现代翻
14、译观念的合流。,由于引入了“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概念，中国翻译学学术界近年来展开了有关翻译性质的讨论。下面就拿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来做个例子。在讨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所经历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与它们的比较中更清晰地认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庐山真面目”。 1. 语文学派的翻译观 从西塞罗、哲罗姆，到德莱顿、泰特勒，语文学翻译研究观点只是一些缺乏系统性的、零星的感性认识，其主要问题是脱离语言环境和上下文孤立地看待原文和译文，就事论事地对翻译技巧提出原则性的建议。这种研究范式重点在于遣词造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
15、，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长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形不成系统的理论，有许多问题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使得研究成果甚微，始终处于混沌、朦胧状态。人们渴望一种更为理性的思想方法，破除翻译和文学的神秘性。随着翻译活动的继续发展，旧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已不堪重任，新的翻译研究范式急需建立，而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诞生则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新的契机。,2语言学派的翻译观 17世纪以来，随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转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唯理论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露雏形。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对语言分析、语篇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对
16、从前一些零散的争论也开始了系统的整体性思考，既关注文本的结构层次，又重视形式本身，从而破除了语文学范式的“得意忘言”的陈规。语言学范式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努力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克服了语文学派的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根茨勒把翻译的语言学派也称之为翻译的“科学派”。,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以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弗斯、弗米尔、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等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筚路蓝缕，为现代翻译研究奠定了学科和学理基础，翻译理论也开始
17、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客观化的研究道路。 然而，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抑制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要而言之，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维，破除了原来语文学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研究方式，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使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语言学范式使译者过多依赖于语言的规律性，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排除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定性，从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终堕入语言逻各斯中心。面临翻译研究的困境，翻译家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解决
18、问题的办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哲学界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了质疑，批判了其工具理性与语言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解释哲学，冲击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主体哲学，对这一长,期以来占据中心的理论提出挑战。上述变化触发了对译学学科定义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使学科界限得以消解。这种积极的范式重构使西方译学受益匪浅。为了走出原文文本的樊篱，突破封闭的语言结构，翻译理论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解构主义当成他们手中用来消解这一切问题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于是，翻译的语言学范式便不可避免地被新的研究范式所替代和超越。 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呈现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传统的语言学模式和美学模式
19、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反思，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翻译的文化论。 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里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巴斯奈特、图里、埃文-佐哈尔、弗米尔、斯内尔-霍恩比等人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的各种问题。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里，勒菲弗尔通过把翻译放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了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
20、层面的限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译、编辑、,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都一律称为“重写”，而重写就是一种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有效手段。巴斯奈特首次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在她看来，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第四，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同时，埃文-佐哈尔、图里、赫曼斯、兰姆伯特和斯内尔
21、-霍恩比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多视角、多方位地探讨过翻译的诸多问题，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如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图里的描述翻译论、赫曼斯的操纵论、弗米尔的目的论、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研究法等。此外，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转向”给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如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强调了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操纵，从而颠覆了传统译论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的看法。巴西德坎波斯兄弟从后殖民主义出发，建立了与欧洲中心主义背道而驰的译论模式“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也就是，真正的翻译不是对原文亦步亦趋地顶礼膜拜，而是主动地把握甚至吞食原
22、文，为我所用。可以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巴西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为重新审视和认识传统翻译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范式和传统美学模式的范畴。作为文化学派代表的勒菲弗尔认为，将翻译局限在语言层面讨论不足以反映翻译的复杂性，因为在翻译所受的诸多束缚中，来自语言的束缚是最不重要的。而对传统的了解、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不仅能使我们关注常规的翻译问题，而且还能让我们关注翻译研究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整个文化研究，因此翻译应当在文化历史中占据比它今天更核心的地位。在勒菲弗尔看来，“忠实”并不主要指在语言层次上的对应，而是涉及译者在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和
23、论域层次上作出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网络。如果说语言学派主要从事的是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微观研究，那么“文化转向”则主要关注的是翻译的外部研究和宏观研究。,翻译的文化研究试图探索译语文化通过翻译而对原语文化的接受、翻译结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文化差异在语言中的反映等方面。文化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和影响，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认为跨文化的文本转换及其产生的作用绝不仅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内在价值，包括语言层面的对应和相应的美学构成。它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查，关注文化语境、历史、规约等更为宏大的课题，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信息或语义为翻
24、译目标的模式，让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与文化、翻译与诗学等的关系。“文化转向”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传统的语言翻译学提供了新的借鉴，也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认识。,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翻译批评研究之间，由翻译而进入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的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加
25、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人们了解到翻译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近几年来西方国家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根茨勒在评价巴斯奈特的“文化转向”时说，翻译研究已经进入“文化转向”，现在，文化研究应进入“翻译转向”。这是因为种族/阶级/性别三个向度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也发生了“翻译转向”翻译成为文化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领域。由此可见，文化研究
26、与翻译研究表现出密不可分的关系，并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四、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前景问题,真正建构起中西译学对话的“平台”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建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迄今为止尽管有各式各样有益的尝试，却并没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如何能够建设既融会了中西传统经验，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的新型翻译理论呢？本人认为在下列几个方面或许存在着开拓新的意义的可能性：,第一，在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形态上应将流动性、构成性作为贯穿之中的基本视角。以往的以“概念形而上学”为运思方式的翻译理论总是预设了翻译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定性，然后通过若干核心概念支撑起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再借助于逻辑的演绎来完成知识体系的圆融自洽
27、。这样的理论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比较易于把握，但却将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简单化、抽象化了。这种翻译理论正如“概念化的形而上学”一样，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宰制”。我们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新的哲学传统为“平台”建构新的翻译理论，首先就要抛弃那种“概念化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将翻译现象看作永远处于流动、生成、演变过程的活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物。在这样的视角的审视之下，诸如什么是翻译、,翻译与社会现实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的产生、翻译作品的构成、翻译的接受、翻译的历史演变、翻译的传播与消费等等以往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都可以讨论，只不过这样的讨论是在充分尊重翻译现象的复杂性的前提下进行
28、的，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形态。例如“什么是翻译”的问题，在这种新的知识形态中，就不再是一个简单而独断的定义，而是会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来考察，从而成为一个开放性话题。,第二，在对翻译现象的具体阐释过程中凸现体验之维。中国古代的译论或翻译批评从来都不是架空立论，而是时时以体验为先导，在体验的基础上再进行归纳总结。例如论及译文风格时，古人总是采用描述性的语言，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这样可以给人以真切的感受，而不是纯粹概念的理解。凸现体验之维也就是突出对象的当下性与具体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文学翻译理论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其实这是不成问题的，人们面对文学作品的体验是一种“共同感”（康德）或具有
29、“主体间性”（胡塞尔）的心理感受，因为人作为“此在”乃具有“共同此在”（海德格尔）的性质，或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马克思）而不是孤立的单个人。翻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现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范围内，翻译体验就必然具有普遍性，这种文学,翻译体验的普遍性恰恰是文学翻译理论可能存在的客观基础。如何将这种普遍体验转换为一种知识形态则是翻译理论面临的主要任务。中国古代译论话语系统中的“风骨”、“神韵”、“滋味”、“含蓄” 等都是基于体验的语辞，它们同时都具有普遍性，即是当下呈现的，有时可以脱离具体文本而被理解的。西方现代美学或译论话语中也同样有这样的语词，例如本雅明的“灵
30、韵”与“震惊”就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语词没有固定的含义，是说不清楚的，其实它们的价值正在于不可以简单定义，因为它们指涉的对象本身就是不可能用定义完全概括的，它们包含着体验，也只能借助于体验而被理解。,第三，应该深入分析今日的翻译经验与古代翻译经验的 异同，这样一方面可以确定哪些基于相通的翻译经验的理论 话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总结新的翻译经验来构 成新的理论话语。人们常说，今日有今日的翻译，与古代翻 译迥然不同，所以基于古代翻译的译论话语已经不能适用于 今日。但是翻译的这种古今差异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完 全格格不入的程度？至今并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譬如，今人 的翻译过程有没有与古人的翻译过程相一致之处？今人的翻 译欣赏心理有没有与古人的欣赏心理相通之处？凭经验我认 为恐怕应该是有的。如此则古代译论话语系统中就必然有一 些是可以用之于今日的，至少经过改造或重新解释之后是可 以用之于今日的。至于那些古代未曾有过的全新的翻译经 验，则是我们建构新的理论话语的基础。有些问题都需要深 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才能解决。,总之，我认为既然许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与今日的西方文化存在越来越多的相通性，我们就应该超越“失语症”的恐惧与“本土化”的冲动，在中西文化互动处与新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寻找建构新的、中西融会、今古融合、属于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翻译理论话语形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