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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史家辈出，史籍浩瀚，自古以来历史教育发达，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鲁迅先生就曾希望：“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一.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以发挥其“垂鉴”的作用 春秋著名政治家管仲就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 历代统治者对“史”的重视，旨在于发挥其“借鉴”的功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防重蹈历史覆辙。,我国史官设置较早，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周代已有了史官机构，史官各掌其
2、职，“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已史通史官建置） 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史官不仅是行政官员，也往往是兼职历史教师。,西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其大一统的主张。 为培养人才，他诏令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以孔子所修订的诗、书、易、礼、春秋作为教学内容。 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的编年史，历史教育已成为太学的必修科目。,孙权就喜读诗、书、左传、国语等历史典籍，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认为“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兵家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并告诫大将吕蒙，认 真读史书，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 南朝
3、刘宋明帝时，为繁荣学术和培养史学专门人才，曾在都城建康开办史学专科学校，由“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著名学者何承天主持。,开设“总明观”，作为历史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 使历史教育的质量和历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的局面。 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组织人专门修史，其撰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也认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旧唐书魏征传） 代还始创官修史书机构，由国家组织专门人力撰写前朝历史，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
4、、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皆成于唐代。,，唐代历史教育极为发达，当时设有太学，国子学等学校，按制度规定，凡国子学生都必须读大经（春秋左氏传）和小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大经须学习三年，小经须学习二年，此外学生还要读国语等史书。,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为给当权者提供治国的良方 ，精心编撰了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他著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使当权者能从该书中“鉴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之，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他还告诫君主：“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主不可以不观史”。,宋神宗阅司马光所进之书，欣然为其题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5、”。 资治通鉴由此成为宋代及后代学校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古代历史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元朝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文编译通鉴节要、贞观政要等史籍,供蒙古官僚子弟学习。,明洪武年间，国家曾下令凡年十五以下的儿童皆入学校，三十五家设一社学，就近组织儿童学习，其教授的内容包括百家姓、千字文及经史历算等。 明代的学校还将资治通鉴等史书列入教材，要求学生阅读。 清代统治者也规定将资治通鉴作为学校学生的教科书。,康熙帝在位时，曾下诏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列为在校学生必读之书，并颁行各省遵照执行。 历代统治者为了“察古知今”、“鉴往知来”以谋治世之道，特别重视历史的“殷鉴”作用，因此大力
6、提倡扶植。这不仅促进了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繁荣，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二.古代历史教育是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根植于史学研究的厚实土壤中 古代历史教育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重视有关，也与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繁荣鼎盛分不开，历史教育已成为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知识也成为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春秋末期，孔子为扩大教育对象，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打破了“学在官府”和史官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他整理修订古代典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并作为教科书，供学生学习。 易经中就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说法，其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战
7、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相当浓厚，为培养“士”，各地建立了大量学校，著名的有齐国的“稷下之学”。 他们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为证实自己的观点，往往引经据典，以历史事实作为有力依据。 如孟子为宣传自己的“仁政”主张，对武王代纣之举极为赞赏，他批驳了武王弑君的传统说法，认为商纣行暴政，涂毒天下，故“残贱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韩非子、墨子、庄子等人所撰写的文章，也常引用历史知识论证自己的观点。 在诸子百家的影响下，历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历史知识也成为学生学习和将来从政的必备知识，历史教育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汉代，历史教育相当普及，这与史学研究的繁荣分不开
8、。 司马迁受其家庭薰陶，十几岁就潜心史籍，读完了世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他博览众史，打下了扎实的史学研究基础，才写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无韵之“离骚”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班固也是在幼年期间，涉猎大量史书，为以后修汉书奠定了基础。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以五经为主，学生兼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种以经为主的学习内容，影响到历史教育的质量，但许多学者就在读经的基础上转而治史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教育事业发达，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类学校，广泛招收生员，并招收各国的留学生。 在校学生都要学习左传和国语等史籍。 唐代科举成为读书人入官为仕的“敲门砖”，科举考
9、试的内容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内容。唐代开科取仕将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史科等知识列入考试范围 。,宋代学校对历史教育也很重视，如大学者朱熹主讲于各地的书院，就要求学生潜心史学研究，做到“制度无不考，古今无不知”。 朱熹本人就著有通鉴纲目，并列为学生必读之书。 宋代科举考试也注意考历史知识，“每至命题考试，主典籍而参以正史”。,元代初年，元世祖忽必烈就下令设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以培养贵族子弟，其中历史知识被列为重要的讲授内容。用蒙古文字编译一本通鉴节要，作为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的历史教科书。 明清两代，历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仍占重要地位，二 十一史、通鉴等史籍是学生必读教材。,清初学者陆
10、世仪认为：学生十五岁以前主要读经，十五岁至二十五岁，除读经书理学之外，还要读历史和典章律令，经济类书等。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特别推荐通鉴，并告诫其弟子曰：“此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历史教育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完善，随着史学研究的拓展与繁荣，特别是隋唐以来受到科举取仕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学校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 三.古代历史启蒙教材的编撰，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产生了较大影响 蒙学亦称启蒙之学或蒙养之学，辞海解释为：“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蒙学之义，取之于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其教育宗旨为启蒙，养正、入圣，并始终贯穿于我国古代的蒙学教
11、育之中。 蒙学教育，多由民间私学承办，蒙学的教育对象一般为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多为社会下层民众的子弟。 启蒙教材又称蒙学读物，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知识载体。,其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识字课本；二是人文社会历史知识课本；三是内容较为浅显的儒家典籍。 历史知识类的蒙学读物，其编撰起源于隋唐，发展于宋元，繁荣于明清，晚清以后衰落，逐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历史教科书所取代。 蒙学读物形式多样，体例完备，取材广泛，内容生动。,它采用通俗易懂的韵语，依据儿童“乐喜游而惮拘检”、多记性而少悟性的心理特征，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重要的史事，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以韵语对偶的形式，编撰成各类便于儿童诵读记忆的通俗蒙学读
12、物，供其学习，以达到传播历史知识，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启蒙教育中，注重将识字教育与普及历史知识有机加以结合，使儿童在最初的识字过程中，就知晓简单通俗的历史知识。 宋代胡寅编写的叙古千字，采用“千字文”体，其内容上叙天地开辟之前的太和之气，下至北宋建立的历史。 胡寅叙古千字采用古代史家所谓“春秋笔法”。,如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表述：“许都曹操，鄂保孙权。亮今刘备，据蜀当天。司马斯孤，炽邺连颠。导建江表，安推苻坚。南北判裂，圻甸腥膻。” 作为通俗的蒙学课本，既有形式上的识字功能；也有内容上的史学知识，使儿童在识字的启蒙教育中，也同时接受通俗历史知识的启蒙教育。,我国古代启蒙历史教材，注重史学育人内容
13、，将传统伦理道德和气节情操等思想品德的育人内容，编入历史蒙学读物中，旨在对儿童道德情操的养训，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做人准则。 明代学者程敏政，曾著有咏史绝句，其编撰目的是希寄儿童通过历史知识学习，了解历史上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确立为人处事的标准和原则，其道德养训的宗旨十分明显。,元代黄继善所著史学提要，叙述上古至元统一的历史，除了介绍历代王朝更替，帝王世系之外，也简略介绍了各类重大史事，乃至文化业绩。 叙述南宋抗金史事时写道：“绍兴以来，始用鼎浚，张韩刘岳，兵声大振。南侵不利，金国事多，秦桧为间，极力主和。岳飞被戮，张赵远窜，胡铨一疏，志士扼腕”。,古人评价历史蒙学读物：“人物之生世，世运之变
14、也，君之贤否，数之短长，或一统而瓜分，既离而复合，不出千言，要提意贯，可谓博而约，简而明也。” 古代启蒙历史教材在编撰时，不仅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家编撰史籍的精华，还从蒙学教育的特点出发，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年龄与心理特征。,在借鉴其它各类蒙学读物体例编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编撰体例，大致有咏史诗体、千字文体、蒙求体，歌诀体等。 咏史诗体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精华，作者通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的讽咏，借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议论见解。,千字文体是借助识字教材体例，全书限用1000个不重复的字，简要叙述历史发展过程及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蒙求体是古代历史启蒙教材中用得最广泛的一种体例，
15、它源于唐代李翰所著蒙求，其意取自易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意是有不白之事，可就此而决疑，后众多蒙学读物都以“蒙求”命名。,歌诀体借鉴了民间歌谣与口诀的长处，便于儿童记诵，阅读朗朗上口。 古代历史启蒙教材编撰体例的多样风格，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的儿童学习历史知识所需，有利于蒙学教育过程中的因材施教。 历史蒙学读物的编撰，多用四六言韵语和对偶形式，文字生动，格式整齐，读之有韵味，朗朗上口，易为儿童所诵记。,宋代学者项安就认为：“古者教童子多用韵语欲其易记也”。旨在于谐于唇吻，使儿童喜闻乐道，便于诵记，这值得我们编撰历史读物所借鉴。 四.古代历史教育在摆脱经学的束缚中艰难曲折地逐步得
16、到发展 孔子修订诗、书、易、礼、乐、春秋，在当时只是作为教科书供学生学习，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无“经”之称。,西汉武帝时，由于“独尊儒术”，才将孔子编撰的文化历史典籍立为经，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以“经”来教育学生，在对经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经学。 学者们从封建大一统立场出发，以儒家纲常名教为理论依据，尽力探讨春秋大义和尚书词旨，忽视了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因此也束缚了史学的正常发展。,但其中汉儒们为了通经，必须讲究训诂名物及典章制度的沿革，所以对史料的保存与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许多学者就是由通经而转向治史的 魏晋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经学衰微，其本身对史学研
17、究和历史教育的束缚有所减轻，史学开始由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一是表现在目录学分类上，有了“经、史、子、集”的四类分法，表明史学地位的提高，并一直影响到清代，清四库全书就是按此分类的。 二是表现在独立设置史学研究机构和史学专门学校，从此史学在分科研究和分科教授上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唐代经学有了发展，出现了诗、书、礼记、周礼、仪礼、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九经，经学仍是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他们往往通过读经获得有关历史知识。 唐代统治者较为开明，在提倡读经的同时，也注重史学的“垂鉴”作用 。,宋代经学发展为理学，并在唐代九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尔雅，从而称十三经。 理学家朱
18、熹又将儒家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集成并加以注释，称为四书。 宋代统治者对经学十分重视，规定科举考试题目皆出自“四书” 。,清代，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加强，文网疏密，为保性命，清儒们潜心故纸，注重训诂考证，因此，经学在此时发展成为考据学，这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其发展受到束缚。 古代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大力提倡经学，造成了以经学为主，经史不分的局面。治史必先习经，习经也须通史。,明代学者王世贞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李贽也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清代学者章学
19、诚继承“六经皆史”的观点，进一步主张：“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他非常推崇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学以致用”的主张，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古代历史教育中这种经史不分，相互影响的特点，对历史知识传播和史学研究，既有束缚其发展的消极因素；也有其保存传播史料的积极因素，古代历史教育就是在摆脱经学的束缚中，艰难曲折地发展着。 五.古代历史教育中的精华和值得借鉴的优良传统 古代历史教育和史学研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1秉笔直书 刘知已
20、在史通中就认为，好的史书必须以“实录直书为贵”，史家记载史实应“善恶必书”，做到“不掩恶，不虚美”，绝不可“饰非文过”或“曲笔诬书”。 司马迁的史记可谓秉笔直书的典范 ，班固对史记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家的美德，章学诚就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鲁迅先生就认为秉笔直书乃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寓论于史 古人著史，着重史实，观点往往见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司马迁写的陈涉世家，对陈涉好恶褒贬的观点，皆于史实的叙述之中 。 顾炎武对司马迁寓论于史的著史方法极为赞许：“
21、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对古人寓论于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合理地加以继承。,3文史不分 古人写史注重文采，可读性较强。孔子就说过：“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许多史学名著，记人载事，文情并茂，形象生动。 马迁的史记，语言生动丰富，史实叙述翔实，特别是对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极有个性，有着呼之欲出的感觉，它开创了古典文学中人物传纪文学的先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文笔简洁流畅，记事周祥，号为良史。 章学诚认为既不能以文学作品代替史籍，但著史又不可缺乏文学色彩，他著文史通义，就是将文学和史学的关系详加论述。 历史教师应汲取古人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不论是写史，还是讲史，
22、都应注重文采。,4史家标准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己在史通中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的素质。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在此基础上增补“史德”，从而构成了古代史家的标准。 “史才”是指史家写文章的能力，“非才无以善其文”。,“史学”是指史家应具有渊博知识，“征实存乎学”。刘知己认为：“如有才而无学，亦犹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木便”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史识”是指史家对史实的鉴别判断力，“非识无以断其义。” “史德”是指著史者的心术，即史家的品德。,章学诚认为史家仅具备“才”、“学”、“识”的标准还是不够的，若史家缺乏史德，在著史时则会趋炎附势，曲笔诬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史书。 历史教育工作者无论写史、讲史，都必须力求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真象，不允许掺杂个人的爱好偏见，这应是一个基本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