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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导读,一、论语的作者、成书时代、列入经书的时间,二、论语的结构，主要内容、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三、历代研究论语的状况、成就,四、出土文献竹简论语简介,五、今天研究论语的价值、意义,六、论语经典章节简介,一 、论语的作者、成书代、列入经书的时间,论语在十三经中，其篇幅较短，仅次于孝经。全书共二十篇，五百零七章，字数据电脑统计共一万五千九百十九字。此书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功绩，前代学者作过极高的评价。,东汉经学家赵岐(约108201)在孟子题辞中称：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 清末满族学者唐晏(18571920)在其所著两汉三国学案卷十中，也对论语做出
2、了极高的评价：群经之锁钥，百代之权衡也。,这些评价，充分说明了论语一书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对构成民族文化共同心态，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对促进诸多少数民族的不断汉化也是具有积极贡献的。如此光辉的著作，其作者为谁？成书在何时？列入儒家经典又在何时？对这些问题，历代学者曾多次作过探讨。,史圣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论述孔子答弟子及他人询问时，曾列举论语的两种原名云：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其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上引文中所云“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单称论言或论语，均指同一书而言，至
3、于其后面分别加“弟子籍”、“弟子问”，是就记录、编纂和应答说的。 史记同篇述古论又云：“出孔氏古文”。今按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史、汉所载彼此相合。又史记封禅书单称论语为传，还有单称为论的。王充论衡正说篇云：,王充,“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而著名学者马叙伦在其所著读书续记卷第二的一处记述中，引用有关资料，认为出于孔壁中的古文论语，当时即已如此称名。现录其文如下： 马叙伦读书续记卷第二.doc,马叙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综述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
4、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论语成书的时间及最后修订增补加工者为谁？杨伯峻认为：“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杨氏在这段话的注释中转引日本学者山下寅次的论语编纂年代考，以为在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按杨氏此说与唐人柳宗元论语辩所涉及的时间人
5、物大体一致，柳氏辩云：“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之弟子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柳氏之辩，证明曾子之弟子孔伋(子思)对论语作过增补，因而对曾参尊称为“曾子”。将柳氏之辩与汉书艺文志之论断结合起来看，论语的成书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相与辑而论纂”与增补修订而不断完善的。,相传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尼山全貌,孔子故乡山东俯瞰,关于论语列入经书的时间，亦即用此书作为古代各级学校学习教材始于何时，对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近代权威学者王国维曾下过极大的功夫，加
6、以探索、稽考，而终于彻底辨明其底蕴。 王国维致罗振玉.doc 这就清楚地说明论语列入经书的时间开始在汉文帝时，至于其后罢传记博士，只是经书所列学校时间次序的调整。,对此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引用上述赵岐那段题辞后，既加案语，又打比方，并且举出诸多实例，一一加以说明，正如上引致罗振玉信中所说的“从各方面核之”，具有诸多证据。且看王氏在汉魏博士考有关条文下所加的案语： 王国维汉魏博士考.doc,经过王国维认真仔细地考证探索，即可进一步证明赵岐的论断是正确的，论语列为经书的时间确在汉文帝刘恒执政时期(前179前157)，今姑取其中间之年公元前169年(刘恒十一年)列论语为经书之年，并置博士，至于其后的
7、罢传记博士等，只是各级学校对课程的调整，并不妨害论语作为经书而不断沿用的事实。其后十五年，至西汉景帝刘启三年(前154)，则又有古论二十一篇的发现。这和论语列为经书之年，在经学史上均甚重要，可以消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的怀疑。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对其的综述.doc,古论语发现后，就和当时已经立于学官用隶书写的论语形成了古文和今文的区别。至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下诏命诸儒校正诸经文字，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均用汉隶写定，相传为蔡邕所书。,此为论语正式列入石经之事例，与赵岐孟子题辞所述论语等为“四经”之年相较相加，前后已延续三百四十四年，而
8、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六十五年，可见论语生命力的经久不衰。而且 论语和孝经在两汉即为初学者的启蒙读物，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各朝，更是蒙学必读的重要书籍。这从后来发现的敦煌和日本所存的唐写本残卷，以及1969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唐墓中的卜天寿 论语抄本，均可证明论语在中国文 化史上以及辽阔的中国疆域内，实为各民族 互相贯通思想以至形成共同文化心态 的宝贵典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 是贡献卓著的。,三体石经残片,熹,平,石,鼓,二、论语的结构，主要内容、特点，及对后世影响,在叙述这一部分内容之前，首先应当明确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目
9、前通行的古代史分期，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分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证明是很难成立的。我们根据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论述、（中国通史简编绪言，1964年8月版。）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经济学家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版。）将西周定为中国初期封建社会(领主封建社会)；春秋时期(前722前481)为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急剧过渡。孔子所处的时代(前551前479)，正是春秋战国之交，适逢动乱剧烈的年代。 论语为先秦论说散文集。全书分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每篇又分若
10、干章，取篇首二、三字为篇名。全书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等的一些言论和活动情况，从多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和为人，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德,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仁”，此字在论语中出现计一百零九次，其含义广泛又灵活多变，致使两千年来从无达诂，也给后人见仁见智的理解提供了多种可能。这就得从儒学系统对孔子阐发“仁”的不同境界与理想加以探索考察，方能知其底蕴。孔子依据人的主体意识，将周公以来礼乐文化的内在根源完全归结为“仁”，使“仁”成为礼乐的核心和人际关系的根本，强调“仁者爱人”与“克己复礼为仁”，大体分析有七个方面。 1.血缘基础,孔子讲“仁”释“礼”互相关联
11、，“礼”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源于氏族统治的仪式体系，要求维护、恢复这套体系，则是“仁”的根本目的。因此，论语首篇次章即明确揭示云：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礼记檀弓上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上面引有子之言，实为承传孔子之深意。在谈到“孝弟”原则、教育子弟、厚待亲人时，论语 列举孔子的话说：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后来孟子尽心上的“亲亲，仁也”
12、及离娄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使“孝”、“弟”(悌)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这是从远古至殷、周宗法统治体制的基础。 孔子将“孝”、“弟”(悌)作为“仁”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仁”的标准，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迹的缩影。孔子综摄历史传统，将其改造成意识形态中的自觉主张，以之与人的心理原则沟通联结，进而将其扩展为人道主义，使之在自己的“仁”学史上具有普遍、长久的社会性含义及作用，其几经曲折，使“仁”字的含义广泛、灵活。,2.心理原则,“礼”原为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的习惯法规、仪式、礼节、巫术
13、。包括“入则孝，出则弟”等等，作为礼仪，原无复杂道理。如为孔、孟强调的“天下之通丧”“三年之丧”，其由来久远、规定后人遵守实行的传统礼仪(尚书无逸有殷高宗守丧三年的记载。 论语宪问亦记其事云：“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緫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当时“礼坏乐崩”的浪潮兴起，孔子的弟子宰予即对“三年之丧”感到太长，向孔子提出“一年即可以”的问题。对此，孔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且看下面的记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
14、：“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通“哀”)于其父母乎!”(阳货) 在上面的末段文字里，孔子将传统礼制中的“三年之丧”径,直与亲情相结合，使“礼”的基础植根于心灵深处，将血缘系统的“礼”定为“孝悌”，并将其植根于日常亲子的温情相爱中，经过如上转化改造，将“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顺理成章地变为人心内在的要求，将原先僵硬的强制规矩，升华为生活中的自觉理念，使宗教性的神秘物化为人之常情，将伦理规范同心灵欲求融化一体，使“礼”转而得到心理依据化
15、为人性意识。这种没有神秘教义和高深玄理的转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使儒学非宗教而准宗教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仅见的。,3.人道主义,因情感性心理作用，“仁德”思想即具有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即依据血缘宗法的基础，扩展氏族、部落成员间既有严格等级秩序，又具备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这是孔子仁学外在方面的表现。 孔子的“节用而爱人”(学而)、“汎爱众而亲仁”(学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等等论述，即表明其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精神，反对残暴的压迫和剥削。孔子这种原始人道主义根基，是借鉴远古氏族内部民主制的遗风残照，正如汉代今文经学家讲述
16、的“禅让”或“明堂”之类的讲求等等。,结合论语中大量表述“仁”及对“仁”的诸多主要规定观察分析，有人将孔子的“仁学”一概斥责为“伪善”、“欺骗”，实则将复杂的问题过分轻率地简单化了。至于后代的诸多政治骗子、学术骗子一类的所谓“闻人”，利用窃取的权位“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利用孔子的言辞欺世盗名，只能表明骗子们的下作无恥，跟孔子的仁学毫无瓜葛。 4.个体人格 人道主义是“仁”的外在体现，而突出在内在精神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方面，则是个体人格。这也是孔子一贯坚持的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时礼坏乐崩，周天子也无力回天，原有的诸种外在权威已丧失其力量和作用。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解说“礼”，实则将复兴
17、“周礼”的任务要求迳交给当时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主动、自觉、积极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以之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这正像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孔子也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如此等等，说明“仁”非常高远而又切近可行，属于理想人格兼个体行为。,5.理性实践,前面四种因素具备之后，要综合地得到体现，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具有理性认识的实践及实践者知识、修养、能力的具备充实，
18、而归根结蒂则有赖于学习、锻炼、修养、提高。论语首篇的学而十六章，其内容，学习方法等诸多方面均为理性准备条件，其他篇章自然对学习修养等也有论及，也都是为“仁学”的总体服务的。 理性实践，贵在知其所以然，而后尽心竭力，以至付出生命使之成全施行。孔子本人就是毕生奋斗，周游列国，顽强地为实行其仁道而献身的圣哲。这正如论语所说的：,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所有这些理性认识，结合努力实践，都是为了树立体现伟大人格的“仁德”。而“仁德”则最终归宿为主体的
19、世界观、人生观。就这样，孔子将“仁德”提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使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心态或民族精神。而德国的哲学大师黑格尔对此并不了解，他在其哲学史中将孔子哲学简单地说成是一堆处世格言式的道德教条，实在失之皮相肤浅。,6.弭兵保民,孔子仁学的深层底蕴及最高境界在论语中较少述及，而在对管仲的评论中却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对管仲其人的评价，较为全面。孔子认为管仲是个人才，但小器、不俭、不知礼。而在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的动乱局面下，夷狄又交侵中夏，周天子内外交困，而在此一时期，管仲既辅佐齐桓公，又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当时动乱的局面趋于稳定。其间管仲是有大功的。因此，当子路问及管
20、仲未为公子纠死难而怀疑其不仁时，孔子既表扬管仲之功，而又两次强调管仲为仁者。论语宪问记其问答之事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清人阮元在论语论仁论一文中论述此章及相连的子贡问一章时云：“元谓此二章，论管仲不必以死子纠为仁，而以匡天下为仁。盖管仲不以兵车会诸侯，使天下之民无兵革之灾，保全生民性命极多。仁道以,子路,阮元,爱人为主，若能保全千万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极许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纠之小节也。”（阮元揅经室集一集三册，丛书集成本。）这充分说明孔子仁学的底蕴之一是弭兵保民的。他
21、认为只要谁能制止战争，使广大的庶民百姓安居太平，他就是仁人。,7.华裔之防,左传定公十年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解释此二句云：“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杨伯峻谓：“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华以外的人。”汉书韦玄成传云：“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且看论语所载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仁者的原文：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
22、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总括上面两节，可以看出孔子仁德观的深层内涵即超越了亲亲、尊尊的准则，在弭兵保民、华裔之防的范围之内，体现出更为广泛的人间之爱。这就是孔子仁学的深层底蕴和最高境界。,(二)以法先王为基础的礼论,孔子处在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动乱年代。论语中所讲的礼多为“周礼”，即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其基本特征是它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直接来自原始文化，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严格秩序规定，使原始氏族全民性礼仪变为少数贵族垄断；另一方面，因经济基础继承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该“礼仪”大体仍保存着原始的民族成分。这种情况，直至流传到汉代的三礼之首的仪礼，其
23、首篇士冠礼，实为原始氏族社会共有的“成丁礼”及“入社礼”的延续。论语乡党云：“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也反映了这种古老礼仪在当时的施行情况。杨宽古史新探对这种礼仪的看法认为“不仅是一种酒会中敬老者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这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有一定地位”。,古代的礼仪相当于后世的法律，实即未成文的习惯法。殷周时代它逐渐变为替氏族贵族服务的专利品。孔子对周礼的态度，也反映了对氏族统治体系及其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 礼的起源及其核心是尊敬、祭祀祖先，其后扩展为对人及与人相关的吉、凶、军、宾、嘉各种礼仪制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巫、尹、史)演化来的
24、“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章学诚认为古礼之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并谓“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文史通义原道下，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述而)，其所述多为周礼，并对制定周礼的周公甚为尊崇怀念。这表现在以下一些论述中：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孔子对西周礼仪及周公的怀念向往，对传统礼仪的维护和尊崇。对劳动人民也倡导礼教，使人
25、心归服，取信于民。这在论语中也有体现：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为政),周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上面为政中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既对统治者要求如此，也对弟子及一般社会成员如此要求。且看论语中孔子的论述：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26、。”(泰伯),孔子主张的礼，是对周礼进行过改造，有所损益的礼。周礼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礼为贵族阶级所专有，而孔子却主张对老百姓“齐之以礼”，将礼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庶民身上。这就是对周礼的原则性的修正。 先秦的礼有两方面，一是社会制度，如赋税、等级制度之类，二是冠、婚、丧、祭、燕、射、朝、聘之类。礼记礼器将此二类礼分别连称之谓：“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研究孔子的礼，首先应该抓住“经礼”，即孔子所主张的社会制度。研究孔子的礼有无进步意义，首先须考察其制度是否有利于劳动人民。,如前所述，我国由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西周是领主封建社会，劳役地租是领主对农奴的剥削方式。春秋时代是
27、由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过渡，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制度逐渐转变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制度。而这种剥削是采用实物地租的方式，鲁国实行此制始于公元前594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其时实物地租制度已广泛实行。 论语中的“民”是实物地租制度下的农民，不是农奴，更不是奴隶。当时各国统治者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齐国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鲁哀公所谓“二”，当是公与民平分为二，即所谓对分制，其余可推而知。孔子所持之礼(即有若答鲁哀公的十分抽一的税率“彻”)，在地租制度方面，比当时各国的税制，极有利于农民，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孔子倡导的法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其历
28、史渊源说，尧、舜、禹是原始社会中有功于人类的杰出领导者，汤、文、武、周公是推翻暴君、革除虐政、减轻人民灾难、开创新基的贤明统治者。论语称述先王之处有十二篇(见学而、为政、八佾、雍也、述而、泰伯、子路、宪问、卫灵公、微子、子张、尧曰)十六章，均为赞颂或向往。而具体内容是称颂先王为人民谋福利，任用贤才，生活俭约，严于律己等。这些政治原则，在当时均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当然，孔子法先王之礼最主要的落后方面是维护分封、世袭、等级制度这些西周旧的制度。而春秋的战乱，其根本,尧,舜,禹,汤,周文王,法先王,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种旧制度使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
29、盾更加尖锐，三种制度逐渐破坏崩溃，而代之以另一套等级制度，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对待的方法不同于西周。然而孔子却似乎在维护西周的旧制度。这当然是违反社会潮流，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消极作用的。这在孔子的法先王的礼治学说中，属于保守、复古、落后的部分。这与前面进步的政治主张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者不加革除，前者必然落空。后世自秦统一中国后的各封建王朝，均采用内法外儒的统治方针。孔子落后的政治主张被抛弃，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结果。,(三)完整充实的教育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孔子被尊称为“至圣先师”，这个称号既中肯而又恰切，切合孔子作为中国首席教育家的地位和实际情况。孔子及其论语，对
30、中国教育的影响极为直接而深刻远大。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论及最宝贵的教学方法，都是孔子奠基的，都可以从论语中探得源头。论语中诸多有关教、学、思、问的言论事例，都是值得遵循研讨的。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语行事，大都记载在论语二十篇中，要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必须仔细研读论语。,孔子毕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聚徒讲学与从事著述。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创办私学，是私人讲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有系统地传播古代典籍的第一人。古代文化的流传直至后世的发展、扩大，都是和孔子的贡献密切相关的。,孔子对文化教育的功绩和贡献可以概
31、括为两方面： 一是整理、保存了古代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其直接影响是战国诸子百家学派的兴盛，其长远影响是西汉独尊儒家之后，孔子的教育思想两千年来绵延不断，更加千古流传，牢笼百代至今仍有不小影响。 现就论语有关内容，归纳孔子教育思想的几个方面，简略叙述如下：,1.关于教育对象和作用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收徒教学的对象说：“有教无类。”这简短的四个字，奠定支配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教育的广阔思路与伟大精神。对“有教无类”中的类字，马融注为：“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论语义疏解释为：“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
32、之则善，本无类也。”全句总的意思是：人不分类别、贵贱、民族、国别，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史料记载孔子十三个弟子中，只有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三人出身贵族；原宪、颜路、颜渊、曾点、曾参、闵子骞、子张、仲弓等八人出身贫贱家庭；子贡为商人；颜涿聚曾为梁父“大盗”。（史记第7册，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6月版。）也正因为如此，荀子法行篇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通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这条史料更可以证明孔子收徒的方针的确是“有教无类”，这对文化向民间下层普及，向少数民族地区
33、传播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教育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分述如下： 论教育对国家社会的作用： 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二人有一段对话。论语子路记载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段话表明孔子将人口、财富、教育看作立国的三要素，人口是基本，而人口要生活消费，要帮他们生产，使之富裕起来。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又要发展教育，把教育搞好，国家才算治理好了。这段话中的“先富后教”，表明孔子也认识到教育是受经济制约的。须先发展经济，教育才有可能发展。,前面论述礼治时曾提到为政中孔子说过：“道之以德，齐之
34、以礼，有恥且格。”意思是用道德教育百姓，用礼教约束他们，老百姓就有廉耻，而且人心归服。表明孔子认识到教育可以感化人，既使百姓守规矩，又使百姓有“羞耻之心”，形成道德信念的力量，即可收到德治的效果。这种思想对历代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统治者十分重视用教育、道德控制人们的思想。,论语为政载孔子回答季康子问云：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孔子答季康子的语意是说，国君对待人民态度庄重，人民就会尊敬他；如果国君能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人民就忠于他；如果国君能选用好人，教育能力差的人，人民就得到鼓舞，互相勉励。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德治
35、论”，深刻认识到教育的力量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秩序所起的重大作用。,论教育对培养人的作用： 孔子在谈到人的生性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这段话可分两方面说： 一、人的天赋素质相近，生来大体平等。孔子将他“举贤才”及整个教育思想全放在这种天赋平等的人性论基础上，尽力将教育推向平民，为其“有教无类”主张提供根据。 二、以为人的个别差异，是由环境习染相异所致，不全是先天命定的。认为教育的影响力量更大，肯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人的学习能力和自己的教学经验论述说：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 我非生而知
36、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上面三段话中的“生而知之者”、“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说法是错误的，但孔子根据教学经验明确提出人的智力有高低，则是科学的，也是他因材施教的依据。对“生而知之者”孔子并不坚持、强调，而且说自己并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爱好古代典籍、历史，经过勤奋敏捷的追求得来知识技能的。,在强调教育对人的培养作用时，孔子提问，回答子路有一段话说：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在这段话里提到六种美德“仁、智、
37、信、直、勇、刚”，人们如果喜爱它们，必须与学习爱好的道理、方法、分寸结合起来，才能恰到好处，否则就会出偏差，背离正道，以致走向反面，出现“愚、荡、贼、绞、乱、狂”不道德的恶果。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孔子是如何重视教育对人的培养所起的重大作用的。,2.关于教育内容和目的,教育内容： 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加以对比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在确定教育内容时，他也继承了西周的传统，教育学生广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知识技能。在“六艺”的基础上根据培养对象适当增加相关的内容。,据论语所载，孔子培养学生的教育内容除“六艺”以外，尚有以下一些门类： 子曰：“弟子
38、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政治道德与文化知识两方面，而以前者为重点。“四教”中的“行、忠、信”均属政治道德教育，“文”有一部分属于政治道德教育范围，一部分属于文化知识教育。孔子虽然主观上认为政治道德教育是重点，但他对文化知识教育并不忽视。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孔子将收集到的历史文化材料，认真仔细地加以校勘、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经典。历代相传的“六经”，大体是经过孔子及其后学不断加工、补充
39、、传授下来的。 “六经”中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简称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代表了春秋以前我国文化知识的各个领域。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认为诗是文学课，书是政治课，礼是道德伦理课，乐是音乐艺术课，易是哲学课，春秋是历史课，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孔子教学内容宗教成分较少，自然知识也较贫乏。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这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至于自然知识在孔子思想言论中，只是作为类比、借喻词语暂时的应用，没有作为研究传授对象，致使古代教育轻视自然，与科技脱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十分不
40、利的。 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士”，其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正如同在论语雍也所记载的：“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君子”一词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专称。孔子借用此词，使之含义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把“君子”作为理想的培养目标。西周社会的教育目的，是为当时的国家培养文武官员，要求培养对象具备忠君、勇敢的品质，并具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知识、技能。这些要求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相比甚为简,单。孔子要求的“君子”在论语宪问他回答子路的询问中有明确的要求。其问答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
41、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段话表明孔子要求培养的君子有两个条件：一要注意侧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即要有“德”。二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要有“才”。在要求君子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尤其注意区别贵贱之礼与泛爱众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道。在“才”方面，要求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要有从政的才智，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3.道德教育,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时至今天它仍属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其中存有甚多的优秀成分，要善于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孔子将道德教育放
42、在培养人的首位，认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是做圣贤君子的首要条件，是最根本的。他主张德育要通过智育进行，知识教育也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他教育学生要对道德规范具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个论述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并将德育置于首位的教育家。,道德教育过程： 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有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孔子在论述道德品质的形成时，也不自觉地谈到这个由知到行的过程。“知”是道德认识阶段，孔子要学生“知德”、“知仁”、“知礼”，表明对“知”有较深刻的认识。“情”,是道德情感阶段，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表明仁德包含有爱、憎情感的。“意”是道德意志
43、阶段，孔子要学生“志于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表明意志的坚强。“行”是道德行为阶段，对“克己复礼”细目的解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是体现道德行动的。,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 孔子概括自己的教育实践提出的道德教育原则方法，其要求有四： 立志有恒： 孔子说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又说：“士志于道，而恥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在教育学生确立志向并持之以恒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克己内省：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回复
44、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孔子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内省是自觉地自我反省，是,日常必用的修养方法。总起来说，克己内省，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使遵循道德规范成为内在的自觉要求。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可以吸取。 改过迁善： 孔子把道德修养看作是改过迁善的过程。他说：“过，则勿惮改。”(学而)孔子要人知过、改过，涉及到如何对待别人的错误的问题。其思想经验，对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身体力行： 孔子提倡身体力行，要求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其经验教训，提出身体力行的要求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
45、长)着重实行的思想，值得重视。,4.知识教育,勤学习，广见闻： 孔子认为学习要多闻广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 学而时习，温故知新： 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中说：“论语言学者，学而章为首，次则弟子章曰：则以学文，又次则贤贤易色章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然则所学者文也，贤贤以下四事也。又次，则君子不重章曰：学则不固，又次，则君子食无求饱章曰：可谓好学。然则学之当重而固也，当不求安饱、敏事、慎言、就正,有道也。论语二十篇学字甚多，皆同此学字也。如此求之，则着实矣
46、。”陈氏之论甚切实际。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学习是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温习旧的能从中获得新体会、见解，符合教学规律。 学思并重，以学为主：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这是孔子学思并重的思想。但孔子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这表明“学”与“思”比较，“学”仍居首位。离开学习单纯思考是空无所得的，思考应以所学为基础。 学以致用，言行相符：,孔子教育学生注重学以致用，使其能从事政治。对此，论语有记载说：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
47、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孔子对教育过的学生各人的特长，了如指掌，因而在季康子问到几个学生能否从事政治时，均能就各人的特长加以赞扬推荐。对所学不能应用则加以批评。孔子要求学生学用结合，言行相符。,善加启发，举一反三：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的名言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启发”一词即源于此。“举一反三”这条成语亦由此产生。 孔子用启发式教学生，避免用简单的道德说教，以便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加深理解。这类事例在论语中运用较多，如对子夏读诗“巧笑倩兮”的灵活理解加以赞扬，对颜回私下言行的考察，对冉有“庶
48、”、“富”、“教”的简示、简答等等，均属启发之列。这类启发同属“原型启发”， 对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有一定作用，但也有局限性， 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伴随。 因材施教，结合实际：,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将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相结合，发挥学生的主动积极性。他随时注意了解学生，掌握其优点特长，像上面回答季康子询问中提到的几个学生的特长即为明证。对学生的缺点他也了解在心或加以指出，或对学生加以比较评说，均属善意爱护，使之健康成长。 在回答问题方面，即是同一问题也因人而异。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数人问“孝”，樊迟、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都据各人的特殊情况，给予不同的回答，目的自然不同。,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至今仍有启发作用，应善加汲取，以利人尽其才，发挥开发人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