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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 曹丕、司馬遷、王充、鐘嶸文論,一、曹丕的文學思想 二、司馬遷文論選讀 三、王充的文學思想 四、鐘嶸詩品,一、曹丕與典論論文,曹丕（187226）是漢魏時期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他撰寫的文論著作流傳於世的有兩篇，一篇是與吳質書，另一篇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典論論文。典論是曹丕精心撰寫的一部學術著作，一共20篇，論文是其中之一。後來典論一書失傳，論文這一篇幸虧被選入南朝時期的昭明文選而得以保存下來。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我們講過的先秦兩漢的一些文論都不是專門的文論文章），它
2、是第一篇，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典論論文中正式提出或者觸及了不少新鮮的重要的文論課題，我們要掌握的主要有： 1、“文章不朽”說 2、“文氣”說 3、“文體”說,1、“文章不朽”說,這是曹丕關於文章作品的意義和價值的觀點。他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當時以他們父子為核心，周圍團結了一大批詩文作家，形成了所謂的“鄴下文人集團”，曹丕在這篇典論論文中所評論的“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3、），除了孔融之外，都屬於這個集團。,2、“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這就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這個理論頗為新鮮，而且重要。,3、“文體”說,在典論論文裏，曹丕還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這裏曹丕列舉出八種文章，分成四類，分析了它們各自的特徵，後世學界稱之為“四科八體”說。 “雅”、“理”、“實”、“麗,首先，在典論論文中，曹丕通過比較分析研究了文學和其他著作
4、的區別，研究了文體對風格的要求，從而第一次提出了文體論，其中說道：“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即是從根本上說，文章具有共通性，但因體裁不同又各有要求和特點。且看曹丕之前，先秦時代，文史哲相互夾雜，渾然一體，著眼點在“本”而不在“末”；兩漢時期，雖然儒家著作被排除在了文學之外，但也沒有系統性的提出文學的體裁和類別。把“本”，“末”結合起來提出文體論的這一創造性觀點的，就是曹丕。,曹丕的文學觀,第二，在典論論文中，曹丕提出了“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
5、巧抽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在此曹丕提出了以“氣”來論作家及其作品的觀點，在典論論文中他就以“氣”來論建安七子：“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察之匹也。如粲之初征入登樓、槐賦、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作“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曹丕的文學觀,曹丕所說的“氣”到底所指為何呢？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中說道：“夫 翟備色，而 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之乏，
6、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這裏劉勰所提出的“風骨”其實就是對曹丕的“氣”的具體闡釋，紀均評道“氣即風骨，更無本末”。,司馬遷,司馬遷（約前145 約前87），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傑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後和不甘於“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二、司馬遷文論,（一）突出離騷“怨”的特點 司馬遷說：“屈平疾
7、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認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這種對黑暗現實的怨憤情緒和“直諫”精神，乃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上進步的傳統。,二、司馬遷文論,二、司馬遷文論,“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報任安書,（二）“發憤著書”說,（二） “發憤著書”說,司馬遷在著名的報任少卿書一文中說：“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8、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 大氐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總結出了“發憤著書”說。 作家由於身處險惡的環境之中, 不能實現自己的事業理想, 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往往發憤著述, 以發洩心中的憤懣, 寄託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司馬遷的史記的許多傳記記載了一些歷史人物，由於政治環境和其他環境的艱險困厄，其理想抱負不能實現，就常常以著書來寄託理想和信念。特別是屈原列傳中，寫屈原由於受奸佞小人的迫害 和昏亂 君王的放逐，滿腔的政治抱負不能實現，只能在其離騷和其他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苦悶，抒發自己的憤懣，最後自沉汨羅而死。這
9、是“發憤著書”的一個典型代表。 至於司馬遷本人，也由於受到漢武帝的迫害，屈辱憤懣之情無以發洩，只能忍辱含垢，最後發憤寫成史記，表彰正義, 鞭撻黑暗, 以寄託自己的理想和感情。這也正是他自己的“發憤著書”說的最好實踐。“發憤著書”說是在總結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對後來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都產生過重要影響。,“發憤著書”說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史记屈原列传（选录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
10、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
11、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代表了古代進步作家創作動機的一個主要特徵，“憤怒出詩人”，“哀怨起騷人。”他們對黑暗社會怨憤越深，其氣就越盛，其作品內容就越豐富，其藝術價值就越高。這可以說是文學創作中一條帶普遍性的規律。因此，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引起了後人的共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勰說：“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情采）鐘嶸詩品評李陵曰：“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
12、，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唐代文壇領袖韓愈汲取了“發憤著書”說的精髓，提出了“不平則鳴”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東野序）,宋代歐陽修繼之提出了“窮而後工”說：“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傑出的愛國主義詩人陸游深有感觸地說：“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謂南文集第十五） 明清之際大
13、思想家黃宗羲將“發憤著書”說提到了一個更高的角度來認識：認為社會的動亂，正是“發憤”的根源，優秀作品的溫床。“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蕩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一個共同的創作規律，悲憤出詩人。而這首倡之功，則應歸司馬遷。,（三）“實錄”精神及其與文學的真實性的異同,“實錄”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創作原則。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肯定了司馬遷的 “實錄”精神。根據班固的話，所謂“實錄”就
14、是以直接明白的言辭，記述事實的本來面目，既不虛假的美化，也不隱諱醜惡， 一切都照歷史的實際情況真實地予以記錄。史記在記錄劉邦（漢高祖）、劉徹（漢武帝）以及許多酷吏時，正是實踐了他的“實錄”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和文學的真實性的相同之處，是它們都以真實的筆觸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既“ 不虛美 ”，也 “不 隱惡 ”。但司馬遷的“實錄”必須以寫真人真事為原則, 只能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選擇事件、組織材料、裁減史實、安排情節，不能虛構人物和事件；文學的真實性則是通過藝術形象從本質上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它不同於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可以在不違反本質真實的基礎上，通過誇張、想像等藝術手法虛構人物和
15、事件情節，構思文學作品。,（四） 司馬遷對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1、他的“怨刺”和“直諫”精神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優良傳統； 2、他的“發憤著書”說是對歷史上許多進步作家真實情況的總結，也是對自身創作的真實體會，對後代愛迫害下進行文學創作的作家是有力的鼓舞和激勵；在文學理論批評上“發憤著書”對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和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3、他的“實錄”精神不僅影響我國古代史學著作的創作，而且深刻地影響了許多作家的文學創作，影響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成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一個原則。,三、王充的文學思想,王充(27-約97)，東漢思想家。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
16、上虞)人。少時受業洛陽太學，師事班彪。歷任縣、郡功曹，州從事、治中等職，後辭官家居。漢章帝曾特詔公車徵聘，因病未行。晚年生活潦倒。,(一)王充生平簡介,(二)王充文學思想簡介,王充在哲學上認為物質性的“元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元素，否定天人感應說。在倫理思想上認為道德起源於人類物質生活的進步。主張人性有善有惡，但強調人性可以通過教育而改變。王充是先秦以後對中國古代邏輯有貢獻的思想家，他較全面地闡述了論證問題，提出基本論證規則是：切忌“失之所對”，偷換概念，轉移論題；不能“首尾相違”，自相矛盾；要文顯言明，“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著有譏俗、政務、論衡、養性，僅存論衡。其思想對以後唯物主義思
17、想的發展很有影響。,（三）王充的哲學思想,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天自然無為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於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生物間的相勝是因為各種生物筋力的強弱、氣勢的優劣和動作的巧便不同，並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麼有意志能禍福的人格神。,2、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認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產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了天人之間的聯繫。他發揚了荀子?quot;明於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
18、，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3、神滅無鬼 王充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於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為何還能有光?他對於人的精神現象給予了唯物的解釋，從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惡報應“的迷信。 4、今勝於古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後。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
19、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四）論衡的重要內容,王充的論衡，總的說來是一部哲學著作，其中多處論到文章寫作問題，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學思想。但是這些論述比較雜，也不很深刻，本課不作為學習重點，同學們一般性地瞭解瞭解就可以了。其主要觀點如下：,1、“嫉虛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嫉虛妄”。 論衡佚文 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 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 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論衡超奇,2、“為世用”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 論衡自紀 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論衡對作 文
20、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 論衡佚文,四、鐘嶸詩品,（一）鐘嶸詩品概論,鐘嶸（約468約518）字仲偉，河南人。據梁書鐘嶸傳、南史鐘嶸傳，他是晉侍中雅七世孫。 鐘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搢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准的無依”。所以鐘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詩品專論五言詩而不論
21、其他文體，詩評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作家與作品的流別，分氣優劣，論述文學的進化現象，也論各家源出與得失，而且建立起歷史法的批評。 詩品約在天監十二年完成，梁書稱詩品為詩評，隋書兼稱詩評、詩品。詩品論述自漢代至南朝梁一百二十二為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分品是借鑒漢代九品論人。,在詩品序裏，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
22、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為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反對用典,鐘嶸論詩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裏說：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 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為盟主，學為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鐘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鐘
23、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鐘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反對四聲八病的主張,鐘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 “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裏已具。” 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為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鐘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鐘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裏是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
24、的分析。,詩品序（節選）,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糸玄，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餘雲：“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
25、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裏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郲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鐘嶸還提出“直尋”“自然英旨”的自然美說，這也是他的文學理論建樹之一。所謂“直尋”就是但寫所見，情有所感，眼有所見。輒可成詩。“直尋”在寫法上當包括著寫實的意思。反對人為的聲律，提倡自然聲律，他將寫實的表現
26、方法提到了重自然的審美趣味的高度。另外，鐘嶸又提出“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的風力華采說，即審美的具體標準。這也是他的文學理論建樹之一。他要求詩歌當具備寫實抒情，自然美，風骨，華美的特點。,關於作家的藝術流派及品評。鐘嶸從作家和作品的風格特點著眼，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他不僅為風格流變的研究開創了一個新途徑，而且對具體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簡意賅、頗有見地的評論。如評阮籍詩的特點是：“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等等。但是，由於他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於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以及他不
27、曾周密地考慮到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通常只是著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同異，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使他的風格流派的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引起了後世不少非議。,（二）詩品的理論價值,1、“性情”說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28、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2、“直尋”說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鮅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3、“滋味”說 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
29、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
30、列為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三）詩品的巨大影響,鐘嶸在詩品中將詩歌抒情意義的地位提到極高的程度，可以說是他的文學理論建樹之一。在詩品總論開篇就論：氣之動物，物之感人，古搖盪性情，形諸舞詠。對文學作品中的“怨”與“興”甚為重視，在前人物感說的基礎上，將心物交感的關係，由人與自然的關係拓寬領域，延伸到社會生活。這就比人與自然論進了一大步，心物交感論，從社會生活領域去展開的論說是鐘嶸提出和建立的。,詩品的五言詩專體史，開了專體詩研究的先河，對入選的詩人進行品分、品評，鑒別其高下，也是開先河的研究。在詩歌理論上的諸多論說亦是具有突破性的建樹，為以後詩歌創作的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鐘嶸在詩品中對漢魏六朝五言詩所作的總結品評，全面而系統，在傳統的文學評論基礎上，他開創性的評選和品評態度，大大地提高了詩歌鑒賞標準。,鐘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