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还是不拍.ppt》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拍还是不拍.ppt（8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拍还是不拍,拍？还是不拍？ 2005年05月18日 2005年5月12日，厦门摄影记者柳涛成为“焦点人物”。他候拍的一个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摔倒过程的照片，被各大网站转载，相关评论超过上万条。 有人夸他报道及时，更多的人谴责他守株待兔，“卑鄙”、“没公德”。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受到这样质疑的，柳涛不是头一个。1993年，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摄了饥饿的女孩：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匍匐在荒凉的原野上，不远处，一只兀鹰正盯着她。这张记录饥荒的照片为他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也招来无数批评，有人说他本身就是个捕猎者，是在场的另一只鹰。 获奖两
2、个月后，他自杀了。他的遗书充满噩梦般的呓语：“心情恶劣没有付房租的钱我被鲜明的杀人、尸体、愤怒、痛苦、饥饿、受伤的儿童的记忆纠缠不休”,很多人认为他死于无法平衡的“新闻职责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尖锐冲突”。而读者长平却坚持，从遗书来看，卡特死于心碎，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什么“舆论压力”。 亲历和记录人间苦难，是摄影记者的职责，同时也是一种煎熬。 这种煎熬出现在1971年孟加拉的达卡。美国记者霍斯特法厄斯拍下孟加拉游击队员慢慢挑死被俘虏的东巴基斯坦平民。“我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至于无法更换胶卷把发生的这些报道出去是我们的职责。” 这种煎熬出现在1963年的越南的西贡。记者马尔科姆勃朗尼拍到了一个和尚在
3、街头自焚的全过程。这也引起了争议：作为一个普通人，只要冲上去，把汽油瓶踢掉，就能阻止这一政治殉道行为。可是他没有。“因为我是记者，只是目击者，不是由我们去当审判官，职业可以凌驾于道义之上。” 18709人参加了某门户网站上柳涛候拍事件的调查。在回答“你认为记者的角色应是怎样的”时，4320的人认为职业素质重要，4230的人认为社会公德重要，另有1451的人认为“很难平衡”。,拍？还是不拍？这确实是个问题。 某大报社招考摄影记者出过一道考题：作为摄影记者，看到有人落水，在何种情况下你可以拍照片？在何种情况下不能拍照片？ 或许美国人维珍尼亚萧可以给出一个完美答案。1953年，她在一座大桥上目睹前车
4、撞坏栏杆并燃烧起来，车头则挂到了桥面下。同伴们用绳索把司机吊起来时，她跑到对面的山丘上，拍下救援镜头，并赢得了次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其实没有惟一的标准答案。”出题的摄影部主任说，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就你一人在场，想办法救人比拍照更重要。 考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如果落水者是我亲戚，我就救人，如果是陌生人，我就拍照；也有人说，无论如何都坚持拍照。当然，这些人都没有进入下一轮。这道考题测试的，是职业道德的那根底线，是人性，是良心。,正因为有这根底线，卡特按下快门后，赶走了兀鹰；正因为有这根底线，柳涛拍完摔倒的行人后，找来一个提示牌放在坑边。 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并不认为柳涛的做法超越了
5、那根“底线”。“如果这坑足以使人致命，而记者还在那里候拍，就不应该了。一个成熟的摄影记者，不仅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不拍，什么时候拍，还应该知道怎么拍。” 贺延光还认为，有的事情本身就很“残酷”，摄影记者是难以回避的。“如果他们的镜头里都是春光明媚和莺歌燕舞，那倒太可怕了。” 网上激辩“职业道德和社会良心如何平衡”的同时，长平撰文说，这是一个“伪问题”。在他看来，关于卡特的争论的前提是，新闻已经职业化甚至过度职业化。在前现代的中国现实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在于：怎样完善社会分工，怎样建立职业伦理、培养职业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的是道德伦常，缺的是职业伦理。到现在，仍有很多公众把记者当官员、当法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顾骏认为，记者传达新闻的义务和公德心没有矛盾。现代社会分工细化，每个人履行公民责任的最好方式是：用职业手段取得最大的社会效应。柳涛拍摄的照片见报当天，出事路口附近的几个坑都被填平了。 和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摄影记者斯坦利福尔曼相比，柳涛的麻烦还不算大。前者在一次火灾救援现场，拍到了一组消防队员营救的照片。就在消防队员带着被困的妇女、儿童来到太平梯出口时，平台坍塌，妇女摔死了。 照片发表后，编辑收到250张被撕碎的报纸。愤怒的公众谴责暴露一个人死前的一刹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波士顿通过了一个加固全城所有太平梯的法令，一张照片竟彰显出意想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