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docx

1、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交织的重要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多次对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部署，意识形态安全逐渐由政策导向朝政策实践过渡，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推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12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元宇宙等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网络信息化加速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遭遇的挑战与

2、冲击不断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I1.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当作当前和今后各方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引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正常发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融合了网络、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各种要素，是网络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体。当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研究还显不足，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范围界定、安全作用定位、治理限制因素、治理路径渠道、治理评估反馈、治理体系完善、治理经验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缺陷。有必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3、梳理、总结，厘清现阶段研究现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借鉴。-V文献计量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概述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10.29亿，占比达99.7%,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o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3o网络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对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的影响。因此，加快网络参与状况与网络参与行为研究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尤为迫切。现阶段，国内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在研究范围的拓展、政学研究的关联、

4、研究方向的扩充和研究深度的增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当前国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涉及著作、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会议、报纸等不同类型，文献种类不断增多。著作方面相对较少，王永华的网络媒体传播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黄冬霞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吴满意等的网络意识形态相关问题初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对国内外网络意识形态的逻辑和风险进行了研判，对其生成机理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20122021年,共有各类文献838篇（见图1）,其中期刊论文695篇，

5、占文献总数的82.94%；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5篇，占文献总数的12.53%；报纸文章38篇，占文献总数的4.53%。现有研究文献以期刊论文为主，占比超过八成；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辅，二者总计占比超过95%o学位论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部分高校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二）政学关联更加密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既是一项政治关注议题，也是学术研究热点。政治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进一步助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人民网一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中搜索关键词意识形态”发现，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64个重要场合，99次提及意识形态，其中最早的见于2

6、013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涉及场合既有国内也有国外，国外多为会见外国领导人或在主旨会议上发言，国内多为通过各种专题会议提及，如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提及密度逐渐增加，显示出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不断增强。政治领域的重视程度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速度呈正相关态势，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及新理念新政策的提出客观上促进了学术成果的增加，各种理论阐释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关注的力度，政学关联更加密切。（三）研究方向更加多元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不同安全要素组合的共同体，本身涉及的变量比较多。当前研究涉及的方向较为丰富，包括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空间、

7、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新媒体、大数据、网络文化、社会思潮等近40个方向；研究学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研究层次包含基础研究、政策研究、行业指导、高等教育、高级科普等不同方面，其中以基础研究为主，占比达64.47%,政策研究为辅，占比达17.61%,研究方向的多元在客观上丰富了研究的形式与内容。（四）研究深度逐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高校为主体，国内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其中，郑州大学相关文献最多，有17篇；重庆邮电大学其次，有16篇；燕山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河

8、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文献都超过10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及与通信信息类学科关联较为密切的大学,各高校从自身学科优势、行业优势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论文中有基金项目支持的共计219篇，占论文总数的31.51%,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106篇，占论文总数的15.25%,说明各类基金项目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开展。研究论文中CSSCI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共计195篇，占论文总数的28.06%,相关研究成果整体质量较高，较好地体现了研究水平。纵观来看，现有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地域限制，呈现出多点发力的特点，研究成果质量不断提高，逐渐由短平快的

9、一般论文向高质量学术论文转变，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客观上促进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深化。二、研究内容进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述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互联网时代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都有重要影响。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意蕴、内涵构成、治理困境、影响要素、治理路径等方面，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的研究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工作的开展积淀了经验。（一）基础理论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及构成内涵及构成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体现为过程论、层次论、要素论等三种形态，通过理论阐释

10、与解构分析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研究。1.过程论过程论也可以称为延伸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概念受主客观环境不断建构影响，是网络语境下意识形态安全关联要素的集合与补充。如赵继颖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战略博弈过程,是利用网络空间认知差异，通过互联网识别外在空间威胁，抵制各种不良价值观倾向影响，实现国家主流价值取向稳定与安全的过程4o通过先进网络技术减少外来技术、理念冲击，加强意识形态问题识别，进而提升意识形态安全防控能力。何茜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新时代的特征相结合，融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

11、要素契合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求，有助于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5o从总体国家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要素进行梳理，实现各种安全形态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融合。姚元军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特性同意识形态特点相结合产生的新场域，是传统意识形态在网络语境下的新发展与新转变，其并非一成不变，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同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反作用于客观现实6o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网络的特性、物质意识辩证关系等角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属性与价值意蕴，明确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可能正确反映价值导向也可能歪曲反映本质内涵。这些研究涉及到动态防御、本质特性、非传统安全等角度，丰富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构成及关联特性，增强

12、了研究的价值解构与范围拓展。2 .层次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分为不同层次,存在一个并列对等，互相补充的关系。如蒲清平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等新媒体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国家执政看，主要指国家掌控内外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领导权、管控权，实现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顶层约束与引导；从社会基础看，是在一定空间内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形成自下而上、基础稳定的认同群体；从功能特性来看，是通过有形无形支配实现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内的价值引领和导向，实现网络空间安全与价值导向的一致7o这一论述把网络意识形态划分为不同的认知与建设层级，通过

13、从整体到局部、从外部到内部、从国家到个体的方式实现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层级认知差异界定。路媛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需要在有界与无界的碰撞中明晰，在广度上,实现了网络范围无界和意识形态范围有界之间的融合，使网络和意识形态范围更加明确；在宽度上，实现了网络内容无界与意识形态内容有界的区分，使网络内容覆盖并凸显意识形态价值；在深度上，实现了网络发展趋势无界与意识形态发展有界的界定，使意识形态治理体现网络特性并实现价值归属8。以网络意识形态发展演变中存在的各种差异，从广度、宽度、深度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边界限定，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横向到边与纵向到底的融合，从三维立体角度实现了

14、更大层面的交叉。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构成层面和交集界限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证，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丰富了研究的整体架构和结构层次。3 .要素论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由诸多关联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如奉鼎哲等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网络特征，以关键要素的形式呈现，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体现为统一的系统，通过网络为串联把网络空间的各种社会思想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引领。第二，体现为价值延伸，是传统的线下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在网络上的拓展，实现了价值的有序衔接。第三，特征表现的观点，认为网络意识形态

15、是网民个体和社会需要的特征表现9,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集合了系统体系、空间扩展、社会需求等不同特性，实现了思想观念集合、价值范围延伸、个体社会需求的契合，是网络空间特性同意识形态需求的有机融合。史献芝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技术手段同制度安排的结合，是网络空间安全与国家政权、主权安全维护的结合，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免受外界干扰与破坏的一种能力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能力的强弱受信息技术发展水平高低同制度融合水平强弱的影响10。通过技术、制度的发展状况、融合状况协调不同要素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从过程梳理与体系优化，技术治理与制度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充实了网络空间的基本内

16、容、价值内涵与体系架构。（二）困境障碍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及影响要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立足于现有困境。伴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意识形态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式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信仰淡化等多重因素制约。当前，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限制因素主要集中为外因主导型、内因主导型、综合平衡型三种类型，以内外交织的方式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健康有序运行。1.外因主导型外因是“表”，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外到内有效治理的外在表征与显性要素。相关研究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外在制约因素在上升。如郑殿琪认为，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国外技术垄断、信息霸权、意识形态渗

17、透等威胁11,通过外在网络整体环境与网络技术更新迭代，形成外在技术优势、话语优势，在网络空间与文化领域形成负面牵制。张厚远认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问题集中在西方势力企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养“异见人士”炮制虚假信息；攻击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12。通过国外信息技术向国内隐性渗透、特定网络群体辐射扶持、舆论攻击抹黑等方式实现对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塑造，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夏自军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造成重要威胁，主要表现为“美西方对网络的控制能力使其对我国网络管控形成冲击，限制我国国际国内网络话语主导权的发挥；网络的普及和推广

18、客观上扩大了网络空间各群体的争论，使传统的线下模式同新兴的线上模式发生融合变化,进一步扩大了网络空间舆论引导与管理的难度”13。美西方国家的网络控制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环境的冲击逐渐具象化，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更加白热化。这些研究从技术角度、信息安全、文化渗透等方面剖析了域外因素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增强了对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复杂性的认识。2 .内因主导型内因是“里”，是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从内到外有效治理的内在要里与隐性要素。有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内因占主导，国内管控现状是制约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如黄美娟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受网络普及化、信息化与开发使用简单化、形

19、式化；平台建设系统化、规模化与网络话语鸿沟扩大化；管理逐步科学化、制度化与危机预应的能力不足14等因素的限制，技术普及、平台升级、管理提升等方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科学化形成挑战，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各关联要素实现内部一体化。孙丽丽认为，网络环境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主要体现为“信仰危机加剧；网络谣言肆虐；网络群体极化频繁；网络道德失范严重”等方面15,认为网络技术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左右国内舆论，牵制舆论引导的重要因素。刘力波认为，“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网络传播媒介变革与网络传播方式契合了网络特性，国内外网络空间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加快国内网络领域的管控

20、以利于形成由内而外的网络主导权”16。从网络媒体技术迭代带来的传播变革入手，实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管控与治理成为适应信息技术与媒介变革融合的重要限制因素。这些研究从国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迭代、舆论转变、平台革新、网络变化等问题入手，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困境的多样性，为后期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3 .综合平衡型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困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内外部因素综合博弈产生的负面结果。如李艳艳认为，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境外敌对势力介入加深，某些极端行为成为分化我国网络空间、民众思想、价值理念的重要限制，一元主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被冲击

21、弱化的风险”17。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交织，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传播，形成限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综合性要素。李江静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网络信息安全侵略、网络舆论生态危机、网络意识形态攻势、主流话语危局”18等4个方面的挑战。通过技术侵蚀、资本扶持、信息攻击、话语压制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包围，使意识形态安全澧受网络媒介发展、外在技术冲击、舆论发展走向的全方位、全链条影响。这些研究综合了国内外不同层面，从思想意识滑坡、域外攻击加深、核心技术突破等方面指出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出了综合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对策建议。（三）治理路径研究：网络意识

22、形态安全治理举措与机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落实到治理上。学术界关于治理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为理论治理、技术治理、教育治理三种方式，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及制约因素进行了针对性解决，在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的构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1.理论治理路径理论治理也称作思想治理，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治理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彭洲飞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需要从理论高度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的传播，实现网络话语同理论内容的结合；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内容的结合，实现网络话语体系与理论实际的一体；通过网络空间安全意识的培

23、育，实现理论内容与安全理念的融合20。通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关联理论的充实，丰富治理理论来源与价值内涵，拓展治理网络空间，提升治理价值支撑。胡敏认为，应该通过网络文化的培育，实现意识形态中文化因素的发掘、提炼与提升；通过网络舆论的引导，实现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中舆论走向的甄别、预警与管控；通过网络思潮的把控，实现网络社会中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识别、引导与防控21。通过话语权、管理权、领导权的确立，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够在一定的理论体系架构内推进。林昱君认为，要结合意识形态宣传特性，从网络宣传关联要素入手，实现理论传播与宣传目标的融合，契合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22。通过理论研究与宣传推广等方式，

24、形成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进而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支撑。马云志等认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加强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通过理论与制度的融合，增强制度建设中的理论融入，提升理论指导现实的制度空间，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主动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23。通过理论价值引导与理论吸引力的培育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价值空间内得以维护。这些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网络话语杈、意识形态主导权、网络意识形态思想引领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治理思路，为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拓展提供了有效支撑。2 .技术治理路径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衍生于网络技术发展，因此其治理也应该依靠技术手段进

25、行改善，树立大数据意识24。如韩璞庚等认为，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25等方式，依靠技术提升和监督同步的方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李栗燕认为，应该从网络安全学的角度引入相应测评模型，通过模型预测与技术赋能实现提前分析、预测与研判，同时依靠法治方式实现自然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经验的有机融合26,在技术空间内实现治理效能。付安玲等认为，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在国家层面，建立大数据国家战略，形成宏观规划与治理引导；在执行层面，建立大数据预警与应急机制，实现网络技术预测与网络舆情引导的结合；在保障层面，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配套保障

26、措施，实现技术的持续赋能27。以大数据技术建立完善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使意识形态安全在大数据架构上实现有效治理。任丽梅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通过发掘网络本身的技术功能，加强技术迭代与网络发展的结合，实现网络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治理；通过国内外核心技术的不断研发、突破，提升治理能力28。实现技术与治理的全面融合，使技术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教育价值、媒介技术属性有机统一。这些研究借助网络安全学、大数据技术等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3 .教育治理路径网络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生活在网络空间中的反映29。教育治理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

27、理最直接，短期见效最快的方式。部分学者从高校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进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举措。如王斌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该坚持疏堵结合、防控并举的方式，实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宏观教育与微观教育等方面的融合；通过教育手段铸牢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30,实现宣传教育、治理手段、话语管控等的有机结合。李怀杰等认为，大数据时代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应该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对象、传播方式、安全保障31等方面进行个性化教育创新。以大数据与教育的融合实现教育技术在教育方式方法和对策方面的转化。秦素玲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应

28、该“通过价值观的融入，实现主流社会思潮的引领；通过文化方向的把控，深化意识形态教育氛围；通过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提升教育的目标效果；通过教育机制的完善，实现教育的架构引领”32。通过外在教育环境改善和政策匹配，实现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张本青等认为，应该着力理念创新，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科学化；注重顶层设计，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制度化；锁定目标靶向，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精准化33。通过教育方面的创新实现网络意识形态顶层架构，现实逻辑、具体目标等方面的结合。这些研究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表象、具象及关联领域提出了解决思路，促进了教育领域研究的

29、进一步深入。三、研究评述展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改进与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价值意蕴、治理困境、治理路径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政学衔接更加密切，且近年来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体来说仍存在研究内容比较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治理举措缺乏支撑、理论实践缺乏互动等问题，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治理体系，且现有研究同中央关于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完善和提升。（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宽研究范围，拓展研究内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不同安全要素的集合。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范围较狭窄，研究内容不全面。现有研究多集中

30、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构成与特点、存在问题、产生原因分析等方面，以现实问题解决为主，主要聚焦于问题本身，没有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同国家安全及整体建设结合起来，理论同实践存在脱钩现象，研究广度、高度、深度都有待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治理主要基于网络跟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传统研究大部分把关注点放在意识形态上，而对互联网背景强调得不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前提是要明确网络这一研究范围，否则跟其他类别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没有区别。把网络环境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研究背景，可以更好地从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自身特性、互联网时代特性、互联网技术处理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提升研究的针对性与可靠性，提升研究的精

31、确度与效率。在研究过程中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了解问题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可以更好地加强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认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目标期望值与认可度，方便研究推进，确保在研究方法的明确，研究内容的拓展，研究时效的提升上取得突破。（二）结构与框架相匹配：拓宽研究视角，拓展研究架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特定时代背景。当前对其研究存在一种孤立现象，大部分把其置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一种衍生状态或单纯附加，对其同其他安全问题的关联及区分研究较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体系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安全问题的一种，包含在总体国家安全之内，应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从战略高度进行

32、定位与考量，拓展其研究层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16种国家安全形式，既是一种研究框架，又是一种研究目标。通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融入可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度，避免单纯地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看成一种孤立的安全状态。要把其看成总体国家安全的一种，加强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的联系，构建统一的安全架构，通过总体国家安全的视角分析解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积极开拓其他研究视角，通过网络技术的形成、网络治理、网络环境、网络舆情、网络文化、政治参与等多种角度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对其多元影响因素的构成与研究建构的实现进行分析，拓展研究结构与研究框

33、架。（三）机制与体系相衔接：构建治理体系，加强评估反馈现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以对策性研究为主，往往集中于现实问题本身，多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进行的研究，缺乏统一的安全治理体系。这就造成研究本身多是就事论事，形成的对策与措施具有特殊性，缺乏普遍性推广与应用价值。现有研究流程多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集中于过程与结果，对研究内容本身及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缺乏监督与评判，未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循环过程，对治理效果的提升造成一定障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以具体应对举措的提出为主，较少从具体教育实施的角度进行考量，缺乏操作可行性。后期研究中要增加教育方面对策建议的提出，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

34、理对策的体系化，方便政策的落实与实施。要根据网络普及情况重点对大中小学生群体进行教育，通过政策法规普及和舆论宣传引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针对普通群众也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讲与舆论引导，引导网民科学上网，合理有序地进行网络话语表达，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在教育对策提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进行完善与改进，加强过程监督，形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从网络意识形态产生、发展、运行、治理、反馈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为网络意识形态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提供行动指南。要在治理体系中增加评估反馈环节，及时对政策落实及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快速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