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民俗和诗词中领略四川酒文化 摘 要:四川自古以来产美酒,川酒不仅饮誉全国,更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川酒文化,其产生与当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川酒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体现在与四川的方言民俗密不可分,同时它也成为了唐宋文人学士的诗词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川酒文化;原因;方言民俗;诗词“天府之国多佳酿,蜀都自古飘酒香”。当代著名的川酒有“六朵金花”宜宾的五粮液,绵竹剑南春,泸州老窖特曲,古蔺郎酒,成都全兴大曲,射洪县沱牌曲酒等,而在古代,四川产的“剑南烧春”、“文君酒”、“青城乳酒”、“荔枝绿”、“郸筒酒”、“鹅黄酒”等名酒就为世人所称赞。1 川酒文化产生
2、和盛行的原因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水土也产一方物”。蜀地自古产名酒,并在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川酒的产生与酒文化的盛行与四川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和蜀人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1.1 自然地理条件四川地属亚热带地区,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特别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为酿酒生产提供了富余的粮食;加之盆地内部地形复杂,平原地区盛产水稻,山区可种植玉米,高粱和各种果树,多种多样的原料搭配调和,使各种香型口味的川酒得以产生。俗话说“水乃酒之血”,四川地区位于长江上游,河水污染较少且支流众多,如岷江、金沙江、赤水河、沱江,这为酿酒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水源。除了利用江心之水来酿酒,
3、四川盆地还有丰富的地下水,采用这种被泥土砂石层层过滤之后的井水酿酒,水质更加纯净。另外在四川南部靠近滇黔两省的地区,有许多深山幽谷,引用含有天然矿物质的高山泉水酿制出来的酒,又别有一番风味。具备了“酒之肉”的原料和“酒之血”的水源,酒的生产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发酵了,可谓“曲乃酒之骨”,曲是以含淀粉的谷物为原料来培养微生物的载体。四川地区由于受盆地地形的影响,全年多阴雨少晴天,夏季闷热潮湿,为各类霉菌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同的酿酒师通过控制各种变量配制出独特的酒曲,使川酒能够在全国的名酒中独领风骚。总之,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气候适宜,粮源充足,水质优良,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酿酒业提供了丰
4、富的资源,也为配制美酒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1.2 社会历史条件四川安于西南一隅,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夷俗尚巫信鬼相引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储弗尽弗已也”;百姓饮酒风俗为“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可见,西南民族好巫之风,而酒与巫术祭祀之间更是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饮酒是少数民族的特殊嗜好。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陶酒器也足以证明四川地区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而后世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又使这一技艺得到了继承并发扬光大。其次,川酒的兴盛与酒文化的传播也得益于蜀地的经济发展。华阳国志?蜀志云:“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
5、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出了成都平原发达的农耕经济,这一方面为酿酒业提供了富余的粮食,另一方面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使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饮酒消费的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酿造业的发展和传播。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成都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大都会之一,唐代诗人张籍曾在成都曲中写到:“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可见当时酒肆众多,饮酒消费在社会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再者,川酒的发达也与历代统治者发展酿酒业的要求密切相关。所谓“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产于剑南道绵竹县的烧春酒以酒味浓烈、醇美、芳香
6、而名闻天下,因而被定为剑南道的地方土贡入选皇宫作为宫廷御用美酒,这足见四川美酒的盛名。唐朝除了设置官营酒坊专门生产官府用酒之外,还对酿酒实行开放政策,使民间酒作坊日益兴盛,这些措施也为川酒的发展和酒文化的盛行创造了有利环境。此外,酒?作为历代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粮仓之一的成都平原盛产粮食,使酿酒的原料相对充足和低廉,而酒的价格相对较高,因此酿酒可以创造较多的利润。据记载,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酒税占了全国税收的28%一49%,对于积贫积弱的两宋来说这样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历代政府大力发展四川地区的酿酒业,必然会导致川酒生产的普遍,川酒也
7、就有了坚实的发展基础。总之,由于四川地区自古有“巴人善酿,蜀人善饮”的历史渊源,川酒在发展中又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较大的酒消费量,以及历代朝廷采取的种种促进该地区酿酒业发展的措施,为川酒文化的发展和盛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3 蜀地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不同,蜀地在较长的时间里都远离正统王道的统治,这是由于地形的相对封闭和险峻地势形成的天险屏障导致的,李白蜀道难就曾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的感慨,这使得四川经受的战乱较少,社会安定,而天府之国富庶的物产资源,又使川民不必终日劳碌,因此养成了一种休闲享乐的生活方式。酒与四川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闲暇时邀几位好友小酌两杯,摆一摆龙门阵,就
8、成了四川人特有的生活情趣。即使是当今这样快节奏的压力下,在成都的公园或茶馆里,仍随处可见吃茶饮酒、打牌聊天的居民,这种生活方式也使成都被评为宜居城市和适合养老的城市。川人爱吃酒,一方面是安逸淳朴的社会风气所养成,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的气候有关。西南地区多山林且炎热多雨,特殊的盆地地形导致湿热空气郁积在山林之中难以扩散,中医将这种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体称为“瘴气”。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情节中就多次描写了瘴气;黄庭坚在戎州(今宜宾市)时作醉落魄?陶陶兀兀词,前有一小序云:“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为瘴病所侵,故晨举一杯。”可见,民间认为适量饮酒是克服瘴气的方法之一,因此人们也常常
9、制作药酒,一来是为了抵御瘴气,二来蜀地多毒虫,涂抹药酒也可以缓解蚊虫叮咬的不适。 都说唐诗是酒坛里泡出来的灵性,唐代嗜酒的文人不计其数,其中最璀璨的当属李白和杜甫。李白既是诗仙也是酒仙,“斗酒诗百篇”的才能估计也与他成长于蜀地有关,太白曾于剑南“解貂赎酒”,留下“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而诗圣杜甫在蜀中漂泊达八年之久,也十分喜爱川酒,称颂“蜀酒浓无敌”。他在浣花溪畔饮文君酒时写下名句:“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琴台)。友人送给杜甫一瓶青城乳酒,他答谢道“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杜甫还曾到射洪县瞻仰先贤陈子昂遗迹,在
10、品尝射洪春酒后挥毫写下了“射洪春酒寒仍绿,极目伤神谁为携”的诗句(野望),为当今射洪县的沱牌曲酒悠久的酿酒历史留下了佐证。在永泰元年(765年),杜甫离开成都乘舟东下,他经过戎州时,留下了“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佳句(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也许昔日杜老赞颂的美酒就是如今五粮液的前身。后来他途经泸州,在泸州纪行中写下“三杯入口心自愧,枯口无字谢主人”的诗句。此时的杜甫年事已高,三杯老窖下肚,舌尖似还缠绕着苦与辣,而喉咙实已涤荡着甘与爽,这种杂糅在一起的滋味既微妙又神奇,让杜老不禁联想起自己漂泊的一生,面对内心的五味杂陈,千言万语一时却又无从说起,只好把它通通溶进苦酒里,饮下这杯属于自己的人生况
11、味。如果说杜甫是“漂泊西南天地间”,那对于川籍诗人雍陶来说,则是“世界再大也要回家”,他在到蜀后记途中经历一诗中感叹道:“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所谓诗人酒中吐真情,情、诗、酒三者的融合,成就了唐诗中的酒文化。到了宋代,文人饮酒的风尚不减前唐,诗与酒的关系可谓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生于四川眉山的大文豪苏轼,既是品酒师也是一位酿酒师,他写过学术专著酒经,也曾自酿药酒以健身益寿。他在送张嘉州和寄黎眉州时分别写道:“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流露出他难忘故乡美酒,愿回到家乡与友人一起饮酒作诗共度好时光的情怀。黄庭坚在谪守戎州时,称“荔枝绿”为戎州
12、第一,他在答谢友人廖致平赠送的美酒和荔枝时写道:“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此外,山谷道人为仿王羲之等文人“曲水流觞”的雅趣,在宜宾岷江北岸“?L池九曲,为流觞之乐”,由此开辟了“流杯池”这一酒文化遗迹。而南宋诗人陆游,更是与川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集就命名为剑南诗稿,并因为愤慨他人攻击他在成都时的诗酒自娱,狂放不羁,特自号“放翁”。诗人在蜀中饮过很多川酒郫筒酒:“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郸筒”(思蜀);“?W肩郸县千筒酒,照眼彭州百驮花”(梦蜀);“酒来郸县香初压,花送彭州露尚滋”(南窗睡起);鹅黄酒:“汉州鹅黄莺凤雏,不?不搏德有余”(蜀酒歌);
13、鹅黄酒边绿荔枝,摩诃池上纳凉时”(感旧绝句);“酿成西蜀鹅雏酒,煮就东坡玉糁羹”(晚春感事);文君酒:“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文君井)。酒,使诗的情感得到喷薄,而诗,则使酒文化得到升华。唐宋诗人学士以诗酒言志,从他们的笔尖流淌出的不止是玄香太守,更是玉液琼浆。一篇篇赞颂川酒的佳言美句,承载着诗人的思想行为、生活情感和政治抱负,川酒于诗词中被赋予更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随着时间的陈酿,川酒文化将愈久醇香。参考文献1蒋宝德,李鑫生编.中国地域文化 下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2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3向春阶,张耀南,陈金芳编.酒文化M.北京:中?经济出版社.1995.4李继红.陆游巴蜀酒诗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09.5黄均红,彭智辅.试论酒都宜宾酒文化之特色J.社会科学研究,1994,(05).6羊玉祥.川酒诗话J.川北教育学院学报,1998,(04).7凌受勋.黄庭坚与宜宾酒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2005,(04).8徐学书.唐宋以来成都的酒文化J.四川文物,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