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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以来的语言理论研究徐通锵一、印欧语理论的借鉴和“结合”途径的探索1978年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解放后因“一边倒”而产生的苏联语言学的影响渐次消失，“语言学的阶级性”没有人再坚持，和国外语言学的联系也逐步加强，这就为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结合”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尽量深入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努力克服原来学界批评最尖锐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并以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相应的理论假设，而从事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能自觉地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实际的语言现象；另外，原来从事外语教学和
2、研究的学者随着中外语言学联系的加强也有很多人加入语言理论研究的行列。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共同探索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最佳途径。“结合”不是“西方的理论汉语的例子”，而是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结合汉语的特点，描写和解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鉴于“结合”的艰巨性和以往学界对语言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批评，叶蜚声、徐通锵从总结入手，先学习前辈在“结合”道路上积累起来的的经验与教训，而后再摸索前进。19781981，他们一起考察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和音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撰写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
3、的研究等论文，从中了解和总结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成效和局限。他们从这种总结性的研究中发现，音韵研究的“结合”的成效远远强于语法研究，因为音韵研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语法研究由于一切需要从头做起，受西方语言理论的束缚太大，因而成效不理想。这一考察对徐通锵后来的研究很有影响，启发他先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而后再逐步展开语言理论的探索。总结可以成为前进的出发点，重要的还是需要对汉语进行独立的、具体的研究，提炼出相应的规律。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语言学概论性的著作，计有20多部，比较重要的有：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
4、纲要，胡明扬的语言和语言学和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纲要。概论不仅是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还应该反映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把经过实践检验而为人们公认的一些原理写入教材，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概论的。当时，“文革”过去不久，语言研究刚重新起步，要总结当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写出有特色的概论性教材，条件还不成熟，因而编写的质量都不是很理想。比较起来，叶蜚声、徐通锵的那本纲要还算差强人意，得到国家教委的推荐并成为高校“语言学概论”课广为采用的教材。这本书以索绪尔的聚合、组合理论为纲组织有关的语言材料，使全书有一条清楚的线索，重点结合汉语介绍结构语言学的基础知识。这是语言理论教学视野的一种转向，纠正
5、了以往苏联语言学“概论”性教材的影响。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各个方面的语言研究相继展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其具体的标志是：不再在“语言学概论”的编写上兜圈子，重点转向专题性的研究；逐渐摆脱对西方语言理论的机械搬用，努力在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设法使“结合”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和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等。中国是历史语言学的大国，但只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没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著作。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在这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继此之后，他又写了一系列
6、有关文白异读、语言变异的文章，它们和王洪君关于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研究除了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汉语方言、音韵研究相结合外，还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这主要是：以汉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语言学继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之后又补充了一种新的音变方式；语音现象的易变性与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是支配语音运转和演变的杠杆，可以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突出了语言系统的自组织的性质。这些都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当代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的精神而总结、提炼出来的理论假设，对补正和丰富理论语言学的内容应
7、该有积极的作用。词汇学原是语言理论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后有了长足进展，而南开大学中文系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其带头人是刘叔新。他先是在一系列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而后撰写专著汉语描写词汇学。这本著作材料详实，分析具体，论证也比较严密。它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旗帜鲜明地否定汉语构词法的语法性质，认为“复合词的结构无论就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是词汇性的”。他以这一认识为基础对以往的语法构词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展开词汇性造词法的研究。这向传统的构词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荐继刘叔新之后又撰写了汉语词汇研究
8、史纲等著述，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词汇的研究进行了一次理论性的探索。和词汇现象相联系的是语义，在八、九十年代出版了一批论著，比较重要的有徐烈炯的语义学、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石安石的语义论、符淮青的汉语词汇学史、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等。它们从不同的方面研究词汇和语义的问题，使这一原本很薄弱的领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可以看出，词汇和语义是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语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语义研究尽管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但现在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是步西方语义学的后尘，与我国传统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没有关系，因而不容易做出有特色的研究。这方面如何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还有待
9、于来日的探索。语法一直是马氏文通以后汉语研究的一个重点，但始终没有建立起汉语自己的语法理论体系。名为“语法理论”的著作不是没有，而是它们都还不是扎根于汉语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吕叔湘说：“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这是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完全符合实际。科学没有国界，理论和方法如果适用于汉语的研究，我们自然可以“跟着转”去实现“结合”。结构语言学的
10、理论我们跟了几十年，在“结合”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和英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到八十年代才开始“跟着转”，但还鲜有联系汉语实际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加强了与国外语言学联系，很多人出国访问进修，回来后或结合汉语介绍和评述西方的语言理论，或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解释汉语的结构，其中不乏有质量的论著。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语言理论著作。这本书除了一部分评述当前语言学的发展之外，主要是用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英语和汉语，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其中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和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是这方面的两篇代表作，前者着眼于动词，
11、后者着眼于名词。三元结构一文系统地分析了汉语中的时相（phase）、时制（tense）、时态（aspect）的问题。时间在语言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模仿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把“了、着、过”等看成为汉语的时间标志，后来发现这种看法不对，于是只能放弃，认为汉语语法没有“时”的范畴。此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不研究时间，这犹如倒洗澡水把小孩儿也倒掉一样，实在是理论上的一大失误。自美籍华裔学者戴浩一发表了他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之后，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说，这篇文章研究了时间的一个侧面，那么陈平的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则是对汉语语法中的时间范畴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揭示
12、出一些重要的时间特征，其中的时相还是以前的研究不曾涉及过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篇文章引发了汉语时间问题的研究，龚千炎、郭瑞等此后相继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论文，由此可见此文的理论价值。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结合语用讨论了“有指”“定指”“实指”“通指”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方法和语法特点，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汉语的句法和话语。这些都是陈平把在国外学到的新理论用于汉语研究而取得的成果，颇得吕叔湘的好评：“在介绍西方语言学方面，他能做到融会贯通。在论述汉语和英语方面，也能够从新的角度出发，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见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序”）。和陈平相似的研究还有沈家煊，他的“有界”和“无
13、界”、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等论文和专著不对称和标记论等都能很好地运用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来解决汉语的问题，对复杂的语言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他们都在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我们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这是一部重要的语法理论著作，它从认知的角度对一系列的语法现象进行语义的解释。全书从“连续和离散”、“定量和不定量”两个方面全面梳理汉语的语法结构，找出其间的语义结构规律，开创了一条重解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途径。这种研究思路今后可能很有发展前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在“结合”道路上的求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但这些进展基本上都是以
14、“跟着转”的思路为基础的。科学无国界，“跟着转”式的“结合”固然可以取得一些成效，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汉语的结构与印欧语理论之间的矛盾，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始终解决不好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自马氏文通以来，虽然经历了几次周期性的大争论，至今也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摆脱困境的出路。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症结的所在，这就是过多地迁就印欧语的理论结论，而忽视它的立论精神；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结合”立足点的转移。二、立足点的转移和“结合”思路的方向性转折马氏文通以来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基本的思路是“跟着转”。这种“结合”的立足点是“西”，基本上是以
15、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到这种理论中去研究，结果是我们的现代语言学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用印欧语的理论模式来改造汉语的研究。固然，要发展中国的语言学，我们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不管自己的研究传统、紧跟西方的语言理论“转”，终究不是中国语言学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这种反常发展的原因在哪儿？是“结合”的立足点有欠缺，我们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不宜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立足点，而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吸收印欧语理论的立论精神，即学习它如何从材料的梳理中提炼出相应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对汉语的特点做出理论的解释，进行我们自己的语言理论建设，改变“跟着转”的思路。汉语的特点
16、集中表现在哪儿？一言以蔽之，就是“字”。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特点的凝聚点，正像词和句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集中凝聚印欧语的特点一样。要立足汉语的研究，就应该紧紧抓住字，使其成为“结合”的立足点，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牵一发动全身，这一立足点的转移将涉及汉语研究方向性的改变。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也是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传统的研究始终以字为基础进行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书面语，因而注重“形”的研究，而忽略了三位一体中的“音”和“听觉”，在马氏文通以后被学界排除出语言研究。应该说，这是我们因
17、“跟着转”的思路而产生的一种失误。首先对这种失误发难的是赵元任（1968，78），指出字不光是写的，也是说的，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75年，他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认为“汉语中没有词”“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规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这里所说的“中心主题”相当于现在一般所说的“本位”，即汉语应该以“字”为本位去研究它的结构和演变。这找到了汉语结构与西方语言理论的矛盾的焦点
18、。汉语音韵史研究、方言研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为什么“结合”的成效比较显著？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没有离开汉语的“字”这一结构基础，而语法、词汇、理论等由于“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规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离开了汉语的结构基础，因而不容易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赵元任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发表于台湾，国内的同行直到1992年清华大学为纪念赵元任百年诞辰而编辑出版他的文集时才看到它的译文。但这没有影响国内学者的思考，徐通锵(1992)在香港语言学会1991年举办的“华语社会中语言学教学”研讨会上提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应该以字为基础去研究汉语的结构
19、。其它地区的学者如汪平、潘文国等也有类似的考虑和著述。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语言学家在相互不了解对方观点的情况下都向着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方向去研究汉语的结构，说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已趋成熟，要求语言学家站到汉语的立场上来，不要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测汉语的结构。徐通锵此后化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写成了专著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以字为立足点对“结合”的途径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结合”立足点的转移使汉语的理论研究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这主要表现在：从描写转向生成，重点研究从字经字组、语块、读（小句）到语句的生成机制，而不止是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类描写；从语法描写转向语义研究，重
20、点考察语义句法的结构规律；从“主语谓语”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的分析转向“话题说明”开放性语句结构的研究，等等。这种转折虽然表现形态不同，但与西方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一致，或者说，是语言学的发展思潮在汉语研究中的反映。由于这一转折，在具体语言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假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确定决定于音义结合的关联，处于关联点的结构单位具有现成性、离散性和语言社团中的心理现实性三个特点，这在印欧语是词，汉语是字；因结构单位的差异而形成的语义型语言和形态型语言（书中称“语法型”，这里据读者的意见改）的划分；汉语字组的结构原则不是现在流行的动宾、动补、主谓之类的语
21、法规则，而是以核心字为基础、表现为向心和离心两种结构形式的语义生成规则；语法理论应该以语言的有定性范畴的研究为基础，印欧语的语法理论立足于有定性动词的研究，因而有较强的解释力，汉语的有定性范畴不是谓语动词，而是句首的话题或是可以移至句首充当话题的结构成分，现在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周遍性主语句”“把字句”“被字句”“存现句”等都只是这一条语义规则的具体表现；印欧语的基本句式是主动和被动，而汉语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平常称为汉语语法特点的所谓“动补结构”“连动式”“兼语式”等等都是汉语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而产生的使动式的历史变异。这些都是以字为汉语
22、的基本结构单位而提炼出来的理论，也就是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立足点审视西方一般称之为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吸取其立论的精神，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这种“结合”思路的研究与现在流行的理论大相径庭，因而反弹的力量很大。学术的生命在于比较和竞争，新的理论在其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少数”，而这“少数”却不一定没有真理。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立足点的“结合”的思路，其利弊优劣、得失成败，只能让以后语言研究的实践去检验。与徐通锵的语言理论研究路子相同的还有陈保亚的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侗台语和汉语有无亲属关系，这是国际汉藏语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争论的双方各有所据，但都无法驳倒对方的立论。究其
23、原因，就是双方所依据的理论都是施莱哈尔的谱系树说，着眼于语音对应和同构来考察语言的系属关系。这种理论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适用于语言因有规律的分化而产生的方言差异、亲属语言关系的研究。汉语和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与印欧系语言不一样，是横向的接触很频繁，相互影响很深刻，结构上相互渗透的现象很普遍，而纵向的有规律的分化不明显，因而很难用谱系树理论来解释。陈保亚不为传统的理论所束缚，独辟蹊径，深入民族杂居地区，具体考察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过程，总结出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即语言的任何结构层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划不出哪些层面能受影响、哪些层面不能受影响的界限，区别只是越是核心
24、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以由语言发生学产生，也可以由语言的接触产生，因而不足以证明语言的系属。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陈保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操作程序：以斯瓦迪士语言年代学的200词和100词为基础（一是这些材料由比较大的普适性，二是可以避免选材的主观性）确定比较的关系词，根据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用“阶”的曲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反映，如果是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多，阶曲线下倾；而接触关系则相反，越是核心的词汇，关系词越少，阶曲线上扬。根据这一标准来
25、检验现在已有所研究的语言关系，普遍适用，无一例外。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由于关系词的阶曲线上扬，因而相互间没有亲属关系，它们的相似性和语音对应是由语言接触造成的一种语言联盟。这是研究语言系属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是中国语言学家的一种理论创新。字本位理论和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理论都是在汉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而创建的两种自成体系的理论。它们现在虽然还处于草创阶段，理论形态不是很完善，需要改进和补正，但终究实现了语言理论研究的一次方向性转折-从以印欧语理论为基础的中西语言学的结合转到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的结合，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三、克服理论上的依赖
26、感，迈上“结合”的新台阶，与国际接轨。五十年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出现了两种“结合”的思路，但主流至今仍是“跟着转”式的“结合”。这自然有它深刻原因。马氏文通以后，我国的理论语言学基本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的结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因而习惯成自然，逐渐形成一种理论上的依赖感，总想找一种现成的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并且将汉语研究的成就归功于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王力（1957）早就说过：“可以这样说，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普通语言学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道路来影响中国语言学。”这一论断是对20世纪上半个世
27、纪中国语言学现状的总结，反映学界的一般认识。1989年，陈平根据语言研究的新发展，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提到的所有重要理论、方法、概念、以致于一些术语，无一不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中已经得到过详细的讨论和广泛的运用，在其他语言中已经有过深入的报道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汉语非常成功。”（引自第二届国外语言学编辑工作研讨会纪要）这里所说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实质上就是印欧系语言的理论，因为现在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所谓“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或“普通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汉语非常成功”，实际上也就是印欧系语言的
28、理论完全适合于汉语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固然，这些论断反映了中国语言学的现实，但显然过于绝对化，因为它们只看到中国语言学积极进展的一面，而没有注意汉语事实与西方语言理论之间的尖锐矛盾，特别是没有注意汉语词类的划分以及它们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它们只强调“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没有注意中国语言学家本身的理论创造力。理论上的这种依赖感是百年来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不是中国语言学家没有理论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否！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传统，这种意识和能力薄弱一些而已。正由于此，我们更需要挖掘和强调这方面已经表现出来的意识和能力。比方说，早在“五
29、四”时期，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中就已经进行过转换分析，用的例子是“我（在门口）立我立（在门口）”“我（在纸上）写字我写字（在纸上）”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句子：“我（在书房里）写字*我写字（在书房里）”“*我（在箱子里）放衣服我放衣服（在箱子里）”等等。同样的句式，有些能相互转换，有些不行，刘复已开始探索其间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比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中的转换分析早二十来年，比乔姆斯基早三十余年，比国内外汉学家对“他在房子里写字*他把字写在房子里”“他在黑板上写字他把字写在黑板上”之类的句子进行转换分析要早五十余年。更可贵的是刘复已经用数学公式来描写语法结构，这也比西方语言学的同样分析方法早好些年
30、。遗憾的是，人们大多以为当时语法研究的水平不高，现在不值得查阅，致使这种开创性的论述湮没无闻。胡明扬（1998）以“读后”的形式加以介绍、评述，既必要，也很有价值。如果说，刘复的著作出版太早，不容易见到，那么吕叔湘的语法著作是容易见到的。早在四十年代，吕叔湘已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中明确提出动词有单系、双系之分；三系没有明说，但已隐含于文中。这就是说，现在流行的动词的“价”或“向”的理论在汉语的研究中早已产生，只是所用的概念是“系”而已。它比泰尼埃尔出版于1959年的著作早十余年。前后的研究虽有粗糙与精致之别，但第一个提出问题的人既需要理论勇气，也需要了解他所提问题的理论价值，绝不
31、能因为其“粗糙”而无视其在理论上的创造性。所以，中国语言学家不是没有理论创新能力，而是由于我们“理论依赖感”的弱点而使视线过于向“外”，看不见自己的“内”的新发现。我们这样说，不是要反对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而是主张用历史的眼光，对“内”与“外”的理论创新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给以恰当的比较和评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根据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经济、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其中包括理论上的创新。面对这种发展，强调理论的创新意识和克服理论上的依赖感，就绝不是一句多余的废话。前面讨论的“结合”立足点的转移，以汉语、汉藏系语言特点的研究为基础而去实现中西语言学
32、结合，不管它现在的理论形态多么粗疏，但应该承认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创新的自信心在增强，在克服理论依赖感的征途上前进了一步。现在人们倡导汉语的研究应该与国际语言学接轨，这完全正确，但问题是如何接轨。急起直追的“跟着转”很难实现接轨，比较实际的办法是立足于汉语特点的研究，用迎头赶上的办法去实现接轨的目标。这个问题徐通锵1999已有讨论，这里不赘。引用书目胡明扬，1998，刘复中国文法通论读后，汉语学习第5期。王 力，1957，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徐通锵，1992，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前进，（香港）Newsletter No.13徐通锵，1997，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33、。徐通锵，1999，说“本位”，见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元任，1968，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浅谈大学生恋爱说到大学生恋爱，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在不断地变化。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禁止大学生谈恋爱；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态度；当今采取积极引导，正确教育的态度。因此随着社会环境以及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学生谈恋爱也越来越普遍，校园中的出双入对也不再是奇怪的现象。但在这个社会复杂的时代，大学生更应该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大学生中恋爱有几种不同原因。首先，从紧张的高中走向了心目中向往的大学生时代，身心的放松，对于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来说，爱情有
34、着巨大的吸引力。没有了父母的唠叨，中学老师的紧随，刚刚自由的大学生们便开始了恋爱。走出高中，进入大学便开始谈恋爱好像成了一门必修课。其次，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出于从众的心理。大学宿舍是集体生活，就我的感触来说，就譬如女生，宿舍中有的同学谈恋爱了，回宿舍后大家便开始八卦，当然谈恋爱的女生也会乐在其中，享受着恋爱的甜蜜。久而久之，大家会产生羡慕的心理。当一个宿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谈恋爱时，没谈的同学会感到自己不合群，一般也就谈恋爱了。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寂寞、无聊而谈恋爱。在我身边就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大学中，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关系不再那么亲密。并且学习靠自主，刚进大一也不会有就业的压力，刚走出高
35、考的学子们不再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对于未来的目标还不明确，整天糊糊涂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游走在游戏，上网等事情上，内心空虚、寂寞。于是便萌生了谈恋爱的想法。纯粹为了打发时间。更有一部分人是出于虚荣心而谈恋爱。有的是因为大家都谈了，如果自己不谈就显得自己很失败；更有甚者是很享受被人追求，关注的光环。以上这几种谈恋爱的原因在我们身边是很常见的，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不可取的。这些都不是积极正确的恋爱心态。就我自己而言，对于恋爱一直持有很理性的态度。从大一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在大学中如果能遇到自己非常喜欢，又非常适合自己的人时，我会选择谈恋爱，但如果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满足虚荣心的话，我是不会谈的。这样不
36、仅不会有结果，还会浪费时间、金钱和自己的青春，耽误学业。从长远来看更是对自己未来的事业及婚姻的不负责。爱情是一把双刃剑。爱情很美好，使人陶醉，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如果恋爱双方可以很理性的正确的处理恋爱的话，相互促进，相互激励，使双方不仅感受到爱情的美好，还能促进学业，使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爱情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有的人在失恋中无法自拔，产生抑郁，变得冷漠、沮丧、痛苦、颓废；甚至去报复，伤害了自己，也伤害力他人；有的选择自杀来解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不久前，我们邻近的某所学校的一女学生因情自杀，令人惋惜、痛心；当今大学生生理已成熟，但心理却不成熟，他们的谁会
37、责任感、道德观念、恋爱态度以及他们对恋爱与学习关系的处理等都是不成熟的。恋爱中的人卿卿我我，控制不好，避免不了一些极端事情的发生，比如怀孕。年轻的大学生们没有工作，负担不起独立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怀孕对于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事故。有的甚至选择逃避。女生只能选择流产，这对自身会带来无可挽救的创伤，对家庭及亲人也会带来巨大的打击。所以对于性行为要有自己的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才不会酿成苦果而后悔不已。当代大学生的恋爱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注重恋爱过程，轻视恋爱结果。课堂上老师也说过，现代大学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我也不赞成这种观点。这种行为实质是只强调爱的权利，而否
38、认了爱的责任。其次，随着时代发展，当今大学生恋爱观念日益开放，传统道德逐渐淡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对大学生影响较深，但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大学生的恋爱观也逐渐变得开放起来。第三，对于失恋承受能力较弱，不能真确看待，有的在失恋后采取“不成恋人，不成朋友”的态度，更有者是“不成恋人便是敌人”的态度，这看出了大学生恋爱的不成熟性。对于大学生恋爱，从大学生自身来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恋爱观，正确的恋爱观对恋爱实践有导向作用，并促进人们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认识爱情的实质，端正恋爱态度，摆正爱情位置。深刻认识到爱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以高
39、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恋爱。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是恋爱生活的基础。爱情在人生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爱情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但爱情不是人生的根本宗旨，更不是人生的全部，只为爱情而活着是苍白的。其次，正确处理爱情与事业关系。认识到学业第一，今天的学习与未来的事业的密切关系，也是爱情美满的基础。那种抛开学业谈恋爱的做法，不仅有碍成就事业，也难以获得幸福的爱情，因此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可悲的。 再者，要有良好的恋爱道德。大学生谈恋爱时，要相互尊重，诚心相待，相互帮助，注重社会公德，不学不良风气。正确处理恋爱挫折。莎士比亚说过：“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不是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爱情是生活中美好的事情，但在恋爱中
40、遭遇挫折是常有的事。在处理失恋的问题上，要有正确的态度。失恋但要保持住尊严与理性，不失志。对于大学生恋爱问题，学校也应该给予积极的引导。首先，可以开展丰富的集体活动，转移学生的注意力，重视学生素质的培养。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既可以增强体质，锻炼体魄，又可缓解其焦虑和抑郁心理。例如，我们学校开有心理健康节，有“心协”，有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中心，这些都为同学们们解决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然后，还可以开展关于恋爱及性教育的选修课程，让同学们更多的，更科学的了解恋爱与性健康，从而更好的应对生活中的恋爱问题。总之，爱情在人的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学生活又往往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怎样处理好两者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问题，不仅要从自身来注意，树立良好的心态，学校也要给予积极的引导。使我国的大学生恋爱越来越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