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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论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 【作者】张为 【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实践 【指导老师】王明月 【专业】历史学 【正文】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开始了与西方列强的频繁交往。而外交的一次次失败使中国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本质上也就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左右了晚清外交30余年，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李鸿章的外交理论可以归结为“外须和戎”,这一思想是在中国逐渐衰落而西方列强却日渐强大，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外须和戎”是为
2、争取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变法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和戎”只是权宜之计，“自强”才是长期目标最终目的。正因如此，在他死后的百余年间，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十分重视，已成为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的焦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达到高峰。在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中，“和戎”外交思想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恰如其分的评价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是评价李鸿章外交功过的一把钥匙。现以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李鸿章的外交实践为依据，着重就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和戎”思想指导下的外交实践、以及对“和戎”外交思想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而阐明自己的一孔之见。一、
3、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主权日渐沦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渐尖锐，封建专制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涉。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既有出于中西实力对比和为“自强”谋取有利环境的现实原因，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一）中国现状及与西方列强的力量对比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危机四伏。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再也无法与大机器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相媲美。但这种严峻的形势，并没有唤起统治集团居危思危的决心，反而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
4、处于崛起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迫不及待地对中国进行了虎狼般的攻击与侵略，使中国成为了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侵吞的对象。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越来越多的领土和主权，经济实力进一步削弱，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然而到19世纪中期，西方各列强均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日本也正在积极地开展“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强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力，纷纷对外掠夺资源，争夺殖民地。面对强大的敌人，李鸿章认为不能逞一时之勇，如果与西方列强硬碰硬，必然是鸡蛋撞石，而应该避其锋芒，以“和”相待。李鸿章还认为这一时期的西方列强，仍然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中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掠夺。正如他所
5、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因此李鸿章认为没有必要过分的依重武力对抗，创造“和”局才是正举。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远东的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英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力求保持原有的远东国际格局；美国正在进行南北战争，也无暇顾及远东；法国和普鲁士正在欧洲争夺，也暂时放松了对远东的侵略；日本方面，虽自明治天皇睦仁登基始，就以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但此时羽翼尚未丰满，暂时也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这就决定了当时远东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这一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确实是百年难逢的一次奋发图强的好时机。李鸿章就认为，在中国目前“兵单饷匮”
6、之时，“断不可轻言战”，而应慎重外交，“力保和好大局”。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运动达到极盛，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这就使得清政府统治阶级及官僚们纷纷要求实行“中外合作”的方针，企图借用列强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天国；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目的也主动要求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军。这样李鸿章就从当时的情况出发，确立了对外“和戎”的方针。（二）为中国富强创造和平的外交环境李鸿章与洋人一次次打交道的实践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然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教，但已经受到了在“技艺”、“术数”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威胁。但很多晚清官员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7、，没有正视自身面临的危机。事实上，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列强很多年，如果再不清醒、再不考虑发展自己，对付外来威胁，就有可能被西方列强彻底吞食掉。况且当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多处门户洞开，西方势力日益入侵，开始深入腹地，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中外界线”。在此情形下,李鸿章认为：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列强，而是一个强大的西方整体势力。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洋枪洋炮，而且他们的坚船利炮已经严重地威胁着清朝的统治。面对如此局势，李鸿章尖锐的指出：“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唯可忧，抑亦可耻。”2他一再强调：“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辱。”3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要想转
8、危为安，转弱为强，就必须学习西方，取法自强。但是变法自强既需要时间又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如果在此期间一如既往的受到西方列强的攻击侵略，那么便无法实现变法自强的目的。经过与列强多次谈判，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弱国无平等的外交地位，只有力保和局，忍小忿而图远谋。李鸿章反复指出：洋人的军火器械比我们强，技艺也比我们精良，即使我们与他们作战且暂时取得了胜利，“最终必定要失败的”。因为李鸿章认为：“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一，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也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4所以李鸿章断定以中国当时的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殊死一战”，硬拼只能是自讨苦
9、吃，在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切实加强之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显而易见，李鸿章主张对外“和戎”是想为自我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为自强争取时间，通过自强以缩小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待到实力强大之时再“力挽狂澜”。（三）儒家思想及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社会与当时正发生巨变的世界相隔绝。封建统治者又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推至极致，这使得中国人进一步陷于对儒家文化至善至美的迷信之中，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发展到了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地步。儒家文化在治国上倾向于国泰民安，且儒家的“和合”思想又强化了国人传统文化心理中讲究和谐的理念；中国历代统治
10、者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往往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作为儒家传统文化忠实传人的李鸿章自然也不能例外，儒家文化中讲求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深深地浸染着他的心灵，使他笃信儒家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完美、最和谐的有机体系。儒家的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对君王、对朝廷忠贞不二。那么李鸿章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也必然会维护自身利益、维护清政府的统治。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既然采取的是妥协退让的路线，李鸿章也就必然会忠实的执行这一路线。李鸿章“和戎”思想形成的又一个重要依据是李鸿章认为洋人可以信义笼络，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曾国藩有莫大关系。曾国藩是晚清重臣，也是李鸿章的老师。他一向认为中国要对付比自己强大的西方列强，只
11、有“自强”,然而“自强”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对洋人只能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用“忠信笃敬”去感化洋人，以力保“和局”。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曾国藩曾对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5作为曾国藩继承人的李鸿章在这方面接受的训导较多，对以“和”为主体的外交思想不仅予以全盘继承，而且将之发扬光大。李鸿章自己也曾说过“我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6所谓“老师一言指示之力”即是曾国藩的忠信笃敬，信义笼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主要是李鸿章对中外实力进行权衡、比较分析之后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时代
12、和阶级的局限。李鸿章的“和戎”外交理论，就正常的邦交之道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只可惜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宜时，所用的“和”是不惜损害国家利益，一味的妥协求和，实质上违背了“和”的本意。二、李鸿章“和戎”外交实践晚清时期的中国外交实则为李鸿章的外交，他提倡的“和戎”思想成了他对外交涉的主要策略，在这一思想主导下的众多外交实践中，以天津教案、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较为典型，现以这三个事件为例，对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进行研究论述。（一） 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开篇之作，是他就任直隶总督后，接手的第一件较有影响的外交事例。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宗教势力大举入侵，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
13、巨大差异，再加上一些传教士的不法行为，致使中国百姓与外国教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天津教案”就是其中一例。事件发生之后，李鸿章曾建议曾国藩在交涉中“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死塞责”，7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时曾拜访曾国藩，又一次提出了打“痞子腔”，但仍未被曾国藩所采纳。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以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懂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曾国藩的做法，接任后也就力主和平了结。但是，此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普鲁士军队进逼巴黎，法国阵脚大乱，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要求法国让步。可是李鸿章仍然一味采取“和戎”政策，因为他在与洋人频繁的打交道之中，看到了西
14、方的先进和强大，见识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也意识到了中国自身的贫弱，认为自己并无力与西方列强对抗。如果和列强兵戎相见，我们只会惨败，反而会因小失大。这充分显示了李鸿章的恐洋和怯懦心理。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早期外交已经在奉行“外须和戎”政策，天津教案处理的全过程，始终在贯彻其“和戎”政策，并最终以和平手段平息了事端。总的来说，“天津教案”的和平解决有利有弊，虽然避免了战争，为洋务运动的开展赢得了一定的时间，为中国的“变法自强”创造了一个暂时的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与列强讲“和”的条件是建立在出卖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严重的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伤害了民族情感。（二）中法战争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以中
15、国不败而败告终，然而导致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除了清政府的腐败、软弱以外，还与李鸿章推行的“和戎”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内部对法国侵略越南的态度出现了分歧。以左宗棠、曾纪泽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积极主战，但是，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却一味主张与法国妥协，力避战争。他认为：“中国出兵援越，就会与法国失和，法国必然要派兵进攻中国，而中国兵单饷馈，海军更不是法军的对手，所以断不能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如果中国与法国开战，即使中国能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败，未必各口皆守，而一旦战败，就要被迫签订更为苛刻的条约，后患不可胜言；即便听任法国占领越南，中国边境受到危害
16、也是将来的事，如果援越抗法，法国立即就会对中国发动战争。”8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有多害怕与列强开战，多害怕与列强“失和”，还没开战就先妥协言和了。为此，他默认法越签订的条约，幻想以此来维持一种虚幻的“和局”。李鸿章甚至想把遏制法国侵略的希望寄托在外交谈判上，而法国则在外交谈判的烟幕下积极筹划，准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李鸿章一厢情愿的妥协求和，并没能阻止中法战争的爆发，因为侵略是列强的本性。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在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下，中国军队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胜利，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利用越南为基地进攻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且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前线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
17、，然而李鸿章却认为这是一个妥协投降的好时机，决定“乘胜即收”，向法国求和。又一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最终导致中国不败而败。李鸿章之所以会力主“和戎”，关键在于他将战争胜败的因素完全归结于武器的优劣，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他认定了敌强我弱，中国没有实力和西方抗争，就算胜了也只是暂时的，中国不可能一直战胜强大的列强。所以，他每遇战事就未战先言和，力保他所谓的“和局”。当然，李鸿章决定乘胜而收也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在中法战争期间，台湾一直被困，澎湖已被侵占，全岛岌岌可危。法国的海上力量强大，如果清政府决意和法国一战到底，法国必然会增加兵力，增派军舰封锁台湾，到时候台湾的命运就处于未知数，如果失去台湾
18、，那就是因小失大。因为台湾的重要性，胜过其他。同时，中法战争时，日本已开始着手侵略朝鲜，对于中国而言，朝鲜的重要性是胜过越南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决定避战求和也有他的顾虑，但一个在军事上打了胜仗的国家，居然向战败的对手妥协投降，未免使中国显得更加懦弱好欺，也进一步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使其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和邻国的侵略，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日本区区小国竟能成为中国最大的侵略者就是这种一贯“和戎”的直接恶果。因此，总的说来，作为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对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他在战前、战时奉行“和戎”政策有密切联系。（三）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付
19、出了沉重的代价。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虽然有清廷本身的腐败，武器装备落后等客观原因；但是李鸿章在战争中推行的“和戎”策略以及他指挥上的失误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日本的挑衅，把持清政府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担心战争失败后会动摇她的统治地位，也怕战争影响她的万寿大典，因而一心力保“和局”。负责清政府军事和外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唯恐他掌握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战争中遭受损失，以致削弱他的实力，也极力避战求和，采取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把希望寄托在英、俄等国的“调停”上。直至开战的前一天，李鸿章还指望外国列强们的调停。这就造成了他在战前不认真备战，而是整日奔走于各国公使之间，还
20、说：“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詘。”9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所著的蹇蹇录中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10李鸿章将他的“和戎”政策贯穿始终，就是在甲午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使得中国军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正是由于李鸿章一厢情愿的求“和”，将希望寄托在调停上，才导致了甲午战争的惨败。有论者认为“李鸿章的误国，不在战后，而在战前，不在战时，而在平时。”11的确马关和约的签订也是迫不得已，就算李鸿章不签也会有其他清朝官员来签。但是李鸿章在战前就推行不抵抗政策实为误国；在战争之时又下令北洋海军不准出战，“如违令出战，虽胜亦败”，12这就使得日本军队
21、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进攻，中国军队任人宰割，致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实为败国。正如梁启超所评价的，“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13以和为贵固然好，但是“和戎”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它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无条件的损害自身利益，不顾一切的委屈求“和”。这样的求和不仅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和平，带来稳定的环境，反而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耻辱和深重的灾难。事实正是如此，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不堪一击，国家利益大大受损，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中。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和
22、戎”外交政策的失败，战败所带来的后果也使李鸿章留下千古骂名。根据上述三件案例，不难看出李鸿章从开始接管外交事宜之始就一直在贯彻他的“和戎”外交策略，甚至在两国兵戎相见的时候，也仍不放弃。其实，他所谓的“和”并不能使列强心存感激，反而会让他们觉得中国懦弱好欺，从而助长其侵略野心，最后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使国家越来越弱，越懦弱越受欺。三、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评价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宜时均采用“和戎”政策，他之所以要力保和局，虽然是想为“变法自强”拖延时间以及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其初衷是好的。但其后果是严重的、消极的，正是这种一贯的妥协求和，使得中国军队一次次贻误
23、战机，最终致使已经困苦不堪的中国人民一次次陷入深渊，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14因此在评价他的“和戎”思想时，我们虽要看到它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更不能忽视。（一）“和戎”外交思想的良好愿望李鸿章“外须和戎”思想的形成，是他总结历史和面对现实的产物，是想为中国富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面对西方列强一次次的侵略，李鸿章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必须做到“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15这样清政府就有了喘息、修整的时间，同时也为洋务运动的顺利进行减轻障碍。李鸿章也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至妄生凯，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6因此，李
24、鸿章提出“外须和戎”是出于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外力量对比的考虑，目的是希望中国将来能立于世界强国之列。李鸿章提出“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17的主张。这一主张在他创办洋务、加强海军海防建设等实践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正如李鸿章所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需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消弱，和一国又增一敌也。”18“和戎”只是手段，“自强”才是目的。就从这一出发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比那些保守派大臣思虑周详、计划长远。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戎”外交思想良好的出发点我们应给予肯定，但因其一味“和戎”所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二）“和戎”外交思想的消极后果李鸿章“和戎”思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深重灾难。
25、他所谓的“和”，就是保持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和”，是排斥抵抗的和，是妥协求和。这也是李鸿章受天下之谤、被天下人骂为汉奸、卖国贼、走狗的原因。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里也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原本。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偷一时之安。”19尽管中国遇战必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晚清社会制度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但作为晚清重臣，身负外交重任的李鸿章来说，从一开始就鼓吹“万万不可轻言战”要力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也应负重责。首先，李鸿章过分的相信国际法，寄希望于西方列强调停。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认识到列强对华的目的，并非占领土地瓜分中国，而是利益
26、。同时，他认为中国应该用现代国家之间的重要规则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没有必要动则开战，将国家与民族置于穷兵黩武、战则必败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只要不违背国际法，遇事就可以用国际法来调节，也就是李鸿章所谓的“以夷制夷”。如果在现代国际体系下，李鸿章的“和戎”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19世纪末，整个世界处于风云变化期间，每个国家都想扩充自己的实力，一切都是国家实力为前提，国家实力才是国家安定的保障。因此，一味的“和戎”，就显得太过简单，太过幼稚，无异于与虎谋皮。也正是因为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上，才使得中国军队疏于备战，一旦开战就不堪一击，最终以惨败收场。其次，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过分求“
27、和”，缺乏抗争意识。李鸿章错误地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主要归结为武器的优劣，忽略了人的因素、小看了精神的力量。他过分的强调西方的强大，过分弱化自身的实力。李鸿章每遇战事未战就先言和，他的过分求“和”不惜委曲求全，向西方列强步步妥协退让，牺牲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至使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又一次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的让步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一味的妥协退让，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得“和”，在实质上也就违背了“和戎”的本质。这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和”，反而会使列强认为中国好欺，从而助长其侵略野心，更加不利于中国的长久利益。
28、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但是李鸿章却没有从中获得教训，因为他太想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所以他害怕与列强开战，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敢于斗争甚至不惜玉碎的传统精神和魄力，就连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所具有的那种反抗精神也没有继承下来。从他身上看到的只有胆怯、懦弱和一味的妥协退让。最后，李鸿章没有认清西方列强的本质。李鸿章对西方列强的了解不够全面，没有认清他们的狼子野心。李鸿章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所以就一贯推崇他所谓的“和戎”政策。但腐败、落后的晚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而西方列强正处于发展壮大之际，两者相差甚远，根本就处在一个极不平等的地位上。在双
29、方地位不对等的条件下，“和戎”外交，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并不是单方面想“和”就能“和”的。因为国家实力是决定外交成功与否的可靠保证，“弱国无外交”这是历代外交不变的准则。可见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没有考虑到列强方面的因素，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终究不符合历史大势，必将会也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这已经被近代史所反复证明。总的来说，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及实践是近代中国衰败、落后的必然产物，体现了李鸿章对外交涉软弱妥协的属性。李鸿章试图通过“和戎”来徐图自强，不仅未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反而使国家的利益不断受损、人民遭受的迫害不断加深，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屈辱和灾难愈益严重，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以“自强”为
30、口号的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实质上也宣告了李鸿章“和戎”思想的最终失败。但李鸿章并不以此为戒，继续宣扬其“和戎”外交，致使国家和民族蒙受更大损失，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辛丑条约和中俄密约的签订便是最好的佐证。虽然晚清中国的历史屈辱并不完全是李鸿章的个人因素造成的，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结果，以及西方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历史必然。但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的实际总管，必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即所谓“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20因此，其外交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国际关系中的不变法则“弱国无外交”。这当是后来人不断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结语李鸿章是中国近代
31、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以外交受重望于国际，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但他也因外交负重谤于国内，被过人骂为“卖国贼”、“汉奸”、“走狗”等。李鸿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损失。晚年的李鸿章回忆一辈子走过的路时为自己辩解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揭破可敷衍一时。如同一件破屋，由裱糊匠懂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破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像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能何术负其责?”
32、21这段话有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之嫌。其实，李鸿章之行为是其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所决定的，即封建地主官僚的身份、封建儒学教育的影响以及腐朽没落的旧制度所决定。因此，才有梁启超“他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的评价。22也才有“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悲叹。23因此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注释1416吴汝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卷10，第30页；卷13，第20页；卷3，第13页23518吴汝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33、1980年，卷3，第18页；卷24，第9页；卷24，第11页；卷24，第18页67董丛林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16页，第14页810曹立前著：简明中国近代史，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41页，第160页915吴汝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卷16，第25页；卷2，第33页11王信忠：中日马关议和，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12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7页131419202223梁启超著：李鸿章转，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8，105， 8，105，4，4页17谢世诚著：李鸿章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21曾纪鑫著：千古大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