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交恶缘由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史毕业论文.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苏关系交恶缘由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史毕业论文.doc（9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论 文题 目中苏关系交恶缘由及其影响选题时间2009.10完成时间2010.4论文（设计）字数9423关 键 词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中苏关系论文题目的来源、理论和实践意义：从新中国成立到苏联解体的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两国曾经是共同对抗西方的中坚力量，也曾经陈兵百万，枪口相向。中苏关系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风向标。我们透过对中苏关系的研究，还原当时的历史片段，可以帮助我们对中苏之间的关系发展历程以及造成两者关系变化的原因有一个较全面，深刻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研究获得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基本原因。这些对我们今后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化有深刻借鉴意义。
2、苏联解体后，两极世界对抗结束，但现代社会的国际关系变化更加复杂，无论怎样变化，国家之间永远只是利益关系。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该论文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领袖个人因素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及这样重大的变化给国际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此文没有从单方面去寻找原因，而是从中苏两方的角度，结合多位研究中苏关系的中外专家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观点，使读者能够比较有条理性的理解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附：论文本人签名： 2010年 4 月 20 日目 录中文摘要 1英文摘要 1一、 引言 1二、 意识形态的分歧 1-4三、国家利益的冲突 4-5四、领袖个人因素 5-7 参考文
3、献 7中苏关系交恶缘由及其影响【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与苏联处于“甜蜜期”，是苏联的左膀右臂，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但是到了50年代的中后期，两个同盟者的关系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关系犹如江河日下，给两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词 意识形态 国家利益 中苏关系 The cause and the effect of that China and Soviet Union relation worsen【Abstract】New china has been in “sweet period” with Soviet Union since it sets
4、up.It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socialist cam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llies had been worse and worse since the the middle and late 50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other aspects reasons . It causes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two countries and even the entire in
5、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Ideology National interests Sino-Soviet relations一、引言苏联一直被认为是新中国的老大哥。确然，在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仇视的眼光注视着这个新国家，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苏联率先与新中国建交，给予这个刚经历了战争创伤，百废待兴的新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巨大支持。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可真算是蜜月期，为了帮助自己的社会主义弟兄，苏联虽然说不上是有求必应，但也是尽心尽力，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对于改善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局面并
6、没有延续了太长时间，进入50年代中后期，中苏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领袖意志等多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多，两国关系急转直下，给中苏两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篇将在多方面分析中苏关系由友好变为交恶的缘由。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
7、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
8、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
9、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
10、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
11、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
12、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
13、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
14、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
15、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
16、，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接着，当年8
17、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
18、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三、国家利益的冲突看过一些资料，有的人认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主要是因为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意识形态永远从属各国的国家利益，是绝对
19、不能与国家利益相提并论的。其实自从新中国1949年与苏联建交后，中苏在莫斯科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时就因为涉及到双方的利益问题经过了一场口水战，刚开始斯大林舍不得已经获得的特权而对签订新约的事故意推脱，后来虽然同意签订新约，但是使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例如使中国接受不按国际惯例确定的有利于苏联的人民币跟卢布的比价。另外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方被迫于苏联签订了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在东北和新疆高了两处势力范围，规定这两处势力范围“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力，并不允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居民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加工业的，商业的，财政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对这些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做法，毛
20、泽东很不满意，他后来说|“我们同斯大林有意见，我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嘴里的食还是能拿出来。”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批评苏联方面跟斯大林方面的某些做法，他说：“1950年，我跟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签订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者，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提出东北跟新疆的的要求是把他们变成苏联的“殖民地”。由此可见，此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与斯大林的冲突埋下了对苏反感的种子，为后来的中苏论战产生了阴影。众所周知，1949年9月中
21、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应当指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以苏联与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准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更有责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不仅如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的、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相反，苏联的对外政策的路
22、线则是如何在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统一路线的口号内，不惜破坏他国主权，甚至领土完整保障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正是中苏之间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导致了双方在台湾海峡事件，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及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关系问题上观点迥异。 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政府正是积近代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经验教训，一贯坚持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尊严。不可否认，由于受“大跃进”等“左倾”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外交工作在50年代末有过某些不足，甚至缺点，但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路线方针的正确性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继承了俄国，乃至苏联传统的自身利益永远高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
23、根本利益的对外政策路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统一路线，归根结底就是服从苏联国家利益的路线。也正是这两种利益路线的冲突导致了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直至对抗。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这个崭新的国家确实需要很迫切的帮助，这个时候苏联率先担负起了支援新中国的重担，给予新中国极大的支持，确实也让新中国的领导人感激不已，但就是在这个支援与被支援的过程中，”苏联渐渐的把中国看做是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帮手，苏共把自己的意志随意的强加给中共，却不允许中共有议论的权利，把两党的关系看成父子党”。殊不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贯彻的是平等的原则，反对对其他国家，政党的任意干涉。五十年代中后期两个国家在国家
24、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化，最后导致决裂。正如1960年9月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是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总起来说，在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成员，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得到苏联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援助，但另一方面，苏联同样需要依靠中国完成其战略意图，加强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力量与美国对抗。正是基于上述目的，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与军事援助。以毛泽东为首
25、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利用苏联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壮大国家的综合实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政策使苏联感到中国威胁存在，也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措施召回专家。表面上看，召回苏联专家是通过经济手段为政治问题解决施加影响，但实质上政治问题本身包含着双方各自不同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在专家召回后的确曾经建议重新派遣专家返回中国，但这同样不是苏联方面认识到召回专家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而是他们再次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招牌，将中国纳入经互会组织安排劳动，利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其落后的边境地区。然而，经历了召回专家事件教训的中国领导人认清了苏联对华援助的真正目的，断然拒绝了苏方的建议，并由此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
26、更生的发展道路。四领袖个人因素有关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破裂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当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苏关系，由于双方决策层以各自的执政党为主，就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中苏两党关系：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1954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与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国两党制定国内政治经济
27、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得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有学者在总结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上的冲突、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因素、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六大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在导致中苏分裂的上述六大因素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
28、这种观点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况且，他们当时都缺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执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成熟经验。 另有学者指出，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关系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
29、出现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的深刻怀疑。这种观点认为，自19571959年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三类问题，即中国的安全利益、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他本人的威望和领导地位。三类问题比较而言，毛泽东更重视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动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这项事业的成败。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相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都显得极为敏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是对人民公社的影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映射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感到
30、自己的威望和与威望相联系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总而言之，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性格上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
31、是客观分析。而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如果双方都能少些偏见，多些宽容，中苏关系就不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 我认为 “领袖因素”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绝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中苏两国政治体制均处于高度集权的背景下，“个人意志和决策很容易强加到党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国际国内利益上的冲突和背离以及两人政治品质和性格上形同差异，导致中苏关系恶化。” 即便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各自国内还有什么个人在政治上的私利，但他们在国际上所代表的则完全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况且，仅凭两位领袖政治品质和性格上的差
32、异，就断定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破裂，不仅说明这些论述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感情化色彩，而得出的结论更具情绪化，所坚持的并不是唯物史观。中苏关系的破裂，对双方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关系破裂的缘由也是多方面的。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中苏双方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及苏联模式等角度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将某种观点绝对化，但细细分来，我觉得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政治等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利益的，离开国家利益谈政治，谈经济就没有意义了。当然我们也不
33、能否认其他的因素的重要性，它们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不可或缺的原因，要全面的来看待问题。或许，经常被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外交家所引用的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一句名言更能说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那就是在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参考文献：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东欧中亚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期。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5期骆晓会: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湘潭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期。中共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1期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第61、90页。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国际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期。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