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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南朝齐梁文学的特征 麻勇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南朝齐梁文学处于中古文学的“新变”期,在“新变”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良倾向,当然也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齐梁文学所呈现的不良倾向和主要弊端有三个特征:一是泛情主义之病;二是文胜质亡,重采轻骨;三是偏重于形式技巧的追求。 关键词:南朝齐梁;文弊;特征 南朝齐梁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文士们自觉地追新求变、翻新出奇,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对当时文士来说,基于生活范围比较狭小,生活体验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于是他们把目光和才力倾注于
2、形式创新这一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 但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尖锐批评和严厉指责,甚为后人诟病。刘勰批评齐梁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文心雕龙定势)“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论集中也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使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等等。笔者拟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齐梁文学的弊端。 一、泛情主义之病 中国文学是以抒
3、情性为主的文学,表情达意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历代的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前辈们受自然、社会感动过的情感的记录,是他们人生情感历程的表现。诗经中的怀春之思、黍离之悲等,莫不是情感的表现。诗大序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等对诗经作出的评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机在文赋中也强调了文学“缘情”的特点。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把文学看成是人的自然天性和情感的自然流露,把文学的起源和人的起源相提并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他认为曹氏父子“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说:“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文心雕龙情采里
4、也说:“五情发而为辞章。”把文学看成是情感的载体。钟嵘品评他以前的诗人诗作时更是把“感物动情”看成诗歌的源泉。朱熹也以今律古,以“道情”、“吟咏情性”为作诗的目的:“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2076)元代虞集在胡师远诗集序中强调:“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由此可见,抒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且有其一定的内在审美抒情尺度。但在齐梁时期,随着经学的退位和玄学的兴起,社会群体意志的淡化和个体意识的张扬,不但没有对感情的积极社会内容提出要求,反而倡导甚至在有些作品中就出现了某种放纵情欲的不健康感情。 萧刚的诫当阳公大心书主张:“立
5、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亦称:“直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种“情”往往偏指闲情、艳情、色情。这种观念也体现了齐梁贵族文人宣传声色的审美情趣,易于把文学引向灰色的颓废的偏途。时人裴子野于雕虫论中严厉地批评:“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风也。”(P324)“摈落六艺”即背离了诗经的传统,“非止乎礼义”则走向了诗经的反面。尽管他的指责有些片面,仍然是汉儒的敷扬政教,没有深入到艺术创作规律的内部,但他指出了“
6、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又恰好击中了萧氏兄弟一派的要害。齐梁文学那种缺乏积极社会人生意义、毫无约束、肆意宣泄之情,从本质上来说,实属无情无意,虽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框的束缚,却又倒向了另一边泛情主义的滋生繁衍,在文学创作方面,渐趋走向了“宫体”。 大唐新语卷三载:“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选本玉台新咏收此时的作品较多,其序中说:“撰录艳歌。”白居易也曾谴责当时的作品:“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3(P961)齐梁文人社会责任感和治世救民情怀的萎缩以及抒情之泛化、苍白无力,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二、文胜质亡,重采轻骨 质文兼备、骨采并举是中国文
7、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重要审美尺度,也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所应该遵守的原则标准。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也说:“深乎文者,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兼重文质,可谓前后桴鼓相应。然而时至齐梁,文士争文竞采,堆砌辞藻,崇尚华巧,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责备。“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雕藻淫艳,倾弦心魂”(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也说:“趋末弃本,率多浮艳。”隋代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说:“降
8、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虽然从儒家的政教观点出发,提倡质朴充实,但也确实指出了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学中片面追求形式美,忽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缺点。又如隋书文学传序云:“梁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陈祚明批评得更为一针见血,他在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一)中说:“梁陈之弊,在舍意问辞,因辞觅态。”齐梁偏重
9、“文”于一隅,忽视作品之“质”,焕然可见。 刘勰对当时文人创作上绮靡雕采、华而不实的不良风气的批评,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情采之中。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立论,一方面指出文采的存在价值:“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另一方面又对文采藻饰与文学内容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同漆:质待文也。 ”明确揭示了文采与内容相互依赖的辨证关系。同时,又对二者的地位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意思很明显:“情”、“理”内容为本,居主导地位;“辞”文采与形式为辅,受情理
10、内容的支配;为文的正确途径是“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最终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对这一点,纪昀倒是看得很清楚,所以批道:“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4(P108)指出刘勰对当时华而不实的错误文风进行了有意识的批评和矫正。 综上所述,齐梁文学于艺术上偏重词藻华美巧丽,而忽视了内容充实之问题。不仅如此,其弊病还体现在不注意对审美意象的整体塑造。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词理意兴。 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这里所说
11、的“意兴”正是指诗的审美意象特点。 唐诗之所以不可企及,正是由于它“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这是符合艺术审美规律的。严羽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很准确地指出了齐梁文学审美意象方面的缺点。其实,齐梁时代的刘勰和钟嵘就曾对此作过尖锐的批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指责当时“习华随侈,流遁忘反”的倾向,指出:“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对此,他主张以风骨为主,以辞采为辅,主次关系不能颠倒。他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歌创作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看法,同样包含着对当时不注意审美意
12、象塑造的批评之意。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中批评得更为直白:“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故齐梁文学不注重审美意象之塑造,重采轻骨的现象于此明了。 三、偏重于形式技巧的追求 在文学创作中,熟练掌握一些形式上的写作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况且追求形式技巧之美本来就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进步,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但这些形式技巧必须基于志、情、理、意这一思想意蕴层面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刘勰就认为“善术”和“弃术”是很不相同的,“善术”可以“善奕之穷数”,而“弃术”就“如博塞之邀遇”。他深刻指出,作家必须在统观全局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具体的写作技巧。他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
13、一总万,举要治繁。”5(P657)必须先识“大体”(大体即为整体的谋篇布局或思想意蕴或二者兼有之意),然后各种写作技巧的运用方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 但齐梁文人在对文学艺术形式之美的探讨过程中,由于刻意和过于片面看重、追逐对偶、用典、声律等修辞方式的把握和运用,以致于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形式主义的倾向,堆砌浮肿之弊,历历可见。 关于对偶,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重出之病、不均之病、孤立之病都有所揭示,并且特别对当时骈文最突出的冗繁之病进行了批评:“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关于用典
14、,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指出齐梁文学追求堆砌典故之风非常严重。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因为用典过多而佶屈聱牙,文意晦涩,深隐难晓,所以他以“直寻”为中心的自然英旨反对隶事用典。相比较而言,刘勰对用典之病分析得比较细致、准确、完整。他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指出了用典不当之病、古事相沿成讹之病、校练不精等等,并且针对当时用典过密、语言晦涩的弊端,特别强调自然贴切,指出:“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出其口;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在声律方
15、面,钟嵘主张自然之声律,反对人为的过分琐碎。他说:“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6(P27-28)虽然钟嵘所论有些偏颇,不及刘勰中和通达,但二人都切中当时文人讲究声律细碎之弊。 齐梁相当一部分文人偏于追求形式,使之游离于文学的社会意义之外。他们关心的只是形式,而对形式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形式技巧的无休止的“抚摸”。 参考文献: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4黄霖.文心雕龙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6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