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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语言文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一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地理论文）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
3、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
4、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
5、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论文）一样兴旺。元与
6、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
7、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
8、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注：详参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韩国）第71、72合刊。）庆元港宋代曾称明州，宋时已为与高丽交通的重要港口。熙宁前即屡有高丽海船至境上，熙宁七年后，高丽船“来者益多”，“直趋四明”。中国官私船舶赴高丽也多由明州定海“绝洋而东”，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朝鲜之黑山入其境。元时，庆元贸易更发展，为元代市舶司所在地之一。庆元港地处甬江上游奉化江、余姚江汇合处，位置适中，距温州218海里，距杭州167海里，距上海136海里。“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
9、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注：至正四明续志卷1土风。）据载此港于元代进口货物220余种，比南宋多50余种。元人有诗描述庆元港的海外贸易盛况：“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注：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元音卷9。）泉州港为元代第一大港，亦市舶所在地，海外贸易一派繁荣。福建与高丽贸易自有其历史传承。据宋史外国传高丽载，当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高丽史载，北宋中叶后有时泉州赴高丽的海舶比明州往高丽的船还多。（注：据高丽史，宋真宗末年到高宗初年，宋商赴高丽93次，其中可考籍贯者25例，泉州9例，福州2例，明州5例，台州、广南各3例。）到元代，泉州则是“番货远物
10、，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巨商富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注：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庆元、泉州常年往来着高丽与元贸易的货船。高丽方面的礼成江口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口岸，十三世纪已臻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中国南方）”。（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著录了214个国家和民族与元代有交往，其地域范围最近的即是朝鲜。除海路外，元代北方陆路对高丽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多。二元与高丽的贸易以官方和民间两大形式为主。（注：韩国学（国学论文）者把中世纪韩中贸易更细分为
11、官贸易、附带贸易、公认民间贸易和秘贸易、朝贡贸易、准朝贡贸易等，颇可参考。见韩全海宗中世纪韩中贸易形态初探，并认为元丽间仅有数次官方贸易和一次秘贸易，见论丽元贸易性质。二文皆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笔者以为简要分析中韩贸易的四种形态实质还是分属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大类别，且元丽之间贸易史实也发掘了稍多的资料。）官方贸易主要通过“朝贡”或“交聘”“回赐”的形式进行。互赠礼物（贡物也给免税），实质是变相的贸易。外国商人也常将运来物货说成“呈献”“进奉”（有的假本国君主的名义），但却“依着时价要钱”。（注：永乐大典卷19425载成宪纲要驿站记“海里做买卖的人每，将着宝货等物，指称呈献物货到这里呵，依着时价要钱”。）元政府为免于进奉过多，负担过重，以致不得不只按货物的十分之一作进奉处理，其他依例抽买。元政府有时直接“官自发船”到海外贸易，自是一种官方贸易。榷场互市也是在元官方管理下与高丽进行贸易的途径。更多内容：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