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设计）-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 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11450.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毕业论文（设计）-異議媒體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 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11450.doc（45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专业好文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期 1995年8月Taiwan: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N20.August,1995.異議媒體*什麼是異議媒體？乍看之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其實很難概括認定，但若以本文提及的媒體即屬異議，而為列舉式的認定，又無法凸顯異議的持質。因此，本文以政治反對(國民黨)之運動及政治選舉為主軸，判定為了這個目的而創辦，或日後與此目的連結的媒體，是為異議媒體當中的主流；其次，其異議內涵並非政治反對運動及選舉所可窮盡，亦即它不直接以國家機器所展現的權力關係作為批判對象，但其創辦大多又與主流異議媒體出現的時機，存在時序的先後關係，是
2、為異議媒體當中的旁支。主流及旁支異議媒體的關係，可以舉李祖琛(1986:90)的觀察作為說明.他在論及一九七七、七八年間的鄉土文學論戰時，指出除了文學雜誌、報紙副刊、出版社與電影以外，該論戰的一小支傳播通道，與台灣黨外政治運動有合流的關係前進、生根等黨外雜誌或多或少也提供鄉土文學運勘者的思索反省密度。收稿日期：1995年1月20日:通過日期:1995午4月17日Received: January 20, 1995; in revised form: April 17, 1995.的停滯與流變之初探：從政論雜誌到地下電台馮建三The Dissident Media in Post-War Tai
3、wan:From Political Magazine to Underground RadioByChien-san Feng關鍵詞：地下電台、異議媒體系譜、政治選舉、市場機能、廣播政策Keywords: underground radio, genealogy of dissident media,political election, broadcasting policy摘 要 本文檢視了一九五O年代以來的台灣異議媒體，重點放在一九九四年間大舉引發注意的地下電台。作者發現，雖然報紙、雜誌、錄影帶、有線電視頻道或收音機電台等異議媒體的內容，並不完全侷限在政治言論，但它們往往因為政治上親近
4、在野黨派而招忌。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成為在野黨的文宣工具後，更是引起國民黨政府的取締與鎮壓。不過，作者進而論稱，這些來自政治層面的壓制，並非造成一九八O年代黨外政論雜誌消失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這些雜誌.乃至於稍後出現的影帶及有線電視，難以有效而持續發揮異議作用的更重要原因，或許在於脫疆的市場力量肆虐，以及異議份子本身未能協調其媒體營運活動；參照這些歷史經驗，並考察海外多個國家的地下電台發展軌跡之後，作者指出一九九O年代朝野共同協奏而有的電波開放私有的政策，最後可能淡化退步份子使用收音機的異議效果，或甚至使其消失。本文的結論是反對力量、國民黨政府及公共空間的建構三者之間，關係應當重新模鑄。Abstr
5、act Focusing on the burgeoning of underground radio broadcasting in Taiwan in 1994. this essay traces the genealogy of Taiwans dissident media since the early 1950s. It is contended that violent clamp-down by the state normally befalls these marginal media,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form of a newspape
6、r, magazine, cable channel, video or radio programme, once they began to serve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especially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even though the coverage has not exclusively been restricted to the narrowly party-political.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in light of previou
7、s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dissident media and overseas underground radios, it is un-bridled market force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on the part of dissident groupings, more than state coercion perse, that hol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assing away or malfunctions of these media. As this historica
8、l experience seems to indicate, merely releasing more air-wave resources for private uses, a policy jointly orchestr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forces in the1990s may very well end up with dilution or even disappearance of progressive voice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t
9、he political-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oppositional forc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pace as traditionally conceived be challenged and reformulated.1.前言收音機會是我們能夠想像的最美妙的公共傳播體系，巨量的頻道.可以讓聽眾不再只是收聽，而且也讓他們能夠說話，不再只是孤立聽眾，而是串連聽眾.這是會讓人當作烏托邦看待的提議.我知道.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持續
10、不聞斷的提議. -B. Brecht, 1930/1979/1983.根據楊碧川(1988)輯錄的史料，收音機廣播首次見於台灣，始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台北廣播局之開播。在過去六十多年的廣播史上，作為大眾媒介的一個形武，收音機從來沒有超逸台灣政治權力當局的控制之外。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紐約時赧圮者Tillman Durdin曾作如下報導：住在打狗(Takao)近鄰屏東(Pingtung)的兩名外國 婦女說.沒有武裝的福爾摩沙人三月四日和平接管該鎮行政事務，並使用地方收音機電台呼籲不要使用暴力，謝謝程宗明提醒肇者收音機在這段期間，是曾脫離國家機器的掌控，
11、以上資料由他提供。另外，根據林啟旭(1984:35,104-5，107)輯錄的資料，亦有下列記載: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台北市民.匯聚新公園.會中市民提案佔領電台.獲得支持。一群市民隨即佔領公園內的電台、三月三日上午，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嘉義市參議會，聯合舉辦市民大會.組織（防衛司令部）.下午（防衛司令部）.佔領了嘉羲廣播電台，以及(三月五日)午後. （防衛司令部）乃利用嘉羲廣播電台.廣求援軍.。這個為建制單位整體控制的情況一直到最近幾年才發生變化，出現了裂隙，尤其是在蘊釀及寫作這篇論文的期間，無線收音機廣播的生態，更是加速地即將進入另一個階段。 這個新的階段，源生自什麼樣的背景，可能會往什
12、麼方向演變？由完全生疏而漸至熱稔，筆者對於收音機作為一種異議媒體的探討，起自現實關懷，並沒有將它當作是與政治策略完全無關的腦力勞動。因為這股驅力，本文的論述也就試圖在特定時空內，盡力往縱往橫蒐尋，取用本地及境外的類似例子，作為參與無線電收音機生態的演變方向的動力之一小部份。 首先，收音機這個最早為世人運用於公共傳播的電子媒介，它在台灣的歷史沿革與當下的轉變，是整體環境胎動的部份，尤其是與政治異議份子(指挑戰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力量)冀望開辦地下電台作為其選舉工具的意圖，無法分開考察，雖然地下電台誕生之後的發展內容，似乎不是單純的政黨選舉機器所可以完全涵概，而其最後歸宿與其對收音機生態結構的影響，究
13、竟會以什麼樣的面貌沉澱，仍然有待時間考驗(雖然很有可能在相當短暫的期間內，即有可能塵埃落定)。其次，即便往前回溯，只從戰後的台灣社會探源，當前這個俗稱 地下電台的現象所彰顯的意義，並非沒有前例，尤其是一九七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O年代中期，此起彼落的黨外雜誌 ，足以比擬一九九O年代初、中期的這股異議媒體的風潮，或許約略可以稱作是地下電台的印刷版本。黨外雜誌之外，其它時期所曾出現的政論雜誌之發展沿革，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來，錄影技術這樣的生產工具相對普及以後，它所製作的政治異議節目影像帶，亦透過雜誌出版晶的發行方武與線纜電視系統的若干頻道，有限度的流通，這些媒體的經驗，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都能照亮現
14、今地下電台的意義。最後，如果比對國際間所能夠找到的實例，一九七O年代中期起自義大利然後蔓延至法國、比利時等歐陸國家的自由電台運動(free radio movement )，展示了國家機器長期掌控的電波資源，在面對挑戰時，可能會展示的回應過程及後果，似乎以讓人驚訝的相近風格與路徑，預見了當前台灣地下電台所掀起的浪潮，可能寓居的結局之一。相應於自由電台運動，非商業的社區收音機在美加等英語系國家，以及在丹麥、瑞典與挪威北歐國家的發展軌跡，乃至於日本的迷你調頻風潮，甚至拉丁美洲與菲律賓的革命性收音機的(短暫)經驗，都可能浮現了台灣地下電台的影跡。如果歷史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發展中層現其特有的形構，則
15、以上這些本地與境外的異議媒體之際遇，也就不能說必然會重複見諸一九九O年代台灣異議電台的未來動向。然而，在日益資本化的媒體生態下，地下電台是否能夠脫逸其限制、是否能夠庚續存在、以什麼形式存在而展現什麼樣的內涵，其可能的變異範圍有多大，似乎亦不太容易超越這些不等異議媒體的格局，就此來說，結合理論與實例的分析，從中規範性地探討本地(異議)媒體的出路，至少應該說是小有必要了，雖然完整理解異議媒體的社會意義及相關論題，需要更多未來的研究成果，才能補齊。2.異議媒體的演變與國家機器的管制論及戰後台灣的政治異議媒體，最早必須追溯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創辦的公論報，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創刊的自由中國半
16、月刊。這兩份出版品分別從執政黨外內，批評時政，最後則共同因為涉身反對黨的籌辦而被迫易手及停刊。先看自由中國半月刊這個刊物的創辦，它源起於國民黨知識份子所欲進行的內部自我改革，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則監督國民黨的當權派。就此色彩而言，該刊與幾乎晚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元月)才創辦的大學雜誌，並無差別。這兩份雜誌的差異，在各自創刊兩年以後，逐漸清楚顯露。大學雜誌在一九七O年伴隨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準備接掌政權的過渡階段，向內發展而成為不具異議色彩的刊物(王杏慶，1992)，發行持續至一九八O年代後期。自由中國則往外開拓，在第六卷亦即一九五二年以後，由於國際情勢轉至對國民黨有利，而國民黨在台灣內部亦
17、已完成了鞏固政權的佈署，至此，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才在台灣扮演其異議意識形態(dissidentideology)的角色(錢永祥，1988:72)。然而，當時的國民黨既然已有實力走向整體的威權政體，就邏輯上言，已不再可能容許政治異端自擁媒體對其公然挑戰，若說尚肯容許，則或許是異端所代表的這股言論力量，畢竟還沒有意識或尚未發為行動想要取代此一威權政體，因此可為其節制所致，等到異端不再只是坐而言，不再單音高唱而是有了串連的意圖之後，情況將有變化。考察自由中國的發展軌跡，自一九五七年才積極討論反對黨問題，然後在次年今日的問題十五篇社論中，以 作結，並在這段期間開始，透過邀約在自由中國撰稿與合辦地方選舉
18、座談等方式，陸續與多名地方政治領袖展開接觸而展開新反對黨的籌備(前引文，pp.859)，到最後(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刊物主事者雷震被警備總部以叛亂罪名逮捕，致使雜誌只能停刊的史實看來，多少已揭露了自由中國及往後的異議媒體、政治反對運動、政治選舉與國民黨的關係之原型。公論報在這段期間遭受的打壓，未曾間斷，到了組織新黨的間題爆發，雷震下獄以後，則國府予以最後的致命一擊。楊錦麟(1993： 34566)在李萬居評傳述及，早在一九五九、六O年之交，李氏投身組黨活動之前，國民黨就已經透過各種手段，企圖封銷公論報，比如不准政府在公論報刊登廣告(當時政府幾乎是報紙的唯一廣告收入來源)、不准政府機關及各種公
19、營企業購買該報，並且不准報攤展售公論報等。這些壓抑雖然不能達到使公論報關門的目的，但卻迫使李 萬居為了維持報紙的營運，在一九五九年十月採取增資方武，致予國民黨有機可乘。當時，國民黨唆使其黨員、台北市議會議長張傳祥融資介入，趁機改組報社人事組織，並於法院判決後，接掌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正式脫離李萬居之手的公論報，使其亡失異議立場。 不到一年之間，自由中國與公論報相繼消失於政治壓力。但值得探索，而迄今似乎尚未見到回溯重構的是，它們所涵育的讀者群所表徵的異議力量，在失去了資訊管道以後，是否就此萎縮甚至消沉，或是沉潛蓄積，伺機而動？這裡先就其讀者數量作初步推估。據祝萍與陳園祥(1987：489)引用的
20、資料，一九五二、三年的公論報發行份數分別是55704550份，各佔該年全國報紙銷售數的1.98%與 1.35。該報在面臨停刊命運前夕(一九六O年九月)，發動組織新黨的人士，曾經為其發起募款活動，一週內(後因國民黨中傷而無法持續)得50萬元(楊錦麟，1993；祝萍輿陳國祥，1987均曾引用這筆資料)，其時待遇最優厚的官營新生報的記者，依劉一民(1989：40，98)所述換算，日薪約在30元，因此大約等於是16，667日的記者所得。以同樣方式計算，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十四家地下電台同時被抄當晚，台灣之聲一家電台募得1000餘萬的款項(見次日各報新聞)，約合10，000日的記者所得(但現今的台灣人口
21、數，已經是公論報時代的兩倍左右)。這兩個數字固然無法精確傳達相距三十餘年，兩個時代的異議媒體閱聽人之數量，但作為公論報與自由中國時代，台灣已有為數頗眾的異議媒體力量之反證，則似乎尚能接受。兩份出版品消失以後，再有吻合本文捐稱之異議媒體出現的時機，相距已有十多年。其間原有異議媒體的讀者群，是消失或只是轉換而另行找尋其它讀物？創刊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文星雜誌，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49期以後，開始由李敖接手主編，除相繼引發與胡秋原及東西文化論戰官司以外，亦逐漸觸及現實政治而最終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被政府強迫停刊，這本刊物、一九六三年八月創刊的中華雜誌與一九六八年問世的大學雜誌，雖然不是本文指稱的異
22、議媒體，但其讀者與自由中國與公論報的讀者，關係究竟若何？是否有若干承繼或轉換？應該再作追索，以便能夠了解異議媒體的存在基礎，亦即反對派的政治活躍份子在他們原來支持的媒體消失或色彩轉換以後，數量會是繼續積累或斷層耗損？自由中國與公論報展現的台灣異議媒體模式是，政治反對份子起而行動，(從事選舉)前即被撲殺，連帶其出版物亦失去附著而停刊。這個情況到了台灣政論發刊時，稍有變化，成為從政人物為了選舉而開辦媒體，發行數次而證明讀者眾多，然後在選舉前夕為政府取締。台灣政論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創辦，正值立法委員選舉前，首期再版五次，而十二月出版的第五期已至選舉月份，政府以該期，等文觸犯出版法及內亂罪為由，予以停刊
23、(不過，據稱該期銷售達五萬份)。一九七六年沒有選舉，未見新政論雜誌創刊。一九七七年七月縣市長選舉前，這一代問世，但到了十月，即選舉前一個月，就因社論被停刊一年。一九七八年四月，國府禁止登記新雜誌一年，一九七九年三月禁令解除後，並未有人申請，原因可能是聲請書中規定雜誌的發行旨趣，必須包括 宣揚反共國策，激勵民心士氣等內容，難以為異議人士接受有關。比如，日後擔任台中民主有線電視台董事長的吳哲朗，一九七九年四月計晝申請春雷雜誌的執照，但因不願加入前述字樣遭駁回後，乾脆就從同一月份二十七日起，逕自發行不定期(三至五天)刊物潮流(現任立委陳婉真為主持人之一)，以省議會為主要報導對象(陳國祥，1979：3
24、2)。潮流出版至46期，由於印刷公司負責人楊裕榮及雜誌交印人陳博文為警總逮捕，從八月八日停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該非法地下刊物在出版後，廣為流傳，在全省各地公然出售(包斯文，1979：39)，或許已鼓舞了大量政論雜誌尾隨其後，一波接一波地出現，如八十年代於六月創刊，至美麗島達到發行的最高峰。美麗島於雜誌解禁當年的八月創刊，銷數一度達十萬份左右，並於全省多處設立據點進行串連，為選舉作準備，最後於十二月爆發美麗島事件，被勒令永久停刊。從此以後，政治強制力仍然還是透過查禁、扣押、沒收，乃至於盯梢印刷廠及書報攤等雜誌發行據點，但不再能夠有效管制黨外雜誌的出版及有限度的流行於異議份子之間，表2-1所登
25、錄的資料，可以作為佐證。一九七九年創刊11本，查禁9本，此後每年均有5本名稱不同，但負實人很可能相同的雜誌發行，而歷年積累下來而能夠存續營運的雜誌，亦不見減少，至一九八五年，雖然該年的查禁，造成出刊的346期當中，有58.7%(203期)被禁，財務損失達3000萬元，但市面仍有21本使用不同名稱的異議政論雜誌流通。 表2-1 黨外政論雜誌創刊及查禁或停刊數的對照*，1979-1985 至該年年底創刊數同年已停刊或遭查禁數最多積累存續數197911921980746198110610198274131983651419842319181985*無此項資料無此項資料21資料來源：馮建三，1983：
26、17-18；歐陽聖恩，1986：79-83：賴永忠1993；自立 晚報，1985.12.16：2版。 *這些資料均為個人蒐集，並非官方或雜誌社之統計，可能不完備。 *至1985年12月8日，原始記錄是當年共有11家黨外雜誌出版19種雜誌，加上縱橫與雷聲，共21種雜誌，出版346期，查禁203期。財務損失3000萬。 在查禁黨外雜誌的同時，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起，政府機關連續數年實施順風專案，並開始查扣非法錄影帶及非法播映系統 (第四台)，但官方的管制似乎鬆疲，未見特定的政治意圖。官方由消極轉至積極查禁的關鍵期，似乎是一九八九、九0年之交，當時第四台這個電子媒體的若干業者，公開與政治反對運動及
27、選舉產生結合關係，真正成為本文定義之下的異議媒體，以下的時間順序資料，應該可以作為這個觀察的佐證。有線電視首次在特定時候、特定一個頻道及特定組織所屬的系統，正式為反對黨競選及播放政治影帶的記錄，分別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九O年二月二十八日及十月二十五日(詳細的反對商控黨營之廣電生態的大事紀，參見馮建三，1993:386-7，亦見翁秀琪，1993：47584)，而新聞局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轉引自翁秀琪，1993：471-2)，一九九0至九三等四年期間，政府各級單位共以2601萬元用第四台的取締工作，而在此之前似乎未見以此名目編列的專項預算：此外，自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二年半期
28、間，各級政府機關共取締第四台的44件發射台、26件架線及剪除12651公斤線纜與沒入1146個強波器：但從一九九0至九二的三年期間，以上的對應數字卻高達222件、154件及575076公斤與45101個，第四台正武為反對黨所用而成為異議媒體以後，在當時所引發的效應是，國家機器分別以5、5.9、45.5與39.4倍的暴力，壓制其營運。以上說明，無法完全證明作為反對運動一部份的異議第四台，是否因其異議遭忌，致而引來執政黨的鎮壓，因為在同一段期間，台灣因面臨美國及本國影視業要求取締未經授權即播放影像產品的壓力甚巨，使得國家機器不作回應(強化取締工作)即無法緩和不同資本部門之間的利益衝突。國家取締第四
29、台，原因不外（1）經濟壓力(智慧財 產權的糾紛，或是（2）政治考量。假使要精確分析這兩個因素孰輕孰重，必須將遭取締者與未遭取締者的政治背景(及，如果可能的話，未經授權使用影像產品的程度)列入比對，才能知曉(就此目的而言，如果官方未作此記錄，則新聞報導亦可作為認證的參考)。伴隨著作權法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完成大幅度修訂、十二月國民黨黨營博新公司成立並以營運第四台為主要目標，以及一九九三年七月通過有線電視法，取締第四台的政經考量與正當性，逐漸減褪。從黨外雜誌到第四台，國家機器作為圈限異議媒體運作的壓力，儘管失去實際作用，但卻在這個過程，升高其強制而外顯的暴力，配合主流輿論的塑造，矛盾但更為清楚地將自己
30、清楚暴露為可見的攻堅對象，使得攻擊國家機器的人與事之一切或真或假、或言之成理或徒然只是叫囂的批評文字(就媒體而言，台、中與華等三家電視台是最明顯的被批評目標)，成為最具有賣點的銷售商品。最好的例子是一九九四年底的選舉新聞之商品化，主流印刷媒體(聯合、中時與自由三大報系)夾其財勢而與新興的跨國衛星公司及島內三大政黨的有線系統合作，製播選舉新聞及議題評論(詳細資料參見1994年12月財訊頁192)，中時晚報也首創印刷媒體連續42天逐日監看三台選舉新聞的記錄。諷刺的是，在這過程中，先前供輸非主流政治(包括選舉)新聞的多數規模較小的報紙(如自立，民眾與台時)，此次反而不是三台以外電子媒體的合作對像(原
31、因可能是財力，也可能是合作之產品與本身原有產品的特色，並無區隔)，而這些規模較小的報紙在整體選舉新聞結構的地位，亦見減弱(日後這個情形是否持續成趨勢，深具意義，值得觀察)。一九八O年代至今，台灣的選舉新聞，年復一年，成為各方同質炒作的商品，但弔詭的是，就在國家機器為商品(選舉新聞)創造了生存與繁榮的空間之同時，它也吸納了異議及主流媒體的資源，使其投入選舉新聞之商品的生產與傳輸，相當程度上阻絕了選舉政治範疇以外的議題，進入媒體的討論內涵。在這個過程，更受影響的或許是異議媒體，因為它所能夠得到的閱聽大眾之數量，在主流媒體的瓜分下，趨向分散零碎，限制了其發展空間及格局，至於異議媒體是否在此壓力下，會
32、辯證式地捨棄選舉及政治領域等內容，另行開拓性別、階級環境、身體、知識、生態、種族、國際及城鄉等等方面的差異所形成之權力關係，成功地找到新的運轉方向，就是後續節次的討論目標。3.異議媒體的演變與市場機能的管制前段述及，一九七九年國府解除新雜誌登記禁令的意義，基本上可以視作國家機器不再能夠有效管制異議雜誌的象徵。此後，因為政治反對路線的分歧，造成異議冒論的各個生產單位無法相互協調，於是走進市場機能的管制，亦即生產過程陷入無政府狀態：一方面儘量縮短生產週期，期望借此刺激讀者求新求速的口味，以便推廣銷路，另一方面卻又因為讀者偏好，原本不容易掌握，於是趨向眼進與模仿，每當市場上出現暢銷品味或內容，無論是
33、因為策畫成功或純粹只是意外，短時間內就引發競相角逐的熱潮，以致於造成言論內容及表現手法等同質現象。然而，這兩個誘使生產者擴充產能的因素，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卻逆向而行，一方面升高異議媒體的經營成本，再則是加速折損讀者品味，兩相加總互乘，生產及消費面同時發生了限制了異議言論廣度及深度的效應，最終甚至使其消失。賀照緹整理當時的資料，發現一九八二年起對抗國民黨的政治反對運動，已浮現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之爭。到了次(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前進率先推出週刊形式，並據說在一個月賣出五萬本以後，便有六本黨外雜誌跟進，從月刊亦轉為週刊。經過這個轉變以後，取其平均數計算，每個月的生產成本(人事費及稿費，月刊以週刊的
34、三分之一估算)立刻從10.7萬(月刊)增加至26.8萬(週刊)；此外，由於編採及評論人員等生產者的數量擴充速度，顯然無法在短期內相應成長，人手不足的情況，使得雜誌社開發及策畫其內容的可能性，再次降低，跟著流行走竟然成為唯一的道路。各種相近甚至相同的訊息，無法查證或是沒有查證的評論、內幕新聞與聳動新聞，重複出現的比例隨而增口。以蔣家祕辛為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就有五家週刊以它作為封面故事(賀照緹， 1993：27-8,36)。歐陽聖恩(1986：137)曾以台灣政論(1974.8-12)、 美麗島(1979.8-12)、八十年代系統(1979.6-1984.12.22)、深耕
35、系統(1981.6.1-12.31)與前進系統(1983.3.141984，12.31)等先後時期的黨外政論雜誌為對象，分析它們刊載內幕報導的比例，赫然發現依序是0、1.2%、6.796、8.1與14.9，求刺激讀者某些特定口味，但沒有開發其它可能性的情況，確實與時俱進，至一九八三年春季逐漸走入高峰。在讀者方面(每期需八千本左右才能讓週刊保持平衡)，短期內想要相應擴充，使讀者數量能夠支撐產能至少已然增加四倍的異議言論數量，是否可能？以後見之明作結論，答案是否定的。更何況實際上由於雜誌的增加量，可能不只四倍，而是十倍以上，參見表2-l所載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間黨外雜誌數量的變化。 到了一九八五年四月
36、中旬，政府在七天內查禁九本黨外雜誌之後，黨外雜誌編輯人聯誼會舉辦座談，共有一百多名雜誌主持人及讀者參加，並且都體認到了週刊過於飽和，市場壓力巨大。但到底如何回應這個困境，則與會人士似乎意見分歧，若干與會編輯人建議雜誌內容應該節制、注重事實而不要淪為個人工具；另一方面，另有人採取對立的看法，認為黨外雜誌的功能在於宣傳、組訓與籌措財源。於是，異議媒體的負責人儘管都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也因為官方刺激而集會協商，但對今後言論方向仍然是各說各話，自然也就沒有能夠形成規劃市場的共識(民眾日報，1985.4.2l：2：台灣時報，1985.4.2l：2:歐陽聖恩，1986：139)。越一年至一九八六年八月，
37、時事評論家南民(王杏慶)已觀察到，由日後的民進黨多位政治人物掛帥、李敖個人持有、國民黨正式掌控與暗中支持的黨外雜誌，再加上若干具有商人性格的黨外雜誌，數量繁多且色彩雜亂，已經讓不直接介入黨外運動的人看不懂什麼是黨外雜誌。一九八八年四月，一項針對38所公私立大學專任教師724人所作的調查發現(張明賢，1989)，在12項似乎可以用來作為測量媒體在其閱聽人l目中之地位的指標，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結果：(1)國民黨籍教師與無黨籍教師，對於報紙與電視表現的評價，相差很大，前者大多肯定(除了第7項)，後者大多否定，除了第10與第11項：(2)但這個差異卻沒有表現在政論雜誌的評價，亦即無分黨籍，有六成多的大專
38、教師都認為它的分析不客觀而偏倚、沒有平衡報導、也不精確無誤(第3、6、9與12項，各項指標及國民黨及無黨籍教師的填答細部資料，請見表3-1)這個結果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反證，顯示在比較可能同情政論雜誌的讀者群中(無黨籍學院教師)，政論雜誌的形象亦不見妥當，沒有公信力(credibility)，在這種情況下，閱讀黨外政論雜誌的人口逐漸流失，並不意外。以紅(政治立場)為主要訴求的媒體，掉進產銷俱亂的市場而不克自拔，最後終底於覆亡的過程的同時，另有兩股動向有別的雜誌同步湧動，一股來自異議媒髏的對立面，即主流媒體的派生雜誌，另一股則是本文所稱的旁支異議媒體。表3l 無黨籍及國民黨籍大專院校教師對政論雜誌的
39、評價，1988 國民黨籍N=396 無黨籍N=3001不同意報紙的分析客觀、不含偏倚 47.762.32不同意電視的分析客觀、不含偏倚37.757.83不同意政論雜誌的分析客觀、不含偏倚68.667.74不同意報紙對各觀點平衡報導48.060.55不同意電視對各觀點平衡報導 41.757.66同意政論雜誌對各觀點平衡報導62.164.07不同意報紙報導精確無誤51.060.98不同意電視報導精確無誤39.455.79不同意政論雜誌報導精確無誤62.862.810不同意報紙的題材值得報導 29.444.911不同意電視的題材值得報導20.233.312不同意政論雜誌的題材值得報導44.640.6
40、資料來源：張明賢，1989：50-1，60-1，71. 第一類雜誌在異議媒體開疆拓土，找到什麼樣的言論能夠得到讀者青睞、什麼樣的言論尺度已經能夠為政治權威當局接受以後，亦進入政論或時事的資訊市場，以開明的保守甚至偶或前進的姿態，承襲了若干原異議媒體的內容，這個情況或許就是另類媒體在議題建構過程中，經常溢效至主流媒體的一個例子(參見Mathes and Pfetsch，1991)。這類雜誌的代表刊物或許是兩大報系先後出版的時報雜誌週刊(1980.11985.12)，與中國論壇(1975.101992.10)（關於中國論壇的深入分析，見陳重生，1992）、聯合月刊 (1981.8.11988.1)
41、。除了跟進已被顯露出來的市場以外，這些刊物的創辦目的之一應該是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針對聯合月刊的發刊所作的解釋：以這月刊作為報紙篇幅的延長，由此儲備人才，以備 將來篇幅限制取消後可以立即有可用之才.況且.報紙與雜誌的功能常是互補.(如).抗戰之前輿論上對知識份子產生重大影響的晨報與獨立評論(轉引自賴永忠，1993：621)，兩大報日後又出版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同步迻譯美國的週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86.9.20-1990.8）與時報新聞周刊 (1986.6.1-1987.7)，就市場接受力來說，均告失敗。第二類雜誌雖然不直接出於選舉需要或政治領域的考慮，但
42、其內容所呈現的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價值取向，大多顯現對正統的不滿與挑戰。依照時間順序，最先是夏潮(19761978)，該刊後來 (1983.21984.11)復刊為夏潮論壇，然後接續有人間 (1985.111989.9)、文星(1986.91988)、南方 (1986.101988)、台灣新文化(1986.91991)、台灣春秋 (1988.101990.5)、五月評論(1988.51988.12，四期)，新文化 (1989.31990)與實踐筆記(990.1，半月刊，只出版四期)。一九九O年代伊始，這些出版品已告走出舞台，發行收入不敷所出，應是主要原因。雖然中華雜誌(1963.8.161992
43、.8)創辦人胡秋原說該刊停辦是因為同仁無人願意接辦，但如果不是中華一個月相差四萬元所顯示的讀者群不足的因素，又為什麼會有人不願接辦？夏潮論壇亦因被禁及財務困難而自動停刊(歐陽聖恩，1986： 73)，南方的呂昱則每期虧損五萬元(賴永忠，1993：637)。至一九九四年底，若干先前曾經是黨外雜誌時期的重要編輯或作者，但問世以來，更為強調專業形象，而其運行比較受市場機能控制的雜誌，似乎只剩下政治新聞為主的週刊新新聞(1987.3.12)。至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創刊的黑白新聞週刊，由前曾支持台灣春秋的辜寬敏挹資，彷彿重返昔日黨外雜誌的重紅(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及台灣獨立立場)色彩，就生產與消費的控制來說
44、，比較接近約翰笙Johnson，1972)所說的贊助人侍從(patron-client)的關係，而不是訴諸市場機能的節制。新國會(無黨籍林正杰，1993.9)與國會雙週刊(民進黨蔡同榮，1993.4)的內容及取向繁複有別，但均由在野公職人員創辦。海峽評論(1993，1)則與台灣評論(1992.101993.10，1994.3重新出版)均為意識形態主導的刊物，分別強烈主張台灣隱與中國大陸統一及獨立。澄社報導(1992.2)與教授論壇(1991.1)則由成員頗多重疊，但團體形象似有區隔的學院知識份子發行。它們集結重刊澄社及台灣教授協會會員，已在報刊發表的時事政論短文，以此作為降低生產成本的方式，然
45、後在出版以後，按月郵寄索閱或捐獻支持其立場的讀者。在黨外政論雜誌走進黃昏的同時，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桃園機場，因為前省議員、桃園縣長、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未經國民黨許可而執意返回台灣之時，發生了警民衝突事件。當時的綠色小組.游擊.式影像記錄.發揮另類影帶最大的社會效果.並鼓勵其他.人.投身另類影帶.短期間成就另類影帶眾家爭鳴的盛況(廖素霞，1994：58-9)，但隨著綠色小組無法對外發行影帶(賀照緹，1993：65)，這個盛況在一九九O年八月可以說已經結束，其後以影像作為異議訴求的媒介，只能說是零星而偶發，它能夠產生的異議內涵，雖然確實不再侷限於選舉或對國民黨國家機器的抨擊，但其流通形武與
46、書籍已相去不遠關於以錄影帶作為異議媒體的討論，鮑志雄、洪米貞、莊佩瑤、林文珮等人編(敦誠，1992)的文集，提供一些第一手訪談及從事者現身說法的資料，賀照緹(1993) 以綠色小組作為個案，透過參與觀察，深入提供該團體成員政治及社會異議運動的關係，並檢討了它的內部運柞，廖素霞(1994)則集中於討諸一九八六至九二年間的社會運動及另期影帶，更週延地整理了這段期聞的社會運動及另類影帶的編目、分類及大事紀要。就生產及流通所需投入的資本來說，影帶科技比雜誌等印刷媒體還要高，如果印刷版本的黨外政論雜誌已無法生存，則影像版的黨外雜誌似乎應該說是更缺乏存續的空間了。一九九三年七月通過的有線電視法，在若干不合
47、理條文中，卻有兩個較為進步的規範，一個是業者必須提交百分之三營業額作為地方政府的文化建設及捐輸可能開台營運的公共電視台之用，另一個則是業者必須提撥十分之一頻道作為公益用途。但法律只提供架構，讓受其規範對像在實踐遇程，摸索模鑄體現前二條文精神的具體作法，這兩個規定是否對(不止於政治，而是文化等面向的)異議表意，會有幫助，仍待觀察，但請參見筆者短評(自立早報，1994.7.9:4)。更何況驟然從威權國家機器解放出來的台灣的社會條件，還沒有足夠時間孕育發展，存在於南非、尼加拉瓜、美國與巴西等許多國家的支持另類影帶的資源(如宗教單位、大學院校、法令及國際團體，參見馮建三，1992c：18l3)，尚未充份運用。以電子科技作為異議媒體的可能性，至今主要還是在野黨對抗國家機器的過程中才能存在，尤其是在一九九四年底的省市長選舉期間。至於它是否能夠永續發展，是否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