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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保守主义视境中的新文学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视境中的新文学思潮蒋进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在新文学思潮问题上，新文化阵营极力证明新文学源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变革;与此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吴宓却拒绝传统因子的流变和更新，认为源于国外浪漫主义潮流的新文学割裂传统。他以笼统而又矛盾的浪漫主义概念批判新文学，机械移植了新人文主义，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 关键词:吴宓;文学思潮;新文学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842(2011)01004304“五四”时期，新旧思潮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融汇撞击，形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
2、思潮，其中“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1(P14)。新文学思潮的价值，获得长时间的肯定之后，在新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抬升的语境中，不断被质疑。文学史和学术史上曾经持保守立场的知识分子被赋予新的历史角色，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提升为会通中西的“国学大师”、不偏不倚的“博学之士”，吴宓就是其中典型。当下一部分学者从“一元优势的肯定极端走向否定极端，产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严重隔膜乃至对立情绪，存在对革命文化的有意排斥甚或全盘否定”2。把“国学”的标签贴在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上，掩盖了研究者利用其进行自我言说和过度阐释的意图，对于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思想没有任何帮
3、助，而且会对进一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设置障碍。面对历史的论争，不是用二元对立的方法简单重估，或者草率地进行历史翻案，而要尽可能接近文本的现场，深入梳理问题的发生和源流。 作为反对新文学的典型人物，吴宓对于新文学思潮、新文学作家，以及新文学创作都颇有微词，但经过资料的爬梳，会发现吴宓对新文学思潮的批评立场和方法值得反思。 一、继承和断裂:新文学源流的两种解读方式 为寻找合法性，新文学一方面大力借鉴吸收西方思潮，另一方面极力证明新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变革。这种“寻根”努力，是在欧风美雨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试图建构一种既不被西方话语淹没，又摆脱传统文化桎梏的文学图景。对此，胡适和周作人
4、的梳理，在新文学阵营中较有代表性。 胡适回国后，吸取了在美国与梅光迪论战的经验，主动为白话文学寻找合法性，他刻意扩大白话文范围，上溯白话文存在时限:“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3(P11)相对于胡适的侃侃而谈，周作人显得沉静从容，经过考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和晚明公安派、竟陵派的古文革新运动如出一辙:“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4(P22)“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
5、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似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4(P27)新文化运动只是传统文学的一次自我蜕变，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历程的延续。 对此，吴宓的结论恰恰相反，他在1929年5月27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名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的文章，对胡适的观点不以为然。1932年9月26日，他又在书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批评周作人的新作。他认为，新文学仿效外国潮流，打破原有的文学格局，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不复存在:“此等事，在德、法、英各国文学史上，皆已过之陈迹，并非特异之事。”5(P105)新文化运动只是外国文学史上若干次文学改革的翻版，这些东施效颦的做法早已
6、过时，毫无新意。起初，吴宓对新文学的前景缺乏充分的估计，对其不屑一顾:“今中国之妄谈白话小说，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5(P59)“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弊，无待喋喋辞辟。”5(P105)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步步推进，狂飙突进的局势大出吴宓所料，心急如焚的他认定新文化运动割裂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将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不惜称新文学为“妖魔”、“病毒”和“疮痂狗粪”。 5(P152，P154)显然，吴宓与新文学对传统内涵有不同的解读。新文学试图将传统中的白话文源流加以张扬，努力构建新的文学形态，而吴宓拒绝传统的更新，坚守“文以载
7、道”的文学观。“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6(P73)传统同时容纳着历史和现在，在变化中向未来流动。新文学是中国文学范式的质变结果，范式的转换不是新旧之间一刀两断，而是对有用的因子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即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具有与旧文化体系彻底决裂的决心和行动，文学和文化发生彻底断裂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二、浪漫与拯救:现代性路径的错位叠加 鉴于对新文学源流的认定，吴宓批评新文学是“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即卢梭以降的浪漫主义思潮。不过，在关注白璧德对吴宓影响的同时，还应该留意吴宓清华求学时期所接受的新人文主义启蒙。1914年3月5日，美国教师Smith先生作了
8、题为“Ethetical Standards andTendencies of America”的演讲，警告当时中国过于功利地接受外来物质文明，而忽视文化层面的危险，吴宓评论道:“余于宗教观念，颇惊其势力之伟大。至于重实利而轻理想，结果必至人骛功利而德败俗衰将不可问，亦颇以演讲中语为然也。”7(P304)历史系教授JPickett先生提醒这些即将赴美留学的学生说:“诸生若他日赴美游学，撷载西方文明，亦当专取其长而适于中国者，资为材料，以自制本国之新文明我当学其文明，不当冀其富，更不当徒效其奢。”吴宓对此深受启发:“先生是日言甚长，皆顶门立箴，为吾辈对症下药，使余等感且佩，不能自已。”7(P30
9、5)Wilder博士在题为“Reconciliation of Academic Ideal toPractical Life”的演讲中说:“若机器之输入日多，则影响之巨，益有不可设想者，亟宜预筹补救。故专言提倡实业，实不足为爱国，不知其道，且从而害之。”7(P310)这几次演讲的核心内容，集中在反思科学和物质文明，重建道德伦理，强化文化本体意识。此时的中国，西化的浪潮尚处于酝酿和被压制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尚未兴起，而吴宓在清华接受的新人文主义启蒙已经构成对后来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反拨。现代性反思已经先于现代性启蒙，在吴宓的意识里扎下了根。 这与其说是一种超前，不如说是一种错位。 需要反思的是，后发
10、中国的现代进程与西方现代潮流的时空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西方现代性路径的错位，在西方数个世纪以来顺时交替的文学思潮，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却处于时间重合与空间叠加状态。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期，在西方却涌动着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思潮。当新文学倡导启蒙、呼唤人的觉醒和个性解放、肯定人合理的感情需求时，大洋彼岸的白璧德已经开始站在一战废墟上批判卢梭了，将其视为扰乱世道人心的狂徒，启蒙之后是道德的沦丧，人心的混乱。 浪漫主义概念走进吴宓思想体系的最早记录出现在1918年9月20日:“又碧柳来函，其中狂骚之情、郁激之感，颇与卢梭等相类，余殊为惊忧。”四天后的吴宓日记
11、才首次出现白璧德的名字:“校中派ProfIBabbit为余之Adviser，从余之请也。”5(P14)之前，吴宓已经在梅光迪的引荐44下“拜见白璧德先生，奉以为师”8(P177)。此时的吴宓，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意识和新旧交汇时代3 所特有的文化危机感，“与其说吴宓是因为梅光迪的引见而走近白璧德的，倒不如说正是吴宓当时身上那种含混不明、充满矛盾的思想状态和精神气质，注定他最终在白璧德带有浓厚道德伦理色彩的人文思想中找寻到他渴望已久的东西”9(P197)。对白璧德而言，新人文主义被这批中国学生带回儒家思想的核心区域，可以唤醒被卢梭浪漫主义和培根科学主义毒害的社会，让传统的道德伦理抚慰伤痕累累的心灵
12、，这将是新人文主义拯救古老文明的机会。 三、矛盾与隔膜:对新人文主义批评精神的背离 吴宓没有参与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却在国外接受一种加速其走到新文化反对面的新人文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是套在保守长衫外面的时髦西装，使得新文学同时面临着国内林纾等守旧派和西学精英的抵制。回国后，吴宓最先宣扬新人文主义，直指五四张扬的人道和人性大旗，在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中数次批判浪漫主义:“浪漫派文学，其流弊甚大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10(P7)不过，其批判浪漫主义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 首先，从接触新人文主义开始，吴宓对浪漫主义思潮的态度就是矛盾的。进入哈佛后，他在选修学校开设的批判浪
13、漫主义课程的同时，又被雪莱拜伦等英国经典浪漫主义诗人深深吸引，他坦诚最欣赏的三位西方诗人是拜伦、安诺德、和罗色蒂，说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西洋文明之真精神”，是“积极之理想主义”，拜伦就具有“雄奇俊伟之浪漫情感”11(序)。在新文学阵营里，吴宓的知己是徐志摩，虽然徐志摩的人格魅力使其在学界各个阵营里都有极好的人缘，但除了吴徐二人对浪漫诗情心有灵犀以外，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了。“在阅读吴宓那些献给女人的诗时，人们会觉得有两个吴宓:在思想文化观念上非常守旧与古板的吴宓和在情感生活中非常浪漫的吴宓。这似乎是一种性格上的不和谐。”12(P154)还有学者指出:“当他是如此详实如此坦白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
14、动都载入日记并试图传诸后人的时候，这不就是再写了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13(P143)创造社等浪漫主义流派没有走进吴宓的视野，但徐志摩带着雪莱似的浪漫，巡回在牛津的花径之上，与他取得强烈的共鸣。直到1959年，他还在赞赏郁达夫:“并世而未识者，则有郁达夫与瞿秋白。斯皆宓所敬佩与笃爱，如郁达夫，其诗与小说中，具见真情性，是一浪漫文人。”14(P258)对浪漫主义思潮吴宓进行学理上的讨伐，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又发自内心地赞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宓批判新文学浪漫主义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矛盾。 其次，吴宓批判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是理论的机械移植。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层面，没有
15、任何独创，不过是照搬了白璧德的概念。“独自卢骚之徒，妄倡邪说，于是人心思动，潮流所被，世无宁日。法国大革命，如导火线，自是而乱遂不可止。”5(P22)除了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文章，他很少提及浪漫主义，更从未对国内诸如创造社这样的浪漫主义流派及其文本进行有针对性的评论。这是一种批评的隔膜，造成这种隔膜的重要原因来自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且国内梅光迪等人的通信更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这种偏见:“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况，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梅君亦有书来，述国内教育近况及新潮情形，不尽感愤之意。”5(P144，P178)一个批评者，在新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
16、远离国土，仅从朋友的信件中了解批评对象，很少阅读具体文本，其批评的合理性值得怀疑。与白璧德对西方经典的熟稔和18世纪以来文学思潮的深入了解相比，吴宓的知识体系显得薄弱得多。鉴于白璧德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吴宓对国内浪漫主义感性批评，其实是对新人文主义批评精神的背离。 就新人文主义本身而言，白璧德走进了古典主义，回归了清教徒传统，守旧的道德观念与当时西方诸多新思潮发生抵牾，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反潮流，也遭致包括许韦勒克在内多人的批评，15(P15)但并不影响其批评价值。直到今天，新人文主义依然在“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向世人展示了一条通往美好与光明人性境界的健康稳
17、健之路”16。如果说白璧德在“一战”之后反思在西方业已充分发展的文学潮流，虽然有些“不识时务”，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的话，吴宓在国内文化和思想革新刚刚发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初露端倪之时就挥舞大棒，就45显得机械多了。他采取同他老师一样“不识时务”的固执立场，把激进的时代潮流视为浪漫的混乱而加以抵制，他所否定的并不是新文学的浪漫思潮，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精神。思想启蒙和“倒孔反儒”，在吴宓看来成为一种浪漫的幼稚，世道人心将因为丧失必要的道德约束而最终走向混乱。“今日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机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之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今中国
18、所谓新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5(P154)吴宓以儒家人文传统来理解和引进新人文主义，企图以现代的眼光重新解释与发扬儒家传统，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传统儒家道德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语境中，早已失去支撑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力量。“人性二元”、“以理制欲”、“克己复礼”，这种返归古典的人文主义终极关怀，在当代看来的确具有“超前眼光”，在现代历史语境中，却是深深的隔膜。 传统社会的巢倾覆时，吴宓是一颗保存基本完好的卵。当他即将跌进新文化的汹涌大潮时，却落在白璧德建
19、造的“新人文主义”救生圈上。 吴宓始终没有落水，感受不到新文学的水温，他在救生圈上挣扎着大声呼喊，挥舞着从白璧德那里拿回的旗子，试图在国内无边的新文化海洋里奋力找回往日的文化绿洲，一块理想的终极陆地，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吴宓的成长和受教育历程，使他形成了保守的传统文学观照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过程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反而在留学前后得到强化，在接受新人文主义理论的声援后定型。当战争成为西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的副产品时，20世纪初的中国正渴求着科学和民主，远离“一战”浩劫的古老国度深受列强蹂躏，民族生存和国家救亡成为当务之急，反思科学返归传统的必要性尚未显现，所以，新人文主义对现代中国历史
20、语境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叠加，注定其批判锋芒会遭到反制。持传统精英立场的吴宓没有真正走进新文学的批判场域，和新文学思潮产生了巨大的隔阂，阻碍了他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深入的分析，其实质构成了对新人文主义的机械移植和精神背离。 今天，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又要重新理解吴宓，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吴宓都不恰当。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将中国和西方分别地客体化、对象化、现成化、凝固化、存在者化，由此形成一种中西二元对峙的思维框架”17习焉不察，致使吴宓所经历的历史文化困境至今挥之不去。 无论保守的返归传统还是激进的靠拢西方，都不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思维方式。 从吴宓入手，可以回溯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
21、义对新文学和现代文化批判历程，冷静反观当下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价值观和真正目的，理性反思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当代语境，充分意识新文学面临的当代困境，认真探寻现代文学研究产生危机的核心原因，进一步思考现代文化发展的路径。这才是当下从历史文本出发重新审视吴宓的真正意义。 参考文献: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刘保亮新国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5)3胡适白话文学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5吴宓吴宓日记M吴学昭，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杨匡汉，刘福春西方现代诗论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