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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语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摘要 本文从七个不同角度翻译历史回顾，翻译当前发展形势，翻译理论，中西传统翻译实践比较，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特色、差异，翻译与文化交流以及结合我国古典文学走出国门、古典文化面向世界透视翻译与文化交流的亲缘关系。其中在探讨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特色、差异时，将其分为六类思维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特色，风俗文化特色，宗教文化特色，价值取向和心理取向特色；在阐述思维特色时又将其分为 A-E 五部分。最后得出结论：翻译与文化交流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的。 一、引言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Edward Taylor ）在原始文化（ 1871 ）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
2、一个概念提了出来，他强调指出的是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文化从广义上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此。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可称之为文化，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各民族经过数千年历史发展和积淀，逐渐形成本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又像一个窗口，揭示该文化的一切内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翻译则是一种用某一种语言信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信息的技巧，是进行语言信息转换的有效工具。 布朗绍指出，“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的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
3、异的活命化身。”（美国学者文努迪 L • Venuti 翻译再思）因此翻译的最大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解决好翻译的差异问题是保证语言之间成功转换的关键。从事两种语言间的翻译，除通晓两种语言文字外，还必须深刻理解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和特色，进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语言文化信息上的成功转换，实现翻译的文化桥梁作用，实现译者的文化使者角色。 二、主体论证：透视翻译与文化交流的亲缘关系 1 、翻译历史回顾 翻译最早可追溯到纪元前三千年古埃及王国时期埃里方太第一大瀑布地区载有两种文字的铭文。从纪元前三百年起，古罗马人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包括整个宗教系统在内）的时候，翻译便在西方起着重
4、要作用。 12 世纪，西欧接触西班牙的伊斯兰教，这给大规模的翻译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文化上的本质差别和两种语言的继续接触（ Storing,1963 ）。 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垮台后，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学派（ Toledo School of Translators ）就把希腊科学经典和哲学经典的阿拉伯版本译了过来。 1522 年，路德（ Luther ）的圣经德译本奠定了现代德语的基础。 1611 年，詹姆斯国王（ King James ）钦定的圣经英译本对英国的语言和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莎士比亚时代之前、在法国古典主义兴起之前、在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前，都有过值得注意的翻译交流时期
5、。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大约 2 世纪 -7 世纪）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勒菲弗尔曾提出，翻译实践是用一种文化来对付我们所谓的另一种文化的策略的一种。翻译实践的发展向我们提供如何看待那种社会的线索。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对策，这一历史说明：在中国文明开化中占突出地位的另一种文化并不被认为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是孤例，古希腊表现得更为极端它对另一种文化根本不感兴趣，不曾开发任何翻译思想，也几乎不曾翻译过任何东西。 凡自命处于所在世界中心的文化，除非被迫，都不大跟另一种文化打交道。希腊人首先是由于波斯人
6、的入侵被迫同另一种文化打交道，但它对外来文化能够成功的予以轻蔑地拒绝并置之不理；然后是古罗马人的占领，它不再能完全忽视。中国由于佛教传布而被迫同另一种文化打交道，但外来文化并没有威胁到自己的社会结构，所以容易接受； 19 世纪严复和林纾用汉语言文言文和中国人的说话方式，即按照前人的传统同化策略，进行翻译，直到文言文在官员、文人、知识分子中间不再作为交际语言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在中国兴起的时候，这一同化策略才在 20 世纪行不通。 不仅自认为在总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的那些文化采用此策略，性质上比较相同的那些文化也是如此，他们常把自己的行为方式看作“理所当然”，面对其他方式时就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
7、方式看作是最好的。他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成分时就没有太多疑惑和限制地将外来成分加以归化。 回顾中西翻译历史，不难看出：翻译是为适应文化、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而产生，且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受着一系列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因此，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翻译的产生、发展无疑促进了不同民族间广泛的文化交流。 2 、翻译当前发展形势 20 世纪已被称为“翻译的时代”（ Jumpelt,1961 ）。全球信息时代降临，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难以想象的。各国公私机构之间所缔结的协定，需要译成各有关方面的文字；国际组织的建立，多国公司、多国共同体的成
8、立；将突飞猛进的工业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的尝试；技术文献用各种语言文字的同时发表以及全球信息交流的频繁这一系列社会、文化因素显然都增加了翻译的重要性，并推动了翻译的强势发展。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翻译索引记载，从 1948 年到 1970 年，翻译资料的数量增加了 3.5 倍；美国和苏联在整本整本地翻译科学、技术、医学方面的杂志；欧洲共同体雇佣的翻译人员有 1300 名之多， 1967 年一年内所译的科学杂志竟达 8000 本之多（ Spitzbalt,1972 ）。在这国际化的时代里，某些作家的原著还没有译本销售的多。 中国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也早已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开展，其规模之大、范围之
9、广、水平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社会发展、文化传播的贡献也是无法比拟的。这是我国在全球信息时代大背景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强国之路的产物，是人类翻译大潮时代到来的真实体现。 21 世纪，翻译更是以强大的势头席卷整个地球；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伟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3 、翻译理论 以下是有关翻译任务、程序与技艺三方面的现有翻译理论： 托尔曼教授在谈翻译艺术中译者的任务时提出，翻译不是把一种外语的单词译成英语。它应该是原文中感情、生命、力量和精神的一次蜕变。换句话说，翻译要能在英国读者、听者中间引起像原
10、文读者、听者所有的同样的情感。也正像韦拉莫维茨所说的那样，“译者的目的就是要构成这样的句子，它将在今天的读者身上造成像原文在作者同辈人身3456 上造成的那样的印象，尽最大可能地唤起同样的思想和感情。”由于不同语言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要使原作与译本产生同样的效果，无疑需要译者进行有效、成功的文化信息的转换，而只有译者掌握了不同文化的共性与各自的特色、差异，尤其是后者，才能成功的实现文化交流，真正实现译者任务，达到翻译的真正目的。 威尔斯•巴恩斯通教授在评论译诗时指出，对原诗的理解会因人因时而异，从而也就不存在千篇一律的译法。（当然，这一论点不仅限于诗的翻译，而且也适用其他体裁的
11、作品）。如红楼梦开宗明义第一回好了歌的第一句：“世人都晓神仙好。”由于理解的不同，杨宪益和戴乃迭将其直译为“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而霍克斯则将其译为“ 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理解因人而异”，乃由于古今语的差异与文字之训诂亦有变化所致。 勒菲弗尔认为，西方翻译史日益证明，翻译技艺多个世纪以来都在不断变化，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被认作是“显而易见的东西”（ what was accepted as obvious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重要的问题是转变和改变都不是随便发生的，相
12、反，他们是根据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翻译现象达成和解的方式密切相关，与对付另一种文化的存在（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所提出的挑战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一些对付那另一种文化（ That Other ）的策略中选择可行的对策密切相关。因此，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 4 、中西传统翻译实践对照 中西传统上，翻译实践都似乎是从口译（当时多为有关商业交易的口头交际）开始的，但勒菲弗尔提出，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都是沿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轨道从原始的口译
13、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大体上更接近口译情景，因此，比较不重视“忠实的”（ faithful ）翻译，而忠实的翻译却早在西方成为翻译思想的中心观念。 弗米尔（ Vermeel ）根据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指出，西方之所以从根本上摆脱了口译情景，首先是由于翻译在西方兴起时所处的社会，一开始就存在阿卡德和苏米尔两种非同质的语言。苏米尔文化，盛行较早（大约始于公元前 3000 年中期），但不久（约公元前 2024 年）便为阿卡德语所战胜；不过很长时间后，苏米尔语仍被用为宗教文本写作和交流知识的语言，因此需要翻译，但翻译并不容易，因为苏米尔语与已知的任何语言毫无联系，而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跟苏米尔语很不相
14、似。这种情况在古代汉语及其非规范变体中并不存在，在古希腊所说的那些方言中也没有。 通过具体密切观察经文在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即佛经之译成汉语和圣经之由圣哲罗姆（ Saint Jerome ， 347-419 或 420 ）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之译成拉丁文（此译本为 4 世纪天主教所钦定的通行本圣经），中西翻译传统的差别便显而易见。 首先，从翻译方法来看，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这两种事业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差别在于：佛经最初译成汉语时，几乎没有可用的书写文本，传播佛经的媒介与口译情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哲罗姆是从书写的文献翻译的，一开始就处于笔译情景之中。尽管这两种差别并非继续保持界限分明，因为书写的佛经汉
15、译文本逐渐可以用来译成汉语。但勒菲弗尔表明，做某种事业的初次尝试一定会建立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就成为中西翻译思想不同的原因之一。 其次，两种传统最令人注目的差别，也许是忠实和自由对立的差别，这种对立从西塞罗（ Cicero ， 106-43BC ）起便烦扰着西方的翻译思想，后在圣经翻译中加剧。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似乎并不存在。最初佛经译成汉语采用的是“质朴的”（ simple ）文体，主要是因为翻译那些佛经的外来佛教僧侣，并非人人熟悉汉语。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译者在最多一代或两代后所放弃的那种质朴文体，却类似圣哲罗姆翻译拉丁文圣经所采用的那种文体，该文中有大量希腊文的音译，仿效希腊句法的模式，
16、还有仿效希伯来文的模式。这两种传统，一到中国人来翻译佛经时便消失（约三国支谦时期）。支谦之后，中国翻译采用了适宜文学作品的文雅（ elegant ）文体，无疑是因为译者意识到这种文体是官员、文人、知识分子读众所感兴趣的唯一文体，直到 20 世纪初文言文为白话文所取代，当时白话文在精英群体中已成为通用的交际语言。 再次，中国传统强调有组织的合作，而西方传统往往不赞成这种观念。早期佛经之译成汉语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口授（口译文本阶段）、传言（讲授、传播和背诵阶段）、笔受（正式写成汉语阶段）。事实上，有组织的合作后来演变成一种制度：各人拥有不同的头衔做着 12 种不同的工作 。而圣哲罗姆自从同修道士
17、和高贵罗马妇女隐居到伯利恒也同不少助手合作来翻译圣经，但绝不像鸠摩罗什（ 344-413 ）在长安“逍遥园”（ Carefree Garden ）集体合作的盛况，哲罗姆在伯利恒只把他们当“活字典”来咨询，而不作为自己实际译写的合作伙伴。 此外，中国传统上至少自支谦起，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但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形式是中国的形式，不能带进丝毫原文的形式。外来形式在中国 19 世纪翻译传统告一结束时，才开始引进，冯至等人才把例如西方十四行诗商籁体（ sonnet ）形式引进到汉语中。 然而，在形式和内容相比之下，西方传统一直未把形式看得那么重要，特别是在翻译神圣经典时，中国概念的“雅”
18、永远不起重要作用，且从未占过支配地位。因为翻译在西方传统中并不认为是用来取代另一种文本的，至少不是把原文完全消灭，在译文之外或背后原文文本总是存在；它总是一种检验标准，而且甚至更为有意义的是，它被赋予最后权威。总之，翻译永不曾真正地作为自己独立存在的文本，译者总在回顾原文本。这就说明原文本之所以在西方各种传统中一再重译的原因，除非某个译本被批准作为近似原文的译本。哲罗姆之把圣经译成拉丁文也正是这种情况他的译文本身也只是从前译本的一种校正，尽管世称拉丁文通用本圣经，并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圣经官方版本，它基本上仍是一种翻译。 很明显，权势也在佛经汉译中起过作用。道安（ 314-385 ）指出，如果
19、没有国王的支持，佛经汉译将无法进展。不过，佛经大约在 300 年之后便失去了官方支持；官方对拉丁文圣经的支持，至少在罗马基督教会方面，则一直 持续到今天。实际上，直到 16 世纪伊拉斯谟（ Eramus ， 1469-1536 ）出版了新约（ New Testament ）的译文，拉丁文圣经从未受到过挑战，唯一的附带条件是：伊拉斯谟的翻译只为学者所阅读，拉丁文圣经仍是通用译本。 通过中西传统翻译实践的比较，不难看出，语言对翻译确是一种略微触及的影响，翻译的一系列因素似乎与语言关系不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相关。这些因素包括权势。正如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认为的那样，翻译研究不是研究译本本身，而
20、是研究文化上的相互作用。 5 、翻译实践中的文化差异 如前所述，从事两种语言间的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之外，还必须深刻理解两种语言间各自的文化特色及其彼此间的差异，尤其是英汉两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各自的文化特色表现在：思维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特色、习俗文化特色、宗教文化特色、价值取向和心理取向特色。这些特色、差异闪烁在单词、短语、句子、篇章、著作中，使不同的语言有了鲜活的民族特色，使译入语读者、听众感受到异域风味。作为文化信息交流、转换的主要技巧的翻译实践逐一向译入语读者、听众揭开这些文化特色的面纱。 5.1 思维特色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思维差异反映着某
21、一种语言群体千万年来形成的语言倾向；同时作为思维交流的工具的语言体现着思维差异。思维差异在英汉翻译中起着极为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 A 汉语民族思维的模糊性（ ambiguity ）、整体性（ integrity ）、集体性（ being collective ）与英语民族思维的精确性（ precision ）、分析性（ being analytic ）、个性化（ being individual ）使得语言表达上汉语多概括性词语（ general word ）即语言学上的上义词（ super ordinate ），英语多具体化明确性词语（ specific word ）即下义词（ subordinate/hyponyms ）。 例如汉语“说”用更准确、具体富有变化的英语单词表示有： splutter, grunt, exclaim, scream, whisper, snap, announce, shout, insist, inquire 而当汉语用“说”来表达这些单词时则通常添置状语，如：气急败坏地说、嘟嘟囔囔的说、大为感叹地说、尖叫着说、窃窃私语地说、怒气冲冲地说。另外汉语的很多上义词如“伤”（ hurt, injury, damage, wound ），“羊”（ ram, lamb, ewe, goa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