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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民战争长期轮回的经济意义 曾经在历史（历史论文）界引起广泛兴趣的中国农民战争长期轮回之课题，沉寂已经多时了。它的息鼓，并非因为一度形成争论热点的分歧达到共识所至。相反，比较趋同的意见认为，原有的思维框架使课题走向泥淖，甚乎山穷水尽。本文跳出传统逻辑（逻辑学论文）的定势，择经济意义视角进行探索，试图给这汪积潭抛一粒激水小石，请教方家纠谬。农民的相对贫困化与平均主义中国封建社会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揭开序幕，到洪秀全、张洛型的失败划上句号，上下二千余年，绵延之久，为世界仅见。那末，导致战争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西汉贾谊如是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1确实，从
2、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故此答案似乎也顺手拈来。但若欲对“不足”的概念作出界定，对它的内涵入木三分地挖掘，就不那么容易了。作如是观，我们不妨对“不足”这个基本概念先事疏理。当然，这是一个在史料方面相当有限且又十分复杂的难题。因此，只能举典型材料，下相对定义。如是，我们以战国时代李悝“尽地力之教”中的有关数据，设置“不足”的基本坐标。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3、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2五口之家，种田百亩，收粟一百五十石，扣除田税十五石，口粮九十石，祭祀十石，贸易衣物五十石，这样计算后，百亩之田的收获当透支十五石。需要补充，李悝作这项统计，遣漏了种子粮一项。清人包世臣对此有过缜密稽考。他说：“凡粟，耗地力而收成薄”，“亩子三升”。3 照此推断，百亩之田的种子粮是三石。那末，加之适才计算负额十五石，则总透支十八石。一年之岁，在透支十八石状态下，再去应付极具伸展性的“疾病死丧”和“上赋敛”二项突发性支出，当然造成“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的悲局。但务必指出。李悝的分析，意在批评自耕农治田不甚勤谨而作尽地力
4、之教。所以，由不勤谨治田造成的经济拮据，还不足以反映自耕农通常的经济生活，更不能看作是“不足”的坐标。具有普遍意义的，应是在“治田勤谨”后的收支水平。依据李悝考察，自耕农一旦“勤谨”治田，“则亩益三斗”4 百亩之田就是三十石。这样，减去先前定量分析的十八石透支，五口之家就有十二石的剩余可被自由支配。它占“治田勤谨”后总收入一百八十石的%。以这样的收支，才能形成“农益劝”格局。李悝后来为魏国相，按此比例“行之魏国，国以富强”。5 所以，笔者认为，衡量自耕农相对正常的经济基准量，当在扣除必要生活及社会支出后，至少应有占总收入%上下的剩余。低于这个水平，即临界“不足”。需要强调，由%之指数对应的实际
5、量十二石，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常量”。以客观态度分析，不足的实际量，应与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总量成正比例关系而被界定为“变量”。总量高，则指数对应的实际量随之高；总量低，则随之低。如据洪亮吉估算，清乾隆初，四十亩之田的常年亩产为一石，则总量为四十石。按洪氏之：“今之四十亩，其宽广即古之百亩也”。6 那末，今古比率应为100比40，即，也就是说，今之一石当古之二点五石。要之，以古之百亩岁收匡算，那末应为二百五十石。换言之，值清代，其总量比战国时提高了，则以%之指数对应，实际量应是十六点八石。当然，在战国，这是摸高的数据。然而，在清代，若跌进十六点八石，7那就陷入贫困境地了。换言之，随着社会生产
6、力的逐渐提高，人们在开销了所有必须支出后的剩余量尽管比战国时有所增加，但因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之提高，农民同样地被囹圄于贫困的境地，他们同样可以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触发战争。由此可见，即便对“不足”作了比率上的界定，然以其比率所对应的“实际量”，却因受制于总量而呈上升的态势发生着变化。不过，这样的“变”，并不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多大的改善。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蠡测，它从一个侧面正挑出了“相对贫困化”的概念。诠释性地说，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贫困线不会一致。当然，农民战争通常也不会因为经济上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后，才揭竿起义。客体是，当农民处于各个历史时期相对的社会贫困线时，便会对远离贫困线的富豪
7、深怀不满，尤其对凭借政治体制的弊端而横行乡里的豪吏，更显愤懑，从而发泄胸中郁闷，积久便会在某个特定的偶然事件下引发。因此，农民起义为达到起义之目的，顺理成章地聚焦到要求对平均主义的实现。包括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阶段太平天国运动，它的天朝圣库制度，就是对平均主义实践的典型。那怕这是建立在战争时期，但终究脱不了平均主义的底子。当然，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轮回伊始，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并不是很明确地就被写到自己的战旗之上的。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一般地同农民相对贫困的基准线逐渐提高同步。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相对贫困线之提高，虽然表现为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社会总体消费
8、水平成水涨船高式的渐进。因此，在横断面上始终没有跳出贫困的境遇；二、正是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呈发展状的，因此，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接触就有可能逐步地扩大，视野随之开阔，于是就会对发生在自己实际生活周围的许许多多直感的事产生朦胧的新感觉。这种感觉，一旦被外部条件激荡就会聚核并升华。列宁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8应该说，“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9的农夫，平日心身所
9、系，在于养家糊口。他们除了背负青天，面朝黄土，或许还意识不到采取别的什么方式来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或许想过对不平等的现实冲击，却又怀疑自己的力量，因为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封闭的。然而，当他们的眼界随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而有可能提高一些，当大规模农民战争一旦爆发把他们从封闭的环境中进一步席卷出来时，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力量再生疑虑，就会在急风暴雨的外部对抗中劫富济贫，对平日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还之以牙，把整个现存的政治秩序颠倒过来，并且在自己的战旗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写下由低级的平均理想，到相对完备的平均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一口号，越是到得后来的农民战争，表达得越清晰。从而，使农民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自在”的
10、阶级，发展成为一个相对“自觉”的阶级。无疑，农民阶级的这一相对成熟，同相对贫困线的浮升而带动他们的经济素质相对提高分不开。商人资本在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对立运动不应否认，当进入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大都是基于相对贫困的农民，为实现经济的平均而缘起的。但是，那不过还是问题的表象。更内在更深层的原因是，封建社会本身经济运动的矛盾达到了白炽化程度的结果。而这个“白炽化”的矛盾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经济结构与由这一结构孕育的商人资本发生的剧烈对抗。如前论述，占收入总量%的余额，是令农夫据以“益劝”的基准，然而，人的欲望是滚动的。随着文化的累积、经济的增长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变迁，人们对物质
11、的量和质的追求，对精神享受的内容企望诸如此类，都会因时变化，因地改造。而这一切的“化”以及一切的“改”，都“化”“改”到一点，即用以实现这一欲望的经济偿付能力能否“化”到将其兑现的水平。所以，令五口之家的自耕农“益劝”的前述%的比率所包含的实际量，尽管因总收入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它还是很容易被突破的。只不过突破后的比率不能与原比率背离过远。确切地说，%这个相对抽象值，应该同相应发展的社会一般消费水平取齐。问题是，如何才能使这个比率，同相应发展的社会消费平均值等量齐观。笔者认为，使农民在扣除了相应的各项支出后，所剩的剩余价值，能得到一个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相对取齐的适合量，活跃流通领域明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恰如司马迁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10这里，司马迁在表述一个观点，即：整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流通领域是得益最丰润的经济部门。投身流通领域为什么能使“贫者之资”？司马迁在对当时实际经济生活进行细致考察后结论：“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11这就是说，以一百万本钱，无论经营什么行业，包括生产或销售商品，尤其是“子贷金钱”的高利贷业，一年之内，正常的一般利润额都是二十万钱。即所谓20%的“什二之利”。更多内容：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