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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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社会空间分析一、 国内外城市贫困阶层研究进展1.1 国外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1.1.1 城市贫困的含义与界定城市贫困作为长期困扰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西方社会学者近百年的关注。关于贫困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层含义。 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人们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满足不了基本生存的需要。在早期的城市贫困研究中（见Booth，1889，Rowntree，1901），采用的均为绝对贫困的概念，即根据人们实际收入水平，拥有的消费资料和得到的服务，折算成货币单位进行测量。这类综合指标体系被广泛用于制定社会福利与发展政策。当社会制度

2、不断变更，尤其社会更加富裕后，人们对基本生存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的概念应运而生，它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收入虽能达到或超过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但相比较仍处于较低生活水准的人群。当代西方社会的城市贫困现象，更大程度上是“富裕中的贫困”，即相对贫困。 国外对于一定区域范围的城市贫困人口，一般采取贫困线或社会福利工作对象的方法（Mingione, 1996）。贫困线（Poverty Line）是以个人与家庭的经济来源与收入状况为标准，对贫困人群做出划分。根据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含义，贫困线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绝对的物质指标去衡量的绝对贫困线，另一种

3、是从社会其他成员生活水平中测量的相对贫困线，例如社会成员平均收入的50%。由于贫困线的标准过于绝对，可能忽视部分人群的隐性收入来源，以及城市内部与边缘的生活水平差异等影响要素，在实际研究中，该方法往往不能反映真正的贫困者。根据社会福利项目（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的救助范围，也可以掌握城市贫困人群的数量，并从相关的历史记录资料中，了解个人致贫的原因。由于各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也具高度多样性与选择性，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尤其区域比较中有很大局限性。1.1.2 城市贫困阶层的界定城市贫困阶层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群。美国社会学家沃纳

4、采用五等份法，将社会分成五个阶层（Warner, 1949），其中下层阶级（Lower Class）由社会中离财富、权力和声望最远的人构成，具体分为两个社会阶层“上下层”与“下下层”。“上下层”即所谓的“蓝领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操作工人和装配工人等。“下下层”主要指那些无技术特长、文化水平低、从事非熟练工作的人，和无固定收入、领取救济金的人（见表1-1）。在英国社会学家采取的阶级阶层划分方法中，贫困阶层是位于非熟练工人阶级之下，甚至游离于阶层结构以外的部分人群，他们缺少社会参与和其他必要的生活机遇，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或边缘地位（Bilton，1987）。表1-1 沃纳的社会分层结构中

5、的贫困阶层阶 层一般收入 财产 职业声 望职业声望 消费 群体生活权 力政治参与 政治态度上下层 （工人阶级）低收入无固定资产技术工人 无技术工人失业率最高低职业声望消费水平低较少参与除少数民族外，大多反对民权下下层贫困无积蓄失业率最高剩余劳动力无劳动力价值物质匮乏，强烈的经济上的焦虑社会隔离者倾向于不参与投票等政治行为支持更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及政府的经济援助与安全计划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底层阶级”（Underclass）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表明城市中存在一个特殊的贫困者阶层，他们被排斥在传统的社会分层结构以外。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瑞典学

6、者米达尔（Gunnar Myrdal，1963），他认为在美国大城市中，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产生了一个有别于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他们大多是无业者、无劳动能力者，或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处于劣势的就业者。70年代末期，底层阶级成为描述黑人贫困者，及其犯罪行为和其它越轨行为的专门术语。理查德.内森（Nathan, 1987）在调查了百座大城市后，提出了底层阶级的两种界定方法。广义的定义包括城市中所有生活贫穷的居民，他们缺乏技术资格或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只有有限的联系，狭义的定义仅仅包括贫困的非洲裔和伊斯帕尼亚裔人，他们生活在集中的贫民区内，占城市人口的5%至10%。社会学家威廉.威尔逊（William

7、 J. Wilson，1978；1987）曾对底层阶级做了大量研究，他认为民权运动和郊区化的趋势，很多中高收入的少数民族离开了城市的城区，留下的人则处于“社会孤立”的状况，从而集中居住在“贫民窟”内，成为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底层阶级。1.1.3 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及贫富分化的趋势（一）、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归根究底，资本主义城市贫困问题的产生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城市贫困的解释也有所不同。1、贫困的社会经济根源马克思（K. Marx）在资本论中写道，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家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改进技术水平，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劳

8、动力相对过剩。这部分相对过剩的人口包括流动过剩人口，潜在过剩人口，和停滞性过剩人口三种存在形式。其中停滞性过剩人口包含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失业者和贫民，如流浪者，丧失劳动力者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是城市贫困阶层产生的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提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普遍发展规律。他认为无论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何种状况，工人的命运都无法改变。“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而“ 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马克思，1844）2、社会学的解释（1

9、）个人与家庭的原因英国的社会调查专家布思 (Booth，1889 )曾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19世纪伦敦居民中贫困问题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布思的后继者朗特里（B. Rowntree）于1901年发表了贫困：有关城市生活之研究一书，成为社会学界研究城市贫困的先驱者。他通过生理学与营养学的研究，提出贫穷的直接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不能维持一定的“体力效力”，并将城市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个人工作收入的不足，失业，衰老，以及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丧失。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夫妇（S. Webb，B. Webb）在著作贫困防止论中进一步提出，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往往发生在以下人群中：（1）疾病、早衰者；（2）丧夫并要抚养

10、孩子的寡妇；（3）失去双亲和抚养者的孤儿；（4）年老或因精神不正常、弱智等原因不具备劳动能力者；（5）长期失业者。英国医生哈里（J. Harry）则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学说”，如图1-1所示，他认为贫困是一种往复的恶性循环，贫困使个人、家庭及社会处于某种特殊状态，而这些状况将导致个人或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即“贫困产生贫困”(沈洁等，1998) 。图1-1 贫困的恶性循环（2）贫困的功能解释以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系统，由各种社会角色构成，这些角色必须有人扮演，而且还要彼此协调一致（Alexander, 1987）。因此，社会为了维持有效

11、的均衡，对较为重要的社会角色，往往赋予较丰厚的报酬，以鼓励人们竞争参与，相反，对重要性较低的角色，则提供较少的报酬。一些人由于先天才能或受教育程度低下，只能从事重要性较低的职位，获取较少的社会报酬，以致成为贫困者或“穷人”。按照这种理论，贫困阶层的产生与存在，与富裕阶层的存在一样，是社会均衡发展的功能需要。借用了社会功能主义的思想，美国社会学家甘斯（Herbert J. Gans，1972）在1972年发表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文章贫困的正功能，认为贫困不仅具有反向功能，也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正向作用。例如穷人可以从事社会里各种“肮脏的工作”；穷人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提供各种职业，如警察、典狱

12、人员、高利贷债主和烟毒贩子等等；穷人的存在使居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通过种种慈善事业获得精神满足；在政治斗争中，穷人更是各政治团体意图笼络或排斥的对象。甘斯认为贫穷最终是可以消除的，但事实上贫困阶层仍将继续存在，原因在于：（1）对许多社会组织，贫穷可为他们提供工作对象，从而带来经济利益。（2）穷人承担了部分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3）即便存在可替代的项目，对于富人而言，穷人永远是代价最低廉的选择。 （3）产生贫困的社会制度结构原因与功能学派相对立的社会冲突学派认为，社会贫困阶层的产生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本质。首先，他们认为所谓“均衡的社会体系”是不存在的，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广泛冲突的社会。

13、其次，社会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组成，各群体对物质资源与信息的控制权利不同，决定了各社会阶层的地位差别。在冲突学派看来，社会群体的利益争夺中，必然产生一些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使他们无法脱离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的边缘，而长期陷入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窘迫状态，成为相对稳定的贫困阶层。在著名的冲突主义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Dahrendorf）和柯林斯（R.Collins）的理论中，贫困阶层均处于权力等级的最低级，他们处于有限的社交网络，能够控制或获得的财富也有限，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性质的。3、当代社会地理学的解释当代对城市贫困阶层的产生还有诸多解释，其中包括一些颇

14、为新颖的观点。1996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L.Yapa撰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贫困的解释：一种后现代的观点。 他认为早先对贫困的人口、社会、经济学解释是如此庞杂，以至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名词，或者是多重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产物（见图1-2）, 这一广义的生产关系网络涵盖了技术，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以及学术思想等领域。他倡导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地方化研究传统，认为当代贫困研究的意义在于与“地方性”结合，即探讨“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的贫困原因”。此后在对美国费城贫困社区的实证研究中，他具体讨论了费城非均衡的交通体系，地方消费结构的差异，以及独特的社区文化对费城贫困阶层和贫困社区的影响，为解决城市贫困问

15、题提出了具体对策(Yapa, 1996) 。教育程度住 房分、能 源医 疗食 物 图1-2 贫困的生产关系网络 The Nexu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Poverty（二）、城市贫富分化的趋势战后西方国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贫富差距一度呈缩小趋势。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农业人口的减少，和农业保护政策的推行，更是抑制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增长。然而70年代后期，欧美国家的城市贫困人群开始逐年扩大。其中以美国城市贫困的比重最大，贫富分化的程度最为严重。根据70年代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美国分成五个财富阶层，其中最富有的1/5的人口，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收入分别

16、占国民收入的42.7%和76%，而最贫困的1/5人口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仅占4.7%和0.2%。（奚从清等，1994）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的贫富差异继续扩大。诺曼.费恩斯坦（Fainstein, 1996）对美国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家庭收入差异进行比较，得出美国近十多年贫富分化的趋势。如表1-2所示，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实际上是更穷了，而贫富两端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L.S.Bourne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城市收入差异的扩大原因在于，（1）全球经济重建、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竞争加剧，西方国家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普遍降低。（2）新的人口状况出现，尤其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提高，对年

17、轻从业者的就业造成压力。（3）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的转变，单亲家庭比例增长，出现一些以妇女就业为主的低薪岗位。（4）社会福利模式的转变，尤其税收和福利水平的降低，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表1-2 1979-1993年美国家庭收入差异变化年份1979/19801992/1993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0.4030.447各组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最高的5%家庭16.920.0最高的20%家庭44.148.2中等的60%家庭51.748.2最低的20%家庭4.23.6排列居中的家庭收入（美元）3214331241资料来源：Norman Fainstein, etc., A Note on Interpret

18、ing American Poverty，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19961.1.4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在欧美与发展中国家，导致城市贫困的原因不同，城市贫困阶层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贫困阶层的构成城市贫困阶层的构成复杂，各类人群都有可能成为贫困者（Spencer, 1985）。按比例结构，儿童、残疾者、老人、在业的低收入者，和暂时性的失业者，以及少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个人，是主要的贫困者（Steward, 1983）。从就业特征角度，失业与在业低收入是导致欧美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欧洲国家由于劳动力普遍供大于求，就业保护程度较高，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因素，

19、城市贫困阶层中大多是主动失业者。而在美国，失业率已降到较低水平，但在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同时，劳动者的报酬几乎没有增加，当前城市贫困阶层中大部分是在就业的低收入者。从年龄与性别特征，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通常是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老年人由于无法继续就业而收入减少，医疗支出增加，容易陷入贫困。妇女则因雇佣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很难以就业来摆脱贫困。以贫困妇女为家长的单亲家庭和其他低收入家庭，往往影响到其未成年子女，甚至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近来对米兰、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的研究表明，年轻人正成为该地区贫困阶层的主力军，约45%的社会救济对象为1

20、8-44岁的中青年，其中以25-34岁的比例最高，他们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面狭窄（Zajczyk, 1996）。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贫困群体是外来移民。发达国家由于限制移民从事较好工作，大部分移民被迫就业于低技术、低收入的工种。同时，外来移民大多无法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福利待遇，一旦生活发生变故，往往很容易陷入贫困状况。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二元差别严重，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往往是城市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由于种族歧视等原因，有色人种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贫困群体。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1999）根据美国统计摘要，列举了各类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其中非洲裔美国人是32.7%，拉美裔美

21、国人是28.7%，儿童是21.1%，均远远高于总的14.2%的贫困率（见图1-3）。可见在当今美国社会，贫困更易发生在有色人种、外来移民和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中。图1-3 1991年美国一些群体的贫困率（二）、贫困阶层的生活际遇从个人与家庭生活、工作、闲暇消遣等方面看，贫困阶层都享有较少的机会。以美国为例，贫困阶层成员的寿命较低，患病的比例较高。穷人通常缺乏适当的健康保险，问题最为严重的不是最穷的人，而是那些工作着的穷人和下层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资格享受社会福利的医疗补助，也买不起私人保险，却大多从事无健康保险的工作（波谱诺，1999）。下层阶级的受教育机会也明显低于上层阶级，休厄尔（1971）

22、对9000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出身者的2.5倍。艾斯克洛德的研究表明（1956），下层阶级的人与阶级地位较高的人相比，社会参与的机会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较少。他们朋友较少，认识的邻居和同事较少，参加的团体较少，即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三）、贫困阶层与贫困的代际传递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66）通过对墨西哥、波多黎哥贫民区的调查，在50至60年代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Poverty Culture）的著名理论。他认为贫困者由于脱离社会主流文化，往往表现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由于贫困阶层的内

23、部交往，而得以强化并世代传递。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对美国黑人贫民区的研究中，发现贫困者的行为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有很大冲突，他们大多不愿自我奉献、努力工作、遵守法律规范和维护家庭的完整，在这种独特的亚文化氛围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不能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信仰，导致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失败的人生经历”（Greenstone, 1991）。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很多学者对贫困文化，及其对代际传递的解释提出了质疑。首先，贫困者并不具有某种显著的行为特征，一项对4000人的抽样调查显示，贫困者与其它社会成员同样愿意积极参与工作并接受职业培训（Goodwin, 1972）

24、。其次，贫困者的行为特征与价值观不一定影响子女的生活方式。罗伯特.霍尔曼（Holman, 1978）在英国的研究发现，大约1/3的贫困家庭的子女，婚后仍然是处于贫困状况，其余2/3并不贫困。对贫困家庭户主的兄弟姐妹的调查显示，149人中有66人并不存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也从未依赖过社会福利。美国的案例调查也发现（Treadwell and Shaw, 1981），贫困家庭的孩子大约10个中有5个从事收入稳定的工作。针对贫困文化的解释，一些社会学家提出了贫困的结构性解释（Structural Explanation of Poverty）。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等客观因素，例如权力、财富及其它资源分

25、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贫困在家庭中的世代传递。贫困家庭的后代由于身处社会底层，无法享有足够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因而在争取社会认同感与向上层社会流动时受挫，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Gans, 1971; Miliband, 1974） 。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P.Blau & O.D.Duncan，1967）更为研究贫困的代际传递，建立了量化的分析框架，该模型可计算父母的教育与职业地位对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程度，反映贫困的代际传递的可能性。1.1.5 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特征始终是社会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兴趣所在，从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到近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均可见到与之有关的内容。芝加哥社会

26、学派最早以社会生态学方法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布做出研究。20世纪20-30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R. Clark）对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如城市犯罪，贫民窟，移民区等就十分关注。他首先观察到城市居住区的社会同质性，并提出社会经济分层，文化、宗教、种族差异，与各社会群体的地理分布之间存在作用关系。-帕克的同事厄内斯特.伯吉斯（E. Burgess, 1923）提出了最早的城市地域结构理论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Zone Model）。他通过对芝加哥城市的调查，提出由中心向外缘五个层次的圈层地域结构。其中过渡地带（Zone of Transition）也称曙光地带，是紧邻中心商业区

27、的混合地带，以下层阶级居民为主，集中了小型工厂，商店，低级破旧的住宅和一些贫民窟。（见图1-5 a）伯吉斯首次把城市按贫富区域划分开来，以便分别深入加以研究。他认为贫民区之所以集中在过渡地带在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化势头吸引了大批贫穷的欧洲移民，他们大多选择住宅低廉而且紧邻工厂区的地带落脚，由此产生“涟漪效应”，推动了早期移民，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和其它富裕阶层向城市外围的居住迁移。-霍伊特（H. Hoyt, 1939）通过对住宅租金的研究，发现美国城市居住区有向外延伸的趋势，高级住宅会受到事务区、高级饭店和社会名流的吸引，沿公路或河流延伸到市中心，而低级住宅区也可向外扩

28、展到市郊。按霍伊特的解释，低级住宅区不完全呈同心圆状分布，随着高收入阶层的外迁，低收入阶层也可能搬入被弃置的原高级住宅区，并在其地域基础上形成扇形模式（Sectoral Model）。（见图1-5 b）-而在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和乌尔曼（C. D. Harris & E. L. Ullman，1945）的多核心模式（Multiple Nuclei Model）中，城市具有两个以上的市中心，城市低级住宅区可能围绕中心商业区，重工业区等多个核心分布。（见图1-5 c）图1-5 a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 图 1-5 b 霍伊特的扇形模式 1中心商业区，2过渡地带，3工人居住带 1中心商业区，2批发商业、

29、轻工业区， 4良好居住地带，5通勤带 3低级住宅区，4中等住宅区，5高级住宅区图 1-5 c 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1中心商业区 2批发商业区、轻工业区3低级住宅区 4中等住宅区 5高级住宅区 6重工业区 7外用商业区 8近郊住宅区 9近郊工业区331987654 32以上理论虽有差异，但基本上反映了英美城市按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地域结构。大致而言，较富裕者一般居住于环境清净的市郊，而贫困者不能支付昂贵的交通费与房价，只能留在市中心附近的贫民窟。然而这些模式并不适用所有西方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城市，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相对普及和郊区化的过度蔓延，出现贫困阶层由市中心向郊区分散的趋势（

30、Badcock, 1984）。近年，在美国与欧洲，城市经济与社会空间的重组，或“士绅化”(Gentrification)趋势，也已影响到居住在市中心的贫困人群的生活空间。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郊区房价的昂贵，以及小规模家庭数目增多。其结果是在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城市，“街区中穷人的位置被专业人士取代了” 见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576页，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士绅化”带来了城市中心的复兴，城市贫民却无法担负改造后的房租，而失去原有居所，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The Homeless）。1.1.6 国家与地方政府反贫困的政策与措施当前世界贫

31、困问题主要是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恶果，其中贫富差别的日渐扩大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突出表现（钟鸣等，1999）。各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缩小贫富差别尤其反城市贫困上，主要采取的是扩大就业与社会福利的政策措施。（一）、扩大就业政策失业问题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促进就业成为各国反对城市贫困的政策体系中重要一环。70年代末对荷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玻利维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政府鼓励部分产业发展，主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都具有“平衡效应”，能促进收入的均衡分配（Stack, 1978）。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在城市中开展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环境改

32、造工程，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公共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城市贫困（Keyserling,1967）。由于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各国采取的具体对策差异很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强调以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提高就业率和解决失业问题。此外，欧盟曾采取社会行动为特地地区、行业、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以补偿因产业结构转化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美国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来，从未采取过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主动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90年代一些左翼学者曾提出“工作共享”（Worksharing）的概念，即减少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以保证工人的就业率。但大部分的美国学者认为，工资不是个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并且，一定时

33、期内，工作共享必然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只有将“工作共享制”与税收、政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相结合，才能有效地解决失业引发的贫困问题（Gans, 1996）。对于发展中国家，以高速经济增长，保证国民充分就业，仍然是减少贫困的基本战略。例如一些亚洲国家采取劳动密集型加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既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防止了因盲目引进高技术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二）、社会福利政策Esping Anderson 在著作Three World of Welfare Capitalism （1990）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福利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家庭与志愿机构的援助，政

34、府的直接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家庭纽带与社会志愿团体在社会福利中发挥很大作用，政府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和私有化的就业方式。在英美等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个人贫困被视为市场经济下劳动力竞争的结果，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往往家庭和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时，社会福利项目才给予直接帮助。而瑞典等斯堪得那维亚半岛的国家，则采取完全的“福利主义”模式，政府直接提供多样的福利保障形式，避免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陷入贫困（见图1-6）。然而欧洲国家多年的“高福利”政策，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并造成低收入者对福利的依赖性（Welfare Dependency）。70年代后期以

35、来,各国纷纷改革其福利制度，提出一些创新的社会福利项目。欧洲学者提出了“契约参与式”（Contractual Involvement）的福利计划，即参与者在享受福利待遇的同时，必须履行该计划所规定的责任义务（Donzelot，1991）。5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社会福利概念也发生飞跃。社会福利的对象由“单纯的被动的接受服务的人”（Client-recipient），转变为“积极地去利用社会服务的市民”（Citizen-recipient）。美国许多州设置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计划，试图要求人们在领取福利的时候参加培训或教育计划，以促进他们经济上的独立。1988年通过

36、的家庭援助法案设立了一项重要条款，即开创“工作机会与基本技能”(Job Opportunities and Basic Skills, JOBS)的计划，目的在于为穷人提供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增加穷人就业机会，结束贫穷的恶性循环。图1-6 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 （Anderson, 1996）1.2 国内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1.2.1 城市贫困阶层的特征与界定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普遍关注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伴随着城市中富裕阶层的出现，另一个城市贫困阶层也在悄然形成。学术界关于城市贫困阶层尚未有明确的定义，但从“城镇贫困人口”、“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等各种相关概念，我

37、们可以了解我国城市贫困阶层的主要特征。有学者提出城镇贫困人口主要由这样几类家庭构成：（1） 无依、无靠、无收入来源的社会救济与优抚对象；（2）停产半停产或严重亏损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困难职工家庭；（3）部分离退休人员家庭；（4）部分无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家庭；（5）有病或残疾人的家庭。城市贫困者的共同特征是入不敷出，收入低到仅能维持或难以维持基本需求，承受通货膨胀的能力极为脆弱等等（唐忠新，1998）。樊平认为，低收入群体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在投资与就业竞争中居于劣势、只能获取较低报酬的社会成员。而贫困群体不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无业和失业社会成员，他们的生活状况

38、往往难以维持生存和体面的社会尊严（李培林等，1995）。另有学者从社会脆弱性的角度，定义了当前社会贫困阶层，认为“凡是具有贫困性的社会群体都是社会弱者”， “各贫困群体不仅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客观状态上具有贫困性和低层次性，而且在主观状态上也具有脆弱性。”（陈成文，2000）在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具体研究中，社会学者通常采取绝对与相对的两种标准。（一）、绝对的标准1、 社会救助的标准传统的城市社会救济对象是陷入生存困境，最为迫切地需要外界援助的城市居民。接受城市社会救济的成员主要有（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2）部分失业且家庭人均收入很低的居民；（3）部分家庭人均收入很

39、低的在职、下岗和退休人员。一些早年的退休人员每月仅300多元退休金，若用来维持家庭全部开支，生活必然十分拮据。2、 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为完善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国务院于1999年9月颁发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当前城市救助制度可以理解为：国家实行的，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向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公民，提供满足最低生活权利的一项制度，又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个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实际代表了各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据此，汪雁等采取以下界定标准（2000），认为城市贫困人口是指根据该条例，县政府所在地建制镇以上各级城市中，收入在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非农业

40、人口。3、恩格尔系数的标准李培林等认为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会造成以收入和职业地位为标准的分层指标失真。他采用衡量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将中国城市家庭分为七个消费阶层，以恩格尔系数0.7-0.79为贫困阶层，0.80以上为最贫困阶层，前者占家庭总数的12.9%，后者占总数的9.9.%，总共比重达22.8%。（李培林，张翼，2000）（二）、相对的标准根据有关学者统计，若将家庭人均收入相当或低于城镇人均收入1/2左右的城镇人口视为城镇贫困人口，我国的城镇贫困人口大约3500万人，约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10%（唐忠新，1998）。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城镇住户调查的结果，其中将收入最低的10%定义为“

41、困难户”，将收入最低的5%看成是“贫困户”。1995年“贫困户”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723.24元，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2060.96元。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认同“5%低收入组等于贫困者”的概念（李培林等，1997；关信平，1999）。1.2.2 城市贫富分异的差距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贫富差距有所拉大。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中，最富有的1/5家庭（即收入最高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44.46%，而最贫穷的1/5家庭（即收入最低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6.04% 见李培林主编，新时期中国阶级阶层报告，第3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城镇居民在财富占有方面的差距也相当突出，以城镇

42、居民在金融资产方面的差距为例 见唐忠新，贫富分化的社会学研究，第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贫困型家庭户均金融资产仅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1.3%。最近，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分析，“九五”期间，我国收入差异表现为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财富正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对于目前贫富分化的程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李强认为，我国的贫富分化程度高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过小，而低收入阶层规模庞大（见表1-3）。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贫富分化正在改变一些社会

43、成员的阶层地位，原先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身份群体，逐渐分化或解体，以贫富差异为主要标准的社会分层体系正在形成。表1-3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各层占有收入的比例 1994年和1996年按家庭年收入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各组占有全部收入的比例（%）1994年1996年最低的20%6.045.78次低的20%11.1610.71中间的20%15.7715.07次高的20%22.5720.81最高的20%44.4647.62资料来源：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1.2.3 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阶层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由下岗、失业人员构成的贫困群体日益受到关注，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

44、象。据肖文涛研究（1997），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来源较广，成分比较复杂，主要包括：（1）原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企业陷入困境而失业或下岗的人员；（2）因个人素质低而无法找到工作的待业者；（3）难以承受物价持续上涨的低收入者；（4）商海竞争中的失败者，天灾人祸造成的贫困者，单亲家庭中的成员，从事不法行为乃至判刑的人员及家属，以及无稳定工作的进城农民工等等。其中，部分“双停”企业职工由于多年停发、减发工资，基本生活来源面临断绝的危险，成为城市贫困阶层的主体。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型，诱发贫困的因素增多。董淑芬（2000）认为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阶层呈现新的社会特征。主要表现为（

45、1）贫困人口规模增加，贫困程度加深，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企业职工成为贫困阶层的主体；（3）城市贫困人口的地区、行业、所有制差异不断扩大；（4）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意识显露，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趋严重。目前，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引起国内社会学者的关注。随城市社会的变迁，“不同阶层的人口，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其中包括，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产生了新的“城市贫民区”（陈涌，2000；李强，2000）。国内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较早就注意到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现象，其中对于北京等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聚落分布，以及社会空间极化的机制研究已经相当成熟（顾朝

46、林，1997）。1.2.4 关于现阶段我国是否存在底层群体李强（2000）等认为，改革以来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部分群体获得利益，也造成另一部分利益受损。他采用经济的标准，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包括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底层群体。其中的底层群体类似于英文Underclass一词，从经济分层标准看，“底层群体”属于绝对的利益受损者，包括所有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从构成来看，城市中的“底层群体”主要包括下岗工人中的生活极端贫困者，贫困农民和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他们缺乏经济上的来源和保障，也不一定能够享受社会保障或社会救济，尤其是流入城市的民

47、工，并不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列，因此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二、 城市贫困阶层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对城市贫困阶层的研究，是基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社会空间分异的理论，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理论等认识基础上，而对城市贫困阶层的具体空间分析，需要引入一般的社会空间统计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2.1社会分层的理论2.1.1 关于社会分层的解释所谓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 见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239页，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针对社会分层的原因、功能和状况，西方社会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分层理论。1、 功能主义的解释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摩尔（K. Davis & W. Moore, 1945）的研究最能够充分表达功能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现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也是必要的。社会分层具有各种积极的功能，它能够通过各种社会报酬（如财富、权力和名望等）激励社会成员努力工作，并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戴维斯-摩尔分层理论的基本要点可概括为 见奚从清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