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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 古汉语“问”之演变兼与“问”之宾语演变探析的作者商榷杨凤仙（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昌平102249）摘要常用词“问”的询问义位，古今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组合关系有所不同：1）“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已经产生，且在口语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书面语中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2）由上古前期的介词引进非代词充当的关系对象逐渐演变到上古后期基本无需介词引进.关键词常用词；义位；组合关系；关系对象；介词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9)04-0087-05古汉语中“问”是个多义词，其常见义位是“询问、
2、咨询”，即请人回答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道理，或者向人征求处理某事的意见、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虽然此义位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主要以上古文献为依据，考察“问”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情况.从语义结构看，“问”属于三目谓词，它在句中可以带有三个基本项：施事（问者）；受事（问的内容）；关系对象（问的对象，即需要回答的人）,分别用R、N、G来代表。从语义上，RNG三者都是必有项，但是在实际句法结构中，是很复杂的。有时三者都出现，有时只出现两个或一个，不出现的项往往是隐含的，通过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是可以知道的。这三个基本项的历时变化情况也不一样：R是由人充当的
3、施事主语，古今没有变化；N相对来说复杂一点；G的相关结构形式变化最复杂.先谈N。N是问的内容，很广泛。N有的是词或短语，有的是句子。N为句子时，“问”后或出现“曰”，或不出现“曰”，即“问曰+N”、“问+N”。这两种方式在上古并存，下面是几部典籍“问曰”和“问”带引语的用例统计。可以看出“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尤其口语中应用较广泛（如论语和张家山汉简中“问+N”较多，因二者口语多见），但是书面语中用之寥寥，到战国晚期甚至到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因此我们认为，“问”引导直接引语的用法是口语影响书面语所致。中古以后直接用“问”引导的比例大增。尽管汉代口语中已经少用“曰”，而直接用“问”了
4、，但是在书面语中，直到近代汉语“问+引语”才成为引导直接引语的主要方式.关系对象G的情况要复杂些，一般说，出现关系对象的“问”句结构类型主要有：S1，问于G，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论语?颜渊）S2，问G（N），如：“妾怪之，问孔成子。”（史记?卫康叔世家）S3，问于G曰N,如：“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论语?颜渊）S4，问G（曰）N,如：“吴使使问仲尼：“”（史记?孔子世家）S5，问N于G，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论语?述而）S6，问NG（N是代词），即问之G，如：“问之伶州鸠。”（国语?周语下）实际上，主要也就是S1、S2、S5、S6三种样式，因为S3和S4是
5、S1和S2的变化形式，因为内容N是否出现是根据表达需要而定的。据观察，这三种样式的变化情况如下：总的来说，S1是逐渐向S2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上古前期，以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为主.仅以论语为例，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太宰问于子贡曰/哀公问于有若曰”等.到上古后期变成了“问”直接带关系对象为主。几部上古典籍“问”（义位询问、咨询）的使用情况见下表：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传和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问+关系对象”的结构，但是细一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关系对象都是代词“之”充当，没有出现名词作关系对象的用例。论语中出现的两例为：(1)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论
6、语?宪问）此“之”是指代后文出现的孔子。类似用法虽然不多，但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是存在的，如：“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2)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这里，“问”的关系对象是前文的“夫子”，所以第二次提到时用代词代替.左传“问之”结构形式出现了18次，只有11次“之”是间接宾语。有时候，“之”是代人还是代事，很难判断，我们根据李佐丰先生的方法，即“如果所问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有所说明，那么问就只带间接宾语。这个间接宾语可以用有生名词或之来充当。”p292如：(3)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4，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左传?襄公四年）(4)晋
7、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4。（左传?文公五年）(5)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4，对曰：“君夫人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6)孔氏之老栾甯问之4，称姻妾以告。（左传?哀公十五）(7)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4，对曰：“”（左传?庄公十四年）(8)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4，对曰：“不知所贺。”（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例(3)在国语中记载此事的时候，“问之”作“问焉”，正说明左传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问穆叔为什么这样。以上这些用例中“问之”中的“之”都是代词，“问”的内容在前面已经出现.也就是说，春秋时期询问义动词“问”，当关系对象G是由
8、人名（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词）来充当，一般用介词引导G；但是当关系对象是代词“之”时，它就可直接置于动词“问”之后了，我们在文献中没有见到过代词“之”作“问”的关系对象还需要介词引导的情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关系对象是由代词“之”还是由名词充当决定着介词的是否出现，这一点汉语和英语有共同性，如：buy a book for my father=buy him a book，一般来说代词常常紧跟在动词之后的.国语中不需要介引的名词关系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共出现了5例）。国语在论语之后，据史记所载，左丘明在20岁左右的时候，会见过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编国语时已差不多70岁了，
9、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要晚于论语几十年，所以语言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也是自然的现象.战国、两汉时期，“问”的关系对象绝大多数已经不用介词引出了，左传?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到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变成了“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不同作品的特征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淮南子的情况就是两两相当，而史记不再使用介词引导关系对象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其中“介引”的18例，或是引用前代文献，或是叙述前代旧事，是传统习惯用法的延续.总的来说，介词的这种介引功能到中古就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了。世说新语中“问G”为96例、“问于G”为3例（“文帝问其人于钟会”、“问诸僚佐曰”、“谢太傅问诸子侄”
10、），后2例中的“诸”可能已经产生了代词“之”的功能，前1例是S5式，即当非代词的内容和关系对象共现时，仍然延续上古的结构方式.那么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这种演变跟整个汉语史的变化有关，部分介词（如“于”）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减，“问”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总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某个部分变化，常常和别的部分相关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3p613也可以说，这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问+介+G”这种结构的频繁使用，出现在这一结构中
11、的介词常常又是介词“于”，所以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中了，即“问于”=“问”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S1的结构变化。两个词的用法变成了一个词的用法，确能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S5式上古变化如何呢？“问+内容+于+对象”中，如果问的内容N是名词，这种结构形式一直延续到中古甚至更晚；如果问的内容N是代词“之”，“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 按照道理推断，S5这种结构应该可以变成“问GN”，但是我们根据测查的语料，发现上古汉语中这种由两个短语构成的双宾语并不多见，其原因是那样可能会造成交际的混淆。这也正是汉语介词发达的原因。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各种句法成分在句子中缺乏必要的形态标记，介词就成了部
12、分句法语义成分在句子中的外在标志。在“问+（非代词）N于G”中，介词“于”为什么没有象其他结构类型那样同步变化呢？就是因为“问”与介词“于”没有连用，中间隔着一个非代词的“内容”。但是当内容N是代词“之”时，“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原因跟S1结构类型的变化是一样的，“问诸（之于）”长期组合连用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之中。总之，上古时期S5“问N于G”的演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容N由非代词充当，延续原结构类型；另一种情况是，当内容N为代词“之”，这种结构就成了“问+之+于+G”（问+诸+G），渐渐演变为“问+之+G”，S5就演变成S6。这种用例并非罕见，如：(9)吴子使来好聘
13、，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国语?鲁语下）(10)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国语?鲁语下）(11)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韩非子?外储说右下）(12)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13)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战国策?齐一）(14)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齐太公世家）(15)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於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史记?孝武本纪）另外史记、孙膑兵法还有三例从结构上跟上述句子是同样的类型，但是这三例形成的原因完全不同：(16)景公问政孔子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史记?孔子世家）(17)大将军
14、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18）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军相当为之奈何？”（孙膑兵法?威王问）例16“景公问政孔子”是省略，因为后文中出现了“他日又复问政於孔子”。例17是因为关系对象“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太长，如果放在“问”之后，“内容”之前，对于确认哪个是内容，会产生一定的困难。所以才临时把较长的关系对象置后。类似这种情况在英语中很常见，如果一个较长的部分作主语或宾语，常常用it来代替放在正常的位置，而较长的部分置后。例18和例16类似，例16是一种小语境下的省略，而例18是一种大语境下的省略。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都不见“问”的关系对象需要
15、介引的用例。但这也不能解释“齐威王问用兵孙子”中的不用介词的原因，因为这种结构的变化跟其他结构类型的演化是不同的。我们进一步测查孙膑兵法发现，“问孙子”这一用法在这部不到万字的著作中共出现了七次。所以说例18可能是“问用兵于孙子”省略了“于”而成，这种省略在这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是不会造成交际混淆的.粤语中就有这种“倒置”双宾语的情况，如：“我畀一本书你。”一些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他们基本上认为粤语这种语法结构是由于“倒置”而形成的，并把这个特征视作方言语法的重要标志。4p62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结构是由于介词省略所致，“我们认为这种结构并不是由倒置所形成，而是属于与格
16、结构的一种，从与格结构经过介词省略推导出来的。普通话和粤语就倒置双宾语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于粤语与格结构的介词有选择语音特征可省略的可能性，因此与格结构里的介词能够被省略普粤就倒置双宾语的问题根本不是句法的问题，而是属于音韵的问题，跟介词的音韵省略有关。”4p22上古汉语中这种与格结构中的介词如前所述，有这种省略的可能性，不会造成理解的混淆。如上所举的例16和18是就是这种原因形成的，实际上汉语史上这种倒置情况他处也可见到，甲骨文中出现的“告秋上甲”是“告秋于上甲”的省略，史记中出现了19处的“告+急+国名”这样的结构，如“告急秦”是“告急于秦”的省略.话语活动中，说话人往往尽量地压缩语言符号系列
17、，这就可能会产生语法学上所说的“省略”。要保证意思能够充分准确地表达，这种压缩、省略必须有某些语境来弥补。假定与一定的意思相对应的话语形式是一个“常式”（经常出现的形式），与之相应的省略形式就是“变式”，即人们可以根据常式来类推、理解变式。但是必须保证的是常式不变，而且常式出现的频率很高，读者熟悉，所以在某种特殊的语境下丢失一个成分不会造成混淆。实际上，这不是语法学的内容，而是语用学的内容.我们之所以说“问+N（非代词）+G”这种结构形式是一种语用现象，一是这种例句很罕见，在后代没有延续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结构不具有合理的演变机制。即源结构“问+N+于+G”，如果N不是代词，N就是个变体，
18、不同的句子就会有不同的N，当然介词“于”就不能跟同一词语经常连用，也就无法被压缩进去，所以介词“于”还是要存在的.读车淑娅先生的“问”之宾语演变探析，收益良多，但偶有所疑。疑问之处有二。其一，车淑娅先生认为“左传中的问有着和论语相同的规律询问义动词问在论语时期通常情况下只用所问内容作宾语，不用所问对象作宾语。用所问对象作宾语的，我们只在国语中发现了2例，只是这种用例非常罕见”。5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这个时期“问”的关系对象一般只能由介词引出。经过我们的测查发现，这个时期“问+关系对象”的用例并不罕见，只是关系对象是代词而已。其二，作者把古汉语中询问义动词“问”的格式归纳为六种，基本上囊括了“问”
19、的结构类型。但是，作者在E式下所举的部分用例是一种语用现象，是依赖于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存在的，这种格式的真正用例应为“问+之+对象”类型，是由C演变而来的，E如果作为样式存在的话，所问“内容”应该限制为“代词”才更为妥当.参考文献：李佐丰.先秦汉语实词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邵永海.从左传到史记看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及其发展A.缀玉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Lyons,John.Seman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车淑娅.“问”之宾语演变探析J.古汉语研究，2004，(4). 6余光武，司惠文.汉语中间结构的界定兼论“NPV-起来AP”句式的分化J.语言研究，2008，(1). 7张全生，王宇轩.述结式致使语义范畴J.汉语学报，2008，(2). 【作者简介】杨凤仙，女，吉林德惠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古汉语及法律语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