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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 内容提要：本文以210世纪3410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与农村社会变动的关系角度切入，从1个侧面讨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社会实态。笔者以为，灾害直接造成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欠缺等严重的经济后果，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1。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又是导致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国民政府及其地方当局在灾害防治、救济等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是灾害频繁的重要人为因素，它直接导致了华北区域农民饱受灾难以至于民怨沸腾，悄悄地引发了农村政治取向的转移。引言随意浏览
2、1些民国时期的中文报刊，都会发现大量有关各地灾害情况的报道、写实、通讯、评论、日记和照片，触目惊心，令人不忍卒读。据统计，从民国建立至1937年7月，中国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77次，威胁最大的水灾24次、旱灾14次、蝗灾9次；据竺可桢统计，中国各地的灾害呈明显的增加之势。如果考虑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乱及部分地区长期难以解决的匪祸，就可以想见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存环境及质量是何等恶劣。就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而言，“无年不灾、无灾不荒”已是公认事实，进入民国之后，大大小小的灾害接锺而至，如1928年的华北大旱，造成数以百万计的难民。3410年代华北区域的灾害发生更加频繁，1931年水灾、19
3、33年旱灾、1934年水、旱灾、1935年水灾、1938年水灾、1939年水灾、1942年水、旱、蝗、风、雹灾、19421943年的持续大旱灾、1945年底至1946年初的旱灾等，均为影响较大、为害甚烈的灾害。20年中，华北地区几乎是3年1大灾、1年几小灾，这块贫瘠而广阔的土地，与灾害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华北区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地纵横杀伐，1920年7月的第1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直皖战争和第2次直奉战争、1926年4月后直奉为控制北京的战争，都严重地影响到华北诸省城乡的民众生活。1928年5月后，又有国民党军的北伐。进入30年代
4、，华北区域更是战火连绵，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30年代初日军对华北区域的渗透、1937年后日军对华北区域各地长达8年的经济扩大掠夺与控制、1946年后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内战，都1再打断了华北区域正常的生产与生活节奏。显然，3410年代的灾害，具有持续时间长、种类多样化、天灾人祸复合出现、后果特别严重等典型性特征。选择这1时期的灾害为样本，对华北区域内灾害与农村社会互动的关系进行典型性考察，是具有代表意义的。靠天吃饭的华北农村社会，被笼罩在天灾人祸的巨大阴影中。灾害直接造成了农民外流、田地荒芜、地价暴跌和农业生产恢复能力基本丧失等严重的经济后果，国民政府的防灾无力、救灾无能，使灾情
5、进1步加重。所有这1切，是导致华北农村社会整体性贫困的重要根源，也是华北农村社会贫困性文化的重要成因之1。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的频繁反复，成为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等问题的重要成因。在战争年代，尽管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但在救灾问题上，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华北日伪政权具有截然不同的理念，这1对比逐渐成为左右华北农村社会政治取向的重要原因之1。本文使用的“灾害”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较大规模的兵灾匪乱。由于本文是从灾害与区域社会间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华北农村社会的，所以仅考察自然灾害的成因、后果，可能会以偏盖全，而把天灾
6、人祸放在同1地位进行分析，才能全面认识社会变动的真相，因为在引起社会动荡、导致民众生活痛苦、形成区域性危害上，天灾与人祸在本质上是1样的。“华北区域”的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本文不把华北区域视为1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视为1个传统的地理概念，以山西、山东、河北3省全境及河南省北部地区为中心区域，包括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等省辖区，以中心区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1、灾害与农业经济恶化灾害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危及了农民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其表现可以归为如下几个方面。人口外流灾害尤其是水灾、蝗灾的暴发和旱灾的持久，往往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农难以抵御的。急剧恶化的
7、生活条件，迫使以眷恋土地著称的华北农民背井离乡，以谋生存。华北农民的离村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进入30年代，农民离乡外流的势头更为猛烈。1935年至1936年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华北4省（晋、冀、鲁、豫）1些地区的抽样调查表明，农民离村出走的主要原因“以水、旱、匪等各种灾患及因贫困而生计困难者为特多”，4省农民离村原因依次为天灾、兵患匪祸及其他灾患（4省平均38.1，河南省高达55.8）、贫困（4省平均21.4，山东省最高为31.8）、耕地过少（4省平均6.83，山西省最高为11.4）、人口过密（4省平均4.98，河北省最高为6.2）、捐税太重（4省平均3.8，山西省最
8、高为8.9）、农村经济破产（4省平均3.35，河北省最高为5.9）、金融困敝（4省平均2.45，河北省最高为5.8）等。这个调查的结果，在3410年代的华北农村具有1定的代表性。每次灾害过后，不但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因生活无法维持而离村出走，就是农村中较为富足的阶层地主、富农，出走者也不在少数（参见下表）。华北4省农民离村阶层比例表（1936年）单位：百分比阶层省份地主自耕农佃农其它山西15.030.238.016.8河北19.838.327.214.7山东15.640.429.314.7河南26.028.430.314.8资料来源：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南京：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年
9、7月）。由此可见，由于灾害和其它缘故，农村经济的恶化实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闯关东”可说是灾害导致农民大量离村的典型事例。3040年代华北农民“闯关东”数量统计表单位：万人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65.341.737256962344135971937年1938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32349298613199181004931944年1945年1946年1947年1948年1949年总计604038352524116267资料来源：何廉：东3省之内地移民，天津：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田方、陈1
10、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0页，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民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336页。在“闯关东”比例较高的山东省，1921年，山东省沾化县农民离村率较低，约占总数的8.7，而1931年的调查表明，离村率最低的夏津县和恩县，约为总数的10，最高者为南部的费县、莒县，竟高达60左右。农村离村率“在急激地增加”。1940年，由东临朐县有38万人，到1942年只余下8万人。除被日伪、土匪残杀和冻饿而死的119万人、典妻卖女的14万人和省内逃荒的4万人以外，逃荒东北的竟达128万人。逃荒者80是全家出走，20只留1两个人看守家产
11、。1942年至1943年间，蓬莱县渡海去东北的难民达121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35，其原因也是连年大旱和战乱。河北省定县是平民教育会进行“复兴农村”试验的模范县，但其离村率从20年代到30年代呈现迅速上升的势头，1934年竟是1924年的10倍。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遍燃的战火使华北区域诸省的人口流动更加无序，规模也日益庞大。据日本满铁调查月报统计，1938年华北诸省的1些乡镇逃亡人口占总数的50左右。有学者以为，沦陷区人口的20可以做为难民的总估数，依此推算，华北区域的流民人数当在2400万左右。此外，华北区域诸省移民的另1个较大流向是邻近的西北地区，察哈尔省的不少地区，都是由华北各省的移民开
12、发出来的。至30年代后，“走西口”的移民以山西省为最多，其次为河北、山东、河南诸省。据专家研究，造成1938年至1944年间山东省移民高峰的直接原因，就是灾害和战乱。由于灾害频仍，华北大地上常常可见逃荒的人流。“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扯，或妇拉夫推，也有6710岁老夫老妻喘喘的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掘青草野菜拾柴”。这幅凄楚的逃荒图，在这1时期华北区域时常出现，颇具代表意义，它留下的悲凉中也潜伏着华北区域农村社会变动的胚芽。良田荒芜灾害发生后，难以生存的大批农业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的出走，导致良田大批抛荒，无人耕种管理，加之种子、牲畜的丧失，从而导致华北区域各省荒地数量的急
13、剧增加（参见下表）。华北4省荒地比例及可垦荒地比例表（1933年）单位：百分比报告县数荒地占土地总数的比例可耕荒地占荒地的比例山西13813.827.7河北41012.026.2山东18216.936.9河南13811.526.3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从上表可见，华北各省1933年的荒地数量均占土地总面积10以上，而可垦荒地数量又占荒地总面积26以上。荒地的增加，“考其原因，河南、山东2省，水旱、兵匪，灾患迭起，盖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群相抛弃田亩，另寻生计；黄河水灾，屡次为患，往往水退沙积，田地即成荒废”。这1时期内，黄河屡次溃决，造成千里黄泛区，土地被大量抛荒
14、、盐碱化，难以耕种，“1过徐州向西，触目千里的都是不毛之地”。8年中日战争中，“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4省耕地面积为3 393，121，897亩，大部沦陷或作战场，减少耕地在1万万亩以上”。在严重的灾害面前，广大农民既无能力应付灾害，更无力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这1时期华北地区将近占总数1/10的土地被废弃荒芜着。其直接原因就是灾害的肆虐、劳动力的不足和农具、种子、牲畜的匮乏。田价下跌由于灾害和战乱不断，从事农业生产朝不保夕。荒地的骤增和军事摊派的盘剥，使农民无力经营田地，只好将土地租借或售出。这1时期“在华北农村中之最触目的现象，便是地权的迅速移转”及地价的下跌。地价下跌从30年代初就显露出不可
15、遏制的势头。河北省的部分资料可以作为地价下跌的佐证。1934年，玉田县的地价尽管跌到了每亩8元仍少人问津。束鹿、宁晋、赵县、曲阳等地30年代初每亩地可售价100元，到1934年降低1半甚至低至30元。农民竞抛田产，引起了河北省部分地区农田价格急剧下跌（见下表）：河北各省19321934年地价变动比较表1932年每亩田地普通价格1934年每亩田地普通价格跌价赵县1004555大名703057定县1205058行唐1605069深泽902572正定1403079资料来源：田文彬：崩溃中的河北小农，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59页。在1931年至1935年间，除河
16、南省地价在1933年略有回升后再次下降外，华北其余诸省地价1直呈下降趋势，山西、河北省的地价竟暴跌1/3强，山东省的地价下跌也接近1/3。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晋、冀、鲁、豫4省地价仍无回升的迹象。灾荒连年不断，地价持续暴跌，农民无法保有土地，地主、富农、官吏和商人便乘机兼并土地。如1933年，“河南袁氏乘了连年变乱的机会，占有了彰德全部土地底3分之1以上。绥远在前几年重灾时，农民多将土地售与省政府底官吏”。1943年河南省调查表明，灾荒重压下的农民多以售地求苟活，“灾民之田地大多已移转军人、富商及公务人员之手”。经济恶化纵观3410年代各大灾荒年份，由于灾害的肆虐及在农业生产上的各种后遗症，整
17、个华北区域农业经济呈明显的衰败迹象：耕地面积缩小、土地耕作质量相应减低，粮食产量大为减少。以被国民政府誉为“丰收之年”的1936年为例，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4省小麦产量分别仅为104斤、103斤、137斤和172斤。丰收的1936年产量尚且如此，其余的欠收和灾害年份的亩产量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灾害的影响，晋、冀、鲁、豫4省主要冬、夏季作物如小麦、大麦、燕麦、高粱、玉米、小米、甘薯等产量，1般都达不到正常年份7成以上。以小麦为例，1934年，上述4省平均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6成5；1935年为5成2；1936年为5成7。粮食收成的大减，使广大农民面临着灾荒压迫和死亡威胁。“什么吃草根、树皮，这类事
18、已经听得充耳不闻了”。河北定县，原是平汉线上重要的城市，各方面情况远比其它县为好。然而1930年对定县5个村560户农家的调查显示，借债户有230户，占总数的44；1931年，借债户增至305户，占总数的58。1933年的大灾中，定县“绝食之农民竟普遍全县。如韩家庄村50户农民中，即有30余户绝食，赵村亦达20余户，其余各村多寡不等。他们初则尚恃草根、树皮、谷糠充饥，后以该项食物吃尽，遂至完全断炊”。由于缺粮，山西阜平县农民“在秋天把树叶（杏、柳、槐）打下来，浸在瓮里，预备泡淡了苦味，捞出来拌上糠粑蒸窝头吃。在秋风萧萧中，仍是被着夏天那身破裤褂，瑟缩着1直到满地霜雪的严冬”。20年代末期后，“
19、水旱兵匪等灾害不断发生，人民的生计1年不如1年，因此借钱的家数也1年多1年”。为了维持生存，灾后农村中借款、借粮户与日俱增。1933年，华北4省农民借款户均占总户的41以上，借粮户均占总户的33以上。1934年至1935年河南农村的调查表明，自耕农负债率为63，半佃农为72，佃农为78。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表明，2310年代华北区域诸省农民的负债率呈增长之势。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自耕农、半佃农、佃农阶层负债率如此之高，而且所借款粮大多是用于生计，可见农民们生活之艰辛。这样1种生活状况，又常因灾害的侵扰而恶化，农民总是难以摆脱灾害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灾害的频繁，粮种、劳力的缺乏，土地质量的下降，都使灾
20、区农业生产的恢复能力异常脆弱，农业经济的持续恶化，又为下次灾害演变成灾荒埋下了伏笔。这种恶性循环，使华北农村的自然经济常常处于破坏恢复破坏的沉浮之中。2、灾害与农村世俗文化变异近代以来，华北区域的灾害频繁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战乱、环境恶化都日益严重地加剧了这1趋势。进入3410年代，由于灾害影响，华北区域诸省农民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被打乱、破坏，人们无力抵抗自然的淫威与人为的灾难，频繁而周期性的灾害，导致物质严重匮乏，使人们无力也无法恢复被破坏的正常生活方式。于是，独特的贫困性文化就应运而生了。在实际生活中，被突如其来的灾害摧毁于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们，常常在无奈中显露出其动物性野蛮、残暴和为求
21、生存不择手段的1面。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和社会规范，无法抵挡生存竞争的残酷。另1方面，人们长久以来对自然神灵的崇拜，由于灾害的催化而愈发强烈。无奈又无力的人们，不得不将脱离苦海和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揉进了祈祷和叩拜之中。对基本伦理与社会规范的破坏与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构成了贫困性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贫困性文化的特征与灾害频繁反复的循环，又是导致华北农村世俗文化衰落、传统伦理观念势微以及宗教迷信活动日盛的重要成因，它引发了华北区域农村世俗文化的变异。道德失范在天灾人祸中，农业生产无法恢复正常，连年歉收甚至颗粒无收。没有粮食，人们只好以粮种、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如果依然难以苟活，就只能卖
22、妻鬻女、易子而食。每次灾害过后，都会留下令人心酸的纪录，不少灾区的村庄中，常常弥漫着1股饥饿恐慌的气氛。1930年的旱灾和兵祸中，山西南部永济等县出现了“析骸当薪，杀子而食”的现象。晋北天镇“全县皆成赤贫，民无百两之富，所赖以维持生活者，厥唯卖妻子之所得”。l934年的水、旱灾中，“拍卖田宅无人闻问，卖鬻子女充满市衢，出妻溺女之风数见不鲜，饮鸠服毒之惨剧时有所闻”的悲惨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1942年至1943年间河南大旱灾中，人吃人事件屡见不鲜。在郑县，“灾民焚烧死童，争食人肉”；在扶沟和太康，“人食人肉，父子相啖，同类相残，骨肉乖离；到处尸骨狼藉，遍地呻吁聒耳。气甫绝而被尸解者有之，埋数日
23、而被人窃食者有之，因争食子女而致夫妻反目械斗毙命者有之”。在许昌，“右固赵元有将已死之女儿煮食充饥，并卖绘周马氏1斤，价2103元”。“据调查所得，人吃人之事，以许昌、郑州、襄县3处发现者为最多，其它各县亦有发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1056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漯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而“卖1口人，买不回4升粮食”。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传记中，也记载了l943年他在河南灾区采访时亲睹和耳闻的出卖儿女和人吃人事件。华北区域的农业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建立其上并遗传久远的文化、习俗、
24、伦理规范由于以血缘关系为网络而相对稳定。但当连年大灾后，整个社会1片疮痛，人们的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此时，饥饿主宰着人们的行动，本能使人们把牙齿伸向同类。在贫困文化的氛围之中，社会对于文明和伦理规范的维系是极其脆弱的。1旦灾害形成，人们常在无奈之下以攻击同类谋求改变困境，而人吃人的惨剧则标志着所有属于人类的社会规范和公共伦理的丧失。当然，这种状态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很快就会逝去，但它给每次大灾后幸存的人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以致于许多年后，相互之间心有余悸，难有真诚和信任。再有灾难来临时，人们往往难以同舟共济，万众1心，而更多的却是猜疑、不负责任的自私和缺乏公德，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质
25、量。由于灾害不断发生，人们被迫屡屡表现自身的动物性，从而形成1种饥荒心理。即使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饥荒心理也时有表现，如刻薄吝啬、冷漠无情、视钱如命、缺乏人性、道德颓丧等。久而久之，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就会作为1种文化因子而溶入国民性之中。迷信风行近代以来华北区域的无年不灾，无年不荒现象，困惑着缺乏自然知识的庄稼人。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几乎完全得于祖先的口传。在他们看来，自然的变化和灾害都是冥冥之中神的旨意，于是，愚昧产生崇拜，无知兴盛宗教。每逢灾害发生时，华北各省农村中的民间信仰活动就会急剧增加。此时的祭祀活动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水灾便拜龙王，旱灾即求雨神，风难立颂风神，蝗祸就祈“神虫”。
26、这种表现在3410年代华北各地的农村社会中相当突出。由于华北区域属于半干旱地区，近代以来气候的变异常常导致连年的大旱，因此，求雨的仪式与规模都发展成为这种祭祀活动中的典型。1934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农民们就自发地“由1村或数村成立祈雨会”，“由村里的壮丁将龙神抬到临近各村去游行，每到1个村庄，必烧香祭酒，打鼓、敲锣，意思是教龙神目睹现在的旱象，急需下雨”，规模甚为宏大。l942年，河南偃师县遭遇旱灾，“各村农民成群结队，扶老携幼，终日集聚龙王庙内。正当午时，在炎阳烈火下，直跪神前，焚香祈祷，汗泪俱下，仰天号啕，悲声幽咽，怨诉嘤嘤”。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求神祈雨活动随处可见，连8路
27、军总部所在地麻田也搭起神棚，“成天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前来叩头求雨，有时还抬上龙王游行”。1943年发现蝗虫后，有很多地方的农民“烧香磕头，许愿戏，插杏黄旗”，农民称蝗虫为“神虫”，许多人甚至认为，旱灾、蝗灾是“天定劫数”，因而积极参加祈雨求神的活动。河北省遵化县农村的祈雨活动由长辈发起，先由长辈带上柳条帽子赤脚到庙内烧香叩头，敬请龙王开恩布施甘霖，之后全村乡民都要去叩拜。拜完本村的龙王庙再去别村的龙王庙祷告。种种情形，不胜枚举。灾害之年，就连国民政府的地方官员也时常参加民间的祭祀活动。正如新中华杂志所言：“（它）反映出政府方面不能积极地帮助农民，只能消极地邀天之佑，希望民众了解灾荒的到来完全
28、是出自天意。”显然，面对天灾人祸而无力作为的地方官员，也在试图利用1切机会为家乡与父老乡亲们寻求迅速解决灾情的办法。1940年夏天，河南省开封地区旱象已成。面对天灾，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于是，伪河南省长陈静斋便率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救雨。以长达27天的求雨日程蒙骗百姓，以笼络人心。灾害发生时期，农民的宗教迷信风气日盛，1方面表明农民的愚昧无知，但也揭示了他们渴望释放巨大的精神焦虑和心理重压，表达了农民渴望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强烈愿望。对生命的难以把握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迫使人们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并以此获得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农村迷信
29、活动的急剧增加，并不是简单1个愚昧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当然，农民祈求上苍的行为，也表明了他们对世俗社会的不信任和遗弃，因为只有对现实的绝望，才使得人们面对幻想和超自然的神灵。3、灾害防治及其影响灾害是由自然和社会诸种因素造就的矛盾组合体，灾害肇始于自然，但官僚的腐化堕落、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军队的摊派盘剥，常使人祸加剧天灾，灾害变为荒情。假如政府救济得力，许多灾害是可以延缓、减轻甚至消除的。人为的灾祸，使广大农民对国民政府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救灾济荒及对灾民的安置，与国民政府防灾不力、救灾无能、日伪政权无心救济构成了鲜明对比。这1对比，加速改变了华北农民的政治取向。灾害与救
30、济30年代后，国民政府的赈灾方式，基本上由传统的急赈、工赈与新式的农赈之法构成。各省设立农赈局专办此事，又以农赈委员会监督协助实施。受灾的县可以成立农赈办事处，下属各区设立农村互助社。1些地方也将农赈工作委托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代办。农赈的主要工作为1.接济农事资金，2.指导农业方法，3.推行农村合作。在1般情况下，1旦某地发生灾害，农赈局就会立即向该省发放赈款，送去灾粮、药品，以保证灾民暂度饥荒。然而，在3410年代华北的几次大灾荒中，国民政府的救济款项投入力度太小，加上1些地方出现主管人员对赈款的层层盘剥与贪污，这些款项根本无法达到真正缓解灾情的目的。1930年的中原大战，使河南全省皆成战区
31、。战后，“绝粮灾民不下7百万人”，而国民政府只下“拨给战地赈务会编遣公债20万元，仅抵现洋10万元”，这点钱摊在每个灾民身上只有0014元。1933年，华北水灾、旱情相当严重。华洋义赈会为此在全国募集到黄灾捐款19.8余万元，先后以8万元救助山东省菏泽、河南省考城、兰封、河北省东明、长垣及河东部分地区，又以6万元补发受灾较重的河南省滑县、河北省濮阳、长垣及河西部分，但实际效果却如杯水车薪。河南滑县灾情甚重。然而，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的救济款只有大约5000元，加上募捐所得共有48万余元，“然以之分配30万灾黎，至多仅足供给3日之薄粥而已”。1934年发生在华北区域的灾害严重性甚至超过1931年，
32、但国民政府中央既未拨出巨款实施赈济，“各省政府也因财政困难，杯水车薪，只是做了1点应时点缀”，但就是这1“点缀”，也难免救灾人员的中饱。例如，“由山西夏县被水淹没，灾民达数万之众，政府派了4名委员携款5千元前往放赈。结果他们未出太原1步，而委员们的旅费已花去1千5百元”。华洋义赈会只好拿出去年余下的黄灾捐款，全部投入水灾最重的河北省长垣及河西部分地区。1935年，从春天开始的旱灾到夏初暴发的水灾酿成了大灾之年。但直到10月份，国民政府才拨给山东省赈款443万元、河南省126万元、河北省46万元。然而，据统计，仅水灾1项给上述3省造成的灾民数字就分别为350万、1593万和20万人。平均1摊，3省灾民每人获得的赈款分别为013元、0.08元和023元。其作用如何就可想而知了。1943年暴发于中原地区的特大旱灾中，灾民众多。河南省受灾各地纷纷上书省政府告急，郑县报告称：“现虽已办理平粜事宜，然远水不解近渴，且为数过微，于事无济。”扶沟、大康县上书省党部：“半年来屡蒙拨款赈济，总计不过10万元左右，按大口2元，尚不够买黑馍2两”，“至中央拨发之平粜基金1万万元，由省政府负责办理，因人失当，办事迟缓、影响救灾甚大。麦收后尚未能将粜粮全部运至民间，以致怨声载道”。民国以后，传统的谷仓大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