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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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 的若干思考 刚刚过去的 2012 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 华 40 周年，也是 20 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 “新 型大国关系”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 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 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 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 模糊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 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

2、政策宣誓意味着， 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 来发展投下了阴影。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 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 1 年中 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 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 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 意愿。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 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 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

3、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 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体现 于邓小平同志 24 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 民主席 1993 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 抗”16 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 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现于一直以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 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 1 年中国 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 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

4、积极、合作、全面关系”、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 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征 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前 的。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 5 亿美 元发展到 2011 年的 4466 亿美元，增长近 180 倍， 2012 年接近 5000 亿美元。金融上， 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 年 1 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 汇储备总额（约 3.2 万亿美元）的

5、 36% ，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 万亿美元） 的 23% ，占美国债总额（约 1 5.3 万亿美元）的 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 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 “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 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 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 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 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 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 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

6、南亚， 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 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 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 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年度报告，2010- 2011 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 22% ，总人数近 15.8 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 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 ，接近 1.4 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 81 所孔 子学院和 299 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 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

7、小学超过5000 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 万。正 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 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 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 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 47 年向前推进的速度、 深度和广度， 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 年 4 月 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 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 同年 7 月 9 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

8、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 层时隔 20 多年的首次接触： 1972年 2 月 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 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 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 年 12 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 1 月 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 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 八一七公报 。 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 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 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 世纪 80 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 “蜜 月期”，

9、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 年 “六四风波“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 1 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 对台出售 1 50架 F16 - AB战机而受挫； 1993-1994 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 “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 等争执不断； 1995-1996 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 “大选”， 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 年的 “炸馆事件”和 2001 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 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 念、发展阶段、

10、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 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 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 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 “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 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 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 碍。经过中方长达8 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

11、关系正 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 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 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 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 二是“合而不同”。 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 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 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 对中

12、美 关系 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殊的 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作领域 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国关系发 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资本主 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中国式改革开 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相互需要而又有 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 遇，为中美两国摸索

13、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4 1 年，中美两国开创了 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的顺势推出创造7 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 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 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 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 年 1 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 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

14、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 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 顿访华到 4 月 1 日在伦敦 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 近 20 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 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 ”中美共治”， 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 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 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 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

15、战 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 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 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 军售、达赖、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 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 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 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

16、。比如，较多看到 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 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 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 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 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禾口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 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 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 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达赖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 度认为有可能

17、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 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 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 年 1 月宣布对台军售、 2 月在白宫接见达赖。这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 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 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 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 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

18、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 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 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 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 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 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 年的大起 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 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

19、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 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 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 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 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 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 席尽早访美。 2011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 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 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

20、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 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 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 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 是对中美 关系过去 41 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 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 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 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

2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 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备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 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 2012年 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 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 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 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 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 法做

22、出了回应。在 3 月 7 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 周年的讲话中，她指 出，“ 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 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 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 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 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 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

23、倡议 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 4 月底 5 月初举办 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 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 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 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 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

24、议上 具体阐释了新型 大国关系的 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 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 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 年前、 20 年前甚至 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 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 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 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 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

25、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 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 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 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 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 年始 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 中美实力对比看， 2011年中国 GDP 达到 47.16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 万亿美元， 相当于同年美国 GDP 的 48.5%，而 200 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2.8%。这意味着，中国在 10 年时间里，将 GDP 总量从美国的 18 提升至

26、 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 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 年 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 年。这一对比往往同 新兴大国 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 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 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 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 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 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

27、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 如奥巴马在 2012 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 “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 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 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 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 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 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 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

28、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 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 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 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 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 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 存，“911 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

29、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 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 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 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 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 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 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 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 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

30、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 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 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 背景下，过去 41 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 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 GDP 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 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 重大变化时， 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

31、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 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 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 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 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 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 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 关于将中国

32、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 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 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 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 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 年的美苏冷战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 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 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 规模战争和各

33、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 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 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 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 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 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 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 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 主要是由于“一战”、 “二战

34、”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 “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 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 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 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 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 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 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 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 富经

35、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 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 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 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

36、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 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 等新兴大国 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 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 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 “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紧密联系。 在美苏冷战时代， 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 “核 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

37、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 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 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 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 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 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 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 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 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

38、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 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 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 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 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 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

39、义思维逻辑，朝 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的 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 2012 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 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 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 理念与“和 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 认识也不断深入。 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 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

40、冲突的怪 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峰会、 APEC 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 形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 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 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 际体系框架，美国也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 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 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

41、路没有先 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 第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 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 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 1 月以来，胡锦涛 同志同奥巴马总统13 次会晤、 7 次通话、 34 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 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同志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 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 个对话 磋商机制，涵盖了

42、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 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 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 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 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 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 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 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 2012年 2 月，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 就如何推动两

43、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 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访美期 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 “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 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 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 系”。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 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 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 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 纳群岛、

44、加利福尼亚州、 佛蒙特州、蒙大拿州、 伊利诺伊州等 26 位州长面对面交流， 形成了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热潮，结出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硕果。美国的50 个州中有 47 个州在过去十年对华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中美已建立 38 对友好省 州和 1 76 对友好城市关系。这股民间禾陟电方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其对中美 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 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美国盖洛 普网站 2012 年 2 月的民调显示， 13% 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 3%的人认 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

45、“百人会”2012年 4 月的民调显示，近八成 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 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 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 万人来往于太平 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目前，中国有约3 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 文，美国有 1000 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 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 多万人 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 多所孔子学院、 299个孔子课堂。中美 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 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共同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

46、增强，经济 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 亿美元发展到 2011 年的 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每天有超过1 0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 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 0 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 场之一。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2010 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 ，而同期对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 美国本土 400 万800 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 易直接相关； 2001 年至 2010 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 位，而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 多亿美元。截至 2011 年底，

47、美对华投资 项目累计达 61068 个，合同金额 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 676 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 报告显示，目前 60% 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 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 多个领域。2006-2011 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 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 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

48、 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 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 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 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禾口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 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 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 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 年

49、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 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 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 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 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 事件” 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 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台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 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 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伺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 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 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 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 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 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 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 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 而世界银行、 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