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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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摘要 现今旅游者们所见到的江南市 镇的硕果仅存者，如周庄镇、同里镇、南浔 镇、乌镇、角直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等， 都是经历了几百年辉煌之后，留下来的一个 空壳。它们在明清时代曾经是充满经济活力 的工商业中心，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社 会变革。 本文选取“早期工业化”这一视角， 展现它们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诸如：以 丝织业、棉织业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生丝、 丝绸、棉布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 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 动力市场的形成， 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 田底权的分离。从而显示社会转型过程中， 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 位。

2、关键词 明清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社会变 革 一提起“早期工业化”，人们习惯性的理解， 就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殊不知，它是指“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亦即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也就是乡村的 工业化。西方学者对此早有研究，他们指出， 在中世纪早期，大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 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 兴旺起来。 15 世纪前后， 西欧各国形成一种 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 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 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英国是其中的 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 世纪英 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着的时代特 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

3、化出现的 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 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 了需求空间； 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等 1 p237259 。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李伯重的着作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 1850 年) ，就 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 是：1850 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 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 益提高。到了19 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 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 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 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 经“过度工

4、业化”了2 p16 。笔者认为， 李伯重的研究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是严谨的 历史解读。 本文试图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来与 之相呼应。 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瞥 2000 年，美国学者彭慕兰 (KennethPomeranz)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 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 结论是，在18 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 业革命以前，中国( 江南 ) 并不比欧洲 (英格 兰) 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 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 启发意义的。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 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

5、市场而 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 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 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 年长江 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 年英国一样 多3 p15 。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 题目“大分流” (TheGreatDivergence ，黄 宗智译作“大分岔”) ，作了解释，说明他 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 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 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 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 的时间节点， 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 的现象。 这种观点， 与先前流行的论断明代以后 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

6、大相径庭。 其实在彭慕兰之前，西方学者早就发表过类 似的论点。历史学家弗兰克 (AndreGunderFrank) 指出，15001800 年的 世界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 国，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 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欧洲都谈不 上称霸。“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 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 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 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 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 差”4 p27,166 167 。经济学家麦迪森 (An-gusMaddison) 更加言之凿凿， 甚至列举 了 GDP的数据。他说，在欧洲工

7、业革命完成 以前，中国和欧洲 ( 不包括前苏联地区) 是世 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1700 年，中国和欧 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 GDP中所占 比重，分别为231( 中国 )、233( 欧 洲) ； 1820 年则分别为 33 4(中国 ) 、 26 6 (欧洲 ) 。17001820 年间 GDP增长率， 中国 为 085，欧洲为 0652 p1516 。 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学术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 根据笔者对江南市镇的长 期研究来看，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尤其 是在丝织业、棉织业所达到的水平，是领先 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 包括

8、英国 )的。 首先，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 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 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 淛在西吴枝乘 中说，蚕桑之事“湖人 ( 引 者按：指湖州人 ) 尤以为先务， 其生计所资， 视田几过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 沈廷瑞东畲杂记关于濮院镇四乡农家的 经营方式，有这样的描述：“近镇人家多业 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 西头，谓石 ( 门)、桐(乡) 邑界，其地人多而 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 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可见，以 出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四乡农家的经 营重心已由农业转移到蚕桑丝织业，也就是 说，从

9、农业转移到工业( 当然是乡村工业、 原始工业 ) ，而把农田耕作看作副业，因忙 于工业而无暇顾及，不得不雇佣邻近的石门、 桐乡农民来种“跨脚田”。 这种主业与副业倒置的现象，截然不同于传 统农村，农民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而把工 业作为主业， 是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主要 特征，在丝绸业中心盛泽镇同样存在。根据 实地调查，“盛泽的纺绸业，也是农村副业 的一种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 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 如其名所示， 是从属于农业的一种农暇时的 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 主。而盛泽的情形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 农民，固然都有土地， 而大部分都是自耕农， 可是对

10、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 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 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 7 p187 。盛泽 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因此这种现象 至迟在清代中叶已经形成，也正是这种现象， 才支撑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 年而不衰。 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 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 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 之”8 p1365 ；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 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你看，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 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 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 “

11、农村工业”。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 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 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20 世 纪 80 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 多进入乡镇企业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 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相隔几百年，却何其 相似乃尔 !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 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 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 白银流向中国 的研究，16 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 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 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 几乎绝迹。 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 普尔科港， 贩

12、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 润，最高可达成本的十倍。中国丝绸不仅是 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 商人的利润来源， 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 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10 。 据汪敬虞的研究， 16791833年的 155年中， 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 担，上 升到 9920 担，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起， 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 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 万担。 原因就在于， 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工艺精良。他指出：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 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 的”11 p341342 。 而这些生丝， 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

13、的丝 绸业市镇，如南浔镇、震泽镇等地，在国际 市场上称为“湖丝”或“辑里丝”。 “湖丝”、“辑里丝”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 绸，以其工艺精良，畅销全世界，通过“丝 一银”对流，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中国。据全 汉升的研究， 15711821 年间，从美洲运往 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 亿西元 (比索 ) ，其中二 分之一或更多一点，流人中国12 第一册 p435446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 了江南丝绸业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进一步发 展。全汉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 之路说得好：“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 发展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 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 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

14、量廉价出售，连原 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 胁。由此可知，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 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荣 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江苏和 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 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 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 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13 。 再次，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 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 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 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 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

15、。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 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 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14 。康熙嘉 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 “棉九稻一”， 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 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 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 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 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 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 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 业。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 为“棉花革命” 15 p4 。 松江因而成为全国的优质棉布生产中心，号 称“衣被天下”。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 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 三

16、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 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 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棉纺织品都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 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而纺纱 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更加 具有乡村工业的特色。纺纱织布的收入，明 显超过种植业。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在木 棉谱中说，“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 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 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未 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糊口”。如 果织布，收入更高。咸丰紫堤村志说： “贫民竭一日之力( 织布 ) ，赡八口而有余”。 这与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彭慕兰说：“戴

17、 维莱文 (DavidLevine)对英格兰农村纺织 业的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 能养活一个家庭”3 p87 。 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棉布业市镇生产的棉 布，是仅次于丝绸的出口品，在西方世界风 靡一时。以嘉定、宝山一带生产的“紫花 布”(用紫色棉花纺织成紫色棉布) ，做成长 裤，流行于19 世纪法国市民中间。并且在 雨果的小说中有所反映，被称为 “TheModemLibrary。这种紫花布裤子，也 是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如 今还作为文物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可见当 时江南市镇出口的棉布品质是上乘的，19 世 纪 30 年代的西方人称它“在色泽上和质地 上仍然优于英

18、国制品”。它价廉物美，英国 东印度公司收购中国棉布，每匹价格不过白 银 034 两。英国棉布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从 18 世纪 80 年代起， 英国商人就企图开辟 英国乡村生产的棉布在中国的市场，然而都 卖不出去，原因是价格大大高于中国棉布， 又不合中国服式之用11 p369370 。 这就表明，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 国家和中国一样处在手工业阶段，或者说是 早期工业化阶段， 中国江南市镇劳动密集型 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 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 二、“早期工业化”与全球化贸易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 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 且出口海

19、外， 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 向型”经济。 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的果阿 (印度 ) 、里斯本 ( 葡萄牙 ) 航线，长崎 ( 日本) 航线，马尼拉 ( 菲律宾 )航线，把生丝、丝绸、 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运往各国。西班牙人 的“马尼拉大帆船” (ManilaGalleon)则把 从福建月港等地运来的中国商品，销到美洲 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后起荷兰东 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 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 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是汉唐时 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或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 之路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 尔(FemandBraudel) 对此给予高度

20、评价，他 指出，16 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西 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 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美洲白银 1572 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 马尼拉大帆船横 跨太平洋， 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 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用于收集中 国的丝绸和瓷器、 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 珍珠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 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影响。从事对外贸 易的中国商人，在1638 年日本实行闭关锁 国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荷兰商人更 加有效地参加日本列岛的丝绸与白银的贸 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 运来的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 的工匠、 商

21、人和货物深入到南洋群岛每个角 落16 p167197,432 435,647 。因此一 本有关马尼拉大帆船的专着说：“中国往往 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 (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 的人民来说， 大 帆船就是中国船， 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 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 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 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 及菲律宾的时候， 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 省那样” 17 p63；12p425426 。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 的生丝、 丝绸主要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 市镇。正如全汉升所说：“中国国内蚕丝遍 布于各地，

22、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 最重要” 13 。全汉升所说的生丝与丝绸的 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 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 这些市镇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 而闻名于世， 被称为“湖丝”湖州及太 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着名品牌 “辑里丝”就是南浔镇辑里村为中心 的地区生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 极高的声誉。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 一份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 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 绸缎等货， 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不等， 统计所买丝货， 一岁之中， 价值七八十万两， 或百余万两， 至少之年亦

23、买价至三十余万两 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 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18 。清楚表明，在 清朝官方指定的唯一贸易口岸广州，出口商 品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大多是来自太湖 流域的湖丝与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白银数 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决不是一个小数字。 太湖流域湖丝与丝绸的出口欧洲，从17 世 纪 70 年代起，有了历年的统计数字。据统 计，16791833 年的 155 年中，每年的出口 量，从 8 担上升到 9920 担；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起，每年出口量常在5 万担以上； 到 90 年代初，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 万担； 20 世纪 20 年代，出口量曾达到19 万担的

24、高 峰；18451929 年的 85 年中，仍然保持年 增长率 3 5的上升势头 11 p341342J。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 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 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镇 的丝商到上海经营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 为上海丝业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 年， 为丝业领袖， 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诚， 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19 。 资料表明，进入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了湖 丝的全盛时期， 1890 年以后的几年中， 年输 出量达 10 万担上下。刘大钧吴兴农村经 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 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 1870 年

25、左右而后， 至 1920 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 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 之全盛时期” 20 p121 。周德华吴江丝 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 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 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 年) 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 余担， 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21 p3738 。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 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 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早在晚明 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 世纪后期 有了记载。 17 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

26、 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 18 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 称为 Kitmka 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8 世纪 30 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 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 美大陆 11 p367368 。 而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 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 远程贸易， 甚至 18 至 19 世纪间远销英国等 海外市场 22 p3233 。全汉升说得更加 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 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 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 江总督驻在那里

27、，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 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 战争后不久， 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 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 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 布”12 第二册p638639 。全氏征引 HBMorse 和 RFortune 的论着，揭示了 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 布”(Nankeen)，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 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 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 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 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 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 为确切。 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

28、论在数 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 销于海内外， 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 的。 17861833 年的 48 年中，英国、法国、荷 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 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 余 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 最多的一年是1819 年，共达 330 万匹，价 值 170 余万银圆。18171833年的 17年中， 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 1900 余万匹， 平均每年 110 余万匹， 价值达 78 万银圆左右。 18041829 年的 25 年中， 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 匹，平均每年120 余万匹。

29、美国商船从广州 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 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 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 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 布”的好主顾 12 第二册 P638641 。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 丝绸、 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 性贸易逆差之中， 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 入中国。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 世纪和 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 吨和 75000吨白银， 各有 27000 吨和 54000 吨运到欧洲， 两个世 纪合计 81000 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 约一半 (39000 吨)又转手到亚洲， 其

30、中 17 世 纪为 13000 吨，18 世纪为 26000 吨。这些白 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 吨到 10000 吨，甚至高达25000 吨白银是从美洲 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 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 了 9000 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 1800 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 中国从欧洲和 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 吨白银， 通过马尼拉 获得 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 这些加起来， 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 吨白银， 大概占世界 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4 p208 。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在没有 新数据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

31、得出结论：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 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三、江南市镇的内部变革：雇佣工人群 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工商业人口比重的 增大 从上述分析中，已经察觉到，早期工业化给 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变革。这 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 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 重的增大。 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 心，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 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 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 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 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 1505 年) 以后，“土

32、人 ( 引者按： 指吴江本地 人) 亦有精其业者， 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 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 者雇人织挽。”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 “佣织”，有机工 ( 操作织机的工人 ) 、曳花 ( 在提花织机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 等， 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 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 成新调，喧阗达旦”。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 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 坊、踹坊的工人， 人数有多少呢 ?据沈云盛 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 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 人”。盛泽镇 ( 包括四乡 )

33、鼎盛时期拥有人家 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 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 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 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 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 挽”，闲时解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 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佣 的工人， 每天清晨聚集于固定的地点长 春桥、泰安桥的桥堍，等待雇主召唤。道光 黄溪志卷一风俗说：“以待人雇织，名 目走桥，又曰找做”。这些等待雇 佣的工人都有一技之长，在丝绸生意兴隆时， 老板为了笼络工人，往往百般迁就：“每逢 节候，肴馔必更丰焉”， 工人“或食无兼

34、味， 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老板便 辞退工人，这些工人因“无人雇织”，往往 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这些工人 显然是早期的无产者，而那些雇主则是早期 的资产者。 另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中心濮院镇的情况 也是如此。 每天都有大批工人聚集在劳动力 市场太平桥头的太平巷，等待雇佣。这 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嘉庆濮院琐志卷一 机杼说，这些工人或“人兼数事”，或“专 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 身”，是终身的雇佣工人。 关于劳动力市场， 该书写道：“织工、曳工或遇无主，每早各 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曳工立于右。来 雇者一目了然，谓之巷上”。嘉庆濮 川所闻记卷二坊巷夜写道：“太平巷

35、，本 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曳工，每晨 集此以待雇”。 棉布业市镇也有数量可观的雇佣工人群体。 与朱泾镇齐名的枫泾镇就是一个典型，光绪 枫泾小志 卷十拾遗引吴遇坤 天咫录： “康熙中，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 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染坊、踹坊雇 佣的染匠、砑匠数量巨大，以致“往来成 群”，经常与镇民发生冲突。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终于酿成一桩大案。该书写道： “(染匠、砑匠 )扰害闾里，民受其累，积愤 不可遏，纠众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 愤杀数百人后死者家属数百人，各以白 布缚首，持械复仇”。你看，被镇民“设计 愤杀”的染匠、砑匠竟有数百人之多，家属 数百人上街复仇

36、， 可见枫泾镇雇佣工人群体 决不是一个小数目，光死者就有数百人，可 以推测全部雇佣工人必定是它的数倍，可能 有几千人也未可知。 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 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 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在市镇上， 最有势力的是那些牙行花行 ( 棉花牙行 ) 、布行、丝行、绸行、米行等， 以及仰食于牙行的领投业(领头业，中介掮 客) ，脚行脚夫 ( 搬运业 ) ，还有从事打行 ( 打 降) 、白赖 ( 白拉 )的市井流氓。其次就是沿 着大街小巷开设的数以百计的各行各业的 店铺，他们与牙行一起形成由老板与伙计组 成的商人群体， 即所谓坐贾。 此外还有行

37、商， 即从全国各地来此贩买丝绸、棉布、粮食等 商品的客商， 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帮与会馆 聚集起来的商人群体。再次是各种作坊 机坊、炼坊、染坊、踹坊以及其他手工业作 坊，由作坊主与雇工构成的工人群体。当然 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以及市镇周边的亦 工亦农的农业人口。 市镇人口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商业人口 比重的增大。例如濮院镇，几乎全镇居民都 从事丝织业，工商业人口占有绝对优势。乾 隆时人杨树本在 濮院琐志 卷一机杼中说： “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 织作”。所谓“比户织作”，就是家家户户 都在从事丝织业。这可以从沈廷瑞东畲杂 记得到印证：“ (濮院镇) 机户自镇及乡， 北至陡门，东

38、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 永新巷，皆务于织”。 你看，全镇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都在从事丝织业， 务工人数之多， 可想而知。至于商业，镇上牙行有绸行、丝 行、桑叶行、菸叶行、六陈行( 粮食牙行 ) 、 麻皮行等。还有各种商店，据民国时期的统 计， 洋广杂货 2 家，水果行 2 家，米行 2 家， 黄麻号 2 家，酱园 1 家，茧厂 1 家，小米店 7 家，茶馆 15 家，酒店 6 家，川酱店3 家， 饭店 8 家，铁店 3 家，糖果店 3 家，以及棺 材店、旅馆、腌腊店等，从业人员应该不是 一个小数目。如果加上加工丝绸的炼坊、染 坊、踹坊，按濮川所闻记所说“每坊佣 者数十人”的标准来推算，雇

39、工人数不是一 个小数目。 盛泽镇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前面已经提及， 盛泽镇上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踹坊的 工人达到几千人之多。这是工业人口，那么 商业人口有多少呢?商业人口业也不在少数。 据 1946 年的统计，全镇商店五六百家，他 们是棉布业25 家，南北货业21 家，丝商业 62 家，新药商业 12 家，酒酱商业 34 家，米 粮商业 44 家，绸布新衣商业10 家，百货商 业 15 家，鲜肉商业 20 家，腌腊商业 18 家， 面饭菜馆商业38 家，国药商业13 家，旅馆 商业 15 家，茶叶商业7 家，桐油瓷席商业 16 家，烟纸蜡烛商业51 家，绸商业89 家， 绸领业 68 家，

40、肥料商业21 家等 23 。这五 六百家商业字号的店主与伙计加在一起，说 它数以千计，肯定不是夸张。因此，工商业 人口在全镇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是不成问 题的。 由于明清时代的地方志缺少关于人口统计 数字，尤其是关于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统计数 字，难以量化分析。嘉庆珠里小志似乎 是个例外，在它的卷二户口一栏，有朱家角 镇人口分类统计， 除了户数 (1502 户) 、口数 (5937 口) 以外，把人口分成：男口、女口、 幼童口、幼女口、店伙口、雇工口、奴仆口、 婢女口、僧口、道士口、女尼口等。其中店 伙口 267，雇工口 99，是最值得注意的，表 明在这个镇上，工商业人口中最底层的人数 有 366

41、 人。 可惜的是，它没有统计开设牙行、 店铺、作坊的人口数，以及从事棉纺织业的 人口数， 因此仍然无法估计工商业人口的比 重。我们不得不寻求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 字，来弥补这一缺陷。 日本满铁上海事务调查室关于嘉定县各市 镇的人口分类统计，大致可以窥见清代市镇 的人口构成。 尽管当时嘉定县盛极一时的棉 纺织业 ( 土布业 ) 已经衰落， 但是号称“银南 翔”的嘉定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南翔镇，农 业人口明显少于工业人口，更少于商业人口。 该镇农业人口838，工业人口957，商业人 口 1126，工商业人口共计2101，是农业人 口的 25 倍24 p6 。 又如，吴江县的震泽镇，据江苏省吴江县 震

42、泽镇经济概况提供的数据，该镇四乡 “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户”，即使以每户一 人计，也有5000 人之多，镇东北栅“有丝 车 460 座，工人 1300 人”35 。据新编吴 江县志记载，镇上纯商业单位331 家，从 业人员 1146 人； 饮食业 99 家， 从业人员 196 人；服务业45 家，从业人员121 人，商业 人口合计 1463 人35 p85 。震泽镇的工商 业人口大大超过农业人口，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以市镇为中心体现出来的 乡村的城市化，即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的小 城市的形成。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大镇，人 口都在万户以上，例如南浔镇、乌青镇、盛 泽镇、罗店镇、双林镇、濮院镇

43、等。当时这 些市镇， 实际上已经具备县城乃至府城的规 模，正如康熙乌青卷一疆域、乾隆乌 青镇志卷二形势所说：“名为镇而实具郡 邑城郭之势”。 一些中小型市镇也有数千户 人家，而且商贾辐辏，富庶繁华，迥然区别 于乡村，成为新兴的小城市。这是中国特色 的城市化模式。美国学者绕济凡 (GilbertRozman)和赵冈的研究揭示了这点： 英国及日本的城市人口集中于大中型城市， 在英国占城市人口的74，在日本占城市人 口的 71。中国则不然， 不足一半的人口是 在大中型城市中， 其余都散居于小城市及市 镇中。中国的7100 个小型城市，大部分是 市镇25 p140142 。 四、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地

44、权的分散化趋 势，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随着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在江南市镇的 四乡，出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这 种现象在道光、咸丰以后更加明朗化。曹幸 穗的论文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 变及其推动力 26 ，论述了这一点。他指 出，随着近代化的步伐，新兴工商业城镇的 发展，使得“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转 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 富进入城镇， 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 与工商业利润比较，出租土地所得的地租就 显得微不足道了。 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 感兴趣， 地权的分散化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 然。 由于土地关系变化比较缓慢，我们不妨透过 民国时代及稍后的农村调查资

45、料，来看清代 至少是晚清时期江南市镇四乡的这种变革。 据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 究所对无锡 20 个村 1035 农家土地占有状况 的调查，地主所有的土地，在耕地总面积中 只占有 473，平均每户占地不过545 亩，与其他农户相比，不占很大优势27 。 据 1923 年南京东南大学的调查，上海周边 地区农村的地权更加分散化。上海洋泾、陆 行、漕河泾、蒲淞、法华，川沙九团，嘉定 第七区、第十四区，宝山城区，占地50 亩 以上的农户为零，青浦章练塘、宝山江湾占 地 50 亩以上的农户为1；上海闵行， 青浦 金泽、七宝，宝山真如、刘行占地50 亩以 上的农户为2；大多数农户占

46、地都在30 亩 以下28 p316319 。 1991 年本人与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潼山冈曾 在嘉定县调查，所得土地改革档案资料见， 1950 年土地改革以前， 清末民初的嘉定县土 地所有权分散化状况十分明显。地主所有土 地占全部耕地的219，人均占有200 亩；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80，人 均占有 55 亩；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 的 388，人均占有26 亩；贫农所有土 地占全部耕地的21 2， 人均占有 1 0 亩。 中农和贫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60，很 显然，这是一个自耕农占优势，而地主不占 优势的地区。 具体到一个镇嘉定县娄塘 镇，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地主所有的土地仅 仅占全部耕地

47、的1470，合计 1163123 亩，其中自耕863252 亩，出租 299877 亩，绝大多数土地是自耕，只有少数出租， 可见这是一些小地主，从他们所有土地只占 1470来看，地主经济在那里处于弱势地 位。 而富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10 60， 中农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3720，贫农 所有土地占全部耕地的2730，中农和贫 农的土地占到6450，如果加上富农的 1060，自耕农经济占有绝对优势 (75 10)。这些数据给予人们一个强烈的 印象：土地所有权高度分散化，自耕农经济 占有绝对优势，决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松江县的情况也是如此。 1950 年土地改革前 对松江县新农乡的调查显示，各阶

48、层所有的 土地占全部耕地的比率分别是：地主 2734，富农 2077，中农 3944， 贫农 1194。富农、中农、贫农所有的土 地占全部耕地的7215，大大超过地主的 2734，自耕农经济占明显优势。而且该 乡地主所有土地的将近一半(41 63) 是自 耕田，还有 1911的土地是佃人田， 可见 是规模不大的小地主29 p141142 。195 个地主，平均每户出租土地3762 亩，这 些地主中， 54 户在上海市， 49 户在松江县 城，62 户在泗泾镇，都属于“城居地 主”30 p482 。 1950 年对南汇、 川沙、上海三县各阶层土地 占有状况的调查表明，地主所有土地的比率， 比嘉定、松江地区更低：南汇1329，川 沙 1498，上海 1800。这三个县地 主所有土地的比率都不超过20，大大低于 中农所有土地的比率( 南汇 44735、川沙 4012、上海 4030) ，而且也低于贫 农所有土地的比率( 南汇 2231、川沙 1819、上海 1803) 。这三个县地主 所有土地的绝对数也很低，每户平均低于50 亩，分别是：南汇地主户均3215 亩，川 沙地主户均44 63 亩，上海地主户均32 25 亩30 p769 。 这种令人惊讶的事实，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