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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三个代表”与科教兴国 今年以来，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作出的精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新世纪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能不能落实“三个代表”的思想，不仅关系到新世纪党的兴衰，同样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
2、实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我国的对外交往与国际交流合作；我们就能够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继承并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吸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以及先进科技与管理，继承和发展先进文化，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迎接全球化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的挑战，如期达到2050年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造福于中国人民。 “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代表先进
3、的生产力是基础，代表先进的文化是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宗旨。科教工作者是现代社会中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她的形成本来就是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结果，科教工作者不但应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应是21世纪一代新人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科教工作者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科教战线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在更高层次上学习与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回顾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求中国跨越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一个曾经是灾难深重的半殖
4、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短短的50年创造出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壮大，在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争得了主动地位。中华民族具有举世无双的未曾中断过的中华文化传统，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的包容开放、康乾的文治武功都曾达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开拓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给世纪之交的人类以新的希望和新的鼓舞。 中国近代科技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与人民
5、共命运，关心并致力于广大人民的福祉。科教工作者的全部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新的变化，科技和教育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党要更好地代表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和教育。科教工作者适逢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运，科教战线的党员适逢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福，责任是多么重大！当然，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科教战线的党员更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努力实践，努力做到始终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大多
6、数人民的利益。 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相互激荡，人民群众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努力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努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不断提高并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 （一） 著名的国际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传统劳动者必须依赖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创造价值；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自身就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知识和智力，这样的劳动者已经脱离成本的范畴而具有资产的价值。他们需要企业，但企业更需要他们。这就是说，先进生产力愈来愈多地由富有创新精神和现代知识结构的智力劳动者掌握。中国共产党人
7、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必须继承和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的创造精神的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格外尊重科技与教育，毛泽东称科学技术是“人民争取自由的武装”，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建立起各种各类的科研和教育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指示各级组织和军队，尽最大力量保护科教工作者避免即将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新中国成立仅仅17天，中央人民政府就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紧接着集中相当大的力量调整和组建科研教育基地，掀起新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仍然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尊重和保护科教工
8、作者，保存和奠定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基础。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之初，他不但将科教战线看作推动改革开放全局的枢纽，同时将广大科教工作者作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要做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的论断和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以来，也格外重视科技与教育。他在1991年5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 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意义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更加重要。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时刻关注世界科技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见，做出诸如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
9、程试点、技术创新工程和教育振兴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抵御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之所以能成功地战胜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之所以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基本消除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其他国家不断起伏的状态下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教兴国”的正确战略。目前我们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十分清楚，第三步战略目标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关键是科技、教育的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化能力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科技教育工作者承担着
10、光荣而艰巨的历史责任。 中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驱散欧洲中世纪黑暗的曙光。我们承认由于失掉机遇，近代中国曾经落伍。但是令我们和后辈永远尊敬的是，我们的前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未来的追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几代人英勇奋斗、抗争并用鲜血和生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制度并改革开放的历史。自林则徐以来，中国人民在用鲜血捍卫民族尊严的同时大胆地突破封建制度的束缚，睁开眼睛看世界，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走出国门，将近代科技和教育引入中国。以容闳为代表的第一批留学生、以蔡元培、詹天佑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现代科教工作者，他们的功绩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他
11、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仅仅经过一百多年，中国近代科技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上个世纪之交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近代科技教育为何物，抗击帝国主义的义和团仍然相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冲向洋枪洋炮；而到又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不但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400 年的路程，而且初步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科技教育体系并在某些方面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大庆油田的开发、青藏高原的综合考察、农业的高产稳产、门类齐全的现代制造技术、“两弹一星”的研制、方兴未艾的航天事业及比其他大国更高的成功率、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等等，这一切，吸引着发达国家、鼓舞着发展中国家。一百多年
12、来，中国人民享受着越来越多的科技教育恩惠，科技教育工作者愈来愈受到整个民族的尊重。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证明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魄力领导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发展世界一流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当代世界，哪个国家或地区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哪个国家或地区就能够民富国强，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而哪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够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关键是由这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教育工作的素质和能力决定的。上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曾经重挫，但仅仅一周就恢复“人气”，为什么呢？那就是投资者看重美国科技教育的深厚底蕴。可惜的是美国某些势力常常滥用美国的科
13、教实力，使本来应该发挥正面作用的力量造成违背世界各国愿望的负面效果。俄罗斯经济相对困难，特别是过度依赖石油等原料出口的经济结构使整个经济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甚至某些投机势力的操纵，农业连续歉收，工业投资下降，资金外流，居民支付能力较低，国库资金严重短缺，但强大的科技和教育储备和实力仍然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俄国的综合国力，维护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企图削弱其地位的西方国家不能不有所顾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未来的党。正因为这一点使她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而无往不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前两代领导集体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开拓，使得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焕发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今年3 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九
14、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新闻媒体发现一个崭新的现象，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网络教育、三网合一、it产业、生物工程、基因作物，这些现代科技教育的专业名词，高频率地出现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下个世纪，各国围绕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将展开意义深刻的科技教育和高技术产业化能力的竞争。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这都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比如，信息科技革命要求实现信息传播向知识创新和知识的创新集成和应用转换，知识处理正是信息时代高级阶段的课题，其产品形式是基于网络与知识创新的信息服务。农业时代曾经领先、工业时代一度落后、信息时代初级阶段继续落后的中国，在信息时代的高级发展阶段，则与发达国家处于
15、同样的起点。由于知识处理必须突破计算机处理文字、语言乃至人的认知和智能思维以及生命遗传发育信息的解读、理解、调控等难题，中国具备可能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中华民族将可能彪炳信息时代知识处理的制高点，一洗科学技术落后的尘垢，让整个人类分享中华文化的风采。 （二） 20世纪是中华民族抗争、革命、建设、改革并走向振兴的100年。前50年的主题是推翻帝制，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华民族站起来；后50年的主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改革开放，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新世纪的第一个50年，党要率领各族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现代化国家，
16、不仅仅要在经济上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要在文化上开一代新风，继承和弘扬五千年中国优秀传统，借鉴融汇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铸造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先进文化。 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份、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和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科教战线。毫无疑问，正确的健康的进步的思想观念是科教战线政治思想领域的主流，但某些落后的东西也对科教战线造成侵蚀，对科教事业造成干扰。某些政治势力钻改革深化中部分阶层心理容易失衡的“空子”，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招摇撞骗，邪教“法轮功”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的肆虐就
17、是明证。我们更要看到，国外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西化”、“分化”的企图，它们通过各种途径，宣扬和传播腐朽的价值观念，企图潜移默化地从思想和文化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有些曾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科教工作者淡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动摇社会主义信念，扭曲了价值观的正确取向，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发展到违反科学道德，违反法纪。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启示我们，科教战线的党组织怎样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既是极其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极其重要的实践课题。文化具有比某一经济形态更为持久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先进文化能够维系社会的稳定，能够形成强大的正确的社会舆论，能够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促进
18、整个社会形成团结协作、朝气蓬勃的氛围；忽视文化建设，其结果不但是“礼崩乐坏”，而且使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科教战线各级党组织严肃认真地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核心的党性党风教育，创造了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党建工作的新鲜经验，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建的创新探索，是延安整风和80年代整党以后的又一创造，更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益探索。科教工作者是具有较强理性思维能力的社会群体，科教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看到自己的使命，绝不能辜负物质建设工程师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伟大民族的重新崛起与振兴，
19、必然以其悠久、丰富的历史积蕴为铺垫。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说战争年代更需要科教工作者一切为了前线，那么和平年代则更要求科教工作者重视自己的模范作用，注重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整个社会向上、从善、敬业、创新、服务、奉献的道德文化培养。先进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一个世纪以来几代科教工作者的奋斗成果不仅是建立了现代科技教育体系，使中国经济社会的科技教育水准大大提高，而且是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公民。百年树人，千年树风，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非凡之才，才有非凡之业。我们所说的非凡之才，不仅仅是少数尖子，不仅仅是少数专家，而是千千万万具有优良素质的接
20、班人和建设者。我们要珍惜几代科教工作者的奋斗成果，把前几代科教工作者开创的树人树风的千秋伟业推向前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步入了小康生活，全国人民从总体上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当今中国既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公平问题。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是公平问题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它不仅成为制约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政治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代表了中
21、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
22、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23、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
24、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
25、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
26、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
27、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
28、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
29、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
30、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
31、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
32、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以权谋私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
33、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34、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江泽民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
35、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江泽民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江泽民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
36、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实践，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保证。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37、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代理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
38、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代理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
39、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
40、、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
41、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
42、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3、 2000年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2000-02-26)此后，在不同场合，江泽民同志又多次反复强调“三个代表”的要求，强调研究、宣传、贯彻“三个代表”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
44、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把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 一、生产力的新划分和新归结 “三个代表”中第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推动。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更准确地揭示了让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思维过程，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话逐字逐句地引证过来，就因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精辟的解剖，
45、是对于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经典描述，就因为只有这样完整的引证才可以使人们从中发现马克思揭示社会秘密的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3(p.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秘密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就在于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3(p.8)。 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是用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用政治关系解释经济关系，因而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到社会存在
46、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政治关系的根源，并进而到生产力中去寻找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根源。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政治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把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所谓“归结于”就是“归根结蒂取决于”的意思。很显然，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由它决定并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再后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此看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蒂，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一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唯物
47、史观中所讲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综合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讲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都没有再进一步分析“生产力”。马克思在讲到作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的生产力时说：“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5十年后，邓小平同志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48、”6(p.275)“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p.274)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第一次对“生产力”本身进行层次的分析，从中划分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一大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共产党应当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重要思想，又进一步把“先进生产力”从生产力中划分出来加以单独的强调和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又一发展。根据这一思想，作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生产力，是一个复合体。任何一个社会里的生产力，其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可以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但真正能起这种推动作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更不是落后的生产力，而是社会中的先进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社会前进。共产党人要代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的要求，更不是社会上那些落后的生产力的要求，而只能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划分出“第一生产力”是对生产力要素的划分，那么江泽民同志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则是对生产力性质的划分。从生产力中进一步划分出“先进生产力”，从而也就可以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