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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文最新推荐- 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步入了小康生活，全国人民从总体上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当今中国既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公平问题。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是公平问题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它不仅成为制约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政治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
2、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3、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
4、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
5、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
6、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
7、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
8、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
9、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
10、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
11、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
12、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污受贿涉及各类权力群体，尤其是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掌管钱物的公职人员。其二，滥用职权从事不正当经营，诸如倒卖“批件”、倒卖紧俏商品和生产资料平价指标。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测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仅我国价格双轨制形成的物资、资金和外汇的价格落差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
13、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以权谋私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
14、。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江泽民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
15、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江泽民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江泽民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
16、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江泽民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江泽民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
17、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实践，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保证。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
18、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代理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代理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
19、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代理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
20、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
21、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
22、，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
23、。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 7.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城乡人民的基本生活。通过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证。建立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保障的基本生活水平线也应提高，建议参考“平均收入的一半”确定标准。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
24、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而形成的战略思想。“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若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三大经济转型构成新的时代背景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关键
25、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而为中国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表明了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势，对中国经济来说，也需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作相应变化。这种必然性不仅来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发现，而且也为中外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26、序言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社会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
27、积极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每次制度创新也因为有悖于礼治，而被旧秩序的维护者无情地扼杀了。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 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改革使得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使得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
28、济。毫无疑问，这两种变化都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两种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崭新的经济基础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经济资源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但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契约则由于意识形态转型和变化滞后，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运行效率的低下，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活动，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现有的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要求时，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又对盛行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相对陈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重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不
29、仅需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而且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的实质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现有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必须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意识形态之基本要素的文化，必须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构建的意识形态应当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 用新的增长方式界定先进生产力 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为其技
30、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当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源泉时，就不应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不是看社会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要看该社会是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来生产各种产品。波特则从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动着手，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如：土地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劳动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知识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 因
31、此，我们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经济时代与所面对的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人类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来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对旧的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革命性替代。因此，到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说成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内燃机和今日的计算机，工业化社会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马克思生活时代的机器大生产早已被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所取代。如果说，英国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
32、一种由资本要素驱动、以蒸汽机（后来是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以流水线为工具体系的、通过雇佣劳动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在今天经历了新经济革命后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则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概括地讲，在当今社会，先进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生产力，即：它是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个人电脑）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 由信息技术取代机械技术（包括蒸汽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知识要素取代资本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因特网取代机器流水线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回顾一下欧洲
33、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时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而又科学的理解。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变成了资本，这一变化使得拥有土地资源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因为土地已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而绝对地租的存在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论中作了非常详尽而又精辟的阐述。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五百多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知识作为财富和价值的主要源泉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显著地下降了。于
34、是，资本家也会像过去的地主阶级一样，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多余的食利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在不断下降。这就是说，当知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时，不仅会发生知识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替代，而且也会发生人力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 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发生在新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些革命性变化，那么以下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一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真理都是相对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这样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当劳动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
35、候，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是极其正确的；当社会生产力取得进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就不应当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 二是随着资本要素被知识要素所取代，我们应当预见到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化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美国新经济产业部门的表现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被货币资本家所垄断的企业所有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拥有知识和信息知识的“知本家”（即拥有技术专利的企业创业者和拥有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所分享。如果新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求社会经济制度的非资本主义化，那么，我们就应当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量避
36、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决不能被资本所独占，而是应当被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分享。 三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教育部门和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部门来对待。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对现有的所有权制度加以改革，通过知识参股等方式，给予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知识创新的所有权激励。 先进文化应具有三大特征 先进文化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包括学术自由、科学精神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在内的发展机制。 意识形态的适应性
37、变化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发展是通过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来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算是先进文化呢？对此，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界定： 第一，任何时代的先进文化都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不开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产生，于是便有了自由企业、自由劳动、自由交换。 最初的资本主义是混乱的和贪婪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社会缺乏理性有关。面对这种状况，欧洲的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呼吁社会理性，从而完成了最初的思想启蒙。
38、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就在于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党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后，主动地调整文化意识形态，或者在预见到社会经济基础的未来发展趋向后，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创新来推动经济基础朝着这一方向演进。 第二，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兼容性。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来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扬弃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
39、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全面梳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借助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建立起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具有兼容性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特征。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发挥其文化的兼容性而取得了对其他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兼容性使得它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甚至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前提是只要后者愿意妥协。特别是当共产主义思潮与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又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
40、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主义思潮，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意识形态约束，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又恰好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兼容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能力。 第三，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内生发展机制。 除了外部交流与兼容其他文化的精华，先进文化还必须具有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内生的发展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学术自由、科学精神、知识产权。 没有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同样，假如没有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对市场经
41、济的认识也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全面和深刻。可以说，没有学术自由这个先进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内生机制，本来是先进的文化也会变得落后与愚昧。 今年以来，江泽民同志视察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作出的精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新世纪党组织和党员
42、干部提出的新要求。能不能落实“三个代表”的思想，不仅关系到新世纪党的兴衰，同样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我国的对外交往与国际交流合作；我们就能够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继承并发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吸纳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以及先进科技与管理，继承和发展先进文化，保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迎接全球化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的挑战，如期达到2050年的第三步战略目
43、标，造福于中国人民。 “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基础，代表先进的文化是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宗旨。科教工作者是现代社会中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她的形成本来就是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结果，科教工作者不但应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而且应是21世纪一代新人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科教工作者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科教战线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在更高层次上学习与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回顾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求与之相
44、适应的生产关系，这就要求中国跨越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一个曾经是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探索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短短的50年创造出辉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壮大，在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争得了主动地位。中华民族具有举世无双的未曾中断过的中华文化传统，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的包容开放、康乾的文治武功都曾达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峰，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开拓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科学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
45、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给世纪之交的人类以新的希望和新的鼓舞。 中国近代科技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与人民共命运，关心并致力于广大人民的福祉。科教工作者的全部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新的变化，科技和教育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党要更好地代表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和教育。科教工作者适逢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运，科教战线的党员适逢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福，责任是多么重大！当然，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科教战线的党员更应该不断地提高
46、自身的修养，努力实践，努力做到始终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相互激荡，人民群众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努力促进科教事业的发展，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努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不断提高并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 （一） 著名的国际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传统劳动者必须依赖雇主提供的生产资料才能创造价值；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自身就拥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知识和智力，这样的劳动者已经脱离成本的范畴而具有资产的价值。他们需要企业，但企业更
47、需要他们。这就是说，先进生产力愈来愈多地由富有创新精神和现代知识结构的智力劳动者掌握。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必须继承和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的创造精神的传统。早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格外尊重科技与教育，毛泽东称科学技术是“人民争取自由的武装”，延安和各个根据地建立起各种各类的科研和教育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指示各级组织和军队，尽最大力量保护科教工作者避免即将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迫害。新中国成立仅仅17天，中央人民政府就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紧接着集中相当大的力量调整和组建科研教育基地，掀起新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后
48、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仍然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尊重和保护科教工作者，保存和奠定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基础。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之初，他不但将科教战线看作推动改革开放全局的枢纽，同时将广大科教工作者作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要做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的论断和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以来，也格外重视科技与教育。他在1991年5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指出， 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其意义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更加重要。近几年来，江泽民同志时刻关注世界科技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见，做出诸如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技术创新工程和教育振兴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抵御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之所以能成功地战胜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特大洪水，之所以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基本消除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贫穷，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其他国家不断起伏的状态下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