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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91987年台美贸易关系之探析1979年1月1日，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结束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正式防御承诺。但是，与台湾关系法的签署使台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得以维持和继续。其后，台美关系的核心转向了经济事务方面。所以，探讨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之后的台美贸易发展趋势和双边贸易关系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理论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台美双边贸易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台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这方面代表性的论著和文章有：吉米?W.惠勒和佩里?L.伍德的除了指责：透视台美贸易摩擦(Jimmy W.Wheeler and Perry L.W
2、ood.Beyond Recrimination：Perspectives on U.S.Taiwan Trade Tensions)一书和延?S。普赖拉的文章：“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的台美经济关系：一个美国人的看法(Jan S.Prybyla.“USROC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An American View”)；第二，台美间关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谈判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罗伯特?E.鲍德温等人的专著台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Robert E.Baldwin，Tain-Jy Chen，Douglas Nelson.
3、Political Economy of U.S.Taiwan Trade)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第三，台美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行性以及对各自相关产业的影响，代表性著作是尼古拉?R.拉定和丹尼尔?H.罗森合著的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Nicholas R.Lardy and Daniel H.Rosen.Prospects.for a USTaiwan Free Trade Agreement)。国内学界讨论“断交”后台美贸易关系或是涉及台美贸易的论文多数为概况的介绍。目前尚无专著或文章专门系统地探讨“断交”后初期台美贸易关系。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1979至1987年间对台美双边贸易
4、发展趋势、贸易失衡问题和台美双方缓解贸易摩擦的努力等内容的考察，分析这一阶段台美贸易关系的特征和实质。 一、台美双边贸易的繁荣 “断交”后初期，台美贸易活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如表1所示，1979年至1987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从90.3亿美元增加到313.3亿美元，贸易规模连年扩大，贸易总量在8年之间几乎增长了3.5倍。在对美出口方面，除1985年出口数额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之外，其余各年的对美出口额都处于持续扩大和上升状态。1979年，台湾相当顺利地度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难关。1980年出口总额增加了28.1，1981年增加了10.8。对美国出口数额在1980年上升了19.6，198
5、1年又增加了20.7。但是，在1982年，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和美国经济衰退等因素造成了台湾的整体出口总额出现了自1975年以来的第一次下降，而对美出口也仅增加了7.3。1983年后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台湾对美出口也随之快速地增长：1983年上升29.3，1984年上升31.2，大幅超过同期台湾整体出口增长速度。美国在台湾整体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34.1上升至1984年的48.8。在这一时期，美元的升值使台湾的出口从其它市场转向美国。此外，1981年针对台湾和韩国非橡胶鞋的有序销售安排的终止，以及韩国动荡的政治形势增加了台湾鞋类和其它产品的出口。这些原因都导致了在1981至1984
6、年台湾对美出口的连续扩大和台湾出口市场对美国集中程度的提高。1985年台湾对美国进出口贸易额和出口额均出现了负增长，贸易总额下降了1.96，出口额下降了0.64；同时，台湾整体的出口也呈现下降趋势。但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的签订迫使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并导致了新台币兑日元的大幅贬值。随后，台湾的出口开始迅速地重新恢复，1986年整体出口上升了26，对美出口增加了28.7。1987年台湾对美出口继续增加，比上年扩大了24.5。 相比之下，台湾从美国的进口额并没有像对美出口额一样快速扩大。在这8年之间，对美出口额扩大了4.19倍，而自美进口额只增加了2.26倍。台湾对美出口年增长率几乎是其自美
7、进口的2倍。另但坚持征收更高的关税。谈判在此陷入了僵局。1986年10月，里根总统批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301条款下采取报复行动的建议。于是，双方很快开始重新恢复了谈判，并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台湾最终同意了美国提出的关税标准。 知识产权方面的谈判主要涉及商标、版权和专利权这三个方面。美国希望台湾减少伪造活动，并使侵犯美国商标的人担负法律责任。为防止伪造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台湾国际贸易局在1981年4月颁布了预防商标伪造和原产地伪造的管理规则。随后进行的谈判使台湾分别于1983和1985年修改了商标法。修改后的法律加大了对侵犯商标权的处罚力度，也增加了对美国商标拥有者权益的保护。
8、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有效地减少了岛内的伪造活动。从1985年以后，伪造已不再被作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提出，同时商标问题也不再成为贸易谈判中的重点。台美关于版权保护的磋商开始于1983年。台湾迫于压力，在1985年修改了版权法，为回应美国主要的一个顾虑，修改法也将电脑软件列入版权保护条例中。因为岛内电脑的使用日益普及，所以软件产品具有一个扩大且增长的市场价值。因此，此次修改也是保护美国在台利益的重要步骤。修改后的法律还规定，即使美国的版权拥有者无权在台湾经营生意，其拥有者也可以向台湾法庭起诉侵权行为。同时，修改法也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专利保护是台美谈判中优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早期的谈判促成了
9、1986年12月台湾专利法的修改。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没有再就专利权的问题对台湾提出抗议。 第三，台美在对美出口方面的谈判集中在纺织和服装业、机床、钢铁三个行业。台湾与美国在1982年签订了纺织品自愿出口限制协定。1986年7月，美国与台湾重新谈判并达成了一项新的双边纺织品协议。根据协议，台湾在未来三年内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每年只能增长0.5，而此前台湾纺织品输美数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5。在同一时间，美国与香港和韩国分别达成的协议却规定，香港对美纺织 品出口在未来六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1，韩国在未来四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0.8。与之相比，美国对台湾输美纺织品年增长率的规定最为苛刻。1986年12
10、月16日，美国与台湾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机床自愿出口限制协定。该协议规定，数控车床的进口被限制在占美国市场的3.23，非数控车床为24.7，铣床19.29，加工中心机4.66。虽然美国与台湾在钢铁行业并没有签订正式的自愿出口限制协定，但是在1986至1988年之间美国不断与台湾进行谈判，积极寻求台湾加入钢铁自愿出口限制协定体系。80年代初期，台湾期待能够扩大其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所以抵抗住了美国的压力。但是随着美国对钢铁自愿出口限制体系的规定日趋严格，最终双方达成的妥协是台湾在正式协定之外，以非正式的方式“自愿地”限制对美国市场的钢铁出口。其结果是，自1986年台湾对美输出钢铁从1985年的
11、2lO百万吨跃升到接近500百万吨之后，1987年台湾对美出口数量跌至250百万吨。 台美贸易谈判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特征：美国设置了谈判的议程表，并在磋商过程中建议限制台湾的出口或者要求对潜在的美国进口货物开放市场；台湾只是被动地为其保护主义者的地位做辩护。在谈判当中，台湾奉行“少让为赢”的原则，在每个谈判议题上都做必要的、最小的让步使美国满意，同时避免台湾内部经济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除了应美方要求，在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进行调整，当局为迅速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还连续派遣特别采购团，增加对美采购。从1978年1月至1987年7月，赴美特别采购团共计采购金额为104.79亿美元。采购项目包括大麦
12、、小麦、玉米、黄豆、棉花、木材、浓缩果汁等农产品，波音七三七客机、长途客机、发电设备、炼油设备、各类车辆、电信设备、机械设备、仪器设备、硫磺、磷磺石及电脑设备等工业用品。 四、结语 综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后期，台美贸易关系主要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双边贸易并没有受到“断交”事件的影响，反而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台湾对美出口额和台美贸易总额均处于持续扩大和上升的状态，台湾自美进口额也在稳步增长。台美之间依然维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并在80年代中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第二，台美贸易关系具有不对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性。在这一时期，台湾对美贸易的进出口额的
13、多少直接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兴衰。尤其是在出口方面，美国市场促进了台湾出口成长的近一半。其次，台美贸易谈判的不平等性。在这些双边贸易谈判中，台美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提议者遵循者”的模式特点，台湾最终都不得不对美国做出让步。 导致双边贸易关系呈现不对称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台美双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在经济方面，美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产业结构；相比之下，台湾地狭人稠，经济规模中等，自然资源极其有限并严重依赖进口以补充资源供给。所以，台湾经济的增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台湾不仅是全世界最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之一，而且也是对美贸易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而美国则是全世界对对外贸易依赖程度
14、最低的国家之一，其对于与台湾贸易的依赖也较小。以1986年为例，这一年台美贸易总额是245亿美元，这一数字不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1，但相当于台湾GNP的34。同年，台湾全部进口数额的22来自美国，同时48的出口流向美国，而台湾在美国进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仅为2和5。因此，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台湾则是美国主要的、却远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台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于台湾来说，必然意味着更大的成本。自从台湾退出国际体系的主要组织机构之后，它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大大增加。由于上述原因，在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台湾始终是依附美国的一方，其对美国的依赖性也导致了台美双边贸易磋商的本质和进程均是单方面和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