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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年时期”人民文学的审美探索收稿日期：20081226 如果把人民文学放在整个当代文学进程中考察，17年时期无疑是它最具权威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寻求政治与文学平衡点最有效，同时推出文学新人、塑造文学经典最辉煌的时期。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给予特别观照，因为即使在新时期及以后，面对新的现实问题，它的标志性作用依然明显，仍能给我们很多启迪，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影响无可替代。 一、从发刊词说起 人民文学1949年10月25日创刊，茅盾任主编，艾青任副主编。作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毛泽东为其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从当时党和政府领导人对其重视程度以及
2、编辑部负责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它的特殊地位，其权威性亦由此而生。这一点在发刊词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印证。 发刊词首先阐述了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基本任务和目标、具体要求、组织和编辑工作等，从中可以看出它所承担的行使新中国新文艺最高使命的职能。发刊词中写到：“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在第一点中提出了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由此可见，它的基本宗旨就
3、是为工农兵服务，歌颂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将政治和教育功能放到了比审美更重要的位置。与此相适应，它提出的办刊之路是密切关注现实，与生活保持对话关系，但对生活的反映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就是歌颂加赞美。这从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明显的印证。这个基调是与周扬等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一脉相承的，周扬在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在“伟大的开始”部分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仍将沿袭解放区的传统，指出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它的语言达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同时与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随后他直接提出
4、了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文艺工作的总的方向。人民文学作为新创办的主流媒体，对这些文艺指针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执行，起到模范表率的作用。同时从发刊词规定的任务中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它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乃至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位置还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人民文学其实是一个范本，是其他刊物的一个方向。 从茅盾所作发刊词到周扬所作文艺工作报告，都在强调新的文艺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大众来展开，表达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这就规定了人民文学的审美气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反映社会生活，至于那些偏重于艺术探索的作品则相对受到冷落。而且在当时不仅在政治路线上是跟随苏联模式，在文艺工作
5、上也是如此，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也是当时从苏联借鉴过来的，所以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原则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的。因而那时所谓文学的思想性就是在政治规定的范围内围绕政治意识图解生活，如果图解过程中出现偏差就必然受到批判，如1950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到1951年就遭到了批判，认为小说“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他正在被一些人当作旗帜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由此可见所谓的现实主义有一个框架限制，这个限制直接限定了人民文学的审美风格，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基调从创刊伊始就已经得到了确立，它没有选择的余地。
6、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探索 人民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面镜子，作为一个典型的特殊的文学期刊文本，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它不仅见证了17年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在实践着自己确立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潮流。如果从一个理想的角度出发，将它与政治的纠葛化为一个零，也就是将它在当时的发展状态放置在艺术极的话，那么它在审美气质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对艺术的坚守为其审美带来的影响，都是值得加以总结的。其实，将政治因素从人民文学发展史中剔除出去原本不可能，没有现实性，正如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当代政治气候的变幻具有天然粘着关系一样，它的发展命运与政治意志之间存在太多的牵连，如果没有
7、政治的作用力，它的发展面貌将是迥然相异的另一个程式。政治对17年文学的遮蔽自然会在人民文学这个同时肩负意识形态使命的特殊媒介中得到强烈的反映。事实上，脱离政治的文学和文学期刊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大都如此，关键在于对政治影响文学、文学反映政治的度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正是由于17年时期政治强大的作用力遮蔽了人民文学真实的发展状态，所以为了祛除这种遮蔽，还原它在当时具有审美性的一面，应将这个假设作为一个成立的命题来提出，并在一个理想的状态来研究。可以发现，在某个时间段落的演变轨迹中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的审美嬗变过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时期确立的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后来得到其他国家许多作家的赞同和拥护
8、，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经典解释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批评的艺术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底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 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底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坚持列宁提出的党性原则，作家应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创作手法的运用更多地带有政治性的要求。周扬在1952年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
9、实主义”。随后，人民文学发表了多篇理论探索文章，较有影响的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由此可见，尽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人民文学作为主流媒体，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是与当时的要求紧密呼应的，它所呈现的文本内容即可印证。 一是政治和思想言论，主要采用社论、专论或政论的形式来表达。出于政治表达需要，这类文章起初都比较长，在编辑部多次发出启事要求和鼓励更多的创作者创作短而精的言论之后，“短论”在其后不断得到提倡和发扬，长篇社论则较少；但如果是论述较大较重要的政治话题还是采用长篇社论的形式，短论则更多的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这可以理解为人民文学出于发表作品的需要和对文学的一种尊重。
10、在1956年到1957年间由于人民文学的“革新”，短论曾经被杂文这种文艺体裁所取代。从这个板块可以看出当时期刊与政治的牵连，也显示出人民文学对文艺活动的引导和宣传作用。这大概是17年时期文艺刊物的一个特色，既有政论，又有文艺理论文学批评，二者之间职能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种政论和文学批评分开的形式基本贯穿于建国17年人民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和期刊对文学的亲近。 二是以政治颂诗或抒情诗为主体的诗歌。为了配合在全国“搜集民歌”的号召并展示其成就，1957年专门出版了一期民歌专辑。如果说前期的诗歌还能保持对艺术性的坚持的话，那么在1958年提倡民歌大跃进后，以歌颂新中国新
11、建设新观念新生活为主的民歌民谣等民间(传统)体裁的诗歌开始兴盛起来。一些新歌谣、新山歌以及歌词等群众文艺性质的诗歌开始受到高度重视，虽然在创刊后第1期上就有歌词发表，但1958年后这些民间诗歌资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诚如1959年第3期编者的话中所言：“蓬勃的新民歌创作，给诗歌发展以很大影响，许多诗人都在努力探索能够充分反映我们时代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使诗歌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由于民间诗歌主要以叙事诗为主，因而叙事诗也开始多了起来，如李季的长篇叙事诗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1959年1月号)等。从表面来看，这个时期诗歌形式越来越丰富，表达越来越多样，而且整体上民歌的渗入对诗歌发展有利，但实际上
12、后期所发诗歌作品却是艺术性被颂扬所替代，诗歌越来越走向说教，内容越来越单一，这与前期所发阿诗玛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民间诗歌的面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姿态。 三是小说。小说作为文艺期刊的主体，历来占据较大的比重，人民文学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小说创作都可以进入发表视野，实际上审美趣味限制了它对小说创作的选择。首先，初期所发作品多为名家名作，1958年后群众创作占据重要位置。其次从内容上看，无论创作主体归属哪个群体，所创小说思想内容多以反映工农兵生活为主，在某段时间内由于编辑有意组织编发的一些反映其他群体生活的作品则受到了批判，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从创刊首期来看，这种趋向已经埋了一个伏笔
13、，火光在前(刘白羽)以反映部队生活和革命战争题材为主，买牛记(康濯)则将视角投向广阔的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村仇(马烽)反映的则是农村的阶级斗争。以后几年发表的小说基本以反映战争和军队题材以及反映农村题材的创作为主，迎合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导向，但相对而言反映城市生活的题材则非常少。对此刊物已有意识，不断地做着微调。在贯彻“双百”方针时期，爱情题材和工业题材的内容逐渐多了起来，但是随即受到了批判，被认为“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由于这类题材被有意压制，同时由于农村生活相对火热而城市和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刊物上则更多地保持了工农兵题材特别是后两种题材的优势地位。 四是一
14、般理论批评。前面提到理论批评是与政论性质完全不同的评论，着眼点是对作家作品和文学创作的评价。人民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它肯定的东西多，否定的东西少，即使是否定也多是转载性质的，这是它作为权威刊物稳健和中庸的一面。它的“读者论坛”、“创作谈”等理论形态也在不定期地更换，但基本论调不变，这就是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党的文艺理论的普及教育，对一些古典作品的评价等，而对当时作品的评价基本是肯定居多。同时在理论上对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和评价占了很大篇幅，对很多名家的文艺理论作了翻译和引进，如1957年第12期为配合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翻译介绍了阿?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社会主义现
15、实主义等。 五是其他文学形态如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山歌、曲词等。报告文学和特写在刊物中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某一期上会占据很大的比重，如1958年第5期仅特写就有5篇，“编者的话”是这样解释的：“这期集中发表了五篇特写，特写是及时地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文学样式之一，我们不仅欢迎特写，也欢迎一切富有战斗性的、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的作品如报道、通讯、随笔、政论、杂文、活报剧等。”再如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1958年第7期又集中发表了十几篇特写和散文，第10期特写更有17篇之多。之后特写和散文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通过这种“富有战斗性的、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而山歌和曲词等则是不定期的推出，如1
16、958年第7期的“战鼓催春”就是湖南花鼓戏。这些形式着眼于民间文学资源的挖掘，有的是为了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在内容和风格上成为刊物多样化的一个补充，也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一个反映。 上面5种文学形态在人民文学上的分配比例并不均衡，这与外界环境气候以及稿源、文艺政策、文学方针有很大关系。与此相关联，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其出版的特辑或专辑，这种形式是为了集中推出某个作家、某种类型的作品，或者出于某种需要，集中推出一种创作思潮。从特辑或专辑的安排中可以了解当时比较突出的文学现象、思潮以及创作趋向，同时对文学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创刊首期即推出了“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第3期为“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
17、诗辑”，是作为政治颂歌的形态出现的。1958年为了反映“大跃进”中的“火热”生活，又适时推出了“群众创作特辑”，创作主体主要是工人、农民、干部、解放军等，专业创作者很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意图是极力推崇 群众创作而贬抑相对冷寂的专业创作者，也是为了与大跃进运动保持紧密配合和呼应。再如1958年11月的“小说专号”，除了转载人民日报社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和几个短论外，都是小说创作。当然有的刊期虽然没有贴出专辑或特辑的标签，但从文章的构成等方面仍然可以看出也是以这种形式来结构的，如1950年第5期上的一组作品，文体不同，但主题则是“以反映工人生活为中心”；再如1957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
18、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56期合刊上的评论文章就多以纪念讲话为中心内容；还有，为了庆祝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国庆节、劳动节等也会推出一组内容相对集中的文章，虽无专辑之名却有专辑之实。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内容上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安排，其实无不透露出编辑工作的良苦用心，即用文学更好地反映(或者配合)当前的现实，说明它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文学自身的密切关系。 六是画页和插图。人民文学的画页、图页创刊伊始就已经存在，作为一种固定形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它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政治性十分突出，如为了配合大跃进等运动所配发的图片以及图片上的文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人物基本是工农兵
19、，事件就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这些插图和画页与当期的刊物风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绝不是为了装饰或者点缀，而是具有深刻的寓意，成为刊物整体的有机构成，从配发的插图就可以推测出本期的主题和指向；三是插图在注重政治宣传性的同时也兼顾了艺术性的表达，形式多样，有篆刻、浮雕、绘画、书法等多种形态，但是中心议题则主要是围绕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文艺事业所取得的进步来展开的。 上述内容构成了人民文学的几大主力板块和基本格局，在其后的发展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基本的成规和面貌、布局和基调并没有明显变化。从1961年起人民文学取消了文学评论版面，这是不是对以“大批判”来代替文学评论无心适应而采
20、取的有意回避呢?从内容和形式构成中也反映出，它在注重文学多样性方面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主体还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正是这一点限制了它的审美的充分表达，使得它在审美趣味与编辑倾向上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风格，对于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则是有所保留的接纳。这与它作为权威期刊的引导作用有关，也受制于它的中庸、稳健的审美风格，即使存在审美上的突破也仅仅限于试验的层面。当然在这一时期它也做过其他创作手法的审美试验，结果都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以失败告终。 “雅俗共赏”也是人民文学审美气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实际上“雅俗共赏”的要求是当时从主编到编辑人员都认可的一个核心的和一贯的编辑思想，而且
21、作为全国文学的导向期刊，雅俗兼顾是完全必要的。“雅”主要就刊物内容、形式的健康、高雅而言，从内容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到语言文字都要体现出主流意识，为此还专门请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先生夫人张兆和女士担任人民文学的文字编辑；但是在追求“雅”的同时又不能脱离群众，因而“俗”的要求恰好弥补了这一点。刊物以显著位置发表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梁斌等作家的通俗小说，而侯宝林等曲艺家的相声以及一些传统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同样得到了重视。在保证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刊物必须面向读者大众，为此经常进行读者调查，创刊第一期上就刊出了读者意见调查表，随后又刊出“启事”继续读者意见调查，以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与沟通，以
22、后还不定期地设立“读者论坛”等。尽管在审美主张上它奉行的是雅俗并举的路线，但它的浓厚的政治意味不可能不淹没多样性的表达和审美探索，因此就这种多样性的努力而言，其实还是围绕着工农兵的主旨，所以标举的雅俗与实际上呈现出的雅俗是两个概念上的东西，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圈定下，通俗的、亲民的、政治的特征等还是主宰了刊物的审美气质。 三、审美风格的演变 当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它的审美风格并非在一开始就确立了下来，而且即使确立后它的审美风格也并非一直奉行，而是存在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在人民文学上主要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从革命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
23、结合，而所期待的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仅是昙花一现。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初期革命现实主义存在过一段时间，很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以绝对优势成为其独一无二的创作方法和审美特色；到“百花文学”时期，秦兆阳担任主编期间所拟定的“18条”，试图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限制，对现实生活进行大胆干预，发表了一些积极的作品但在当时受到批判；此后，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但实际上17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直占据创作的中心位置。整体来看，文艺政策一直倾向于美化现实生活而不允许干预现实生活，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囿于工农兵范畴，越出这个范畴就要受到批评或批判，所以现实主义只是
24、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实质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只能褒扬的现实主义。 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秦兆阳担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推出“七月特大号”干预现实的努力及遭遇的厄运，以及冯雪峰“批判现实主义”观点受到政治干涉的历史事实来展开论述。 1955年12月秦兆阳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作协领导期望人民文学办得更活跃，增强“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秦兆阳任职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应该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期间首次认真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刊物确实加强了现实性、群众性，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一批建国以来最活跃的作家如王蒙、邓友梅、张弦、宗璞、宋肖平、林斤澜、任大
25、霖、刘克以及诗人公刘、闻捷、梁上泉、柯岩、杨星火等，正是在这一两年崭露头角的，而刊物也以显著位置发表他们的作品。刊物的发行份数翻了一番，从10余万份跃至20余万份。受“双百”方针的鼓舞，在1957年第1期编者的话中提到了一些“革新”的意见：“我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但也要兼顾到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各种不同的流派，如果他不是与当前的人民的生活脱离关系的话，如果他没有忘记为人民、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的话，他的作品就未尝不可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相通相连的关系。”“我们认为必须严正地热情地正视现实，积极地影响现实和刻苦努力的艺术探求。我们不能强硬的、生硬的、不顾文学特点去配
26、合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但必须密切的注视现实和结合现实。”此后，人民文学7月号在显示“异质性”、昭示文学体制内的自我调节能力方面更是具有探索性和代表性，大胆编发了包括大量有争议的小说、杂文、诗歌的特大号，作者不 仅有年轻的挑战者如李国文、宗璞、丰村等，更有像穆旦、沈从文这样曾经的文学休眠者，以至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期“特大号”被视为“毒草”专号受到批判。7月号作为试验性质的特大号推出，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突出“文学特点”，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所以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因而第10期在舆论的压力下，人民
27、文学虽然没有发表直接的检讨文章，但是通过转载批评文章和刊发编辑部整理的这是什么样的英雄读者对本刊七月号的批评，间接地反省自身错误，并对错误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追述，何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被认为是产生错误的根源。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进行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其实在秦兆阳的文章发表前后对现实主义的讨论
28、已经展开，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转载了周扬的定性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发表了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报1956年第24期发表了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发表了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等等。一开始，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还没有上升到“反右”的高度，但接下来人民文学相继发表了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具有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如改选、沉默、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本报内部消息、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为文学艺术的现实
29、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以及被列入计划而未刊登的作品如刘绍棠的西苑草等也在清算和检讨之列，批判随之升级。特别是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的论争达到了白热化，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从对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开始的。 秦兆阳在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一文中认为：“一个抱着干预生活的态度的作家和记者，即使它们所获得的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件事的材料，即使都是写的真人真事真名，即或是非常难以写得生动的材料，写出来的作品也总会生动得多，他所写的题材，他的文章的风格，总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这里，他大力提倡创作能够直面现实，正视现实，这一观点在后来被指责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干
30、预”社会主义生活，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发表李希凡的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同期发表的还有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等文章，将矛头对准秦兆阳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观点，以斗争的方式进行思想清算。从此，人民文学开始了发表直接批判自己所发作品的先例，由过去“转载”表现出的态度暧昧转为明朗。同期编者的话中先对秦兆阳的“破产”表示了欢呼，随即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领域里，目前才真正是百花齐放的春天。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口号下掀起的蓬蓬勃勃的业余写作运动，又预兆着社会主义文学更大的丰收。”“双百”方针实施时期人民文学的一次审美革新由此彻底画
31、上了句号，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领域。但批判和清算仍在继续。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表应当老实些、好一个“改进计划”等文章，再次指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把人民文学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在好一个“改进计划”中对秦兆阳“改进计划18条”逐条进行了批驳，将秦兆阳等人的文学主张指责为秦兆阳、刘宾雁式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也是冯雪峰式的“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宗旨是抱定志愿把毒草当成香花供养起来，抱定志愿来扩大修正主义的市场”。这些从反面的批驳恰好反映出当时人民文学的主流审美主张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后，刘白羽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发表长文秦兆阳的破产
32、，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将这场争论的性质定位为文学战线上的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指出“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同期还发表了严文井的评论评(本报内部消息)以及一次座谈会的纪要(红豆)的问题在哪里。 稍后，关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人民文学1959年首期发表了艾燕的文章就作品中的人物来谈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问题，编者的话(之二)专门对此提出了倡议：“全国文艺界正在热烈地讨论毛主席所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为此我们
33、特地访问了郭沫若同志，请他围绕这一问题对本刊发表他的意见。”编者的话中提到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刊于1959年第1期头条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目的在于将这种创作手法在文艺领域进行推广。此后发表的不少作品就有意识地运用了这一创作手法。但是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后期提倡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围绕的核心问题和实质还是没有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他创作手法一直无法进入到它的审美领域中来。 这个问题不仅可以从当时的理论斗争中得到验证，从刊物上连续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可以感受深刻。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发表了朱定的短篇小说关连长，1955年1月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
34、开始在人民文学连载，3月闻捷的抒情组诗吐鲁番情歌，10月郭小川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署名马铁丁)，12月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相继发表在人民文学。1957年7月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随后遭到批判。1958年7月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1962年郭小川的诗青纱帐甘蔗林、西戎的短篇小说赖大嫂发表在人民文学第7期。1964年赵树理的小说卖烟叶在人民文学第1期至第3期连载。尽管以上作品只是从刊物上攫取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也许根本不足以说明其审美特点，但从作品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文学既然能将这些作品发表出来，肯定存在一定的意图，尽管这些作品并不
35、能完全说明它的审美就是坚持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作品中透露出的审美气息却可以以实例的身份来验证我们的观点。 总之，无论从人民文学所展示的审美选择还是文艺政策对它的审美要求，以及对相左的文艺观点的讨伐和批判来看，还是从所发表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人民文学的审美特点是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紧密相关的，这恰好体现出它作为权威文学期刊的一面。当然从人民文学推及当时甚至整个17年时期其他文学期刊，审美特点也大致如此。正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期刊大体也存在一个共同的审美特点。 四、虚拟的权力与权力的颠覆 我们对人民文学的切入主要是从它的审美风格、从它表达文学理想的一
36、面出发的，通过在当时的审美趣味表现、与政治的关系状态、与17年时期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关系来阐发它在17年间的发展与变化。由于与当时政治关系的复杂状态，梳理工作可能会显得比较混杂，但是人民文学本质上对文学的责任相当和不懈坚持是吸引我们进入研究的一个契机。 1应对政治干预，坚持文学操守 从创办初衷到运作过程，从党的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到文艺界的推崇，人民文学无形中被赋予了一重虚拟的政治权力，而作为文学载体它又有着自身的审美追求，因此在艺术上的追求一直是在一种与政治的配合与背离的交叉中进行的。 人民文学是政治横断面上的一个间接的反映，当时文学斗争的信息都可以从它所发表文章的文学观点、文学倾向等方面预先嗅
37、出气味。至于与政治权力的纠葛和周旋，我们还是通过人民文学与17年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关系来加以分析。在创办不到一年时间的1950年6月，编辑部遵照党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开始检查自己的编辑工作，并在6月号发表题为改进我们的工作的编辑部文章；随后在1952年第1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1953年人民文学编委会发生人事变动，主编仍是茅盾，丁玲替换艾青任副主编，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任编辑委员，这是在人事和编辑工作中初期的主要变动情况。如果说上述文章和人事变动与政治力量关联不大的话，那么发生在1951到1952年间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则与政
38、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与它的审美特点也息息相关。这是对人民文学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批判风波。 萧也牧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时值1950年。小说发表后反响是强烈的，被认为“是一篇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作品，情节单纯明显，描写细腻委婉。尤其在语言上更显得生动朴素，读起来也动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感染力的短篇”。光明日报等4家报刊发表了推荐文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很快将它推上了银幕。可是不久，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媒体就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是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特点。主要的批判文章有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李定中(冯雪峰)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
39、新的低级趣味和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等。后来萧也牧本人于文艺报第5卷第1期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风波未“波及”到人民文学，它表现出“迟钝”和“不屑”，始终没有刊出批评性文章，直到1952年初全国开展“文艺整风”时，迫于压力才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于1952年第2期发表了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检讨文章。与此同时，副主编艾青被公开点名受到严厉批评，刊物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我们夫妇之间等被逐一“清算”，正常出刊时间受到影响，这是人民文学早期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由此不难理解艾青由副主编降为编委的缘由了。从这次批判风波
40、可以看出，人民文学作为承载艺术的媒介，在抗争中对艺术操守的坚持，尽管对抗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坚持审美性的追求间接地起到了维持文学秩序的作用。结局尽管是以政治力量的强大压倒了它在审美方面的诉求，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审美理想以及政治力量的强力干涉。而将政治运动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当算对“胡风反革命文艺集团”的清算了。 1952年12月全国文协组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会上林默涵、何其芳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分别发表于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此时胡风仍是人民文学编委之一。1954年第3期人民文学发表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不久，就遭到不断的而
41、且是越来越蛮横的批评，直至被荒谬地宣判为“毒草”而打到另册。单是1954年上半年和1955年上半年，文艺报就发了7篇专门批判或重点批判这篇小说的文章。1954年6月30日，文艺报第12期发表了部队文艺工作者侯金镜的批评文章评路翎的三篇小说，对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提出批评，认为“洼地”等小说“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已经发生了不好的有害的影响”。这篇评论虽属偏激，但大体仍属文艺批评的范畴，而后一年发表的路翎的反革命的小说创作则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带有十分浓烈的政治色彩。其实路翎本人和作品受到批判与胡风问题有很大的关联，当胡风不合政治节拍的“反动思
42、想”受到革命运动的清剿时，与他关系密切的路翎也被作为怀疑的对象，而对他的批判则是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中揪辫子开始的。对那些批评，路翎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长文进行回击，结果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以至被关进监狱进行思想改造。由此可见，对胡风和路翎等人的批判其实与政治对他们“异端”行为的不满有很大关系，对作品批判的背后其实是对作者本人的政治迫害。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在人民文学，但是人民文学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回应仍然表现出“迟钝”，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做出配合姿态，在1955年第1期发表何干之、毛星等四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而对路翎的“问题”则是有意避开，
43、显示出对作者的保护和无奈。 1953年8月7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改组，艾青和丁玲都不再在编委之列。从编委的变动可以嗅到政治气候的变化。新的编委会成立后随即在78月合刊的“编后记”中提出要改进刊物的内容和形式，“更自由和更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首先提倡作品主题的广阔性和文学题材、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鼓励不同的文学样式和不同的文学风格在读者中的自由竞赛”。但是实际上改组后人民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的变化并不十分明显。 从1956年到1957年由秦兆阳主持人民文学 工作，时值“双百”方针的实施期，在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下，不同意见可以有限度地得到表达，文学的表达形式相对而言变得丰富起来
44、，这个时期人民文学真正开始了审美理想的实践。1956年第4期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鞭挞了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揭示了干部制度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深刻矛盾，产生了强烈反响。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对这篇特写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接着在第6期上又发表了刘宾雁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成为后来被批判的主要靶子。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包括特写、短篇小说等各种体裁在内的一些具有思想性和探索性的作品，提供了一些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视角，如办公厅主任、田野
45、落霞、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蓬帆、入党、明镜台、小巷深处、贾桂香等等。“双百”方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作家们又试图表达个人的生活感受，小资产阶级个人情感也有所流露，因而政治风向已有“变”的迹象。1957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到了夏天上述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批判，所谓“创作上的逆流”就是对这些作品的定性。随后人民文学也发表了一些优秀作品，如宗璞的红豆(1957年第11期)、茹志鹃的百合花(1958年第6期)等，但数量已大为减少，且有些还是风向变化以前所写所编而受印刷时间的影响被推迟面世的稿件。 从1957年12月至1966年5月，张天翼一直任人民文学主编，是任职最
46、长的主编。这段较长时期的人民文学对政治更多的是配合和响应，从“反右”到“大跃进”，它一直为政治运动做着文艺上的宣传工作。“伴随着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而出现的群众创作热潮，为我们的文艺事业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文艺为少数人所占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大劳动人民占有和享受文学艺术的时代来到了!”“推动群众性文学创作活动的发展，刊载和推荐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优秀作品，是本刊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在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号召之下，出现了创作成山、诗歌成海的景象，中国真是遍地神话遍地诗。”从这些“编者的话”不难看出，人民文学的发展方向已经朝着政治运动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尽管仍有好的作品问世，但与反右前的
47、人民文学相比，数量减少，对文学的探索力度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工具”作用凸显。 2功能充分发挥，催生文学经典 作为全国文联下属全国文协(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负有引导全国文学创作的功能，这种功能包含了另一重意思，它还要为文艺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化服务。 从其引导功能来看，在第1卷第3期就发表了一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启事”，向全国作家征询1950年的“创作计划”，内容包括“创作形式?字数?完成时间?何处发表和出版?有何困难?”从第1卷第6期起，人民文学分期刊登了“1950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结果，方纪、田间、吕剑、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阳、袁水拍、孙犁、马烽、康濯、张庚、贺敬之、杨朔、碧野、赵寻、刘白羽、萧殷、萧也牧、关露、卞之琳、老舍、徐迟、(冯)雪峰、靳以、巴金、柯灵、魏金枝、唐?|等很多作家的创作计划都被罗列出来作为人民文学在以后的资源储备库，同时也是预先告知读者本刊即将发表的文章。在第4卷第1期又发布了“1951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通过这种渠道，它可以随时掌握全国文学创作的大概进展状况，为接下来的文学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除了对全国作家创作状况进行规划和督促外，它肩负的另一个重大职能表现在参与文学政策、文学方针的制定并实施，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为当代文学塑造文学经典。也许有人会认为17年时期的人民文学在政治力量的包围中，一直没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