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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史学”研究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方法，又称“反设事实”，即“虚构或思维实验，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仅近代史研究就先后发表了评假如史学（房德邻，2005年第3期）、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王也扬，2006年第1期）和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实际上，运用“假设”方法于历史研究之中，并不是新近才有的。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就多次提到了“假设”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说：“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
2、故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上个世纪80、90年代，也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假设方法”还被写进了相关历史学理论著作。 有感于李泽厚的思想史的意义一文中关于“假设史学”意义的论述，房德邻发表了题为评“假如史学”的文章，运用逻辑学的相关知识，针对李泽厚当年提出的一个假设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阐述了他关于“假设”史学的观点。作者从李泽厚提出的“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
3、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一命题谈起，认为“史学界将近10年的假设历史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在讨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命题有没有历史根据。”而作者认为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假设本身就已经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未曾发生过，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它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了。在作者看来，李泽厚关于“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证明方法，“恰恰违反了逻辑学家所设的一条禁规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反事实条件句的成立”。假设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只能用已知事实（或定理）来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假如史学，而只有实证史学”。
4、 从多元的、非线性史观出发，王也扬认为，历史研究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历史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事物没有产生其预期的事实结果，并不等于这个事物在历史上就不曾存在过，也不等于它就没有发生、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方法，正是建立在客观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之上的研究方法。严肃、认真的假设，也才具有研究价值，它是“史学的一种可能性认定”。作者认为，所谓“严肃、认真的假设”，其判断的标准是看这个假设是否“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根据与历史可能性之上”，
5、而非“不着边际的凭空瞎想”。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与逻辑学等其他学科假设命题的前件，史学的假设“应该有所不同”，前者的确无所谓“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之类的讲究。因此，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假如”史学“并没有什么毛病”。 针对房德邻和王也扬关于“假设”史学的讨论，朱宗震认为：在承认史学研究中，可以运用假设作为一种参考系统，来思考和理解历史运动的轨迹和规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如果假设是为了探索造成历史运动结果的复杂原因，那么，假设就是有价值的；而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的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由此，他呼吁：“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而应该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如何尽量客观地
6、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才是史学工作者所应该做的。 从上述关于“假设”史学的不同看法可以看出，房德邻和王也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源自于学科背景的不同。房德邻从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认为假设命题却可以用“假如就会”的方式来表达。“假如”和“就会”分别称为“前件”和“后件”。作为一个复合命题“假设”能否成立，就要看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明确条件或蕴涵条件），满足了就成立，不满足就不成立。 20世纪80、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登陆中国以后，其影响逐渐扩散开来。后现代所主张的“去中心”、“多元化”、“碎片化”、“边缘化”等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
7、澜。“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坚持历史发展总体趋势一元性的前提下，王也扬强调客观历史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他认为，与逻辑学的逻辑思辨不同，“假设”是历史学中一个具体研究方法，更为看重的是可操作性。因此，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只要不是“不着边际的凭空瞎想”、具有研究价值即可。 围绕房德邻和王也扬关于“假如”史学的讨论，还有许多学者也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如叶险明认为，“假设”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少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1）在确认原始历史资料所反映的真实历史状况的时候；（2）在无确凿原始历史资料和确凿原始历史资料不足的时候；（3）在
8、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的时候；（4）研究者在整理和调整自己的逻辑思路的时候；（5）为了正确、全面把握某一重要历史过程和重大历史事件而设计和选择正确的理论范式的时候。在前两种情况下的假设可称之为“实证假设”，在后三种情况下的假设可称之为“历史解释假设”。他认为，这两种假设类型的划分也都是相对的，且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在这里，“关键不在于在历史学中能否运用假设研究方法，而在于如何在历史学中正确地运用假设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看，在历史学中运用假设研究方法，应注意假设的关联性、可证明性、所依据学理的科学性以及所依据相关原始历史资料的准确性，包括正确地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假设，什么情况下不能假设。 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房德邻和王也扬之前，张绪山也就“假设”史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既然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假设”史学是可以成立的。具体来说，尽管任何历史事件结局的最终生成都是唯一的，但这个唯一结局在最终成为完成的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每一种在一定时间内都是一种客观存在，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变化。因此，假设每一种曾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并非臆造和虚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