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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田辰山(1946)，男，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与政治哲学。(北京 100089) 经过
2、比较长时间的思索，笔者渐渐在头脑中形成了“后现代儒学”(Confucianism in thePost-moderrl Era)的概念。笔者第一次正式提出“后现代儒学”概念，是国际儒联在2005年8月以“儒学中和思想与世界和平”为题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笔者的发言是世界文明走向分裂还是和谐?兼论后现代儒家思想的光明前途。同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儒学全球论坛暨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笔者又发言提出“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之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刊登了笔者的儒学的与时俱进一文。文中说：“儒学研究在今天要加上一个后现代的角度或视野，甚至可以有一个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3、的提法。”在北京语言大学2006年11月29-30日召开的“儒学与后现代”会议上，笔者与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联合提交了论文论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系统分析了儒学与后现代思潮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一、“后现代儒学”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区别 笔者注意到，与“后现代儒学”类似、讲后现代与儒学形态的其他概念其实有不少。这里，笔者先简单辨析一下“后现代儒学”与其他类似概念的差别，然后再谈谈“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问题。“后现代儒学”是在全球化世界各文化必然频繁接触相互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儒学为适应现实可能所具有的一个形态。儒学态度如果是积极的，这便是一个怎样与时俱进的问题。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关后现代与儒学形态
4、相联系的说法包括“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后现代新儒学”、“后新儒学”、“儒学的类后现代主义”、“后儒学”、“新新儒学”等。对这些说法的细致辨析无法在这里一一展开，但以“后儒学”的概念为例，应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派生于西方学术的术语法。英语的“post-”意义可是“after、behind、afterward”和“toward、to、near、close by”，既可指时间顺序也可指位置上的“后”。又如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特里?伊格顿(Terry Eagleton)的定义为“摈弃现代思想认为有客观知识可能性的当代思想运动”。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有对现代主义的否
5、定含义。如按照这种情况理解，“后儒学”的含义就应是在时间上紧随“儒学”且对儒学具有否定含义的思想运动。否定儒学的思想运动早在“五四”时代已经有过且其余波在今天仍然力量强大，今天的“后儒学”并不是一个好理解的概念。 其实，“后儒学”及其他有关儒学形态的说法，都是与“现代新儒学”相对而提出的。“现代新儒学”是儒学在西方思想冲击之下的反思与再阐述。其突出的特点是用西方哲学概念和话语对儒学加以考衡或重新进行阐释，甚或提出新说。它是适应历史潮流，将中国儒学加上西方的结构框架。它既沿袭了宋明新儒家的提法，也是西方学术用语的套用。英语的“新”可以是“neo-”也可是“new”，“neo-”表达的是一种“回归
6、”，而“new”表达的则是“革新”，如“new liberalism”与“neo-liberalism”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儒学的“新”既是“回归”也是“革新”，是对英语的两个表达的模糊化。 “后儒学”及其他有关儒学形态的说法与“后现代儒学”概念相比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虽对宋明新儒家的提法有沿袭，但却以西方哲学结构为尺度，以西方为主，将儒学强性塞入。对此，安乐哲教授有个生动的比喻，即将中国的脚用鞋拔子穿进西方的鞋子中去。现在应是结束这种做法的时候了。“后现代儒学”就是要摆脱这种被动地位，要穿自己的鞋子；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面对西方话语结构，自信地坚守平等地位。 在网上搜索之中，
7、笔者惊喜地发现别人也有“后现代儒学”(或“后现代儒学主义”)的说法。虽然有的是随意性提及这个词或字眼，但当中一位认真的网友严肃地提出：“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后现代儒家主义，或者后现代儒学主义。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把后现代主义和儒学这两个名词放在一起。今后我的努力方向就是在西方哲学理论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兼收道家佛家等其它学派的优点，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哲学体系。从今以后，但凡类似后现代儒家主义和后现代儒学主义的称呼都属于从偶派生，因为偶是第一个独创。偶以后的目标是完善后现代儒学主义体系。”这是迄今笔者看到的与“后现代儒学”概念最为接近的说法。笔者尤其赞成作者提出的“建立中国
8、自己的现代哲学体系”和“完善后现代儒学体系”的观点。如有幸与这位署名“冷却的火焰”的作者会面，笔者很愿意与他进一步探讨该问题。 二、“后现代儒学”的形态特点 在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后现代的状态下，“后现代儒学”作为儒学研究和儒家思想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所应具有的态势和形态特点是什么?先要明确的是，“后现代”三个字，既不是对“儒学”性质的意义限定，也不表示对“现代”有什么延续性。没有一门“现代”儒学以及与它相对的“后现代”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都不存在沿袭的学理或逻辑关系。西方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后现代这样一路
9、发展而来，“后现代”是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一个概念。“后现代儒学”表达的却是儒学研究和儒家思想要在人们称为“后现代”的今天的特殊世界历史环境下，加上一个“后现代”的角度或视野。“后现代”与儒学放到一起，对于后者是个横向空间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儒学研究和儒家思想在当前这个后现代时期，走出去，成为一种世界价值，在空间上不局限于中国和亚洲的地缘局限。这也是历史对今天儒学发展的要求。 这样，“后现代儒学”的态势和形态特点就包括：(1)不是跟随西方思潮，以西方话语为主、套用西方概念来 考衡自己，而是用中国话语来阐述自己；(2)必须有中西方文明的空前宏阔视野，知己知彼，有对中西方结构
10、性进行比较和独立自主、平等自信地与西方各种思想对话的能力；(3)关注点不应再局限于古老的论争，而是以传统的进取精神参加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4)在经历了近现代历史性语言变革的基础上，利用现有语言体系及其发展，满足对儒家思想的博大与精深进行阐释的需要；(5)是与时俱进，又不是反传统；不是复古，又是固本守源、延续发展和新的升华超越；(6)以世界为舞台，把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献给国际社会，以对待世界文明的“中和”态度，以主张世界文明的和谐融通，达到促进互系、互存的良好状态的目的。 三、“后现代儒学”的体系 要表现这些形态特点的先决条件，是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刚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的朋
11、友质疑说：“儒学有西方思想那样严密的体系吗?任何刻意附上的体系都是靠不住的。”其实，所谓“构建”，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要在精细梳理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整个思想传统过程中发掘和阐述出它的结构体系。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是一个过程也是形态。“后现代儒学体系”就是“儒学”的原本体系，它的“建构”是“后现代儒学”的任务，而它的建构过程就是“后现代儒学”，建构出来的体系也是“后现代儒学”的体系。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笔者以为儒家思想体系是确切存在的。其实过去已有人进行过建立儒家思想体系的尝试，梁漱溟就是突出的一个。“思想体系”或“哲学体系”其实是很熟悉的提法，把儒学定义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也似乎成为
12、一种常见的说法。其他的还有“思想体系”、“仁孝思想体系”、“管理思想体系”、“形而上系统”、“价值观体系”、“修身思想体系”等。可问题是，一方面体系说法这么多，另一方面这些体系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严格学理逻辑又没有被合理发掘和阐述。到底是什么体系?它们是否是西方学术那种体系?是欠缺探讨的。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无体系。似乎“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儒学或哲学越是显得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论语，虽然含义隽永，但是每章只有廖廖数语，上下章难以看出明显的联系，其它的如老子、庄子等也是如此”。 但是，至今没有“建构”出来并不等于儒家思想严格的学理逻辑体系不存在。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中国与西方具有的不是
13、一种逻辑。“逻辑”一词是近代翻译英文获得的概念。英文“logic”原意是万物有一定秩序。秩序是理性、外部强加的，是主宰一切的超绝非自然力量(如上帝)设定的，是单线单向决定的关系。而古汉语原本也没有“逻辑”，是纯为翻译目的而创造的词汇。“逻辑”作为中文词汇是“规律性”或“某种理论、观点或说法”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道理或道理关系的意思。逻辑推理则是道理关系的追寻。应该说，逻辑来到汉语中，意思上与原来英语相去已远。“logic”是抽象、概念上、单线单向的；“逻辑”是类比性、实在性、整体性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中西方比较语境下，儒学的“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观念之间的逻辑。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假设了
14、上帝存在、人性邪恶不可改变和人与人之间处于战争的“自然状态”，进入了非“契约”不能解决矛盾的逻辑。一方面人是邪恶、自私的，另一方面，人有上帝给的“自由、权利”的神圣性，二者必然在契约逻辑中才能获得圆满解决：使个人既自私又自由。自私又往往与安全、财富、权利、幸福联系在一起，自由是对自私的放纵，放纵是上帝给的权利。契约有两个基本逻辑，一个是政府对自私进行保护，另一个是私人借政府名义伤害其他的自私(即自私的私人资本活动利益)。这就是所说的“民主”。 而中国政治逻辑要解决的是：既然人人企盼社会和谐，乐于在具体人际关系范畴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和谐社会，那么如何让最有能力实现人群和社会和谐的人(即“欲齐其家者
15、”)管理社会事务?大学阐述的逻辑是：“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用现代语言来解读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是“一多不分”天下观、是以“道”为核心的通变互系思维，所以：(1)要彰显“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价值观，这是一套人生、社会、世界、政治主张和思想的体系，必须要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2)好政治致力于的好社会，是以“均平”思想治理，追求实现合理、平衡、公正、公平、秩序、和谐，也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大同”。(3)要创
16、造这样的社会，必须要让最通晓天下事物和最有能力使人群与社会实现和谐的人来管理众人之事。这个人一定是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能将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慈爱子女的道德扩展为对待国家领导人、上级和平民百姓的道德。(4)要以家庭仁爱、谦让兴起国家之仁爱和谦让风气。有道之君子首先要求自己，之后要求别人；首先克服自身缺点，而后帮助别人改恶从善。(5)要想将自己家庭管理好的人，必须先努力提高自身品德修养。(6)要提高自己品德修养，必须端正自己内心思想。(7)要端正内心思想，必须意念诚实。(8)要意念诚实，必须树立正确的认识。(9)树立正确认识，必须研究事理。(10)只有推究事理，才能树立明确认识。(11)只有明
17、确了认识，才能意志忠诚。(12)只有意志忠诚，才能内心思想端正。(13)内心思想端正，才能提高品德修养。(14)只有提高品德修养，才能训练良好家风。(15)能训练好自己的家风，才有兴盛国家精神之道。(16)国家精神兴盛，才能创建社会的太平和谐状态。 这是一套严谨的中国道理的实在性、整体性思想逻辑关系，是一套西方语言逻辑所无法表达的体系，是一套有别于西方而事实上同样具有严格学理逻辑的体系。从这个比较可以想到，这个体系之所以过去未能合理“建构”出来，一是缺少历史机遇，二是大凡追溯儒学思想体系的努力都是在缺少世界文明和后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更宏阔的视野中进行的。也就是说，要想“建构”儒学体系，必须有
18、外乎于它的参照物，从西方是什么思想体系，才能看到儒学或中国传统哲学是什么体系。而要做到这种地步，全球化、后现代的现实环境势必不可少。 这时，再看“儒学”或“后现代儒学”是什么体系，就明确了。它是以“道”(或易经?系辞的“变通”)为核心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贞一贯通的中国语言、人生、社会、世界、政治、艺术、科学等人类经验所有方面构成的体系。儒学向世界发展，必然要求将这样一套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体系建构起来，并继承下去。 四、“后现代儒学体系”的历史演变 “后现代儒学体系”可以看做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现代儒学从清朝末年(或曰近代)开始，经过了 100多年，出现无数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例如魏
19、源、严复、龚自珍、洪仁轩、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郑观应以及今天很有影响的新儒家学派人物。而且严格说来，这个过程是以无数在现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的学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如李达、瞿秋白、陈唯实、艾思奇、毛泽东等)为主流的。 笔者这样归属，感到不快的人会很多。其实笔者的道理是从对西方思想的阐释来看的。现代儒学学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应说是对近现代传人的西方思想的两种相反的阐释路向。一种是用西方思想阐释中国儒家思想，另一种是用儒家思想阐释西方思想。当然，很多人都在反传统倾向上居重。然而不管从哪种路向阐释，不管属于那种情况，也不管反传统倾向多么严重，他们并未脱离同一个传统儒家思想世界观、
20、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体系。这甚至包括20世纪后期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反思的六集电视文献片河殇，以及从那时开始一直在思想文化界有重大影响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两种路向基本上都是将西方思想放到传统儒家体系框架中去解读。以堪称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严复为例，他在1898年成为进化论第一个中文译者，可就在他深为其中自由主义思想叹为观止时，他翻译的自由主义原始雏形却走了样，个人自由理念在他的知识框架中并不占有立足之地。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核心，“个人以其本身为最终目的”，在他那里没有获得通过。 将西方思想放到传统儒家体系框架中去解读，其性质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指出的，就像西方人将中国传统放到西方思想体系框架中去解
21、读，都是在对不同文化传统进行理解和翻译时，把本传统的宇宙观、思维体系强加上去。而这两个体系是存在深层结构性差异的。所以，在中国对西方思想的解读结果并非西方思想本身，而是脱去西方结构、中国化了的东西。这需要相当篇幅解释。 “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对这个问题加以发现、修正的体系。它看到了两个体系的结构性差异，而不是在两者之间进行抽象的穿凿附会。它根据各体系结构差异的明确意识，赋予两者同样的正当性，在其各自体系结构中对它们加以解读并作出判断。这有利于解决儒家体系只在传统中思索所无法产生的清晰度问题。 “后现代儒学体系”的启发受益于一支中西哲学比较学派的方法论。这个学派将西方归结为二元对立思维体系，中国则
22、是互系性思维体系。这一学派可包括理查兹(I，A，Richards)、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葛瑞汉(A，c，Graham)、威尔海尔姆(Hdlmut Wilhelm)、郝大维(David L_Hall)、安乐哲(Roger T，Ames)、唐君毅、刘殿爵、张东荪等。可以说，他们的比较研究对“后现代儒学体系”的构建起到了奠基作用。 五、“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实事求是地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中国人在现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它与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和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结构性的中国化，成为现代历史最强大的思想潮流，是不容否认的。马克思
23、主义中国化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体系结构的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儒学是融通的，是割裂不开的。 不少人都提出五四之后的反传统潮流，孔子在近现代遭到的“不仁”待遇，提出“批林批孔”，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格格不入的根据。一位现代新儒家的提法很流行，说保留儒家传统，中心在港澳台和海外，曾是传统中心的内地，现在变为边缘，理由是内地是西方思想统治，马克思主义反掉了传统。这是很表面层次的理解，从深层结构看是不足为证的。笔者多年来所做研究，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关系。笔者将中国和西方作为两个整体系统进行比较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形式其实是中国(或儒学)传统结构在现代历史条件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是这一发展
24、的集中体现。适当的表述应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装备儒学、使儒学(和中国传统)获得发展的形式，两者在体系结构上是一脉相承的。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指出毛泽东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从儒家思想汲取了大量成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户形式，更多的是对前现代儒学体系的再阐释和改造。于是，前现代儒学结构中的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一套全新的现代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弘扬。这是需要细致的厘清分析工作才能认识的。例如，以“中和”思想为例，对人与人之关系的重视，社会和谐和大同理想的追求，在其现代形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是“为人民服务”，是将“仁”视为
25、众生平等，将“礼”视为做好本分事而阐述的。有位网友说：“官，民，士平等为仁；人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造导弹，扫大街无高低贵贱，又同时敬老爱幼为礼。”。人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由于职业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新话语不仅阐述了和谐，而且阐述了和谐的根本条件。 虽然中西方两大思想传统有结构性差异，但马克思主义仍比西方其他思想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儒家传统发生对话。近现代众多西方思想学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下来，正是因为它比西方其他学派对儒家体系更有融通性，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条件更造成了融通的契机。 总之，儒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体系上的相通要大于分歧隔阂。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却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不可逾越的结构性差异，它在中国的传播是与儒家和传统中国体系相抵触的，是西方特有封闭体系对中国开放体系的强加。在这种问题面前，“后现代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可以互相打开相通之门，共同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历史作用。 传统儒学要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体系，在于它要回答后现代的问题和对世界未来作思考。这是一条不平坦的路，但也是一条必走的路，是一条在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下走向光明前途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