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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方法”输入后的中国现代史学之走向西方“科学方法”的输入，是推动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大动力，其内涵非止一般的技术手段，而实涉及整个治学理念和路向问题。故考察其对史学的影响，亦当从更为广阔的发展背景与态势着眼。方能有深切的了解。本文之作，意即在兹。 一、从胡适的两篇“科学方法”专论谈起 自20世纪初粱启超在学术界公开揭橥“新史学”之帜，中国史学便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最初史学界对“科学”理念的接纳，多偏重于新史观特别是运用进化论重新认识和诠释历史方面，而非一般的方法技术手段。这从粱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汪荣宝等人有关新史学方法的介绍、讨论及初步实践中可窥一斑。直至新文化运动
2、时期，随着人们对西方整体文化的了解逐步深入，始对其方法论层面的内涵表现出较为自觉的关怀。而胡适对“科学方法”的极力倡导和实践示范，便在这学术风气的转换中起了十分显著的引领作用。 胡适一生发表过许多有关治学方法的专论，其中对现代史学走向形成直接影响的，似以清氏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两文最可注意。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虽前后相隔近十年，但讨论的却是同主题，内容也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文始作于1919年8月，至1921年11月方最后完成。其要旨是，现代科学的发达。使“科学方法”已成为“切实验室的公用品”。所谓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互相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
3、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按照这标准，“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文中广搜证据，指出朴学所包含的文字、训诂、校勘、考订诸学，从方法上看，无不体现出“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特征，而“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朴学能取得如此令人心服的成就，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然而，这样的结论总不免给人带来一个疑问：既然三百年来的朴学精神和方法与现代西方科学一致，何以时下中国的科技却与西方形成如此大的差距?于是，胡适又在1978年11月发表的治学的
4、方法与材料中对此作了补充。他认为，治学的方法固然重要，“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绝大的不同”。必须看到，朴学与西方科学的方法虽同，使用的材料却全然不同，并指出： 顾氏(炎武)、阎氏(若璩)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最大的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巳。实物的材料无穷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本身。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
5、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 在上述专论中，胡适强调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确认了清代朴学的精神与方法和西方科学本质上完全一致。关于传统学术中含有科学因素的问题，胡适早已有所关注。还在美国研习哲学期间，他就通过比较，“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近之处”。在191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又主张从中国古代非儒学派的学说中去“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1919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故围绕着国故和科学问题展开了争论，其学生毛子水在讨论中，虽也承认清代的疏证学
6、“能够使人生成重证求是的心习。这种心习，是研究各种科学的根本”，但仍断言传统学术只“含有各种科学的零碎材料，实在没有一种学术有现代科学的形式的”。非但中国，古希腊、罗马的学者也“大都没有”科学精神。在他看来，“科学”自属现代学术的形态，“希腊学术的大部分和我们的国故，都不是从用科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所以都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并说，“不是曾经抄拾过欧化的人，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一定不能整理国故一就是整理起来，对于世界的学术界，也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可见，在他的心目中，“科学”两字定是和“欧化”连在起，也即来自现代西方的。对于这样的表述，胡适似乎感到不甚惬心，于是亲自出马，草
7、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题为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至六章(该文第七、八两章系后来写成)，对毛子水的观点作了修正。同时致函毛子水说： 还有一层意思，你不曾发挥的尽致。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钱大昕的古音之研究，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龠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都是科学方法的出产品。这还是“不自觉的”(unconscious)科学方法，巳能有这样的成绩了。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这种劝法，似乎更动听一点，你以为何如? 从信的口气看，自然不能排除其中含有争取学术界更多同情的策略意味。但无论如何，
8、这论断的提出，不但从理论上提升了朴学的“科学”含量，还在拉近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心理差距、扩大现代科学方法的感召力、吸引学术界更多人士(特别是那些原先深受传统考据学熏陶者)自觉接受现代逻辑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助作用。 第二。提示了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应注重外延拓展的新思路。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胡适再指出，朴学 方法虽合乎科学，但因一直处于被动运用现有文字材料的境地，成就终究有限。自然科学却可通过不断地向外寻求新材料，形成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其成就乃不可限量。且“西洋的学者先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然后用他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文字的材料。
9、科学方法是用惯的了，实验的习惯也养成了。所以他们的余力便可以有惊人的成绩。在音韵方面，个格林姆(Grimm)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变，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从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势看，“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如殷墟甲骨和种种考古的新发现，便可使人们对古史的认识发生很大改变，可见“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如果把这番话与胡适以往的相关论述对比一下，便可发现其重心已有所变化
10、先前的论述大多在提倡怀疑精神、科学态度和逻辑方法的运用，而非材料的选择。即使是在1923年所作而被称为“新国学研究大纲”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为新国学指示的“扩大研究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三条通道，工作范围也基本不出文献的范围。但在这里。他却开始强调跳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学术路径。据此，他对原先赞赏有加的“古史辨”也连带作了批评，认为“从梅鹜的古文尚书考异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从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到章炳麟的文始，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故终不免成为“文字的学术”和“故纸堆的火焰而已”。甚至说： 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
11、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干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思。 这种口吻，和以往宣称“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瞅功绩”的主张，几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两点，以往人们关注的多为前者特别是其提倡“科学方法”包含的思维逻辑内涵，而颇少涉及后者。但在我看来，由于后者较准确地扪及了时代学术潮流的脉搏与
12、趋势，它对于一个原先就有着深厚文献考据学传统的国家所从事的现代史学建设事业来说，尤其具有实践创新的探索意义和远见，因而也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讨论。 二、现代史学的新路向：走向田野 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现代史学建设的推进，如何使之按照科学理念展开有效的运作，一直是新史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胡适有关现代史学应借鉴自然科学成功的经验，突破传统学术藩篱而走外延拓展之路的主张，正反映了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革新动向。它的背后，不但有实践性的尝试作支撑，实际上也包含着一些新史家的理论共识。这一点，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人“整理国故”的经历中尤可得到印证。 北京大学国学门为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坚，其初确
13、定的工作性质和目标，以马叙伦草拟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1920年)和胡适所作(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1月)最具代表性。这两个文件，虽然在说理的透彻度和工作步骤、范围的论述上有精粗之别，但所规定的目标和方法则基本一致，即都落在用“科学方法”系统整理各类传世的文字材料之上。如整理国学计划提出，“整理吾国固有之学术，宜分两步办法”：是整理学术，二是整理学术之资料，具体又分为征书、编书、辑书、校书、刊书、搜求古器物等六项。其“搜求古器物”下虽有“购地掘取”之说，但又谓“近年以来，以吉器物为贸易者，率访购埋藏古器物之地而掘取之。盖出价较廉，而得物可较多，似未尝不可仿者也”。可见此时眼光犹
14、不脱传统金石学的范围。而(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倡导的“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观其所举研究对象，重点亦在传世文献方面。只是从其后来的操作看，实际重心却转到了搜集和拓展国学新材料，特别是通过各地会员或实地调查，广泛征集民歌、方言、风俗资料和古器物，以及新发现史料(如明清档案)的整理等新的学术领域。这一工作重心的变化，正是国学门同人在现代学术建设的实践中，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日趋加深的结果。 国学门在1922年创立之初，仅设歌谣研究和明清史料整理两会；次年5月后，复增设古迹古物、风俗和方言三个调查会。五会之中，除明清史料整理外，其余各会的工作都与田野调查有着极大的关系。按国学门主任沈兼士
15、后来的说法，其宗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习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辟一新途径”。顾颉刚在倡导民俗学时也指出：“从前的学问的领土何等窄狭，它的物件只限于书本，书本又只以经书为主体，经书又只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现在可不然了，学问物件变为全世界的事物了。”方言调查会制定的七项工作计划中，就包括了中国境内方言的种类、分界与互相关系，民族迁移的历史，以及云、贵、粤等地少数民族语言等三项大规模的田野考察活动。而古迹古物调查会提出“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
16、、遗物，以及人类间接所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排泄物”等，亦明显表露出了以现代考古学为目标的建设意向。 国学门开启的这学术新路，首先在厦门大学国学院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得到了延续和发扬。这两家机构都是以原国学门成员为中坚建立起来的。厦门大学国学院建院伊始，就确定以“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为工作方针，由顾颉刚起草的缘起且明确表示：“我们知道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该院维持的时间虽不长，却在开办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就三次组织研究人员张星娘、陈万里、艾锷风(Gusteve Ecko，德国人，后加入美国
17、籍)、顾颉刚、王肇鼎等赴泉州开展古迹与民俗调查，对当地府学(文庙)及佛、回、基督诸教寺庙和古代海上中外交通的遗迹，以及地方风俗、歌谣和民间神祀等情形作了考察采访，可见对此项工作的重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整个运作，则差不多与国学门如出辙，不仅仿其组织体制设立了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还极力倡导“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 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先后派容肇祖、商承祚、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ff，1887?1939，俄国人)夫妇、杨成志等到韶关、云南、四川、海南岛等地从事民俗学和人类学调查。风气所及，连该
18、校生物学教授辛树帜等在广西中部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也参与到了搜访当地民歌和民俗的工作中。 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此种精神更被确立为国家最高史学研究机构的基本宗旨。由傅斯年起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即称：该所的工作目标是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有二：(一)“因行动扩充材料”。从学术史看，“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故“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
19、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据此，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创办之初，便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理念，并制定了赴安阳、易州、洛阳、西安、敦煌、吐鲁番等地逐步开展考古发掘或调查，同时在广东和南方一些省份，乃至南洋带从事语言学和人类学资料田野采集等计划。(二)“因时代扩张工具”，也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以推进研究的深度和精确性。如语言学研究之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和语音实验的手段，古史研究之利用天文学和地质气象学知识等。因为实际上，“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
20、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 如果把这些论述与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比较一下，便可发现两者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难怪胡适本人也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据他回忆，他和傅斯年在文章发表前并未相互通气，“事后大家看见了，都很感觉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都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细审胡、傅两人之意，都在要求历史学和语言学借鉴自然科学面向自然万物的研究路径，跨出书斋，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寻求资料和拓展研究空间。这样的认识，较之新文化运动时期一般多从治学态度和逻辑方法角度笼统理解“科
21、学方法”的含义，显然理论上要更深入，实践上也更趋具体化。应当指出，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不到十年，便得以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无疑与这学术取向的成功有着极大关系；而在其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中，无疑也以殷墟考古发掘和研究，及其所开展的两广、江西、两湖、云南、四川、安徽南部、陕西中部等地方言调查，和东北、西南等地少数民族文化调查等最为耀人耳目。 放眼史坛，大抵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这路径已成新史界之共识。其时，凡在物力人力上稍具条件的现代学术机构或团体，无不思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如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于1929年11月成立后，实际工作主要围绕着北平志编纂和考古发掘两方面展开。其中，考古的田野工怍方向自不
22、待说。即使是北平志的编纂，在搜集传世文献和档案报刊资料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走向社会，通过实地考察、调查、摄影、测绘和拓印等方式，广泛征集新史料，仅以抗战前夕的工作成绩计，已调查北平内外城及西郊庙宇九百十处，照相两千余张，测绘平面图七百余幅，拓碑一千三百余品，访问笔录八百余份，并编纂了庙宇、金石、风俗、戏剧等志稿。其余如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研究所与美国佛利尔艺术博物馆及山西省图书馆合作发掘陕西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1932年燕凉大学国学研究所派罗香林与北平协和医院教授史蒂芬对闽粤地区畲民、蛋民、黎人、瑶族、客家等作人类学与民族学之考察，以及吴越史地学会发起的对杭州古荡、良渚和上海金山卫等地古文化遗
23、址的发掘等，要皆反映了这学术发展态势。有的高校，如燕京大学历史系在1936年还专门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组织学生考察各类古迹遗存，如明清故宫、圆明园、清史馆、内阁大库、皇史?k、古墓葬等，以加强他们在这方面的专业实践训练。 这趋势，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也未止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被迫内迁至大西南期间，其语言组的李方桂、马学良等人依然深入云贵少数民族地区，坚持开展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倮倮(彝)语及泰国泰语的调查研究；民族学组的凌纯声、芮逸夫等则对四川理番县(今理县)羌族、丹巴和金川嘉戎族、叙永雅雀苗，以及兴文和珙县悬棺葬作了田野调查；考古组吴金鼎、王介忱、曾昭爝、
24、高去寻、夏鼐等人的足迹更是遍及云南、四川和西北甘肃等地。战乱播迁之中，中山大学自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建立起来的传统亦始终未绝，文科研究所的江应梁等先后考察了云南腾龙沿边地区、江、昆明、武定、四川大凉山等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制度，取得了显著成就。学校在1940年从云南激江迁回广东坪石时，还不忘组织暑假学术考察团，沿途调查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各地文史、教育、农业情况。即使是一些暂不具备条件的学术机构，也一直在寻找切入此项工作的契机。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因抗日战争迁至成都后，于1939年聘顾颉刚为主任，试图利用自身相对稳定的经费，拓展研究事业。当顾颉刚建议其与北平研究院合作调查滇西彝人、焚人、麽些
25、等少数民族时，立即得到了校长刘书铭的支持，并计划酌拨经费，请顾颉刚“与李书华(北平研究院)院长磋商进行为荷”。而福建省研究院士会学部历史组在1942年建立之初，也将“举办福建少数民族调查”列入了发展规划。 诚然，由于田野考察需要较大的投入，在当时学术经费普遍拮据的情况下，其拓展规模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尽管如此，上述实践对于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型，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其一，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传统史学的研究，大多不出从文献到过的路径，且其眼界尤集中在朝政、军事、达官名流等社会上层，以致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历史认识水准。现代史学在更新史料观念、大力扩展新史料方面的运作，则从根本上
26、为改变这一状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至其实践，大致不出二途：一是载文字材料方面，摆脱正统史料观的束缚，“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侠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特别是注意运用过去长期不被旧史家重视的史部以外群籍。如文学、艺术、宗教，乃至古代神话传说等各种记载，从中爬梳出某些历史真相。二是通过田野调查或考古，广泛采访各类流散社会的非文字口述资料、传说、历史遗迹与实物、民间歌谣和风俗，以 及弃置不用的档册、账本、契约、日记、书信、票据等。史家置身其中，宛如自然科学家面对广漠的自然界样，辽阔无垠的社会同样为其提供了取之不取不竭
27、的资料源泉。由于这项工作的着眼点是更具原生态、并处于不断自生自灭中的史料，因而更具“原创性”的史料发现、拓展、抢救保存，乃至增量作用。而其中有关下层社会史料的征集，尤具新的时代意义。正如顾颉刚在倡导民俗学调查时所说的：中国传统典籍反映的是“圣贤文化”，一般民众的生活文化材料，向来极为缺乏。现代史学研究“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便只有到民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和调查征集资料，才能“揭发全民众的历史”。由此可见，它在拓展人们历史认识空间方面的意义决不可低估。 其二，直接推动了历史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多学科交叉发展趋势自20世纪初便
28、受到一些进步学者的关注。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即指出，地理、人类、语言、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法律诸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天文、化学、生理等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人民国后，这方面的理论讨论就更多，但因受制于当时国内各种现代科学尚不发达，以及大部分历史学者知识结构尚难以应对这一需求的现状，在实践上一直显得步履蹒跚。唯有田野考察事业的发展，才为历史学和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等现代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广阔而且必须面对的战场。实际上，它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在多学
29、科交叉融合方面最为成功的一个领域。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或团体在这方面的出色运作，让人们真正领略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现实性、急迫性，及其巨大的学术创新潜力。 其三，促进了诸多学术新领域、新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田野考察既使史料的范围大为扩充。则史学研究的领域亦必因之大为拓展，从而引起学科结构及其研究方法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并促使一些新的学科萌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表明了这事实。 三、从“主流”到“边缘”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各派史学相互争雄的格局中，实证史学尤其是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派无疑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30、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国内些最具影响力的高校历史系(如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史学研究机构(如中研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和文化教育基金会(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可以说无不在其势力的掌控或笼罩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治学理念与方法在该时期已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事实上，从20年代末起，其“主流”地位便开始不断遭到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唯物史观派。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漠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并说，胡适等人“整理国故”打出的
31、旗号是“实事求是”，而“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因此，要谈国故，“除了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翦伯赞更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史学作了分析批判，指出“实验主义是以陂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尽管他们也谈“因果律”，但关注的不过是个别事物外在的关系，“他们就用着这样的方法片面地、零碎地、孤立地解释历史上的现象，从而历史在他们眼前便变为断烂朝报”。与此同时，他还对胡适等人全盘否定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了异议，指责他们“毫无批判地打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以为这些如果不是伪造，便是
32、封建的残渣。实际上，在儒教的学说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值得中国的市民去继承和发展的。固然市民的文化，是以否定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产生出来，但所谓否定，不是完全的消灭，用武断的方法把孔子抛到海里去。而是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它，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而是从被否定的东西中找出肯定的东西来，即使否定的东西与肯定的东西获得辩证的统一。然而实验主义者却想以毁灭中国两三千年来封建文化中的切积极的成就，而赤手空拳地凭空建立中国的文化，这是非常可怜的愚笨”。 其次是现代新儒家的学术阵营。如梁漱溟对那种专务典章制度文物和文献考索的“国故家”便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只不过是“堆积些陈旧骨
33、董”和“死板板的烂货”，绝不能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实生命所在。熊十力的批评更为激烈，他不仅指责清代考据家“反对高深学问(指其不重视哲理的探讨)，而徒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且认为“此等风会，于今犹烈。国内各大学文学院及文科研究所本当为高深思想之发生地，而今则大都以无聊之考据为事。士之狃于俗尚而无独立创辟之智与勇，非三百年来汉学积习锢之者深欤!”熊十力所以对当时“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学”如此反感，是因在他看来，这种研究严重违背了传统学术的经世精神： 上库文科，教者、学者乃多以琐碎而无关大义之考据是务，岂不惜哉!历史之学，春秋经之支流余裔也。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
34、鉴既往以策方来，其义宏远。若专考琐碎事件，何成史学?如因一胡人传之文理欠顺，但疑此胡人为李唐之祖，又或以大禹为虫。若斯之类，巳足慨叹依他人花样，而剪裁吾之史料铺陈之，何可究吾之真。就治史者言之巳如是，余治经、治子、治集部者都无有体究义理，只喜作琐碎考证。或缘时下流行之肤杂思想，而张设若干条目，遂割裂古人书中文字，以分述之，如某观念也，某论或某说也。如此方式，列有多目，皇皇大文，公之于世，鲜不赞美。以此为学，求其有得于心，有验于身，有用于世，可成为人，吾不敢信，吾不忍言。呜呼国难深矣，民命危矣。士大夫不为实学，将复如何?吾痛心考据之流风，非有私也。 此外，20世纪30年代倡导“现代史学运动”的朱
35、谦之也指责考据派存在三大缺陷：“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其心理特性完全表见着对于眼前社会剧变之无关心，而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圈套里面，此其一；还有他们主张历史为破罐子，不认有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这样以历史事实为特殊的孤立东西，正是他们个人主义特性之充分的表现，此其二；还有考证及考古派对于史料依于贪得务多的心理，在行为上也是所以形成资产社会之御用的史家的原因。”钱穆的批评显得尤为严厉，在他看来，因“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的现代考订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 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之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
36、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这些批评，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在史学界的“霸主”地位，以致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学术思想界和史学界几乎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旧的老牌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时黯然无色。老的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当时学术思想界和史学界是否已经形成了唯物史跚“独步天下”的厨面，这里暂目不论。但这种现象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明，“科学方法”派的主流地位已在功摇。 “科学方法
37、”派的声望渐坠，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细细思量，其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缺陷实在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是以“科学化”为基本指向的，唯“科学方法”派所欲从事之“科学的历史学”，实具一种比附自然科学的倾向。胡适所谓采用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与方法，以及傅斯年之誓言“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此种特征。问题在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毕竟存在着很大差异，特别是由于其所讨论的是业已消失的过去，与后者面对的自然现象或物体比较起来，无论在研究对象的稳定性、理论解释的空间，还是成果评价的尺度方面，都黜握其“精确性”。为了使历史学摆脱这种尴尬地
38、位，傅斯年等不惜采取“壮士断腕”之法，把史学“科学化”的全部工作，从一般意义的“史学”收缩到史料学一隅，而将历史解释与史著编写等统统排除在“近代史学”的架构之外，声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中世中古的意味，目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其治史名言：“分材料出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也正是本此原则发的。至于史论和历史哲学，当然更不在“近代史学”考虑的
39、范围之内，“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在他眼里，编史、论史和阐述历史哲学，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完全受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支配，缺乏一般实验科学应具的客观是非评判依据。唯有史料学，其所研究的是现实存在的文字资料或历史遗存实物，有着与自然科学相仿而比较确定的对象和验证依据。因此，他认定，在旧日史学的范围中，能够进入近代科学殿堂占据席之地的，只有史料学。且不无自豪地声称：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基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
40、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在“科学方法”派看来，似乎经过这样一番手术，历史学便足以与其他自然科学比肩同登现代科学的殿堂了。但实际上，这种观念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共性，人为地弱化了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差异，其片面性是十分显然的。人文学术面临的是充满生命与思想活力的社会现象，其讨论对象的流动不居和多样性，决定了这类认识活动较之于自然科学别具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因此，如果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很大程度上恐怕也只能站在广义科学而不是狭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加以理解和操作。如果完全比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推进其“科学化”，在实践上往往
41、易陷于两种偏向：不是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或庸俗化，便是大大缩小其认识事物的范围和功能。且不说史料的“科学整理”能否达到重建或部分重建历史，即使研究者能抱纯客观的态度(实际上这也是很难达到的)把材料梳理清楚，结果也不能保证一定达到客观的认识境地。而从历史研究的整个程序看，自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到史实的解释、重建和史书的编写，本是个系统的过程。实现史料学的科学化，固然有助于推进整个史学的现代化建设，但却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科学”的全部。史事的解释、因果关系分析及史实重建，同样需要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使研究结果尽可能趋于合理或接近历史真相。如果按照傅斯年等人的观点。把史学的“科学性”完全锁定
42、在史料和局部史实考证的微观层面上，那就无异于割裂了历史学科自身的整体结构，阻断了科学视野的合理拓展，同时也无以应对综合解释历史过程的实际需要。而这，也正是他们的研究被些学者讥为“割裂史实”和“断烂朝报”的原因所在。 这里，似乎还应连带探讨一下胡适关于朴学与近代科学方法关系的命题。胡适认定，清代朴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是相同的”，只因其研究对象或使用材料完全不同，才造成了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一结论，对于扩大科学观念在当时的传播，特别是引导和鼓舞大批具有朴学修养的学者从传统学术转而聚集于现代科学的大旗之下，固然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其准编性如何，现在看来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首先，从逻辑上看，胡适
43、在表述这一看法时，常有混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两词的习惯。但实际上，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来说，“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和思维活动所处的状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则或态度；“方法”则是指处理问题的逻辑思维方式、技术手段和具体程序。据此，说朴学倡导实事求是、注重证据等具有科学的精神，似乎不会有大的问题(尽管古今程度不等)。但精神并不等于方法，视朴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一样”尤不免使人有似是而非的感觉。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就对此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肯定朴学“并不是把这些清代学者等同于从培根到现代的西方科学。这些学者对自然之谜并不在意，他们的研究始终是在以社会和伦理世界为基础的儒学教义之内的。J.R
44、.列文森评论说：这些清代早期思想家的经验主义态度，是与唯心主义的科学标准相合谐的，既不是科学本身，又不必然会产生科学。”不仅如此，胡适的上述说法还存在本末倒置的嫌疑，似乎中西学术的方法原本致，造成其日后发展方向和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材料不同而非方法差异。其实，方法绝非凭空而生，它首先是人类定实践活动的产物，胡适自己也说过，“科学方法不是专讲方法论的哲学家所发明的，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所发明的，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de)、培根(Bacon)、弥尔(Mill)一般人提倡出来的，是格利赖(Galileo)、牛顿(Newton)、勃里斯来(Priesdey)般人实地试行出来的”。不同的研究对象或材
45、料，必 然会造成方法上的差异。清代朴学既与近代实验科学在研究内容和技术背景上存在很大差异，何以方法则“相同”?对此，胡适并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诚然，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可以从不同的工作和方法中抽象出某些科学研究共有的思维“规则”，如归纳与演绎等。但如仅凭此即可认定清代朴学的方法已达到了与现代科学“样的”水准，那么，传统学术中归纳和演绎方式的运用作为种“自在”状态(胡适承认清代朴学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同样处于“不自觉”，亦即自在的状态)，恐怕在更早的年代就已存在，又何待乎清代朴学方称“科学”?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朴学与现代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的差异也不容忽视。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考据方法的形
46、成，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实践作依据，如从古代办理刑讼中得到启示和思维方式的训练等，“试看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佐证、勘验、推勘、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指示考证学与刑名讼狱的历史关系。所以我相信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既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但主要是在文献也即“故纸”研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献的惊人丰富和流播之广，为学者足不出户便可坐拥书城而从事研究提供了条件。在这种学术生态下，其方法论走向，往往表现为一种指向比较单一的层叠式增高趋势。其文献处理所包含的逻辑方法(朴学所长也在此)，虽然积淀深厚，形态稳定，但也易趋于自足，有不少目，长期处于经验和直观
47、的粗放状态。现代科学面对的则是范围无限广阔、材料无限丰富的自然界，人类对这领域的探索，是通过不断接触新事物，不断更新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逼迫其在学术视野不断扩充的同时，必须注重方法的创新，才能应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其方法的多样性和不断创新的速率是传统文献研究完全不可比拟的。显然，朴学与现代科学虽同具科学的精神。但在方法的产生、运作对象和过程，以及发展的方向上，无疑都有着相当的差异。对此，尽管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也有所触及，结论却仍是“他们的方法是相同的”。这就不能不在实际上起了模糊了两者界限的作用。 自胡适此论一出，数十年间，“朴学方法即现代科学方法”的说法一
48、直喧腾于学术界，许多人不加细辨，沿袭以为常，甚至仍奉乾嘉朴学方法为治学的准则，乐于从故纸堆里讨生活。对此，连胡适本人也感到不安，曾表示：“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故纸堆里，还没有什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这里所说的“一班少年人”，应当就是当年拜胡适发起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运动之赐，才“向故纸堆去乱钻”的，所以胡适会有“跟着我们”云云的说法。 综上可见，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既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开启了“走向田野”的外延性拓展道路。同时又因理论上留下的破绽和误解，过分简化了历史学研究的丰富内涵，削弱了学术界对传统方法的自觉改造和更新意识，以致在中国现代史学界，那种外号“科学方法”而内则乾嘉朴学的状态依然比比皆是，甚至连胡适本人的治学也不免给人以“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之印象。这些，都不能不从内部种下了“科学方法”派盛极而衰的因子。 责任编辑常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