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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人”效用内涵演化追溯、批判与反批判思考“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经济学大厦建立的基石，埃奇渥斯曾形象地把“经济人”比作四轮马车的驾驭者，而经济学则是由马车和驾驭者组成。但“经济人”在诸多层面也受到不断的质疑和批判，“效用”内涵、来源同样难以幸免。 一、“经济人”假设效用内涵演化的历史进程追溯 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有两个源头，一方面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斯密的经济学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并没有排斥道德伦理因素，其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交替修改，互相印证，所谓的斯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伪问题，是后人对于斯密思想的误读和以讹传讹
2、。斯密之前和同时代关于人的本性的讨论推动他建立“经济人”的原始模型，并成为他及后来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哈奇森和休谟的伦理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国富论产生的直接思想渊源。“经济人”的内核是自利，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用最大化并不是固有提法和自始之终的存在，一开始，对于人的本性的讨论一般来说都认为人是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最大化。约翰?洛克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只关心自己的而且是眼前的利益，人的利己、趋乐避苦的本性决定了人们都追求对己有利的事，人的理性决定人是以最大的快乐为目标，并且是长远与动态的快乐而不是暂时和眼前的快乐。休谟认为，个人利益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的奥秘在于“劳动的诱因”，这种
3、诱因包括享乐、行动与快乐欲望，凡此皆可视为人类大部分爱好和追求的基础。如果把人永不知足的这类欲望引向交换经济领域，就会使人们“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把眼看自己的财产与日俱增当作人生最大的乐趣”。在斯密那里，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她还需要汲取母亲的“乳汁”，人性论在经济学中的塑造“经济人”，成为她成长的基础。 功利主义把效用或福利定义为幸福或痛苦这样的心理状态。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不变的本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道德上的善与恶以行为是增加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为判断标准，“是非标准
4、”也由其定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人的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把这个趋乐避苦的人性假设应用到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学。在约翰?穆勒那里，“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严格抽象的概念，他也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对于经济人，穆勒的“高明”之处在于，第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的，承认财富并不是人纯粹和唯一的动机，“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
5、的目的。仅仅对这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经济学要研究和解释的正是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只研究人类活动中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第二，他明确应从功能方法论角度而不是实体描述性角度来理解经济人假设，“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的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要前进而必然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作就像真的是人的活动的惟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的假说里面，这种假说是最接受真理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边沁从实体描述性角度来理解经济人假设。 “边际革命”
6、者开始从主观心理动机和需求来分析说明价值（价格）、分工等经济现象和经济生活，他们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追求快乐最大化或等价的痛苦最小化，但快乐的获得来自于财富的获得或消费的满足。这在以后几乎成为“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中效用来源的圭臬和范式。 在马歇尔那里，经济学与伦理学表现了强烈的分裂倾向与“痛苦挣扎”，所以，关于效用的来源、内涵在他那里也表现得尤为混乱。马歇尔的经济人也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他的正常的动机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经济动机不全
7、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经济活动在内”。“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经济人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除了直接可用货币衡量的物质利益外也包括精神满足的追求，还包括精神需要的满足，通过竞争战胜对手以证明自身价值，通过广施善举，为医院、教堂捐款等“得到周围人的赞美”。但为什么必须将自利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呢？“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
8、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做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经济人假设中只有自利的一面而忽略人性的其他方面，这纯粹是为了把复杂抽象为简单，以便经济学的简化研究。“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决不能误读以至“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实际上经济人只具有分析工具价值，并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价值。 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效用取代了“幸福”、“快乐”，效用也被等同于经济
9、利益和物质财富，被物质化和狭窄化了。“当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将新的理论建筑在效用分析的基础上时，贸然去除了效用概念的心理学因素，将效用概论物质化了”。陈惠雄教授指出，经济学家是“在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基础上理解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的”。这具体表现在，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局限在消费商品或服务，厂商局限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协调。在宏观上，经济增长率、增长率成为衡量经济运行、政府功绩的良好指标而备受推崇。 二、“效用”内涵物质化批判与解决思路思考 效用内涵走上狭窄化、物质化的不归路，人成了一台追求财富的机器，财富的获得似乎成为终极的目标，这
10、早就被新历史学派所批判。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即自私的“经济人”假设是不正确的，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而复杂的，即使在经济世界中，个人利益也决非惟一动机，还有诸如虚荣心、荣誉感、责任心等，只承认私利动机的作用，势必导致错误。在方法论上，责难古典经济学滥用抽象演绎法，强调用有机、系统的观点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经济学研究应把经济、法律、伦理及心理诸现象作为整体。同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常被拿来作为批判的理论依据。人本主义经济学家们同样严厉批判主流经济学严重的物质化倾向，认为这使人们为了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等对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方面，从而使人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
11、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经济学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关注，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已经出现严重的贫困化现象”11。针对批判与指责，经济学家们并非无动于衷，进行了多途径的辩护。 首先，建立广义效用函数，把道德、情感等引入效用函数的变量系统，重新回到边沁功利主义那里的快乐。新制度经济学以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为分析前提，承认个人的目标函数是效用最大化，但拓宽了效用的内涵，把诸如利他主义、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非财富的社会、伦理目标也纳入到效用函数，尤其重视利他主义等非功利动机在制度变迁过
12、程中的作用。诺思就认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财富最大化的行为，也是利他和自我，他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的选择。”12叶航教授主张建立可加性的广义效用函数，把利他、道德等纳入到经济人的范式下，从经济学效率的角度来解释道德与宗教的产生13。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以研究快乐为中心，边沁就把快乐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然而，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快乐”被代之以效用的概念，“理性”驱逐了“感性”，卡尼曼在回到边沁中提出了让经济学的基础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快乐）的主张。 经济学为了实证，为了表现出类似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数学的便利
13、性，用效用来近似替代快乐这种作为“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的不可测的最终效果。在效用论上，由基数效用论走向序数效用论，建立显示偏好理论来反击对序数效用论所包含的效用测量问题的诘难。的确，如果“经济人”效用最大化指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从实体描述角度看，与现实存在背离。即便是市场行为，人们显然并不只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利他行为、道德行为等着实存在。相反，如果把效用内涵扩大化，从广义上去界定效用，一些表面上“非理性”行为也获得了“理性”的解释。凡勃伦所指出的“摆阔消费”和“金钱竞赛”虽然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不理性的，但个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种消费可以带来满足虚荣心的效用。在最后通谍博弈实验里，响应者
14、拒绝得到极少的份额作为对对方的惩罚，他以小的代价使对方丧失更多，他付出极少却达以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从物质利益最大化来看，拒绝是不理性的，但个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效用的同时也关注公平所带来的效用，是广义效用的最大化，追求广义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依然是理性的。人在信息不对称，信息的获取需支付成本的情况下根据有限信息进行决策而不去追求掌握全部信息后再去进行决策也是理性的，追求的是预期效用的最大化。根据有限的条件去判断和决策，可视为一种理性的无知。 建立广义效用函数潜意识中受了库恩范式的影响，竭力把反常的现实拉入到业已存在的主流经济学“经济人”范式中，并且是从实体描述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如果我们承
15、认了广义效用函数，在经济人理性的假设下，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解释力将“所向披靡”，经济学帝国主义便可以高枕无忧地“攻城掠地”。既便我们观察到了不是“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谁又知道当事人不是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了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自虐，我们也不可武断地说此种行为不是效用最大化的非理性行为，谁又能说他不是从自虐中得到了快乐和“效用”呢？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安知鱼之不乐？效用被广义化后，客观行为将难以成为批判效用最大化悖论的证据，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轻松的辩护。似乎，经济人范式得以维护。但是，如果扩展到广义的效用函数，遇到不可解释的现象也只好“归罪”于信息充分对称、交易费用为零
16、等假设，这种理论本身也就成了永远不可能被证伪的“真理”，而“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14。当理论具有无穷的说服力的时候，也是我们要保持警觉的时候。什么都能解释时，同时也就什么也都不能解释。这里存在的严重问题是，除非我们给个人的效用函数施加某些约束，否则这种广义的自利模式就会陷入一种毫无意义的同一反复：它赋子我们解释每种行为的能力，但最后却什么也不能解释15。在广义的效用内涵下，张五常说：“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国内译为效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16“如果像贝克尔那样持有“野心”，把
17、它说成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那么，就是自毁基础！” 所以，“我们的困境是：如何扩展关于自利的经济人的视野，同时又能避免什么都不能解释的侵袭，有效防止对它的滥用”17。 其次，工具主义方法论能提供有效的辩护吗？消费者不是追求狭义的效用即物质与财富的最大化，厂商也不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确定产量和价格，一种批判观点认为，如果整个理论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上，理论再精确再严密也不过只是虚构而已，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性质出于对事物变化的关心，这种关心又出自于行动的目的，因而“知识或理智的性质为有效的或实用的”18，“所有概念、学说、
18、系统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它们是工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19。“功效”就是指能否达到行动的目的。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指出，经济学家不应该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理论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这一假说应该根据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事实证据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说，只有事实证据才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理论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有用性，而理论本身是否是“科学”和真理则不重要。“对于一项假说的有效性，唯一合适的检验方式就是用经验事实与它做出的预测进行比较”20。这是说，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
19、，它的检验也是不必要的，而只要把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预测同经验事实相比较就足够了。“一种科学工具的价值是不能以其假设的现实程度来衡量的，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是否简单明了、是否有效，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的假设不应是最接近复杂现实的假设，而是那种尽可能简单明了，并且有尽可能大的解释和预见能力的假设”，这是亨利?勒帕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表述21。在工具主义方法论者那里，科学理论只有效果高低之分而没有真伪之别，甚至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性及认识的可能性，不了解只有那些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自身规律的知识才能指导人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理论的真实性是理论预测能力的基础。经济学研究需要假设，需要抽象，但需要的是
20、科学的抽象而不是漫无边际的简化。所以，对于经济人假设，包括效用内涵物质化、狭窄化并没有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证。 第三，明确“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性，承认其局限性与应用范围限制性。有论者指出，“经济人”是进行经济分析的抽象，没有更好的假设出其右，并且这也是最接近现实的一种假设。正如宾默尔所言?熏“它唯一的优点就在于?熏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22。并且，这种经济人的分析应用限于市场领域。这样，就可以为经济人假说做这样的辩护：部分交易者的不理性行为不会影响整个市场行为的理性特征。虽然个体有时会犯错误，但在整个市场上，他们所犯的错误是非系统性的，可自我抵消的。再者，从长期看，非理性的行为是不可能持
21、久的，经常犯错误的经济主体必将被淘汰出市场。概言之，只要始终有一部分交易者是理性的，即使有些人犯错误，也不会影响市场的理性特征，整个市场看起来就“好像”所有的参与者都做出了理性选择一样。国内的学者杨春学坚持这一点。他进而分析道，“经济人标准原型（自利、理性、自我约束）对纯市场行为的分析，却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对价格、竞争、交易等行为可以提供深广的洞见。即便当事人具有崇高的目的，但在市场的领域内，作为崇高目的的实现手段，当事人的行为仍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23。并且，承认经济人假说对诸如纯粹利他等现象缺乏解释力，而不是妄想像经济学帝国主义把所有的领域都纳入到经济学分析中来并从广义上来理解效用。“经济
22、人假说无需为无法解释这类现象而内疚?熏因为它的预设理论目标就不在于这类行为领域。要求经济人假设能够解释这类行为?熏无异于要求经济学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选我实在无法设想?熏经济学家提出一种能统一解释所有行为的人的模式的可能性！”24但也要补充地说，在经济学拓展研究的视域并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之时，应该明白研究视域不同需要不同的效用假定，既便是在传统的主流领域，也可以尝试不断放松假定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趋势的近似性，如果舍掉阿马蒂亚?森对于所有经济领域一视同仁地重新进行伦理学的考虑的偏颇，他的说法也是有益的。“我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
23、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25。 三、结语与思考 第一，“经济人”效用内涵的物质化现象的出现是有客观原因的。首先，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还不是很富有，追求财富与经济利益理所当然。“早期经济学家之所以只强调个人的经济利益，是与他们的具体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26只有在民众都实现了物质富足的时代，人们才会像凯恩斯所说的“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27。 但这一原则被不断地强化并成了主流经济学的效用范式，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其次，经济学科学化、工程化的趋势加强，数学得到广泛的应用，当然要排除难以量化的主观心理状态和伦理因素而偏爱于技术分析。数学是一个好仆
24、人，却绝不是一个好的主人，没有思想的支撑而只是滥用数学，将只有空壳而没有实质。 第二，经济理论假设本身不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描述，如果要与现实“一一对应”，理论本身也将不复存在。所以，以假设本身与现实的不符来否定整个理论本身是不科学的。我们常以“假设”言称“经济人”，但要明白，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凭空臆造的产物和面壁虚构的幻想，而是有它产生的现实基础，并且也的确是市场行为的最主要方面。 第三，效用内涵物质化显现和受到批判的原因在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对于“经济人”严格假设的不断放松。把经济人分析引入政治领域而形成的公共选择学派、人力资本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以加里?贝克尔为代
25、表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使原来的效用范式显得捉襟见肘，不足以以统一的范式概括。（）现实中只顾增长不顾发展的现实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上日程，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物质财富最大化成为“替罪羊”，被归咎为问题的根源所在，尤其为人本主义经济学家所批判。但是要明白，经济学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在研究消费、生产等“主流”市场行为时，我们仍要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为假设前提。我们承认，人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财富本身，人的市场行为本身也并不是除了物质财富一概无涉，但对市场行为，追求物质财富却是直接的目标，具有“终极”的意义。 注释: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
26、27-628页｡ 1125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3-15､15页｡ 休谟:政治论文,载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270-271页｡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7页｡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9页｡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12､42-43页｡
27、 薛求知､黄佩燕､鲁直､张晓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12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页｡ 13 叶航､肖文:广义效用假设,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14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1517222324 杨春学:经济人的“再生”:对
28、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16 高小勇主编经济学帝国主义第1卷,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1819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3､78页｡ 20 Milton Friedman?押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21 马传松､张世友:“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基础及现实价值:与任志军商榷,改革2005年第1期｡ 26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页｡ 27 E•F•舒马赫:小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28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29页｡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