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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已于近期出版,本文拟就有关我十九首研究的缘起、写作过程、方法论的心得体会等方面来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坦率而言,我是带着一种惶恐的心情来写作这篇反思文章的。这种惶恐的心情,来源于多个方面,一个是我个人的学术资历和学术贡献,都还不值得受到如此的关注,诸位学者的高见,鞭策我再接再厉,将十九首和诗歌史演变历程的研究引向深入;再一个方面的惶恐,来源于我对方法论研究方面的匮乏。我所研究的领域,不论是五言诗起源还是词的起源发生史,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并未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系统理论作为引导。若说是在方法论上有所体会,也是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朴素哲
2、学思想,结合长时间中国诗歌史流变写作的规律自行总结出来的,难登大雅之堂;这种惶恐,更来源于我深知,我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既受益于传统之滋养,又游离于当今之观念。但不论如何,我理应认真总结经验,抛砖引玉,将对十九首以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引入更为深入的境界。 一、古诗十九首研究的缘起 我个人有关十九首的研究,大抵从2004年秋季开始,到2009年岁末出版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告一段落,历时近六年的时间。若要我总结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一时之间,我也是无言以对。可能还要将我的学术研究过程,乃至人生历程,给予整体的、联系的、流变的看待,才能作出一个大致的勾勒。十九首的研究,首先来源于我的
3、整体学术研究计划,是我中国诗歌演变史整体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在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有感于对历代中国文学史写作横剖面资料陈列方式的不满,而计划写作一套体现一家之言的中国诗歌演变史。中国文学史,或是中国诗歌史,近一个世纪以来,版本甚多,我的这一写作计划原本也无甚新奇,但我意中所指的诗歌演变史,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演变史,而不是徒有“演变”之名,而无演变之实的作家作品介绍史。换言之,我是想要深入到每个时代,深入到每个具有转捩点、枢纽地位的诗人及文学史事件之中,从而写出不同时代之间、不同诗派之间的纵横交错的源流关系,意欲倾毕生之力写出这样的一部中国诗歌演变史,以个人
4、微小的视角来对整个中国诗歌史给予一个新的诠释。在当今学术分工日趋严密的时代,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如同苏东坡当时的“满肚皮的不合时宜”,也像是中世纪唐吉诃德的骑士理想。读研时期,因研究苏轼“议论为诗”而发生困惑,由此,产生了关于唐宋之别,乃为中国诗歌史古典与近代之别的思考,并将这些思考,作为拙编中国文学宝库各卷书中的总序,后以略论中国文学的分期为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以宋代作为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界分标志,由于当时并没有人相信这一论点,为要证明之,遂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写作了唐宋词流变宋诗流变苏东坡研究等以说明之。这一批拙作,可以视为我对早先构想的诗歌演变史写作的第一轮浅层次耕作。 进入
5、本世纪之后,在完成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的写作之后,我徘徊于两者之间:沿着以前流变的写作方式,进一步延伸来完成金元明清诗词流变的题目,从而将读研时代的一个宏愿全部完成,或是将这些写过的段落,重新加以深度耕作,超越自我,重新诠释宋之前的诗词演变史。我直觉地采纳了后者,因为诗史上很多重要的、关键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特别是五言诗、词体两大体裁的起源问题不明,源既不明,何以谈流?反观这个时期我的流变系列,应该说,虽有新见,但研究的视野尚在粗浅的范围之内,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也还在传统的窠臼之内,譬如以东汉中后期无名氏所作来诠释古诗十九首,以民间和文人两大源头的兴替来阐发词体演变史等等。2000年
6、前后,我先后两次参加香港的学术会议,一次台湾的学术会议,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完成科研项目。这些海外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后来我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的转型,特别是强化了我实证考辨方面的能力。可以说,我在2005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文风为之一变,从流变史的宏观框架转向思考与实证结合的方式,追求言必有据,论必有证,量化分析、史料分析等。如果说,研究生时代之后的十年,长时期的编书和写作鉴赏文章,打下了我将中国文学史通盘思考的宏阔视野和对作家作品分析思考的基础,90年代后期流变系列的写作,锻炼了我对诗歌史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的思考能力和解读能力的话,新世纪之后的前几年,则是我由偏重宏观
7、思考而转向宏观与微观考辨相互结合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阶段。其中走出古典一书,可以视为向新一轮深度研究和写作转型的中介地带。此后,我有相当长的时间沉潜于汉魏五言诗和唐宋词体演变这两大课题的同时研究之中,两者之间,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线,使我能将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和变异的发展线索时时加以比对,当然,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能力将这两个课题打并为一个课题加以表述,但两者最后的研究结果,竟然是不约而同地证明了胡适、梁启超以来流行的民间说的不能成立。我所看到的一部中国诗歌史、文化史,在盛唐之前,基本上都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向外、向下的辐射历史,一直到盛唐之后,随着安史之乱的外形动摇和科举制逐渐走向成熟,士大夫阶层兴起
8、,并至范仲淹时代形成一个阶层的群体觉醒,这才使士大夫文化,渐次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主体,至于民间文化、市井文化,更是自中唐才开始渐次兴起,一直到北宋柳永时代,逐渐走上了中华文化史的舞台,并在元明清之后,才渐次成为继承宫廷贵族文化、士大夫文化之后的第三种力量。因此,盛唐之前形成的五言诗、近体诗、唐五代声诗曲词体制,此三者皆为第一个文化类型宫廷文化的产物,哪里轮得到民间创造这两大文化体裁呢?这是后话,先来接着说说我在当时思考的问题。 对于前古典时期与古典时期的临界点,一开始我断在陶渊明,2003年一个似乎偶然的契机,使我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个变革点,发现它应该向前推进到建安曹魏时期。换言之,我们现在将魏
9、晋南北朝乃至唐诗,划分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是正确的;再换言之,狭义的中国古典诗歌,那种追求格律的、意象的、山水的古典诗歌美学风范,正是魏晋到隋唐时期渐次演变的结果。往前来说,魏晋南北朝隋唐诗这个时期是对先秦两汉的颠覆和革命,是对以往文学不自觉状态的飞跃和转型;往后而言,这个时期则成为被有宋以来新的诗歌创作方式所颠覆、渐行渐远而又不断返回汲取的历史。在我当下的眼光来看,那些没有主名的所谓“古诗”,主要都应该是曹操之后的作品,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传为班婕妤的怨歌行,也包括一向含混不明的所谓汉魏乐府诗歌中,具有浓郁文学色彩的那些优秀五言诗作品,例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不是两汉之作。若是我们能透
10、彻了解两汉这个时代,我们就不会相信,这些优秀作品会产生在两汉这么一个极端思想禁锢的经术时代。当然,这个论断,是缘自于许多材料的基础之上的。若是去除这些优秀的抒情五言诗之作,则两汉几乎就是一个诗歌的荒漠,如果可以宏观而言,如果可以将汉初帝王们的那些即兴的优秀之作忽略不计的话。这是一个混沌未开的时代,一个抒情五言诗鸿蒙尚未开辟的时代。说十九首等优秀的五言诗作产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实在难以圆通。 2003年的一次火车旅行成为了我研究十九首的偶然触动。在漫长的旅途中,我总会拿一本书消遣。在这次旅行中,我偶然拿到的是隋树森先生的古诗十九首集释,在火车上,我开始一首首吟诵,那种生命的呼唤,穿越千余年的时空
11、,让我的心灵震撼!隐隐的,觉得这些诗句实在是太熟悉了,它的语言风格、遣词造句、审美风范,无不处处显示着曹植,或说是曹植时代诗人的痕迹!这种直觉,当时还只能是心有所感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写,因为,直觉有时候虽然如同梁启超先生所言,如同猎犬寻找猎物一般,是非常准确的,但我却不能如同梁氏大师一般,直接将这种直觉诉诸于世人。经过一年左右的准备资料,终于在2004年秋天开始动笔写作,并于翌年春季,开始发表这一系列论文。到2009年的时候,已经发表了大约18篇论文,从而成为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主要章节。 二、古诗十九首研究和写作过程 前文我对自己十九首研究和写作的起始时间,说是自2004年计算起,
12、这是仅就集中研究与动笔而言,事实上,还应加上自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诗歌史写作中的十九首思考时期。因此,我的十九首研究和写作,应该是历时八年左右,期间经历三个阶段:1.对十九首和五言诗产生关系的困惑和思考;2.对五言诗形成史的研究和写作;3.对十九首作者的研究和写作。兹以此为序汇报: 本世纪初,在浅尝辄止地尝试向金元明清诗歌史方向发展之后(写作了一篇论辽金诗歌演变历程的论文,发表在新加坡的学报上),我决定掉头往回,重新写一遍宋代之前的诗歌演变史,这次的目标和自我要求,是要深度耕作,或说是深耕细作,特别是要写出不同时代诗人之间的联系,最好是能有细致的时间编年,以便客观展示出诗歌史流变的历程。于是
13、,我从诗三百、楚辞、两汉诗歌依次写来。写到东汉时代的时候,问题来了,我没有办法安排横亘在汉魏之际的十九首、苏李诗等一大批所谓“古诗”的时间位置。这些诗作,采用的全是建安以后直到唐诗一类的写法,有具体的场景,并且通过具体场景来寄托情感,同时,诗歌的语言已经从两汉时代的生涩解脱出来,多用双音节,音节韵律优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诗作开始关注自我的人生命运,而不像是两汉经术时代的普泛化言志。若是按照传统的时间说法,将其安排在秦嘉前后,则这些五言诗作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秦嘉之后零星出现的五言诗人,依然在汉音的窠臼之内空泛言志。于是,我再往后扫描,发现东汉中后期的五言诗演变史,不能说没有变化
14、,特别是到了灵帝的时代,已经有了漫长严冬过后的早春的消息,但距离十九首的思想解放和诗学观念大解放的时代,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然,现在这样比较清晰的表述,可能有着时间的错位,但在世纪初当我开始第二轮诗歌史写作的时候,期间遇到十九首时难以再写下去的困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汉魏这一段写不下去,我转而进行诗歌史的另一大体裁词体史的写作,于是,后来有了宋词体演变史和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两部书稿。对我来说,反正总的目标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演变史,各个阶段都要进行研究。总观这一段学术经历,虽然遇到挫折,并无战果,但却是一个不得不经历,或说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准备阶段。如果将学术研究本身比喻为指导教师的话
15、,它所给我安排的第一课,就是挫折以及由挫折带来的深度思考。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段时间,正是我由遭遇十九首瓶颈而感到痛苦和愤悱的思索期阶段。 有了将近三年的思考,对于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和以曹植为中心的作者,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但要论证起来,却感觉非常棘手。我决定先扫除外围,也就是先不理会十九首的问题,将十九首、苏李诗等暂且视为并不存在的文本,来重写汉魏之际的五言诗从起源到发生,再到成立、成熟的历程。这样放下包袱,反而思路清晰了,两汉五言诗慢慢蠕动,漫长历史时期的细微渐变过程也就清晰了。将十九首等暂且视为无,也许是一个较为客观的评断方法由于不能证明其为哪个阶段,索性将其束之高阁,到了其
16、应该出现、具备出现的历史阶段,它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地出现。换言之,学术研究应从历史文本出发,从诗歌史演变规律和实际进程出发,而不是以前辈学者或者当今权威学者的评断作为研究的始发点;将实践视为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或者是唯一标准,这是我多年学术研究的会心体验。 在进行汉魏五言诗演进历程的清理工作之前,我感到,首先需要给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确立一个客观标准,否则,学者就会以东汉就有文人五言诗作为依据,如梁启超先生所倡导的“东汉”说,仅仅是根据“安、顺、桓、灵之后,张衡、秦嘉、蔡邕、赵壹、郦炎、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1的所谓“直觉”来推断
17、出东汉说,还有学者曾列举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兮”和诗经•大雅•?“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等诗句证明五言诗早已有之2。如果不能从五言诗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给以界说,则无法断定五言诗的成立、成熟时间,更不能推断十九首产生的时间。于是,我采用古人的说法,尝试为建安以来的文人抒情五言诗确定内外标准:五言诗并非仅仅指每句五个字即为五言,五言诗乃是钟嵘诗品所总结出来的“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其中的本质特征,正是“穷情写物”四字。两汉“发生”时期的五言诗作,就其质量而言,还没有实现“穷情写物”的滋味,而是仍然停留在言志的范畴之内。成立,则意味着诗作性质由空泛“言志”向具
18、象抒情的转型。就写法来说,两汉五言诗还带有两汉特有的空泛言志的特点,五言诗本体,还没有形成如同王夫之所说“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写法,也就是说,两汉五言诗人还没有学会通过具体场景的描写来表情达意,只有到了建安时代,才开始摸索到通过一个具体的场景来抒发感情的写法,从此,中国诗歌才走向了意象、意境式的诗学道路。就其外部特征而言,先秦两汉诗作,皆以单音为主体构建诗句,而五言诗的成立,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词,并在单音与双音的混合结构中,构建了每句三个音步的基本节奏,这是五言诗成立的外在特征。换言之,两汉五言诗还未能从散文体制中完全脱胎出来,虚词使用较多,单音词较多,到了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才逐渐摆脱散文写法,
19、虚词渐次退出,由单音词为主渐次转向双音词为主的句式,五言音步初步形成。 有了这一五言诗和五字诗的客观标准之后,我开始将五言诗人诗作进行细致的编年,逐一考察三曹七子代表的建安诗人群体的五言诗写作情况,试图寻找一个汉音和魏响的界分点。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建安诗人逐一进行编年写作的考察,特别是注意每位五言诗人开始写作五言诗的时间表,经过这一轮考察,发现了许多奇异的现象: 1.发现孔融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临终之际还不会写作这种“穷情写物”的五言诗,七子之间,呈现了非常清晰的两种写法:孔融与另外六子不同,六子内部,前期与后期不同。是什么使徒有七子之名而无七子之实的孔融,还逗留在汉音阶段,而没有发生魏响的变
20、革?又是什么使王粲等人或是前期仅有浓郁汉音风格的诗作,或是前期索性并无诗作?于是,我先假定诗歌史发生质变的坐标是在建安十四年,以此为基础,来进行逐一排查,将凡是其他学者认为是建安十四年之前的五言诗作,一一进行辨析。 2.当我将曹操诗作进行一个编年研究之后,我发现曹操是魏响,或说是这种穷情写物五言诗的孤独探索者,他在公元184年写作的对酒歌,还是极端散文化、说教化、言志化的五字诗,此时他三十岁(旧历算法)。到他在建安中前期写作的三首五言诗作,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而且,其中变化、飞跃的痕迹清晰可辨。曹操所面对的汉魏诗坛,就山水诗的题材和穷情写物的写法,都是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荒漠,一切都需要曹操个人自
21、身的探索。曹操首先开创山水诗题材,同时,“一诗止于一事一时”的穷情写物的五言诗写法,也同样开始于曹操。魏武帝往往鞍马间为诗,可以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个案原因之一。鞍马间为诗,使他直接面对具体场景,而山水题材易于使他摆脱空泛言志,从而探索出五言诗写作的一条新路。这是曹操仅有的几首五言诗均移步换形、与时俱进以写作时间为序,一首一个写作手法,首首之间的水准都极为不同的原因。同时,曹操以五言诗精神写作四言诗,也就同时改造了四言诗的传统写法。 3.我再依次研究王粲、刘桢、曹丕、曹植等人的五言诗作,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这些诗人的五言诗写作,几乎毫无例外地开始出现在建安十六年。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曹植,几乎与二
22、十五岁的乃兄曹丕、五十五岁的陈琳、四十一岁的徐干,三十七岁的刘桢、三十五岁的王粲同时开始了五言诗的写作。这确实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换言之,这并非是曹植个人的天赋问题,而是曹植的个体生命,赶上了文学自觉的建安时代在曹操颁布求贤令和修建了铜雀台之后,发生了邺下文化的革命性的新文学思潮,曹植生逢其时。所以,标志建安五言诗开端的游宴诗题材和女性题材,曹植都躬逢盛事,积极参与了。一切的迹象标明,促进五言诗发生飞跃,也就是促进魏响取代汉音的历史坐标,清晰地指向了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建安十六年,而非十四年。促进这一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是我在拙作中总结的求贤令颁布、铜雀台建成清商乐兴起和六子等人随后的文
23、学侍从的专职写作等三大标志。 4.在进行了以诗人为本位的编年考察之后,我开始进入另一个视角的考察,那就是所谓题材考察。当我一旦进入以题材为视角的思考之后,两汉五言诗便即刻几乎是赤裸裸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才注意到,五言诗中的重大题材,譬如曹操开始的山水诗,曹丕等人开始的游宴诗、女性题材诗,若是去除有争议的古诗之外,两汉五言诗几乎就没有题材,因为它们几乎都是空泛的言志诗。我发现,在建安诗人诸多题材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大题材,其一是建安十六年开始兴起的游宴诗,游宴诗可以说是孕育五言诗的摇篮,在游宴诗的娱乐性写作中,诗歌的写作对象、写作目的、写作观念、写作手法、写作风格,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那就
24、是由此前的诗言志的政治教化中,从经学观念的依附中,一变而为为娱乐而写,为了审美而写,为了歌唱而写,于是,眼前的快乐,假想的悲哀,人的生死,个体的情怀,都在眼前具体的场景、景物、事情中得到了表达的凭藉。其中优秀的诗作,随后伴随着清商乐的演奏而成为乐府歌诗,凭借着音乐的翅膀而传播。其中阮?r在建安十七年的死亡,为这两个题材的先后次序,给予了有力的证据,那就是阮?r写作有游宴诗,而未能写作女性题材之作。事情很清楚,女性题材发生在阮?r死后的建安十七年,其始发点,正是由于阮?r本人的死亡,带来了曹丕等人寡妇诗、寡妇赋等的写作,引导了后来其他女性题材之作。这样再来看十九首中以青青河畔草为代表的男女之间的
25、情爱歌唱,和以今日良宴会为代表的游宴诗写作,也就有了诗歌史演变发展的依据。 5.大约写作到这里的时候,我和研究汉魏文学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一些交流,其中刘跃进先生为我提供了民国时期马雍所做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马雍先生采用语词分析、量化分析等方法,根据苏李诗中的语词使用的频度,特别是其中关于“君”和“子”的不同称谓,初步得出苏李诗大抵产生于公元240年左右的结论,这与我在此时已经得出的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在公元211-239年,是非常相近的。我与马雍先生相隔半个多世纪,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不约而同得出了十九首、苏李诗等所谓古诗,其产生时间为建安曹魏时期,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暗合。受此影响,我先后写作了从语
26、词语句角度考量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双音词转型视角下的十九首与建安五言诗等从语词语汇角度量化分析的论文,并在其他篇章的论述中,也大量采用这种语词语汇量化分析法,从而使我的论证更为具体,更多采用以材料说话的方式。 6.在对五言诗的梳理接近完成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秦嘉五言诗的真伪问题,另一个是陌上桑写作的时间和是否为民间乐府的问题。于是,我带着考辨这两个问题的目的,再次重新写作两汉文人五言诗史和汉魏之际的五言乐府诗歌史。在前者的考辨中,发现了诸多的疑点,譬如其首见于玉台新咏,由此出发,我查阅了后汉书以及这个时代相关的史料,发现在后汉书时代,还在延续着先秦两汉浓郁的经典意识,
27、也就是“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认识。散文由于具有日常性质,诗歌则尤其为甚。这种圣贤所为作的观念,首先,它正是两汉诗人寥若晨星现象的大背景既然诗歌应该为圣贤之作,所以,一般正常的两汉文人,很少作诗,反倒是帝王为多;其次,既然是圣贤之作,又是言志教化,因此,所写内容多为关乎言志教化的普泛内容,从而忽略了个体生命的存在;再次,就是写作这一段历史的人,对于寥若晨星的诗人,以及凤毛麟角的诗作,甚至赋赞箴铭之类的属于散文系统的有韵律之作,也会不厌其烦加以记载。(也正是由于诗人少、诗作少,作史者才会不厌其烦加以记载,若是像建安之后,诗人多、作品多,史传则难以一一记载)其中的例证,我已经列举一些在
28、拙作中。而秦嘉如此优秀的五言诗作,连同他本人的其他诗作,却首见于玉台新咏,即便是文选也不见录,这从根本上已经说明问题。 诗中连续使用对偶句,并在对偶句中出现比较具体的场景,这在建安之前也是罕见的。有人说,秦嘉五言诗,是两汉五言诗的一个特殊,它的诗风已经是建安之后的,因此,可以证明十九首可以产生于东汉。其实,恰恰相反,超越时代诗风的偶然诗作,又没有任何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已经先天地说明了它基本不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如同学术研究中孤证往往不能成为决定性的材料一样,文学创作中超越时代而出现的特殊、例外,也往往是伪作。许多学者更为重视外证,其实,相对于外证的是否存在,内证的阐发更为重要。如罗庸先生在马雍
29、先生大作中的题辞所说:“余惟史料考证所据以论定者,有本证,有旁证,有内证,有外证。而文学史所需于内证者尤多。盖时代风会,自有限齐,岁逾五世,则罕能相贸。”3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人,诗人也不例外,两汉诗人不可能写出建安之后的诗作,秦嘉五言诗如此,十九首、苏李诗更是如此。为此,我对五言诗的对偶句的历史给予了考察和追溯每当遇到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都要进行一次流变史的追溯,这也是拙作贯穿全书的一个研究方法。譬如后来分析“叠字”修辞手法的使用,也是如此,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写出一个简略的“五言诗叠字”修辞法,就有说服力。此处秦嘉五言诗中的对偶现象,也应该写一个五言诗对偶修辞法的流变史,可惜时间关系,未能做
30、细,可以留待以后有暇补做。 关于陌上桑以及两汉乐府歌诗的写作,其中最大的感慨,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基本学术话语,譬如所谓“民间乐府”的这一类说法是否科学,就值得思考。我们现在的许多学术话语,都是建立在中国进入到“五四”之后的理论体系的框架之上的,而现代学术的思想潮流,是推翻帝制之后对民众创造历史的无限神话的过程。既是民间,就不会有乐府,乐府只是宫廷的音乐机构,后来学者,常常将乐工划入民间,也是这种民众至上的产物。其中值得反思之处颇多。 有学者曾经建议我研究到此为止,因为,若是对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做出一个大致的时间界定,这是比较好接受的,但若将十九首的一篇篇作品,落实到具体的背景,就难免会有“附会
31、说”“比兴说”之类的责难。但学术问题是个科学的问题,就像笔者一开始将五言诗的飞跃点暂定在建安十四年,这是一个出于策略的推让,但若是看到了十六年质变的种种因素,就应该陈述为十六年。学术研究没有策略,只有真实。作为十九首一部分作品的作者背景解读,若是能清晰看到其作者及其背景的种种迹象而不阐发,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也有学者评价我的这一研究,坦言其近似学术侦破推理,确实如此,当我在开始进入到这一具体的思考之后,我正是采用侦探破案的方式来进行的,只不过案件发生在将近两千年之前,不仅所有的人证不复存在,即便是物证,也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但既然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不论多么善于伪装的作案者,都会留
32、下蛛丝马迹。换言之,不是诗案本身没有铁证,而是破案人被种种历史的偏见蒙住眼睛,对这些能紧密构成逻辑链条的线索铁证,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解,解而不认,从而错过最终破译的机遇。 曾经有一个阶段,每天面对十九首,却发现无论怎样研究,也难以看出其中的奥秘,于是,我索性再次摆脱十九首的文本,转向曹植作品的深入研究因为,从我汉魏五言诗演变史的角度,在研究完曹丕、王粲等之后,也理应开始研究曹植了。在此前从班固以来的五言诗人中,依次排查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一位诗人与十九首具有关联性;又从曹操开始排查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直到曹丕之前,仅仅出现若干诗句、若干语汇语词的相似性,我知道,距离那些十九首的真正作者的
33、距离日益接近了。于是,我开始排查曹植的情况,首先是将其诗文作品尽量做出编年,将其生平做出自己的年谱,其中系年或者写作对象不明确的,则一一考辨。譬如阅读到曹植的离友诗,其二有“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等诗句,赵幼文在该诗下作按语说:“似非怀念夏侯威者,未能考其写作岁月”4。我已经感觉到这首诗与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非常近似,于是,我就设法考察夏侯威其人,为此,我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线索,只好作罢。一直到2009年春季,一次在灯下阅读曹植文集,连同阅读艺文类聚等,我忽然发现,将写作于建安十六年的离思赋,以及十七年十月跟随曹操出征孙权抵达长江岸边的历史记载等史料联系在一起来思考,忽然理解了
34、这首离友诗,所谓“夏侯威”云云,不过是迷惑他人的障眼法,以便能使这首诗作安然存在于自己的文集中而不被他人看破。而这首骚体诗,其句意竟然和涉江采芙蓉几乎是句句对应的关系。当时,我已研究建安文学多年,深知当时有同一题材而用两种体裁写作的习惯。于是,顺藤摸瓜,接着阅读曹植文集,以前多次阅读过,但却怎么也解释不清楚的朔风诗出现在眼前,将其置放于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大军即将离开长江战场之际,则其中的每一句诗作的含意,即刻就清晰地凸现在面前,不仅仅是时间、节令、地点等无不吻合,其中“子好芳草,岂忘尔贻”的诗句,更清晰地指向了曹植离友诗中的“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和涉江采芙蓉中的“采之欲遗谁”。看
35、来,曹植所采遗的对象,必定是一位喜爱芙蓉的美丽女性。于是,我重新阅读曹植文集,曹植文集不足,再读曹丕文集,终于发现,甄氏就有这个癖好。于是,我再向前追溯,以前阅读不懂的愍志赋感婚赋,其含义顿时清晰。愍志赋借“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之事,抒发自我“思同游而无路”的痛苦;再向后研究,则曹植与甄后的关系,其线索顿时也就清晰起来。(注:以上详论请参见拙文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的关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以上是以诗证诗,将全部汉魏之际五言诗人逐次编年排查,将曹植等人诗文作品逐次编年,并且进一步将曹植诗文作品与十九首等逐次编年,终于读懂了以前读不懂的一部分曹植作品的真实含义,也读懂了十九
36、首可能具有的写作背景;更为重要的,是以史证诗部分的考索。既然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可能为曹植所作,并且其中主体部分的主题,是与甄氏发生关系的,则植甄之间,必定应该有现在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于是,我从甄氏之死研究起,发现对于甄氏之死的记载,各种史料出入极大,而将各种史料综合起来考察,恰恰说明了甄氏死于灌均等人对植甄关系的弹劾;按照这一逻辑,则事件的另一方责任人曹植,必定应在甄后赐死的黄初二年前后也同样有罪,以此阅读史料,果然见到曹植获罪几乎非命的各种证据。以前这些史料同样读过,由于没有思考,先天地以为,这是曹植与曹丕争夺帝位政治斗争的延续,从而忽略了对这些史料的深入考索。曹植获罪的时间点和罪名基本清
37、晰之后,再来看曹植在黄初元年至黄初二年之际的行踪,也就渐渐清晰起来,以前学术界一直不能理解,或说是误读的问题,也渐渐清晰了。如曹植上九尾狐表称:“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鄄城县北,见众狐数十首在后”,曹植自己的这一上表与史书记载的曹植于黄初二年就国鄄城,这两种记载是矛盾的,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曹植自身的记载有误;又,曹植洛神赋序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赋曰:“余从京师,言归东藩”,对于其中的黄初三年,古今之人也多认为曹植误写,或有意所写,如说:“此赋当是四年作”,“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5以笔者所见,误写与有意所写均误。参看曹植在黄初二年六月进京之后,戴罪南宫的情况,曹植应该自黄初
38、二年六月戴罪入京,一直就在曹丕身边等待处理,并未就国。清楚了曹植在这一段的行踪,再来看洛神赋的写作背景,以及十九首中可能写作于这一背景之下的作品,就几乎都是顺理成章地浮出了水面。那就是曹植于延康元年至黄初二年六月之际,有相当长的时间逗留在鄄城。曹植于延康元年四月去鄄城,翌年(黄初二年)六月之前离开鄄城去邺城与甄氏会面。逗留的原因,并非如有学者所猜测的,或是认为曹植自身记载有误,并未去鄄城,也非有学者认为的,是去鄄城就国,而是以去黄河边上祭奠曹操的名义逗留。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理由,更为深层次的理由,还有待考察,其中应与植甄关系有关。不论什么原因,总之,曹植与甄氏有一次一年左右的离别,正是这
39、次离别,造成了两者之间的思念之作大量产生。其中庭中有奇树青青河畔草应为曹植写给甄后,而冉冉孤竹生应为甄后写给曹植,催促曹植早些返回邺城,来和她见面。以前读此诗“结根泰山阿”之句,一直读不懂,以为作诗者可能是泰山附近的人,或者是以为泰山不过是一个没有具体背景的比兴之物,后来,才知道错了,鄄城就在泰山脚下,青青河畔草之“河”,就是距离鄄城十八里的黄河,同此,涉江采芙蓉的“江”是长江。以前一直听老师讲,古人的“江、河”,都是专指的,这在十九首中都得到了印证。曹魏时代,已经不是先秦两汉时代的比兴时代,而是具体场景的描写,而且,植甄二人情感浓烈,具体场景、地名、河名、江名皆为真实表达,何必采用无何有的比
40、兴虚拟?当我们将十九首的地名、水名、专门用语,与这一事件一一对比,如庭中有奇树采用“贡”字以给甄后等等,无不吻合;反之,将其置于两汉,无任何吻合之作者,无任何吻合之本事。植甄之间既有隐情,则必有曹丕的震怒,曹?钡谋?,以及曹植后来的反思悔过等等,查阅诸多史料,这些必有之事,无不一一见载于史册。后来者之所以对此无动于衷,其中原因颇多,可参见拙作的有关章节。 那么,十九首中的多数作品既然为曹植所作,又为何有学者认为它们之间并非同一种诗风呢?如叶嘉莹先生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兼论李善注之三点错误说:十九首“至于曹王之说,则就其风格而言,似乎又嫌时代太晚了一点,因为曹王诸人,对于诗歌之写作,已有极浓厚
41、之文士习气,其为诗已经不免于“有心为之”的“作意”,而且已经逐渐注意到辞采之华美,往往流露有夸饰之迹,这与古诗十九首的“结体散文,直而不野”的风格,是并不相合的。”6十九首与曹植五言诗风格到底是相似甚至相同,还是两种风格?笔者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曹植诗中本身就存在两种风格,所谓曹植诗风比之十九首更为华美,那是曹植早期的诗风,以及曹植作为公子哥儿的游宴诗等呈现出来的“黼黻锦绣”之作,黄初之后,曹植诗风明显一变,转为“沉着清老”、含蓄凝练。曹植在自身经历深邃的人生苦难之后,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也应在升华,他已经不必“有心为之”的“作意”,也不必有意的夸饰与华美,直接就眼前景物、心中情怀,已经足够为诗,
42、而且,是一种更为审美,更为合于诗歌本质的诗。在曹植现存诗作中,譬如黄初之后的杂诗六首七哀诗等,与十九首的写法,全无分别。胡应麟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然东、西京后,惟斯人得其具体。”7已经看到了两者诗风实为一体。 同此,一定也有学者质疑说,既然指认其中仍有一些诗作并非曹植所作,如有甄氏之作,为何诸多学者认为十九首、包括苏李诗之间,基本是一个整体呢?笔者认为,十九首乃是以曹植为中心,可能包括甄氏、曹彪的诗作,这个中心,不仅仅是曹植为其中的主要作者,作品数量最多,而且是甄氏、曹彪的灵魂、榜样、被效法者。另外两位,或为曹植终生之爱恋者,或为曹植最为挚爱之兄弟,甄后与曹彪的五言诗写作,完全是以曹
43、植为效法楷模的结果,就本质上,他(她)们是一体的,至于具体篇什的归属,反倒是其次的问题了。 三、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反思 前文已经说过,笔者的十九首研究,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一路摸索着走过来,其中的问题一定还有不少,其学术价值,也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当然,从心得体会来说,在拙作出版之后,痛定思痛,凝神反思,还是有一些不一定正确的体会,可以和各位学者交流汇报。 首先,是关于选题的问题。十九首研究、五言诗和词体起源问题,都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难点,为何我会选择这种难点来作为我近些年的主要题目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在前文对我十九首研究历程的回顾中,已经在客观上说明了,即十九首是我写作诗歌演变史必然
44、要遇到的一个问题。但这仅仅是表层的因素,若深一步来说,选择十九首等尖端问题来研究,又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学术观念、方法论,甚至包括研究者的性格等等方面的原因。我的性格属于童心未泯,率真并且有意求真。回首反思研究十九首的历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人生观、审美学术观。如果说,在读研之前,我是为写诗活着,读研之后,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诗歌演变史的研究和写作以来,学术研究就替代诗歌创作而成为了我生命的皈依。我为学术而生存,为诗歌流变史的这一大理想而生活于每一天。我是一个不擅长生活于世俗现世的人,这就势必要有一个唯有自我才能进入的孤独的家园,越是于外在世界感受到痛
45、苦,就越会龟缩于灵魂的巢窝。几乎每次在现实生活中的头破血流,都成为我新一轮潜心研究的驱动力和获得突破的直接原因。在这种学术研究和写作中,特别是在诗歌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中,我能感受到思索疑惑愤悱,更能感受到顿悟超越的愉悦以及酣畅表达的快感。 在拙作后记中,我曾对我的学术观和方法论给予一个总结:“以我来看,学术研究应该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应该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应该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应该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同时,更应该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这些话语,似乎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要真正地成为学术研究的实践,却是相当困难
46、的。梁启超先生曾经谈到清代学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的影响和之所以难被接受的原因:“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书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正者不少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之者;顾随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
47、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动摇矣!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8“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既是传统,又是现实,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也正是我研究十九首所首先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之所以无所顾忌于此,正是由于我长时期生活于自我封闭的世界
48、,以学术为审美、为乐趣、为皈依,而不通于人情世故的结果。若是为了功利之目的,即便是对于十九首等问题有所发现,也断然不敢想、不敢写、不敢发。因此,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我的性格幼稚、不成熟、自我封闭、自我放逐,造成了我不顾世俗,我行我素的学术选择。 当然,还由于我对文学史写法的认知不同。既然是求真的性格,我又认为学术的本质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即便是这个求真的过程无论怎样充满险阻,无论这个求真的过程会受到多大的反对的压力,对我来说,皆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去专心于自己的研究。既然求真,我就不能满足于旧有文学史陈列资料的写法,也就不能满意于文学史模棱两可、含混其词的说法,而激赏于那些观点鲜明、文学史脉络梳理清晰的论述,哪怕其中会有荒谬的外壳。马克思也是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外壳而汲取其合理的内核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上也许还没有哪种理论能证明自己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只有历史性的、阶段性的、相对性的真理。达尔文很伟大,但也只是相对的真理,其渐变的进化论,也已经渐次为渐变基础之上的突变理论所取代。 以上所说的文学史难题问题,实际上是学术观问题,也就是审美学术观的问题。审美学术观并不意味着反对功利,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是矛盾的,而是前者含纳后者的关系,即审美不为功利,而功利,或说是更好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