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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桃花扇悲剧结局的独特价值 在中国戏曲悲剧中，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悲剧人物李香君和侯朝宗双双“入道”为结局，开创了中国悲剧的一种独特形式。而李香君和侯朝宗双双“入道”既是对南明王朝的邪恶势力的拒绝，也是对“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的拒绝。近现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桃花扇这种悲剧结局的独特价值。 李香君和侯朝宗双双“入道”，和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所说的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可以说是同一精神血脉。伯夷、叔齐是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史记，司马迁著，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第490页。）遂饿死于首阳
2、山。对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叩马而谏武王伐纣，宋代王安石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伯夷、叔齐死在周武王伐纣之前，“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王荆公文集笺注（中），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巴蜀书社，2005年，第965页。王安石在伯夷中提出：“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王安石认为武王伐纣是武王倡大义于天下，是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明末清初黄宗羲进而认为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不过是小儒的妄传，“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
3、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黄宗羲反对伯夷、叔齐以君臣之义阻止武王伐纣是深刻的，但他认为伯夷、叔齐拒绝武王伐纣就是甘受纣王之暴，就不准确了。而明末清初顾炎武则对王安石的伯夷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他认为商纣王以不仁而亡，不尽然。“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日知录集释，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49页。）其实，伯夷、叔齐不是反对消除商纣王的残暴，只是反对周武王伐纣。在伯夷、叔齐看来，周武王伐纣不是正义力量消灭邪恶势力，而是“以暴易暴”。因此，在一
4、定程度上，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就和屈原怀石自投汨罗以死一样。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时，屈原既不愿意与世推移，也不愿意随波逐流，只好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抵制和拒绝这个混浊世界。而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就是这种抵制和拒绝，就是这种抗争。不过，这种抗争是对现实生活的彻底拒绝，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客观世界的斗争力量，往往走向自我封闭，甚至走向绝望。 近代王国维认为李香君和侯朝宗双双“入道” 这种解脱不是真正的解脱。王国维认为：“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
5、哉?”他在将中国古典戏曲桃花扇和古典小说红楼梦进行比较后指出：“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页。在王国维看来，在中国文学中，除了古典小说红楼梦这部真正的悲剧以外，就不存在其他悲剧作品了。 的确，侯朝宗、李香君二人的分离是不符合中国悲剧的审美规律的。中国悲剧是正义力量在大团圆结局这种艺术延展中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战胜了邪恶势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这个过程是一种虚构和想象
6、，但是它毕竟是现实世界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邪恶势力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他毙的折射，只不过它集中在悲剧人物的生命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延续和发展上罢了。因此，从爱情的追求上来说，侯、李二人应该是团圆的，而不是分离。否则，就不是彻底的，完满的。 同时，孔尚任的桃花扇又绝无摆脱团圆这种“俗套”的动因。在桃花扇?小引中，孔尚任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在桃花扇中，孔尚任借柳敬亭的口进一步地指出：“列位看我像个甚的，好像一位阎罗王，掌着这本大账簿，点了没数的鬼魂名姓；又
7、像一尊弥勒佛，腆着这副大肚皮，装了无限的世态炎凉。鼓板轻敲，便有风雷雨露；舌唇才动，也成月旦春秋。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事实上，在桃花扇中，不少人物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这甲申殉难君臣，久已超升天界了。”“史阁部、左宁南、黄靖南，这三位死难之臣，未知知何报应?”督师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册为太清宫紫虚真人；宁南侯左良玉，封为游天使者；靖南侯黄得功，封为飞天使者。“奸臣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如何报应?”马士英被雷击死台州山中，阮大铖跌死仙霞岭上。一个个皮开脑裂，好苦恼也。可见，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宣
8、扬的仍然是“善有善服，恶有恶报” 之类的思想。 总之，无论是从中国悲剧的审美规律来看，还是从孔尚任的创作目的来看，侯朝宗、李香君二人都应该团圆，而不是分离。 显然，我们把握桃花扇这部悲剧不能停留在侯朝宗、李香君二人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上。 其实，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桃花扇?小识中，孔尚任指出：“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为悦己容，甘嫠面以誓志，亦事之细焉者也；伊其相谑，借血点而染花，亦事之轻焉者也；私物表情，密缄寄信，又事之猥亵而不足道也。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
9、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唯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这就是说，桃花扇之奇和所传不是侯、李二人对爱情的追求。清代沈默说得明白：“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非正为儿女细事作也。大凡传奇皆主意于风月，而起波于军兵离乱。唯桃花扇乃先痛恨于山河变迁，而借波折于侯、李。读者不可错会，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吴毓华编
10、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446页。） 因此，王国维错会了孔尚任的桃花扇，以致目迷于宾中之宾，主中之主，没有洞察到它的弦外之音。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一个面临衰败而又无力回天的悲剧。这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可以说是同一类型。莎士比亚借王子哈姆雷特的口说：“丹麦是一所牢狱。”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这两大悲剧的悲剧人物都置身邪恶势力控制的王国，魏阉余孽阮大铖等控制的南明王朝和杀兄娶嫂的叔父执掌的丹麦王朝没有什么两样。并且，悲剧人物都扭转不了这即将倾覆的局面。不过，桃花扇写了一群人
11、的抗争、抵制和斗争，是群体悲剧；而哈姆雷特只写了王子哈姆雷特一个人的抗争、抵制和斗争，是个体悲剧。这种抗争的结果不大一样，桃花扇既有牺牲和毁灭，也有拒绝；而哈姆雷特则只有牺牲和毁灭。悲剧人物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也不一样。桃花扇的悲剧人物开始是坚决、顽强和拼死的抗争，继而是逃避和拒绝；哈姆雷特的悲剧人物则遭到邪恶势力的打击和暗害，在顽强反抗和复仇中有忏悔和自责。 桃花扇不但写了李香君的激烈斗争，史可法的勉力搏斗、死而后已等面对面的斗争，还写了一群正直之士对权奸的拒绝。正直的有识之士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抵制不了，逃避和拒绝还是可以的。为了抵制和拒绝朝廷搜拿歌妓，教演新戏，粉饰太平，卞玉京断了尘心，别
12、过姊妹，换上道装，飘然出院；丁继之换上道装，“醒了扬州梦”。“南朝用人行政之始，用者何人，田仰也；行者何政，教戏也。”卞玉京、丁继之“入道”，拒绝“教演新戏”，和李香君“坚守妆楼”，都是对南明腐败王朝的抵制和抗争。张瑶星在“权奸当道，朝局日非”的时刻，无法可救，“俺张薇原是先帝旧臣，国破家亡，已绝功名之念，为何今日出来助纣为虐。自古道：知几不俟终日。看这光景，尚容踌躇再计乎。”“好趁着晴春晚照，满路上絮舞花飘，避望见城南苍翠山色好，把红尘客梦消。”舍了那顶破纱帽，入道。 由此可见，在桃花扇中，入道可以说是正直的有识之士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对邪恶势力的拒绝和对正义的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侯朝宗、李
13、香君二人双双“入道”无疑是这些正直的有识之士的拒绝和坚守的继续。 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动摇呢？为什么不写晚年侯朝宗的隐逸呢？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写的侯、李二人，既是对历史上的侯、李二人的反映，也是对清初仍然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集中写照。在历史上，侯朝宗入清后，应河南乡试，中副榜。过三年，侯朝宗就抑郁而死。虽然侯朝宗没有明显的心灵忏悔，但他应试的第二年就治壮悔堂，并将文集命名为壮悔堂文集。可见，侯朝宗不是完全没有悔恨。而侯朝宗所致书劝阻的吴伟业当了贰臣、伤了名节后，悔恨不已，死后殓以僧装。因此，可以说，侯、李二人双双“入道”不但是对南明邪恶势力的拒绝，而且是对“开国元勋留狗
14、尾，换朝逸老缩龟头”的拒绝。明末清初，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尤其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一种人坚持民族气节，坚决抗清，最后以身殉节，如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另一种人则降清做官，丧失了民族气节，如钱谦益等人。应该说，历史上的侯朝宗，既不同于前一种人，也不同于后一种人，是属于当时为数不少的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们为形势所迫，有所动摇，但不久就在忏悔中隐退终身，并未彻底投降变节。孔尚任对历史上的侯朝宗晚节不保的改写，就是对这种投降变节行为的抛弃和批判。这既是对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孔尚任等的拒绝和坚守。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到侯、李二人双双“
15、入道”可以看出，清初那些没有放弃抵抗的明代遗民的拒绝更加坚忍，更加悲壮。侯、李二人双双“入道”虽然看破红尘，割断情根，但仍然是对邪恶势力不妥协的抗争。的确，侯、李二人双双“入道”是他们悲观绝望的结果。“入道”已是毫无所待，而隐逸则至少有所期待，即“待恢复”和“待后王”。但是，与隐逸相比，“入道”这种抗争在历史上似乎更加彻底。遗民的隐逸终竟存在大限，即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参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386页。）正如钱穆所说：“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钱穆著，1997年，第79页。）而“入道”则割断了情根，没有后代，在一定程度上就彻底断绝了这种遗民后代的背叛，超越了所谓遗民的大限。 作者系苏州艺术学校校长 （责任编辑：鞠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