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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蒲松龄传写作中对若干问题的探究(续三)续2010年第1期 五、蒲松龄不单为淄川孝妇陈淑卿写小像题辞，还在聊斋俚曲创作中对其人广为宣传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曾因蒲松龄陈淑卿小像题辞一文，研究者闹得沸沸扬扬，误断蒲松龄的这篇题辞是为他的第二夫人陈淑卿所作。随着研究资料越来越丰富，这件事更为明了，所谓陈淑卿者，邑人王敏人之妻，蒲松龄是受人之请为这位夫人题辞的。陈氏是怎样一个人，值得蒲松龄如此褒奖?淄川县志?续列女中记载： 陈氏孝子王敏入妻。性贞慧。值明季土寇为乱，合卺未成礼，遽仓皇奔匿山谷。氏遥见其夫表白而伏，遽脱青衣遣婢持复之。少顷贼至。辄望白处追射，敏入卒免。既而，氏以早失怙，未娴女红，失姑
2、意。遣归。氏大归，毫无怨意。后翁姑渐老。复迎氏，氏鬻簪珥供甘旨，助小姑婚嫁。翁姑病，氏亲为涤溺器，除粪箕，翁姑至为感泣。族属里党成称为孝妇焉。唐太史次其事，为作夫妇孝义合传。盖实录云。 文中记载了陈淑卿的两件事，一是贼盗追杀的危险时刻脱下身上的青衣救丈夫脱险；一是由于自己不通针线活计，被公公、婆婆驱逐出门多年而无怨恨之心，公公婆婆上了年纪才被唤回，她全力侍候，感动老人。当时的封建社会，被逐出家门的媳妇会被人们所轻贱，陈氏能长期忍受这种世人的蔑视，而当公婆老迈，她又卖簪子首饰供养老人，为老人涤溺除便，堪称孝妇。故此，淄川名人唐梦赉亲为夫妇二写了孝义的合传，褒扬孝道。蒲松龄跟着响应，为这个孝妇写了
3、陈淑卿小像题辞，是责无旁贷的。这篇题辞采用四六骈体韵文，其中也描写了陈氏离乱中成婚和被翁姑逐出的情景： 片时荒会。遂共流离；烽烟罢警，遁客还乡，因乱成婚，已失椿萱之意；为欢废礼，大非姑舅之心。厌嫌之色难堪，驱遣之词并进。流纨新妇，蹴秩裙之细步以归；连理之树，日度愁莺，比翼之禽，翻为别鹄。此际真成双怨，是番幸不长离。青鸟衔书，频频而通好信；红衿系线，依依而返旧庐。 这段描写的句子，先述说在离乱中成婚，再述说婚后被翁姑逐出，夫妻在愁苦的隔离之后，终于重新团聚，陈氏回到婆家，与淄川县志所载基本契合。可见这段往事当时淄川流传很广。 因为蒲氏自己就是孝子，对于不尽孝道的朋友，也不留情面，严加指责。如书信
4、与王鹿瞻，不仅揭露其妻对待公公的虐待行为，也对友人王鹿瞻的纵容做出严厉警告。蒲松龄还在聊斋俚曲里批判不遵孝遭、虐待翁姑的“胭脂虎”们(俚曲禳妒咒)，批判了不赡养老人的大怪、二怪两兄弟(俚曲墙头记)。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妇贤子孝，即做媳妇的要讲贤德，做儿子的要讲孝道。而陈淑卿对翁姑无怨怼、尽孝道，则集贤孝为一身，成为淄川为妇之道的楷模。松龄推崇这种道德规范，广为宣传模范人物，“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尽显其“救世婆心”(蒲箬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他在闭馆离开毕家之前，创作了有真实事件可考的俚曲姑妇曲。这是1702年，蒲松龄为了庆贺毕母王孺人(毕际有之孀妻)八十寿辰
5、，赶写了这出俚曲。他根据淄川孝妇陈淑卿的真实事迹，又对聊斋志异中珊瑚篇作了改编，反映家庭生活中的婆媳关系，也塑造了一个按照当时的标准敬婆母、守妇道的形象陈珊瑚。这次创作与演出实践相结合，剧本由盲艺人演唱，把陈淑卿不计前嫌、贤德尽孝的美好形象在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圆了蒲松龄宣传孝道、奖掖良善的梦。 我在写蒲传中，对于陈淑卿这个女性，给予了注意。我认为，与其有过误解为蒲松龄第二夫人的争议，不如再清楚地将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交代一番，于是在第十三章“俚曲十五种”一节和第十五章“在西铺的最后阶段”一节，都进行了介绍，实际上也明确了蒲松龄所以为她写题辞，又所以将她的事迹写进聊斋俚曲的意图。蒲松龄为
6、王孺人庆贺寿辰创作的姑妇曲，首次进行了演出实践，是创作与表演相结合的先例，也对所歌颂的人物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六、“郢中三友”的亲密程度，还须细分层次 蒲松龄去世十一年后，即1726年，蒲氏后人邀请张笃庆的侄子张元写了碑文，即今天蒲松龄墓地安放的墓碑文字。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郅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非切，始终一节元少问。 一般读者会认为，除张视旋外，蒲松龄与李希梅、张笃庆(字历友)三人的亲密关系是没有薄厚的。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我写蒲传之前，没有找到蒲松龄对李、张二人厚此薄彼的资料，也没有太多表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仅在写作中渗透些许，那就
7、是蒲松龄与他们二人的关系，还是有所不同。李、张二人中，他更亲近李希梅。单就引文而言，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张元在文字上有所措置，把李希梅置前，“余伯父历友”置后，且加一个“及”字。碑文的作者是蒲松龄同时代人，他可能意识到三人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 先说蒲松龄与李希梅的关系。蒲松龄19岁童子试扬名后，就矢志乡试金榜题名，不久，与赵晋石就读李希梅家，一读就是数年。如果与希梅关系一般，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这是二人久后建立密切关系的基础。后来由于科场屡屡碰壁，他对求取仕进才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甚至在遭受打击之后，与希梅共尝落第的苦果，多次与希梅以诗抒怀，甚而痛哭流涕。这在蒲传中已经写到，毋庸赘述。直到中
8、年之后，他还同希梅热恋科考。共同勉励。1678年的盛夏，在大考前夕，蒲松龄冒着酷暑，专程赶往离淄川城数十里的青云寺。探望在那里苦读的李希梅(当然也不排除为自己这次乡试祈福，能踏上青云之路的意思)，还赋了青云寺访李希梅七律一首，深情地写道：“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他在去路上都想像自己的朋友正刻苦攻书的神态。从年轻时期到满头霜雪，蒲松龄始终与李希梅结为对子，为功名努力，做到了互相勉励，孜孜以求，失意时又互诉痛苦，一同歌哭，可以说X是科场文战的最亲密的同道。这一点，从蒲松龄给李希梅的多首诗作中能够得到印证。 不仅如此，蒲松龄把李希梅也当作政治斗争的同道。1700年，蒲松龄同李希梅等淄川士
9、人，共同发起了反对漕粮经承加奸商康利贞的运动，请清漕弊。蒲松龄发函，与李希梅密商反康之策，在与李希梅的信中，提出决计西行，到济南状告康氏。在县令不予公开支持的背景下，行此大事，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而蒲松龄只有把这样的举动同密友磋商，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二人也是文学创作的同道。松龄壮年课馆时期，曾写了俚曲琴瑟乐。里面涉及性的描写。作为个有功名的人，公开这样的作品，可能招致社会的非议，因此，直到55岁时，松龄才敢拿出来给知心朋友共赏。当李希梅看到这出俚曲，立即认识到它的文学价值，同长辈高珩一样给予肯定，高珩为之作序，希梅为之题诗4首。 有关专家研究，蒲松龄逝世，李希梅还写了祭文，今已失传。
10、可见，蒲松龄 与李希梅可称为密友无疑。 再说张笃庆与蒲松龄的关系。据统计，聊斋诗选与续录中，给李希梅的诗共12题14首，给张笃庆的诗只有5题9首。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两人交往少。但二人在文学方面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当蒲松龄完成他的聊斋志异时，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与他一般关系的文人圈中，他们认为谈狐说鬼只是虚妄之谈，没有现实意义，与科考功名又相距甚远，要而言之就是不务正业，这对蒲松龄自然是一种打击。而另一种就是来自朋友的圈子中，认为蒲松龄应该致力于举业，狐鬼之道会挫伤考取功名的积极性。这种认识的代表就是张笃庆。当然，还是在蒲松龄南游之后不久，当时还作为朋友的孙蕙就发现了这一点，而聊斋志异还
11、在创作当中，他给蒲的信中，表面赞扬“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填否耶?”话里有话，劝告蒲松龄写作狐鬼小说浪费精力，及早收敛，刻苦读经，才能走上仕途之路。这样的批评十分含蓄。而张笃庆就不一样了。他认为写作聊斋于举业无益。在聊斋志异书成之后，连当时的名诗人王士?G都十分赏识，多次索取借阅，而作为挚友的张笃庆，一直不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价值。到了聊斋书成8年之后，1687年张笃庆“赴都人监”应顺天乡试之前，在寄留仙、希梅诸人一诗中写道： 故人诗酒持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认为共同努力于科考是正事，万不可谈狐说鬼贻误终身了。康熙三十三年(1
12、694)，55岁的蒲松龄在漫长的30年生涯中已经历8次乡试。时年52岁的张笃庆以一首七言律诗感慨这位兄长8次科考败北： 传经十栽笑齐伧，短发萧萧意气横。八斗雄才曹子建，三升清酒管公明。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 一方面称赞蒲松龄如三国时期的曹植才气横溢，一方面又把他蹉跎半生的原因归咎于迷恋志怪之书夷坚志，去执意写作聊斋。而此时，聊斋志异已经成书15个年头了。 直到1701年，笃庆在湖北钟祥县为人做幕宾，寄给蒲松龄两首诗，其中有： 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辉。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 认为松龄误身之事在于谈空谈鬼，痴迷聊斋。当时张笃庆已经60岁了
13、，可能终其一生，张笃庆也没有认识到聊斋志异的成就和影响，而认为松龄之所以蹉跎一生，误在迷恋著述聊斋。这一点，大概是蒲松龄与张笃庆关系没有像他同李希梅关系那样亲近的原因。故此，我在蒲传第十五章“乡饮”一节的开头写道： 三个人自青年时期至今，始终用诗来相互激励，相互倾诉，有时还带有劝戒和批评，像张笃庆在中年时期就劝告过留仙要多在制艺考举上做文章，而不要津津乐道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他怎么也不会预想到百年后，他的朋友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会风行海内。而同希梅联系更多，甚至去年时，二人还联络反对奸吏康利贞。 一方面肯定了三人的交谊一如既往，一方面认为蒲松龄与李希梅的关系更深一层。而笃庆始终不能认识聊斋这部奇书
14、的价值，也是莫大的遗憾。当然，朋友之间的文学观点纷争，古今皆有，这丝毫不能说明二人关系有什么隔阂。例如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写到和刘半农的一些文学观点上的分歧，曾深情地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而蒲松龄与张笃庆文学观念上的不同，仍然没有疏远二人的挚友关系，只是对密友这一层级而言，李希梅是蒲松龄最适合的人选。 七、蒲松龄的应用文。是继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的创作之后的又一重要写作成果 2006年6月，我在蒲松龄研究第2期发表了一篇论文蒲松龄的应用文写作，原题为应用文的写作大家蒲松龄，发表后由编辑同志改为这个题目。2006年10月，我在写作蒲传中把这研究成果部分地移植过来。 大家
15、知道，聊斋志异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第一成就，聊斋俚曲的成就仅次于聊斋志异，位居第二，而很多人却忽视了他的应用文写作的成果。故此，我在蒲传中单列一章来介绍，同时认为蒲松龄是应用文的写作大家。 蒲松龄的应用文类著述共460余篇，收录在路大荒先生编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蒲松龄集第一卷中，包括赋、传记、引、序、疏、书启、论、跋、题词、婚启、通启、文告、呈文、生志、墓志、祭文、杂文、表等近20种。其中除赋、杂文、论、传记50余篇外，其余篇目均属单纯的应用文种，计约410余篇，尤属疏、序、呈、跋、书启、婚启、墓志、祭文等300余篇最具实用价值。他的应用文写作的成果，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蒲
16、松龄是中国古代以应用文为武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第一人。在蒲松龄之前和之后，还没有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哪个文学家能够像他这样，深入民间，为民众写应用文，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除了1671年南游宝应，在孙蕙幕府中写的90篇文牍之外，他在当时生活环境中主要写作的应用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公众或公益事业所写的序或疏等，如连三沟募修桥序、栗里建桥疏等。文中实用价值明显，也表露了蒲松龄对淄川公益事业的热情参与。二类是在当时淄川婚丧嫁娶中为普通百姓写的婚启、婚约、寿启等，蒲松龄集中仅仅婚启、寿启，就代人写了60余篇，可以想象他同当时当地的群众有过多么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做过多少群众所需之事。三类是他写
17、的人物传记、墓志铭、书信等，例如颂张邑侯德政序、唐太史命作生志等，颂扬了他心目中为百姓做实事的好官淄川县令张嵋；颂扬了造福一方、爱护邑人、多做善事的淄川名人唐梦赉等。这些应用文，不管亲自撰写还是为人代写，都渗透着他的思想道德情感弘扬正气，爱憎分明，热心公益事业，表现狭义心肠。从文字中，也能窥见他与当时当地人的密切交往和深厚情感。这些应用文，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表现出蒲松龄把应用文写作当作为淄川百姓服务的一种手段，并从已有的应用文作品中看到其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二，蒲松龄应用文的语体和风格代表了作者本人的写作特色。语体分为骈体和古文语体两类，时而骈体，时而散体，交互运用。为下层群众写作时，用
18、散体；为乡绅大户写作或与知识阶层人士交往时，多用骈体。骈体的应用文文字优美，对仗工属，词彩富丽；古文语体文字流畅，语言生动活泼，有描写，有记叙，有议论，甚至还夹有抒情，尤其是启、疏、序等，具有鲜明的实用性，人们通过使用这些工具性的文告、启事、文约等来进行当时当地的各种社会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文体除了具有现代应用文平实、简明、说明性强的性质，同时兼有感情色彩，在古代应用文中，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通过蒲松龄的应用文，可以看到应用文体的演进过程，也能认识到古代文人在把应用文体从文学语体中独立出来逐渐成为实用文体的长期写作实践中。蒲松龄的贡献尤为显著。 我在蒲传中，开辟出第十一章“为大众的
19、实用而写作”，特意作专门介绍，为的是提醒人们，在研究蒲学的领域，不要忽略这一块内容。 八、蒲松龄与农业生产、与农民的关系，远远超越前代以及同时代的文人 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不懂农业，不问农业，遵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条。但蒲松龄与此类人不同，他不仅关心农业，而且是个行家里手。 我写作蒲传，从蒲松龄的有关诗作和他写的三部农书，研究蒲松龄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以下认识。 第一，蒲松龄比同一时代的读书人更关心农业生产。他本人出身在较富有的个农家，以后家口日盛，家道渐渐中落。分家之后，蒲松龄靠开帐设馆和家中的农业生产维持生活。到了40岁之后，他长期在毕家教书，还要惦念农业收成。每当夏收和秋收的季
20、节，他都要通过信函探问家中收获的情况。年成好则喜，年成欠则忧，这不是文人墨客一般的“悯农”，而是身历农耕，感同身受。这些思想感情在他的诗作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40岁后，连年发生灾荒，忧荒一诗写： “天心厌众孽，连岁降奇荒”；“书生坐守株，百钱易斗糠，令岁春雨足，二麦幸登场。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枵腹待秋成，晚禾庶可望”。 这些诗句述说灾荒使得全家粮食不继、食粥喝汤，并言自己期盼秋收，希望寄托在晚熟的农作物上。在烈日和热风的大旱中，忽然天降喜雨，他会喜欢得不得了，“未知垅畔深多少?却向村中问老农”。雨后甚至到田埂地头来，赶快去请教老农，这场雨能够给庄稼带来多少好处。蒲松龄63岁那年，淄川
21、全境先是大旱，六月初八，他教书的淄西夜里才降下第一场雨，他兴奋得写了六月初八夜雨1题4首诗，“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并回忆旱象严重的时候，“六月无苗热似焚，老农无望复耕耘。”而今听着雨响，也是一种享受，“枕上蕉声听不厌，更移短榻近南窗。”并说自己对老天并无奢望，只是期盼“非望逢年仍大有，少芟刍草饲耕牛。”但是，他又忧愁了，因为家人报信，淄东却无雨，他竟然想到家人会到淄西逃荒，“逃亡幸可依乡井，便是苍苍雨露恩!”(闻淄东无雨)。不久，家人来信，说淄东也降喜雨，他这才眉头舒展，又写了喜闻雨信，“忽闻雨信倍欢然”，“此时晴雨关生死，不比寻常家报传。”这3题8首诗，把蒲松龄对家乡雨前和雨后
22、的心情写得曲折变化、波澜横生。丰收与歉收，关乎家人、乡人和淄川百姓的命运。他的忧喜同农民连在一起了。 第二，蒲松龄不仅关心农业，更热衷和农民交朋友。从毕家撤馆之后，一次闲步到一个老农家谈天，老农热情接待他，并拿出家中唯一一瓶酒来招待客人，对他说，今天能够痛饮就痛饮吧，这年景歉收是必然的了，到那时，没了粮食，就酿不成酒了。老农忧虑的话语，被他写进敛毕一诗中。其实，蒲松龄甚至深入农民的田间地垄，参加过消灭蝗虫的战斗。那一年蝗虫猖獗，庄稼面临灭顶之灾，蒲松龄与乡人共同灭蝗。他在捕蝻歌这首五言长诗中叙述了蝗虫的猖獗及如何灭蝗，批评了那些自私的田家不想灭蝗，却驱赶到别人田里导致蝗虫卷土重来，自食其果；他
23、拿出了如何灭蝗的好办法。读着这首诗会想象得出，当时的蒲松龄如何组织农民动手灭虫，并出谋划策，把蝗虫一群群驱赶到土坑里掩埋。这首诗是他参加灭蝗实战的宝贵资料。 第三，蒲松龄不仅有农业生产的经历，还总结出丰富的农业生产和蚕业养殖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所编写的农桑经中。仅以农经为例，可以看出蒲松龄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农经讲到田间管理和积肥，提出“要使人欺地，勿使地欺人”。认为施肥要“必翻两三遍，发透细润，然后用之”。还指出：粪肥要把整的打碎，与土质杂合在一块，经风吹雨淋，才能发酵作用于庄稼的根茎。粗制滥造，庄稼不会很快吸收。还说明“薄田”“每亩宜上十车粪肥”，灶间的烟灰或旧房已破烂的土坯，捣碎为细末，
24、用于“抓肥”，放在庄稼根部会促进生长。书中讲到各种农作物种植的时间后，又讲锄地，强调要锄七遍。苗要疏，不得密，留单株，随时打权。引用了“干锄棉花湿锄瓜，雾露天里锄芝麻”的农谚。田间管理，要刨二遍，在麦未开镰前刨地，决定一茬麦的收获，农谚说，“深锄过陇，前后留窝，只要如法，不要贪多。”除草要翻其根，使枯死。问谷苗时，务使谷苗疏朗，不可太密，农谚“密处稀，稀处密，不稀不密留大的”，“稀谷大穗，来年收麦”。他对那些不善于保护农具，用完任凭日晒雨淋，农事一到，又重新治备的人十分反感，批评道：“如此过度，安得不穷”。又有农工既毕，用绳则解牛绠，用柴则拔犁箭，“此更混帐，不可以为人矣”。 这些农业生产经验
25、的总结，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农民祖辈奉为至宝的务农的理论指南。单就农经中介绍的抓肥与间苗而言，凡是参加过农业生产或有过这方面感受的人都会知道，直到今天，抓肥与间苗的要领，仍然适用于广大农村且卓有成效。而这些经验又不是照搬与沿袭，实实在在渗透了蒲松龄自己亲身务农的体验。不参加生产实践，很难写得这样切实中肯。 以上的生产经验，不是一个庄稼里手，不能说得出，写得全，讲得到位。可见蒲松龄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并使之上升为理论，传给后人。古代读书人懂得农业生产的人并不多，除了东晋陶渊明从事农耕，唐朝的白居易栽花种树，宋朝的苏东坡黄州垦荒参加过农业劳动，其余的资料很罕见，不少人更是高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26、书高”的滥调，表示对农业劳动的轻视。而在蒲松龄的诗文中，却可以印证，蒲松龄与农业、与农民的关系，远远超越前代文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课馆教书的先生，还长期担任着指导蒲氏家族农业生产的责任，特别到晚年闭馆归田，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例如情奴一诗，是他归田后71岁时的作品，诗中批评位雇用来的偷懒的青年农民，表现他对好吃懒做类农人的厌恶，又是他在田间地头监督农耕的个证明。故此，蒲松龄不仅是农民的作家，而且是个生产经验丰富的知识分子型的农民。 基于以上认识，我在蒲传“第十四章三部农书”和“第十五章晚年的家居生活”的部分小节以及其他一些章节中，写了蒲松龄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密切关系，表明这个古代文学家有别于他前代作家和同时代作家的特殊之处，尤其蒲松龄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以及他与农民的密切联系程度，都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其他文人。 (责任编辑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