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异端”研究史考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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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语中“异端”研究史考辨 内容提要 “异端”研究,在论语学史上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概而言之,“异端”主要有“他技”、“小道”、“诸子百家”、“邪说”、“两端”、“不正确的议论”等六种不同解释。这六种不同解释分别代表着汉代、魏晋、南北朝、宋代、清代、当代等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异端”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两端”说更为接近孔子本意。可以说,围绕“异端”而形成的争鸣乃是各个时代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的缩影,亦是历代研究者探索真理、改造社会和安顿自身的结果。 一般皆认为“异端”一词最早出自孔子,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然在先秦典籍中,它并非仅此一见。与孔子同时代的邓析就

2、用过此词,邓析子•无厚篇:“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 (注:邓析:邓析子,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尽管邓析子的真伪难定,但此言与列子所谓“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注: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201-202页。)评价相符合。另据刘向别录记载,比孟子稍晚的邹衍云:“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0页。)(史记裴?S注)两者是属于同一段话的不同版本,疑为邹氏引用邓析子。至于究竟是孔子还是邓析先使用它,因文献不足,现

3、已难以确考。 然“异端”一词真正引起后世重视并不断引发争鸣的,毫无疑问是源自对论语的不同解读。纵观历代学者的“异端”研究,或据训诂,或从义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为论语学史上一个见仁见智、异说蜂起的热门课题。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严密的综述。本文拟通过对论语中“异端”研究史的回顾和思考,力求拨开其被曲解的迷雾,抹去其被追加的油彩,进而探寻其研究史背后每一时代所独特的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概而言之,大致有六说。 一、他技 此说最早出现于东汉。何休在解诂春秋公羊传时,直接引用论语中“异端”来解释“他技”,并指出其“奇巧”的特点,云:“他技,奇巧异端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4、。”(注: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272页。)郑玄在注解礼记•大学“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句时也持此说,云:“他技,异端之技也。”(注: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5页。)那么,此说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呢?后汉书•郑玄传:“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7-1208、1228、2101页。)由此推知,郑氏曾看过何氏之书,并可能受其说启发。不管谁先谁后,有一点毋庸置疑

5、,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异端”即“他技”。 何、郑为何会作此解说?这当然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时代背景分不开。此说若再往前追溯,当来自扬雄的“他道”说,扬子法言•问道篇:“或曰:可以适他欤?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宋代吴?z注:“他,异端也。 ”扬雄:扬子法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此注颇切合荀子的原意。何、郑作为汉代著名的儒学家,自然标举“尧舜文王者”的“正道”,而批判“非尧舜文王者”的“他道”。于是“异端”就成为“他道”(“他技”)的代名词。当然,更重要的是此说迎合当时文化思潮的需要。东汉时儒学

6、虽尚独尊,然诸儒亦滞固所禀,各守一家,互相诡激,后生皆疑而无所适从。更何况,其他诸子百家也大有复兴之态势。故何、郑所谓的“他技”不仅包括“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还包括儒学内部那些“非尧舜文王者”的学说。兹举两例,后汉书•范升传:“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后汉书•延笃传:“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 可谓笃论矣。”可见,后人将“异端”仅仅理解为“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实非汉儒本意。焦循对此已有所辨析,认为汉儒将“异端”理解为“异己者”,云:“汉世儒者,以异

7、己者为异端。”焦循:论语通释,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页。)实际上,“异己者”就是指“他技”,所谓“名不同而义相近”。 到了近代,社会日趋动荡,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党同伐异现象泛滥而起。于是,“他技”说又重新得到重视。王?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若必攻去其异己者,既妨学又增敌忌,故有害也。”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页。)尽管王氏反对攻击“异己者”与汉儒批判“他技”各自内涵有所不同,但他们对“异端”本身的解释却是相近的。在当代,此说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李宗长云:“我们得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当解释为攻击驳杂的技能或学术,那就有害了的结论,这

8、反映出孔子注重技能、博学兼收的学术思想。”(注:李宗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小考,见文献1997年第3期,第266页。)朱去非云:“ 异端应解为不同的意见,才比较符合孔子原意。”(注:朱去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见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0页。)李泽厚云:“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违害的”,“这可以表现儒家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注: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第65页。 )。井海明等云:“孔子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讲,学者如果向外驰求,对异己者进行排挤攻击,这是十分有害的。”(注:井海明等:孔子“攻乎异端”辨疑,见山东大学学报2

9、004年第3期,第95-96页。)吴丕云:“异端一词在论语中只是指不同意见而已”,“孔子这句话的真正思想是:对于不同意见进行攻击,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注:吴丕:“攻乎异端”与社会和谐孔子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见学习论坛2006年第10期,第80页。)。可见,诸家虽将“异端”解作“不同学说”,或“异端学说”,而其源头仍可推溯到汉儒“他技”说。显然,这种诠释与当代人追求“和而不同”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成为建构当代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小道 此说最早出自魏晋何晏。在论语集解的注解中,他共三次提及“异端”,依次为“善道者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 ”B13?:侮蹋?皇侃:论语集解

10、义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2、424、514、352页。)(为政),“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者也”(子罕),“小道,谓异端也”(子张)。从语义上看,第一处将“异端”与“善道”相对立而言,显然加以完全否定;而第二处和第三处皆未完全否定“异端”,第三处更是将它解作“小道”,强调其“必有可观”。那么,此书为何会出现这种注解不一乃至相悖的情况?孔颖达疏解春秋左传序时一语中的,准确地解开了其中的奥秘,云:“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7页。)事实上,第一处原为汉儒之说,何氏引用时却未加说明

11、或深辩,而第三处最能代表他本人的真实观点。 “小道”一词出自子夏,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其源头或许来自孔子的启发,大戴礼记•小辨:“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然而,何晏为何借“小道”释“异端”呢?其原因除了他欲引用论语中语词来达到“以孔解孔”之目的外,主要还得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和时代背景来考察。朱熹云:“晏,老氏清净之学也。”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9、1200页。)焦循云:“何晏以老庄之学说经。”焦循:论语补疏,见

12、雕菰楼经学丛书,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1776页。)的确,何氏是著名的玄学家,且身处在玄学勃兴的魏晋时期,在解说论语时自然会流露出其以道释儒的习气。此处他就是借用老庄“小大之辩”的道理来诠释“异端”,强调“异端”虽“小”但也“可观”,力图对魏晋时期党同伐异的风气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此说明显带有其 “重大不忽小”的玄学色彩。 在论语学史上,何氏把孔丘玄学化的做法直接开启魏晋时期以玄解儒的风气,并提出“异端即小道”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它进行较为翔实严密的论证,终究没能自圆其说;且子夏所谓的“小道”当与“大道”相对而言,而何晏将它与“异端”相等更属无谓。正由于此,宋理学家极力反对和驳斥此

13、说,如朱熹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异端,则是邪道,虽至近亦行不得。”程勿斋(若庸)云:“百家众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说?行戾乎王道,是曰异端。”孙奇逢:四书近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9页。)然“小道”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钱坫云:“异端即他技,所谓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致远则泥,故夫子以为不可攻,言人务小致失大道。” (注:钱坫:论语后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戴震云:“异端,谓小道也。虽有可观而不能致远,执其一则为害。”

14、(注:戴震:戴氏注论语,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程树德云:“所谓索隐行怪,所谓小道,即异端也。”(注: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页。)可见,诸家均持此说,或稍加引申。 三、诸子百家 最早明确提出此说的是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异端”一词,皇氏疏:“云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者。善道,即五经正典也。有统,统本也,谓皆以善道为本也。殊途,谓诗、书、礼、乐为教之途不同也。同归,谓虽所明各异而同归于善道也。云异端,不同归者也者。诸子百家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故是不同归也。” B13?谡饫铮?他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指出其

15、特点是“并是虚妄,其理不善,无益教化”,带有很强的批判色彩。 那么,皇氏是如何得出“异端”即“诸子百家”的结论?从论语学史上看,这是由于他善于吸收前人成果。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997页。 )(后汉书李贤注)何晏注:“小道,谓异端也。”皇氏将他们两人的观点融通起来,由此得出“异端”即“小道”,而“小道”即“诸子百家”,三者原同属一义。然他作此解说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背后实乃由其学术立场和时代思潮双重推动所致。就学术立场而言,他是梁代著名的经学家,师事贺,“尤明三礼、孝经、论语”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4、1730页。)。从

16、时代思潮来看,魏正始以来世风崇尚玄虚之风日炽,为谈经说儒之声日稀,至梁代时社会已迫切需要借复兴儒学来矫正时弊,“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为此,皇氏深感“当仁不让”,并认真思考儒家那种经世致用的哲学,并冀望于它来改变那浮夸空谈的学风和动荡不安的环境。故他自然而然地将“儒家”归为“善道”,而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归为“异端”。值得注意的是,他仍没有完全抹杀作为“异端”的“诸子百家”的价值,疏:“小道,谓诸子百家之书也。一往看览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观者焉。”何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

17、7年,第514页。)此说得到邢?m的认可和发挥,云:“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 邢?m:论语注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5、703页。),“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观览者焉。” 皇氏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这为宋理学家猛烈抨击“诸子百家”提供了学理依据。但他将“小道”释为“诸子百家”,却没被他们所接受。如朱熹已辨明“小道”非“异端”,自然也非“诸子百家”。又如黄氏(?o)云:“或曰:安知所谓小道者不指杨墨佛老之类而言邪?曰:小道,合圣人之道而小者也。异端,违圣人之道而异者也。小

18、者犹可以施之近,异者则不可顷刻而施也。杨墨、佛老之无父无君,又何致远而后不通哉?所谓正墙面而立跬步不可行者也。”真德秀:论语集编,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殊不知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将“异端”释为“诸子百家”。其实,在孔子之时不闻有诸子百家之说,虽有老子然其说尚未盛行,且孔子曾学礼于老子,自不曾视老子为异端,更遑论其它诸子。 四、邪说 梁武帝虽设置五经博士,但仍沉迷佛学;唐太宗虽命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然又极力推崇老庄。到了宋代,理学家基于对那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社会恶习深感忧虑,企图通过提倡那重实践求功利的儒学来排斥那重空谈求清净的佛老,以达到

19、拯弊救衰的效果。在论语中,他们如获至宝般地发现孔子就曾批判过“异端”。于是,被皇侃解作“必有可观”的“异端”诸子百家,在他们眼里已渐变成一无是处的“邪说”杨墨佛老,而备受严词抨击。范氏(祖禹)云:“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注: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页。)朱熹云:“异端,不是天生出来。天下只是这一个道理,缘人心不正,则流于邪说。习于彼,必害于此;既入于邪,必害于正。异端不止是杨墨佛老,这个是异端之大者。”(注: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86页。)从所引语句中“如”、“不止是”等语气词

20、来看,后人认为范、朱将“异端”仅释作“杨墨”或“杨墨佛老”,实乃误解其意。对此,赵杏根有所阐发,云:“以正统儒学观之,其他学说,都是异端,如先秦的扬朱之学、墨家之学、法家之学,以及后来的佛学等。孔子认为,研究异端邪说,易受其蛊惑而堕其中,故为害甚大。”(注:赵杏根:论语新解,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在宋代,理学家之所以将“异端”释为“邪说”,由泛指“诸子百家”渐变为特指“杨墨佛老”,这除了时代思潮所致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并发挥孟子和韩愈的观点,即孟子视“杨墨”为“邪说”,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注: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21、年,第2714页。)而韩愈视“佛老”为“异端”,云:“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注:韩愈: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1页。)朱熹认为若欲显扬先王之道惟有深?V“杨墨佛老”此等“邪说”,非拨本不能塞源,云:“儒之不?V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注: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040页。)然孔子时未有“杨墨佛老”之说,且未见孔子自言为谁而发,宋代理学家仅因“异端”之字与今义偶同而将其视为“邪说”,故不免犯了“以后世之事反上释古人之言”的弊病。对此,心学家陆九渊深表不屑,并采用“以孔解孔”的方法来明辨其非,云:“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况异端之

22、说出于孔子。今人卤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原,论、孟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注: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页。)而朱门弟子真德秀就替理学家曲为回护,力辩其是,云:“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臣按异端之名始见于此。或疑是时异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为谁。臣谓老聃、杨朱、墨翟皆与孔子同时,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说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为而发。”(注:真德秀:大学衍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9页。) 此后,“异端”即被赋予一种新的涵义,成为“邪说”杨墨佛老的

23、代名词。张居正云:“非圣人之道而别为异端者,叫做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注:张居正:论语别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来可泓云:“在孔子看来异端是背离正道的歪门邪道。”(注:来可泓: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林觥顺云:“异端是不同于此正直之道的邪说。”(注:林觥顺:论语我读,九州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诸家均秉承此说,可见其对后世学者影响之巨大。 五、两端 到了清代,朴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清儒力图以求实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光,客观地探讨论语中“异端”的原始涵义。然考据学的发展终究离不开义理学的推动。 戴

24、震认为将“异端”解作“邪说”实非孔意,甚为不妥,于是提出“异端”即“两端”的新解,东原集:“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言业精于专,兼攻两头,则为害耳。”(注: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页。)尽管朱熹早已提出“两端”即“两头”的观点,云:“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注: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2页。)但他却没有将“两端”与“异端”等同起来。实际上,戴氏此说不仅有其训诂学的根据,而且还有其义理学的依据。从现存的文献看,孔子本人就曾两次提到“两端”,即论语•子罕“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和礼记&#

25、8226;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注: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26页。)。此处,戴氏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治学要术业专攻,不可一心两用,避免庞杂混乱而无端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戴氏注论语书中又将“异端”释为“小道”,但没有说明“小道”与“两端”之间的关系,其实两者有所矛盾,缺乏圆通。然其开创之功不可谓不大,后世持此说者无不受其影响。 其后,宋翔凤就明显受到此说的启发,引用中庸中郑玄的“两端”注,来论证其“异端即两端”的观点,云:“中庸记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郑注云:两端,过与不及。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谓执者,度之也。执其两端而度之,斯无过不及而

26、能用中。中则一,两则异,异端即两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过或不及,即谓之异端。”(注:宋翔凤:论语说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真正能让“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具有深远影响的,还当归功于焦循。事实上,他对戴震推崇备至,并受其思想的影响,认为“异端犹云两端”,即互异的一端,云:“异端犹云两端,攻而摩之,以用其中而已。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此即发明论语之义。盖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注:焦循:雕菰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4-135页。)程

27、石泉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云:“焦氏深得此章之旨矣。惟前贤每以异乎孔门之教者为异端,殊舛误。”(注:程石泉:论语读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在此处,焦循引用韩诗外传中“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一句作为其立论的根据,然此句疑又出自“操两可之说”的邓析之口。所谓的“序异端”就是指不执一端,相观相摩,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故他不仅反对汉儒以“异己者”为“异端”的说法,而且还指出唐宋以后学者“斥二氏为异端”未能达孔子本意,云:“唐宋以后, 斥二氏为异端,?V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 之文,未之能解也。惟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 一以贯之。又曰: 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

28、可。又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异端反是。孟子以杨子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为执一而贼道。执一即为异端,贼道即斯害之谓。杨墨执一, 故为异端。孟子犹恐其不明也,而举一执中之子莫。然则凡执一者皆能贼道,不必杨墨也。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注:焦循:论语通释,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页。)此处,他又将“异端”释为“小道”。由此可见,焦循尚未完全摆脱前人的窠臼,以致无法理清“异端”、“两端”、“小道”三者之间的关系。然他毕竟对传统说法进行摧枯拉朽式地批判,才使“异端即两端”的说法得以完全

29、确立。对此,刘宝楠引用焦说时肯定其“尤有至理”,云:“ 焦氏此说,谓攻治异端,而不为举一废百之道,则善与人同,而害自止。二说(按:指宋翔凤、焦循二人之说)与集解不同,而焦说尤有至理,故并箸之。”(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61页。) 到了近代,随着西学东渐,学术界变得更加自由活跃,显示兼容并包的良好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即两端”的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共鸣。20世纪30年代,王缁尘对“异端即两端”说大发感慨,云:“自来学者,解释此章,都未免弄错。异端都解作异道。如杨墨佛老。惟予兄子馀述今人马一浮之言,颇适合于本义。马氏云:四书言端者凡数见:一曰执其两端,一曰我叩其两端,一即

30、攻乎异端。盖端必有两,若攻其异之一端,是有害的。专治与攻击皆非。此说的端,是一物两头都称端。今譬如一双筷,筷头是一端,筷尾也是一端。”(注:王缁尘:论语读本,见四书读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24页。)可见,他虽极为赞同“异端即两端”说,但将其开创和奠基之功全归于马一浮,不仅有夸大失实之嫌,而且还有“盲人摸象”之陋。归根结底,其主要原因乃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足够的了解。 而后,钱穆做了更加严密的论证,深得孔子的思想精髓,极具说服力,云:“异端者,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及彼。若专就此端而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于一端,而相视如水

31、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5年,第40、41页。)又云:“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见,他认为在孔子看来治学当兼举两端,不可专向一端,否则就难以融会贯通而偏离道术。 即使在当代,此说仍有较大影响。赵纪彬就运用唯物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来诠释“异端即

32、两端”的思想,云:“所谓异端与两端只是字面不同,实质上皆指事物的内部矛盾,逻辑的自论相违。”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6页。)可见,赵氏将“异端”、“两端”解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对此,谭承耕批判赵氏有拔高之嫌,并另作新解,云:“这句话的异端,的确应解作两端,因为异与两通,这正如戴震所说:端,头也,凡事有两头,谓之异端。(皇清经解续编卷九)也正如宋祥凤所说:异端即两端(论语集释卷四)。那么,两端又是甚么呢?这里并非明确地指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是指一般事物的两个方面,联系上文,就是指学与思两个方面。”(注:谭承耕:论语考释两则,见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第50页。)谭氏虽

33、肯定“异端即两端”,然他用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句来阐释“两端”,其所指的内涵不免过于偏狭,似乎设想太过。近来,刘海滨释“异端”为“另一端”(注:刘海滨:论语辨疑三则,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5期,第35页。),宋金兰认为“孔子使用异端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说明别为一端与我为一端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为了表明别为一端的非真理性,乃至邪恶性”(注:宋金兰:孔子“攻其异端”说解读兼论“异端”的缘起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2页。)。这些观点实际上仍是“两端”说的延续或变身。 六、不正确的议论 持此说并有较大影响的莫过于当代杨伯峻,云:“异端:孔子之时

34、,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在这里,他将“异端”释为“不正确的议论”,其训诂依据是什么,其义理内涵指什么?对此,他均未加以展开说明。故其说难以服众。 那么,杨氏为何有如此一说?实际上,这跟他所处的时代思潮分不开。从大跃进到20世纪80年代前基本上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往往夸大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其“对立”的一面,而忽视其“同一”的一面。如此一来,政治斗争的现实就延伸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杨氏身处其时,也难免卷入其中。杨氏此说得到金良年的认可和引用,

35、云:“异端,不正确的议论。”(注: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页。)相反,李泽厚则予以驳斥,认为历来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释有三种,杨氏即为第二种,云:“第二种解释说,攻剿异端邪说,于是它们就失去危害了,如杨译本。这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趣反映。传统的旧注中也有主此说的。”(注: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第65页。)在这里,李氏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与旧注的“异端邪说”完全混同,应该说这是他对“异端”研究史缺乏细致考辨而产生的误解。然他毕竟非等闲之辈,其目光之敏锐也非常人所能及,在这里他就准确地指出杨译本的“异端”句注“似乎是毛时代斗争哲学的有

36、趣反映”。 对于李氏的批判,陈红映又予以极力反驳,而高度肯定杨氏,云:“杨译本准确无误,符合孔子愿意” 陈红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解析兼论中国思想专制主义之源流及危害,见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2页。),“孔子是一位十分讲原则、且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人,为了儒学纯而又纯并圆自己的周公梦,攻击所谓异端邪说,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同样,陈氏也误将杨伯峻的“不正确的议论”等同于旧注的“异端邪说”。 总之,论语作为经典,总是让人常读常新,这由其“异端”研究史可窥一斑。“异端”研究,在论语学史上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热门课题。概而言之,“异端”主要有“他技”、“小道”、“诸子百家”、“邪说”、“两端”、“不正确的议论”等六种不同解释。这六种不同解释分别代表着汉代、魏晋、南北朝、宋代、清代、当代等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异端”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两端”说更为接近孔子本意。可以说,围绕“异端”而形成的争鸣乃是各个时代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的缩影,亦是历代研究者探索真理、改造社会和安顿自身的结果。? 责任编辑:张 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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