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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公共关系研究反思：一个知识合法性视角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公共关系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中国以来，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已经有了31年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也是一个处境比较微妙的学科，因为2011年中国公共关系学科从新闻传播学科转到了公共管理学科。这一学科归属的调整直接反映了公共关系学在中国学术界中的尴尬处境。目前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研究的反思相对较少。学者陈先红就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的现状做了反思，并引入了“阈限性”概念，重新思考了组织一利益相关者一环境这三者间的互构关系以及想象公共关系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命题，期望能够为学界提供一种关于公共关系学科本质的独特理解。“阈
2、限性”概念的引入，为当下公共关系学科的尴尬现状提供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学理依据。此外，她还指出当下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尴尬现状，是由于公共关系学科自身开放学科边界、放弃学科主权、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等原因所造成的公共关系学科本质阀如。 对于当下公共关系学科的尴尬现状的反思离不开回顾以往31年的发展历程。胡百精是一个对过往30年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研究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总结的学者之一。胡百精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学界和业界30位奠基者、引领者的口述史访谈，对过去30年中国公共关系学术和实践发展的轮廓、主线和一些关键性细节进行了梳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胡百
3、精指出，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发展的中国公共关系理论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持续的理论引进与观念启蒙，构建中国特色公关理论体系，学术范式创新这三条主线，重点处理了中外公关理论、公关理论与实践、公关理论新旧范式之间的三重互动关系。他还就80年代的新启蒙、现代化，90年代的合法性、市场化，新世纪以来的社会转型、专业化等细节，来书写了中国现代公共关系三十年来的历史脉络纲要。 就目前已有的关于中国现代公共关系三十年研究的反思文献而言，在质量上都是比较厚重的，但在数量上仍有待增加。新的研究与反思视角是关于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历史发展与现状考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胡百精在对中国90年代的公共关系发展的历史
4、考察时，是将“合法性”作为该阶段的一个主要研究问题。他提出了在90年代是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发展面临着职业形象危机、学科负面集体记忆所导致的道德和认同危机，以及深层次的核心价值和社会需求危机，从而凸显了在80年代新启蒙思想和现代化思潮下所引进的公共关系在中国安身立命所面临着的一个巨大合法性危机。但这一研究问题并没有从学科知识的合法性视角进行阐述。为此，本文将立足于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知识观点中的知识合法性理论，围绕着为什么中国公共关系学科会放弃学科主权、开放学科边界、专业精神缺失、知识领域混乱导致自身学科本质阙如的问题，从学科知识发展的视角进行展开论述。 二、知识合法性：中国现代公共关系学科发展的另一
5、种解释框架 利奥塔尔指出知识主要分为科学知识和叙述知识两个类别。这是因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全部的知识，它曾经是多余的，它总是处在与另一种知识的竞争和冲突中，而后一种知识就是所谓的“叙述性知识”。知识的存在需要获得某种语言游戏的支持从而建立合法性。知识的合法性主要途径是通过叙事，而在叙事中的传统主要有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的思辨性叙事和以法国为主的政治、解放式叙事两类。科学知识所建立使自身合法化的方式是通过宏大叙事的元话语的“哲学”来实现的，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而叙述知识则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通常被称之为“后现代”，因此叙事是叙述知识最完美的形式。利奥塔尔在论述知识合法性时着重强调了民间叙述语用学和西方
6、的语言游戏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并指出“叙事确定能力的标准，并且/或者阐释标准的实施。这样一来，叙事便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自我成形的东西，而且因为叙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了”。利奥塔尔在论述知识的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时重点阐述了研究、教学、误构三种形式。 （一）研究与通过性能达到的中国公共关系学合法化 在90年代初，中国公共关系面临着形象、道德、社会需求、核心价值、政治认同和身份合法性危机，因此学界被迫进入了寻求公共关系学的合法性，而这种寻求合法性的手段主要源自于科研方面。（表1）这些科研明显区别于80年代中国公共关系的学理研究的翻译、启蒙、引进倾向，代表了中国
7、本土公共关系研究的开端。 胡百精对90年代的中国公共关系研究分为三个流派：传统文化取向的“复兴派”和贴近意识形态的“特色派”，以及致力于培养公关市场的“市场派”。从其研究旨趣和主题上看，胡百精对于90年代的公关研究的划分无疑使恰到好处的。利奥塔尔指出科学知识中研究的语用学受到了两个基本大变化的影响，即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中国公共关系的早起本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建设自身特设的公共关系理论，或者是在中国古老的思想体系中去寻求论证公共关系思想的存在，从而获得当下公共关系学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在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过程中，陷入了一个迷思。即为了论证而论证和为了举证而举证。在这些关于中国特色
8、公共关系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中虽然初步奠定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合法性，但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的深度性都有待于提升。在确立市场价经济体制后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方向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功利主义战胜了理想主义和学科学理主义，从而倾向为企业为市场服务的肤浅研究，导致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研究的缓慢发展。其典型的例证便是中国公共关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分流，其科研成果交流的专业平台公共关系报、公共关系导报、公共关系、公关世界这“两报两刊”也在衰落，造成了仍在坚守公共关系研究学者的科研成果缺少同行交流与发表的专业平台。 （二）教学与通过性能达到的中国公共关系学合法化 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另一大特征即教学，也称之为知识的传
9、播（传递）。为此考察中国公共关系学学科知识的合法性，其自身学科的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状况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公共关系学自80年代引进中国，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高等教育知识的教学是必经之路。为此80年代的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启蒙者，先驱者将公共关系首先和传播学一起引进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中。（表2） 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当时有不少于20所高校开设公共关系专业，不少于300多所高校开设公共关系必修课或选修课，可见当时的公关教育已初见规模。余明阳总结了中国公共关系高等教育共经历了从引进到成形（19985-1989），从狂热到理性（1990-1999），从混乱到规整（2000-2005）三个阶段
10、。如今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正轨到专业化（2006-今）。纵观中国自公共关系学科进入高等教育以来，学科知识的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主要源自于前文所述的自身学科研究的不足，缺乏自身学科知识教学（知识传播）的特色内容。公共关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主要偏向于案例教学和实务教学，自身学科知识的学理教学匮乏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公关教育精品教材的稀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本像美国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手册那样的集大成之作。公共关系学科教学的教材主要源自于中国公共关系学启蒙者参照国外公关教育教材而编写的。仅有少部分教材是本土公共关系学研究者基于本土研究而形成的具有学
11、理性的专著，诸如明安香的公共关系学概论。但这些精良的教材面对庞大的教学需求无异杯水之薪，远远不能满足中国公关教育的知识需求。 最后，师资方面，中国公共关系教育的师资面对急速扩招的高等教育而言，显得捉襟见肘。由此导致了除了师资力量较好的几所高校拥有受过系统公共关系学教育背景的师资外，其他开设公共关系专业教学的师资力量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教育工作者，从而导致了中国公共关系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高度不对称关系。 （三）通过误构实现中国公共关系学合法化 误构是在知识语用学中使出的“招数”，利奥塔尔同时承认单句和与它“衔接”的多样性。他指出，误构的核心在于没有任何规则可以提供绝对正确和正当的连接方式，它不断
12、发明新的连接方式以便产生更多的连接，故而对于学者与科学家而言，拥有自己的连接方式就是成功。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合法性不是通过专家的同构而达到的，而是通过发明家的误构而得以达到的。为此他提出了应该区分严格意义上的误构与革新，他强调误构的重要性远远比为了改善效率的革新更大，但由于是隐性的而不被人立即了解。利奥塔尔的“误构”观念提出了用科学语言游戏来取代传统的理性，新的规则划定新的知识合法性的标准。科学语言游戏的规则相对于达成的共识来说具有未知性的特点，在新的规则中不同的追求优于共同的理想。 因此，对于中国公共关系学者而言，目前亟需面临着的问题是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通过自身学术的误构来推动整个公共关系
13、学科获得更多的知识合法性，而不是仍然继续在西方的公共关系研究和现有的研究范式中继续精致的深耕细作一些选题，从而导致整个学科研究的内眷化。可喜的是当下国内的公共关系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突破。例如，学者胡百精的基于对话视角，提出了公关对话范式，指出中国的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而学者陈先红通过对大量的中外公共关系学研究文献的回顾，最终确定了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系统论道德取向”、“生态学元理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关系生态位”等概念组成的严谨而宏观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在其理论体系中强调，“关系居间者”是公共关系的本质，“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第三方立场的是其立足点
14、，同时又注重以文化影响、伦理方法以及制度改造，来追求公共利益、公众可以和组织利益三者间的平衡与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这些关于中国公共关系学研究的范式创新，都为整个学科的知识合法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中国公共关系学者作为学科学术创新的发明家虽然初见端倪，也有了一定的相关成果，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展望与结语 通过对过去31年中国公共关系学科发展历程的爬梳，发现中国公共关系学在研究和教学以及学术误构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提升。本土的公共关系学科知识还处于叙述知识层面，主要注重于“器”和“术”这两个层面，对于“法”和“道”的制度和规律的哲学层面的重视远远不够。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公共关系
15、学科要维护和拓展自身学科知识的合法性，需要将目前的学科知识从叙述知识层面转化到科学知识的层面，加强对于自身学科知识的哲学层面的科研、教学和学术范式创新的误构。 此外，在增强学科知识的合法性方面，国家霸权是一个有效的方式。正如利奥塔尔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目前的地位时所指出的，科学知识在当下依附于权力的倾向明显加强了，并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成为权力冲突的关键因素；伴随而来的则是其知识合法化的问题的更加尖锐；这是因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从而揭露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本质关系。这一观点与福柯的知识权力观是相契合的。因此中国公共关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要想获得更多的学科知识合法性不可避免的就是，需要获得国家权力的重视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