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研究.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研究.doc（6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中国经济的波动性与主要经济体的比较研究 在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相比下，中国经济具有“新兴”的特征，由于中国自身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不完善，结构性问题突出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中国具有显著的“新兴经济体”的特征。基于此，文章在对中国宏观调控效果的比较时将其与新兴经济体归为一类，尽管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效果在新兴经济体中属于较好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种调控的效果依然较弱，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重的。 一、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波动较小及原因 新兴经济体是与发达经济体相对应的，工业化及后发优势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增速的最主要原因。学者的研究认为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这些国家保
2、持较高增长率的关键，如Kawai（1991）等。其次是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再次，快速地推进城市化及人口转移是推动新兴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城市化带动人口的大量迁移，并通过其特有的“集聚效应”在促进相关衍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发挥基础设施等的规模效应更加促进了后发优势的发挥。 中国经济波动性较小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环境的基本稳定，使得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得以较好地保持。其次，中国的日渐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也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在赶超过程中，中国较好地处理了增长动力的转换问题，由最早的释放国内需求到出口导向型再回归到逐渐扩大内需，这个过程绝不仅仅是同样经济结构前提下的一种等比例
3、缩小，而是后发优势减小的背景下，增长动力由之前主要靠技术模仿，向更多依靠自身创新的重大转变。然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对经济体制做出重大变革，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否则，就难以成为高收入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而南非、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面临较多的国内种族、部落等深层次的冲突，导致政府难以全身心集中于对经济发展的治理。例如金砖国家之一的南非尽管经济增长的基础较好，但由于对高失业、高通胀、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经济增速始终难以稳定。南非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表现在矿产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金融体系相对发达。但是，长期种族隔离形成的“二元经济”特征明显
4、，少数白人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广大黑人受教育程度低，不能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作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缺乏竞争力，难以开拓出口市场并吸纳失业人口。由于生产成本提高、税务负担加重、技术工人短缺，南非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已受到严重伤害，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增加值一直徘徊不前。制造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制造业的疲软使南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再次，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南非土地改革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关于国有化的争论对南非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农场规模普遍较小，农田的小块分散经营也制约着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总体来看，其中的政治环境及政府发展战略的不连续性是导致
5、其他金砖国家的经济波动性大于中国的最主要原因。 二、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波动性较大的原因 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在学术界的争论非常广泛，其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于市场经济的微观体制并不健全的中国而言，产生于西方成熟经济体的宏观调控理论自然不适用于中国。安宇（2012）在回顾中国七次宏观调控的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区分广义有效性和狭义有效性建立有效性模型，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在2000年以前甚至是经常性的大起大落。 （一）西方宏观调控理论自身的不足 西方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是基于实体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相机抉择得选取相应政策以平滑经济的波动性，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种主要的
6、宏观经济政策，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作用机制都是通过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产量和就业，所以统称为需求管理。 但是，首先经济运行的“冷”或“热”是难以判断。尤其是在指标的选取上面，不同的指标可能之间可能出现相互冲突的矛盾，而且不同的经济体中在不同的指标上的反应程度及时间也是不一致的。这样在难以判断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就难以进行任何的相机抉择的操作。 其次，调控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较为严重的时滞问题。在财政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同，但均有较为严重的时滞问题，其中货币政策的时滞大于财政政策。从最开始的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到居民收入增长、企业投资增加等等均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则更长，因为，扩张性的
7、货币政策并不直接带动总需求，而是通过利率的下降刺激投资需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价格对货币的反应先于总需求，则很可能产生通货先于总需求，这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带动经济走出低谷，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再次，西方的宏观调控理论忽视了经济中的结构失衡问题。由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到新凯恩斯主义才逐渐从微观角度对宏观经济进行基础的构建，但是宏观经济的整体体系仍不如微观经济完整及严谨。宏观经济的非均衡是常态，主要的原因包括，工资的刚性导致劳动力市场难以出清，而产品的价格刚性导致产品市场难以出清，由此整个宏观经济陷入非出清的状态。除此之外，产生非均衡状态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微
8、观基础的竞争结构并不是完全竞争，由于是非完全价值的市场格局，因此厂商并不是价格的接受者，在其他的三个基本假设也不满足，主要是消费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信息也不是充分的、每单位的劳动也不是同质的。但是，在宏观调控理论关注财政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过程中，并没有将这些问题考虑进去。 （二）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性导致西方宏观调控理论适用性较差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波动性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下文将重点从新兴经济体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其西方传统调控理论相对失效的主要原因。 （1）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赶超效应”，并在追赶中阶梯式成长，这种高速增长期带来的巨大波动性掩盖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在上述
9、所选取的样本中，新兴经济体均处于追赶中，由于“赶超效应”而使新兴经济体具有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赶超效应”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包括后发优势、技术累计、扩散效应及学校效应等等，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干中学”效应是最明显的。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充分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环境之后将这种后发优势发挥，是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然而新兴经济体的波动性也巨大。主要原因包括，其一在这种追赶效应中，尽管生产过程等标准化的流程可以移植，而围观企业中的管理及政府对宏观经济体的治理却是难以在短期内掌握了，这就早就了围观层面的企业在危机中的抗风险能力较弱，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经济管理政策的恰当些有待提高，要么是刺激不足要么是刺激过度导致新的危机。其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往往被新兴经济体所忽视，而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是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及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增长动力中的内外需变化、资产价格上涨导致的泡沫风险、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不匹配、收入差距的扩大及环境恶化等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对新兴经济体在追求高增长的同时提高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