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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拿高考怎么办 1905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廷废除科举的时候，绝对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被他们埋葬的科举，居然会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的名义，部分地还魂了。至少，两者在形式上很相似，都是由统一的机构出题并且组织考试，而且将学校考试和官员准入考试结合，凡是考上大学的，就意味着有了准官员的身份，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这种制度设计，就是打算通过这种制度，为国家选拔人才（官员），跟科举相比，只是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展，不仅选拔行政官员，更重要的是选拔技术干部。当然，选拔之后还要经过高校的专业培养，这一时期的专业分得非常细，很技术化，有些特定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其专业设置往往跟国家
2、各个部委相对应。在国家吞噬了社会的同时，原本为社会培养的人才，哪怕是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教师，也就都有了国家干部身份。应该说，这种高考制度和与之对应的经过调整的高等教育体制，在特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成批的技术人才。然而，这种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在实际的运作中，高考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棒”，它不仅决定了高考前端的中小学教育走向，而且影响到了高考后端的高等教育的教学。由于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全国一盘棋，事实上高考把我们的学校教育，变成了“标准答案”模式，所有的教学环节都围绕着高考题目转，以高考的判卷标准为标准，不允许有任何的歧义，以免降低分数。这
3、是一种给定真理式的教学，学生只能接受，不能有创新，也不允许有创新。这种弊病，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中国进入新的世界体系，暴露得越发明显。 事实上，人们对于我们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足够清楚的认识，从上到下推行素质教育已经有些年了，教材的改革，也在大声疾呼，高考出题的模式，几乎每年都想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变得有限）。但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素质教育的推行并不理想，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基本还是应试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只是点缀。大学的素质教育基本上没有提上日程，仅仅加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音乐美术之类的欣赏课而已。 问题的关键在于高考。 只要这种统一考试（现在一些省市单独出题，但对于自己的辖区
4、来说，依然是统一考试）存在，所有的中小学就都会围着它转，老师的教学会以高考考的内容以及高考的标准答案为目标，铺天盖地的教学辅助材料，也都围绕着高考编写，学生和家长，也以高考的成绩来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小学则以中考成绩，最终还是以高考为目的），如果有哪个学校胆敢出一点格，稍微脱离几分高考的范围，那么学生的家长可能就会将这个学校毁了。事实上，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学，都在前两年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上完，高三阶段则进行反复的考试练习，将学生投入无底的题海当中，一直练到学生厌烦，甚至到作呕的地步。所谓的高三把关老师，都是把历届高考题目研究到烂熟的专家，其中那些能够猜出当年的出题方向，甚至押中若干道题的翘楚
5、，学生和家长无不奉之为神明。 这样考进大学的学生，不仅身心俱疲，而且身心俱木，差的学生把上大学当度假，自己放自己的羊;好的学生，依然习惯于中学的应试模式，总是担心一旦没有了“统练”，没有排名，自己该怎么办。这样的状况，即使摊上好的老师和好的教学方式，一两年都扳不过来。 当然，高考的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想到，相关的改革，也已经议论了很长时间。十年前或者更早，教育界就已经有人意识到高等学校入学形式必须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则必须跟落实高校自主性结合起来，实现入学方式的多元化，使中学教育失去考试的目标，无从跟踪，也避免了考生一考定终身的难局。显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至少是合理的，改革，理应在恢复高校的自
6、主性上做文章。恢复高校的自主性，不仅可以使中小学摆脱高考指挥棒的驱动，而且有利于高校真正在创造性意义上的发展。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改。 显然，以今天的高等教育规模，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各个高校或者若干高校联合自行出题考试的路子上去，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障碍在技术上。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规模，每年不过十几二十万考生，学校的规模都很小，各个学校每年录取的学生相当少，最多不过几百人。大一点的高校，只要在几个主要城市设立考点，基本就可以满足考生报考和学校招生的需要。而现在高校的年度招生规模，今年已经突破六百万人，即使保持在扩招前规模，也有二三百万，如此大的规模，实行各个学校自主考试招生，其技术的瓶颈
7、根本无法突破，意味着考生和学校的成本，大到双方都难以支付。2006年上海复旦和交大进行的招生考试改革，虽然在方向上是对的，但方法上却大有问题，这种各校自主、面试录取的考试形式，显然只能适用于上海本地的考生，对于上海以外的考生来说，基本上不可行，很难想象全国各地所有报考复旦和交大的考生大批涌到上海，考完之后再大批离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机会。如果由学校派出人员到各地面试，那么即使仅仅在地级市设点，学校的成本也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依然远远不能满足考生的要求，因为还有大批的县和县以下的乡镇考生要付出额外的旅费和住宿费用，这对于来自农村的考生，尤其不公平。 同样，采用美国那种以高中成绩为主，参考
8、老师推荐意见的录取方式，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可行。当下中国诚信氛围的缺失，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前些年某些重点大学曾经实行文史哲班招部分的保送生的办法，但就其状况来看，作弊之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难以为继。其实，即使就算中国诚信的现状不这样糟，目前普遍的独生子女家庭，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不惜一切，在别的方面可以讲诚信，到了为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估计也就不会讲了。 事实上，在高校招生问题上，留给我们施展拳脚的空间很小，我们既要确保高等学校的入学，有一个可信的程序，不至于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从而确保老百姓对高等教育有起码的信心（这一点，目前的高考制度是能做到的），同时，我们又
9、必须改革，不能让高考变成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保留现有的考试机构，让这些机构依然担负组织高校入学考试的职责，但是考题由各个高校来出，考卷也由高校自己判。 这样做的话，每年的考试依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但考期可以延长，比如一个月。考试机构可以将各个高校的考题，分成若干档次，横向和纵向分都可以。各个高校，也可以自行选择自己在考期的哪个时段考试，考试的时候，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自由选择参加哪几个学校的考试，可以横向参加几个同档次学校的考试，也可以按照档次递降的原则参加考试，这样就基本上避免了一考定终身，一选志愿也定终身的弊端。这样改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是
10、，让高校有了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出题考试和判卷，选择自己想要的学生。如果学校喜欢数学好的，那么它可以在分数分配上，向数学倾斜，如果学校喜欢语文好的，也可以同样办理，甚至学校可以考学生的动手能力，把做手工或者装配机械作为考试科目，这样，社会上很多偏科以及有特殊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就有了受正规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教育的机会。 当然，这种改革最大的好处在于，由于出题从内容到形式的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中学教学就跟不上了，当然也就不用跟了，这样就把中学乃至小学教学从应试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要想提高升学率，唯一的法门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如是，素质教育才能真的提上日程。 这样改的唯一难题，就是增加了高校的工
11、作量，也增加了高校的诚信考验，高校要自己组织出题，组织判卷，还要保证公平公正。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难题，高校的老师，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出题判卷，工作的应有之义，就是要保证公平公正，现在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现象，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理应加以大力扭转，否则考场就变成了市场，学校就变成了学店，高等教育自己就垮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立法，通过加大执行力度，通过把教师的职业道德跟其职业本身连坐的方式来一并解决。其实，从根本上说，这种从入学考试就开始介入的方式，对高校来说是好事，至少，高校可以在入学考试的阶段，就得以了解考生，可以部分地改变从前那种隔着口袋买猫的招生状况。这样，对学生日后的培养，是有
12、正面价值的。事实上，一个高校的优劣，最终要看社会的评价，只要社会对高校有正面的激励，出产优秀毕业生的高校，社会对它的回报就高，高校就会向上走，不会靠作弊滥招生来维持，就会竞相争夺好的生源，学校的诚信就能跟自身的地位和效益联系在一起，老百姓对高校的入学考试的信任，就不会出问题。 创造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立足的根本，而教育，又是创造力的来源。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来，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竞争力排名却在下降。国家竞争力下降的背后，是各个高校的科研竞争力都在下降，扩招的学校在下降，不怎么扩招的学校也在下降。这里面有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问题，但学生素质的降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些身在高校的人，眼看着高分低能的现象在蔓延，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高校中的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也不能例外，不能不说，我们的高考有问题，有大问题，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刻不容缓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