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与交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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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与交通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城市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兴建城市最多的时期。在这个政治动荡经常发生的时代,城市作为战略要地,作为财富与人口集中之地,作为各级政权的所在地,都使其成为攻击与争夺的主要对象,黄河流域两汉时期最有名的城市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城市作为冷兵器时代最有效的防御措施,又使新的城市蓬勃兴起,并强调其防御方面的功能,城市所具有经济功能因而淡化。相对于黄河流域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城市破坏较少,城市的规模、数量及繁荣程度都远远超越前代,在政治功能之外,这些城市与同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比较而言,经济

2、与文化功能更为突出。政治的动荡与政权的兴替,使两汉时期的一些中心城市只能断续地维持其固有的地位,而一些新的中心城市或地区性城市兴起并改变当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同时也改变汉代统一时期形成的道路交通网络,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也对以后时代各地区社会经济面貌起着制约的作用。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一、北方中心城市的变迁 1洛阳、长安的反复破坏与中心城市地位的动摇中心城市的盛衰,既是一个时代政治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集中体现。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使黄河流域许多昔日繁荣的城市沦为灰烬,长安、洛阳这两个汉帝国的中心城市,在汉末动乱中所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关

3、陇军阀董卓面对关东牧守联军的进攻,“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三国志卷6董卓传裴注引华峤汉书。及其逃归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 三国志卷6董卓传附李傕、郭汜传 后来汉献帝返回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 三国志卷6董卓传据说当孙权之父孙坚率军从江南来到他曾向往的都城洛阳,见“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为之“惆怅流涕” 三国志卷46孙坚传注引江表传。二十年多年后,年轻的诗人曹植路过洛阳,在所作送应氏诗中叙述洛阳荒凉景象说:

4、“步登百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墙垣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蓍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魏政权建立后,在业已稳定地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情况下,虽将谯、许昌、长安、邺城与洛阳并列为“五都”,但还是放弃了曹操时代不断经营的许昌与邺城,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受到肯定,并在魏晋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洛阳不断繁荣的过程,各地人口通过强行迁徙或自行择居,再次汇聚到洛阳。魏文帝时期,皇室宗庙一直置于邺城,魏文帝虽曾“初营洛阳宫” 三国志卷2文帝纪。,大

5、致不过稍改其残破之状;魏明帝曹睿利用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 魏书卷25高堂隆传。虽有不少官僚严厉批评他违背了“二祖”即曹操与曹丕相承的节俭作风,但建设并末停止,这使洛阳越来越象一个都城。据水经注卷16谷水注,在修筑宫殿的同时,又筑拦河堰阻断谷水,称为“千金堨”,并开凿五条人工渠道,引水进洛阳城中,号称“五龙渠”,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沿渠设置水门,使水通于街巷,并兴置水碓,作为粟、稻脱壳加工之用晋书卷4惠帝纪称:张方攻洛阳,“决千金堨,

6、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踧,米石万钱。”水碓对于当时城市粮食供给的作用不能低估。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对千金堨大加改造,将堰比先前提高1.4丈,又增修两道堤堰和引水渠,合称为“代龙渠”,又称“九龙渠”。为解决洛阳对外交通与外地财富向洛阳转运,在修复利用前代道路与运渠的基础上,泰始十年,又 “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这是在三门峡西凿渠引黄河水至洛水,从而使今山西、陕西至洛阳的运船可以避开黄河险道。随着洛阳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加,西汉三辅、东汉洛阳那样“难治

7、”的情形又一次出现。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西晋傅玄傅子说:“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洛阳为争夺的中心,洛阳城屡经兵火,繁荣不再。及匈奴人刘矅攻占洛阳,有人劝他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天下之中,在当时各族伺机以图发展的政治背景下,亦是天下之冲,众矢之的。刘曜“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 晋书卷100王弥传。推翻西晋后,匈奴政权仍将本族聚居地附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作为都城,发挥在黄河流域的政治影响。从此直至

8、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近两个世纪中,虽偶有统治者作过迁都洛阳的打算,但最终只不过从西晋废墟上搬走一些足以代表文化传承与统治象征的遗物而已 晋书石勒载记记石勒曾分洛阳铜马、翁仲、晷影于襄国;石季龙载记记石虎曾迁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等于邺城。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率军抵达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 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决定迁都于此,以显示自己继承汉魏文化传统并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心。北魏新都洛阳是在西晋都城废墟上兴建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全新的城市。从孝文帝下令迁都,到新都建设基本完成,大致经历了十年,其间邺城基本上

9、作为北魏的临时都城发挥其作用。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3年)十一月下诏说:“京洛兵芜,岁逾十纪。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剪扫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今庙社乃迁,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 魏书卷8世宗纪。 此后三十年中,洛阳作为中国北方绝对的中心城市,民居与宗教建筑仍不断兴建,处处都显示着都城气象。不仅皇宫内宫殿林立,巍峨壮观,一些居民小区里也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佛殿有如宫殿。紧靠宫城南门的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永宁寺中呈四方形的九层佛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

10、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合有五千四百枚。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里” 洛阳伽蓝记卷1。其它如瑶光寺、正始寺、景明寺、永明寺等国家财政或达官贵人出资修建的寺院,无不以其华丽刺激人们的感观,同时也成为京城人们游玩的好去处。特别是四月八日佛诞日,举城奉佛像至皇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成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洛阳伽蓝记卷3“景明寺”。为了显示京城的繁荣及迁都的决心,甚至节俭的孝文帝也支持官僚在新都修建豪宅 魏书卷65邢

11、峦传说:迁洛后,邢峦任中书侍郎,“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见峦宅,遣使谓峦曰:“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高祖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北魏后期,政治腐败,京城之内,“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洛阳伽蓝记卷4。作为黄河流域的统治中心,众多的居民与奢侈的王公贵族巨大的消费能力,使新都洛阳,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性经济中心。据洛阳伽蓝记,洛阳

12、城中有一方圆8里的大市场,周围分布着分别叫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沽、治觞、孝慈、奉终、阜财、金肆等十个小区,居住的多是“诸工商货殖之民”,生产与销售日常生活用品,中多富人,“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城东又有一个较小的市场和称为“货殖里”的小区,这个市场以交易肉食及水产品为主。城南又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义、慕化四个小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这里专设有一个市,称为“四通市”,以供远商交易,“天下难得之货,

13、咸悉在焉”。北魏新都洛阳的繁荣只维持了不到30年,便因北魏末年的政治动乱而结束其中心城市的使命。公元532年,执掌北魏政权的高欢“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公元534年,北魏皇帝元修西奔宇文泰,在长安重新建立起中央政府,高欢另立皇帝,东西魏正式分裂,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高欢“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将都城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邺城,洛阳居民被迁至邺城安置,洛阳宫殿被撤除,材料用来修建邺城的宫殿,此后,东西魏以洛阳为中心展开拉锯战,洛阳成为东魏北齐一边防城镇,迅速衰落。在洛阳伽蓝

14、记序言中,杨衒之描述他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所见洛阳说:“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一如西晋灭亡后的洛阳。公元579年,北周灭北齐,统一长江以北后不久,周宣帝开始注意洛阳作为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下诏说:“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

15、万人,以迄于晏驾。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 周书卷7宣帝纪。周宣帝修复洛阳的工作并未完成,其未竟之业则由后来的隋炀帝发扬光大。西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在东汉定都洛阳以后,重要性已远不如前,但帝都气象仍存。东汉末年的动乱,同样使之荡为灰烬。董卓死后,其部将以长安为中心自相攻击,“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三国志卷6董卓传。曹魏、西晋都曾向长安迁徙人口,但西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潘岳任长安县令,所见所见长安城仍是一派破败景象,其西征赋说:“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

16、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鷩雉雊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 文选卷10。魏晋时代洛阳的复兴没有在长安出现。与洛阳地处四冲,无险可守的相反,长安处山河四固之地,使其在十六国时代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处。匈奴前赵、氐族前秦、羌族后秦均在此建都,不过,各政权除强行迁徙人口于该地外,财政紧张与战事频繁,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顶多修复或兴建一两座宫殿而已,而伴随这些政权灭亡的则是新的破坏。东晋末占有长安后,“收其彝器,归诸京师”,守将朱龄石受到赫连勃勃的进攻,遂“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 晋

17、书卷10安帝纪。北魏时,长安只不过是西边一个军事重镇,不可能也不允许恢复昔日作为首都象征的建筑。西魏、北周相继于长安建都,西魏初创,孝武帝元修“入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即以北魏时代雍州刺史官衙作为皇宫,可见汉代乃至十六国时作为首都而修建的宫殿早已不存。西魏北周限于财力,亦未大肆建设,周武帝甚至下令将权臣宇文护执政时修建的一些宫殿全部撤毁,“雕斫之物,并赐平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 周书卷6武帝纪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只在前秦及北周统治的十多年间,扮演过黄河流域统治中心的角色,这与这一时期关陇地区经济衰退不无关系,其重新恢复作为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的地位,进行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城

18、市建设,亦需等待隋唐时代的到来。2邺城、平城等城市地位的提升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兴起长安、洛阳的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众多区域性的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心城市的兴起,邺城与平城在其中颇具代表性。邺城在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时期,政治与经济影响甚至超过了洛阳与长安,其城市建设规模也相当可观。邺城邺城地在今河北临漳与河南安阳二县交界处,战国时代作为赵国都城邯郸南面的重要县邑,即以西门豹革除旧俗、引漳水灌溉农田而着称于史,两汉为魏郡治所。邺城地区河北平原西南部东靠太行山,南去黄河不远,淇水、洹水、漳水出太行山麓流经附近,“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被称为“河北之

19、襟喉,天下之腰脊” 水经注卷10“浊漳水”注。,地理条件优越。在政治动荡与分裂时代,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据有河北后,将邺城作为自已施政的中心,在袁绍的的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并着修复与改善邺城周围的产生与交通。史称 黄惠贤:辑校邺中记“晏陂泽”条,刘心长、马忠理主编邺城暨北朝史研究,第40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当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堰引漳水溉邺,以实魏之河南。后,史起为邺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于魏数百顷,魏益丰实。后,废堰田荒,魏武王更修通天井堰,堨邺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细流,东注邺城南,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相灌注。一源

20、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二十堰。水所溉之处,名晏陂泽,故左思之赋魏都也,谓“墱流十二,同源异口”者也。堰陂泽除有灌溉之利外,还为邺城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曹操“引漳流自城西东入,经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鸣沟也。渠水又经南经止车门下,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下,注之湟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鸣灌街里,谓此渠也。” 水经注浊漳水注。洹水亦被引向邺城。水经注卷9“洹水注”注说:“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洹水又东,枝津出焉。东北流迳邺城南,谓之新河。又东,分为二水,北迳东明观下,又北迳建春门”。所谓“枝津”、“新河”均因人工引水而成。此外,曹操还兴建了从邺城通往黄河边的人工运河,加强了

21、邺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邺城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晋时左思所着魏都赋称:“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稉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芉充茂,桃李荫翳。”北魏中期,崔光请孝文帝迁都邺城时亦:“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遗迹,可以饶富。” 太平御览卷161州郡部河北道相州引后魏书。三国魏政权建立后,以洛阳为都城,但作为曹魏“王业之本基”的邺城,仍首次与洛阳、长安及谯、许昌并列为“五都”。魏晋时期,邺城一直是控御河北平原的一方重镇。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马牧帅汲桑聚众反,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邺城,害新蔡王腾。烧邺宫,火旬日不灭

22、” 晋书卷5怀帝纪。西晋灭亡后,羯人石勒试图在河北发展,其谋士张宾建议说:“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石勒遂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中心,逐步全据河北,进而进军关陇,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在攻占邺城后不久,石勒便开始加以修复,“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公元335年,石勒的继承人石虎正式迁都邺城,复大加兴建。水经注卷10“浊漳水”述曹魏创始、后赵修复增广的邺城说:城有七门: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东曰建春门;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西曰金

23、明门,一曰白门。凤阳门三台洞开,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层观架其上,置铜凤,头高一丈六尺。东城上,石氏立东明观,观上加金博山,谓之“锵天”。北城上有齐斗楼,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不仅城内建筑巍峨壮观,石虎还“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又“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宫”,直抵邺城 太平御览卷956木部五榆。时虎时期城周24里的邺城,不仅是黄河流域的统治中心,亦是当时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后赵

24、灭亡后,慕容鲜卑前燕继续以邺为都城,并有所增修,以此为中心统治黄河中下游地区,至直公元376年被前秦消灭。淝水之战后北方的战乱,使邺城受到反复的破坏。慕容垂最终放弃了建都邺城的打算,改以中山(河北定县)为都 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称: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后图谋发展,“谋于众曰: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从此至公元534年东魏建都于此,邺城中宫殿作为地方城市不当有的建筑被撤毁焚烧 宋书卷74鲁爽传鲁秀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或告焘,邺民欲据城反,复遣检察,并烧石虎残宫殿。”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拓跋焘时,于平城西立石刻写五经,“于邺取石

25、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但邺城一直是河北平原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所以北魏初即有迁都于邺的动议 魏书卷35崔浩传,孝文帝准备从平城向南迁都时,亦有人建议迁都邺城。东魏迁都邺城,事出突然,“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40万狼狈就道”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同时对邺城及其周围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分邺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邱、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北魏时期作为相州治所的邺城已不适应新的需要。于是,迁都的次年九月,“发众七万六千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年),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 魏书卷12孝静帝纪。据史书记载,邺城新城是在原邺城之南,

26、“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以北魏洛阳为样板,参考前代都城模式,于邺城旧城南再作一规模稍大的新城,两城两接,构成一个整体,并对城市水利设施进行了整治。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说:迁邺以后,“又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硙,并有利于时。”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司州条说:“天平中,决漳水为万金渠,今世号天平渠。”明崔铣撰彰德府志卷1地理志引佚名邺都故事说:“(东)魏都邺后,起石塞堰,自安阳南引洹水入邺,自邺入临漳,东至洹水县,当时溉田,有万金利。”北齐建立后,又增建了一系列宫殿园林。文宣帝天保七年开始

27、,“发丁匠三十余万人营三台于邺,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天保九年),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武曰圣应,冰井曰崇光” 北史卷7北齐文宣帝纪。;后主时,“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 北齐书卷8后主纪。东魏北齐邺城的繁华与西魏北周长安城的简朴两相对照,不仅是两方统治者节俭与奢侈的作风使然,亦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远较关陇繁荣的反映。公元577年,北周消灭北齐,意味着邺城彻底丧失其作为黄河中下游中心城市的地位。该年正月,北周武帝率军进入邺城后,下诏说:“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或层台累构,槩

28、日凌云。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蒲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山园之田,各还本主。”同年五月,以邺城“华侈过度”,再次下诏要求:“诸堂殿壮丽,并宜荡除,甍宇杂物,分赐穷人。”北周末,驻镇邺城的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与执政的杨坚相对抗,杨坚胜利后,下令焚毁邺城。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相州邺县”条说:“周大象二年,隋文辅政,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回,平之。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炀帝初,于邺故都大慈恩寺置邺县。贞观八年

29、,始筑今治所小城。”则北周末邺城经撤毁焚烧,只剩下大慈恩寺这一佛教寺院作为邺县衙门。平城平城地当今山西大同市,两汉时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河北的军事要地,公元398年至公元493年间作为北魏建都于此,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平城成为黄河流域政治中心,随着北魏政权围绕平城进行的一系列道路交通建设,它俨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公元398年,拓跋珪在消灭后燕据有河北后,下令定都平城,将随之从草原南下的各游牧部落及从河北迁徙的40多万人口安置在平城附近。平城地理位置靠近漠南,即拓跋鲜卑兴王之地,又比其原有的政治中心盛乐更易控制河北,因而平城从一个边防城镇提升为政治中心城市。北魏

30、定都平城的近100年中,平城的城市建设一直未停止过。拓跋珪时,参照邺城、洛阳及长安的建筑模式,修有天文殿、天华殿、太庙、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西昭阳殿、西宫、北宫、灅南宫。游玩兼有经济作用的场所则,方圆数十里的鹿苑、东西鱼池等,并“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 魏书卷2太祖纪。第二代皇帝拓跋嗣修有丰宫、白台、西苑宫、蓬台宫等。作为防御禁奸之用的城墙也不断修筑。不过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的平城,在强调京城建筑雄伟壮丽的南方人看来,实微不足道,平城的建设要到拓跋焘统治时期(公元423451)才真正开始。南齐书卷57魏虏传说:“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即拓跋嗣)始土著居处。

31、佛狸(即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后来孝文帝时,认为京城

32、建筑“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理应宏大,而前代所修宫殿之类的建筑“颇为未允”,致使“三元庆飨,万国充廷,观光之使,具瞻有阙” 魏书卷53李冲传。于是派人到魏晋首都洛阳的废墟上“量准魏晋基趾” 魏书卷91艺术蒋少游传。,据称还派人到建康偷偷地观摩城市格局,重新规划改筑 南齐书卷57魏虏传说:“(永明)九年(公元491年)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

33、。但随着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此前一两年间在平城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戛然而止。作为控制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平城对外没有水路可通,陆路畅通显得尤其重要 本段详参日前田正明: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四章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网,李凭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平城与河北平原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脉横阻其间,从这里通向河北,汉代以来使用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平城西南行,穿过雁门关南至今山西太原,再向东南沿浊漳水形成的河谷穿越太行山,进入今太行山东麓河北、河南二省交界地区,或从太原东大致沿滹沱河东行,经井陉关到达今河北石家庄一带;另一条更为迂回的道路则是沿桑干河东行至今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境,再

34、折而南下,抵达今北京市区。为了使平城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交通更为快捷,拓跋在征服河北即将北返时,便“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 魏书卷2太祖纪。据研究,这条新开的“直道”大致从今河北满城沿滱水(今唐河)穿越今清虚山山麓进入今河北涞源县,再翻越山岭经今山西灵丘、浑源以达平城,基本上呈南北直线,较之前有道路行程大大缩短。不过这条新修的道路需要经过许多天险,如所经过广昌岭(今涞源县东南),“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上岭,故岭有五回之名” 水经注卷11“滱水”条。为了保证该路畅通,后来又反复整治。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 魏书卷4上世祖

35、纪上。;孝文帝太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灵丘道”成为北魏时期从平城通向河北平原中部最繁忙的交通要道,所谓“灵丘郡土既褊塉,又诸州要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 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太和六年二月诏书中语。北魏据有关陇及河西走廊后,原来由西域经河西走廊至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北移,自河西走廊东端的姑臧,经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过黄河,东至平城。史称:“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倍矣。” 魏书卷102西域传。东北各部族及南方政权也常以“朝贡”的方式到平城贸易,平城发展

36、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城市,商业活动也趋于繁荣,北魏统治者甚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 魏书卷53李孝伯传。,或“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以此向来平城的外国使节夸耀北魏物资丰富,市场繁荣 魏书卷103蠕蠕传。平城作为中心城市的崛起,是特殊的政治背景的产物,其经济上的繁荣也是建立在北魏政权前期对外掠夺及河北等地财富转运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平城地位便一落千丈,仍旧作为畜牧与农耕结合部的军事性城镇发挥其历史作用。姑臧与和龙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区域性政权甚多,这些政权定都之处亦因此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与

37、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汉以来主要城市的地区布局。我们在此仅以姑臧与和龙两座城市为例,作一简单交待。姑臧地当今甘肃武威,汉武帝时经营西域,开河西走廊,自东而西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地位相当,姑臧为武威郡治所。魏晋时,将此河西四郡与西域地区划归凉州刺史管辖,以姑臧为治所,使其地位得到提升。魏晋南北朝时期,姑臧附近水源充足,水草丰美,农牧业生产条件都较好,为姑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附恭宗景穆皇帝纪说:公元439年,太武帝欲从平城率军攻打姑臧,朝臣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太子拓跋晃亦持保留意见。“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

38、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人之多言,亦可恶也。故有此敕,以释汝疑。”。西晋末,凉州刺史张轨利用河西走廊比较安定的政治形势,镇压当地鲜卑等部族的反叛,大力招徕内地特别是关陇地区的流民,增置地方行政权构,在西晋灭亡后,以姑臧为中心,在河西走廊上建立起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半独立的张氏政权,史称前凉。晋书卷86张轨传说: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着西州,化行河右。遂威着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泛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

39、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于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至是,张氏遂霸河西。张轨所修筑的姑臧城,城周20里,规模仅次于魏晋邺城。张轨之后,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强化其防御功能;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

40、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张骏还 “徙陇西南安人二千余家于姑臧”。姑臧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建筑越来越壮观,城内人口也越来越多。在黄河流域战乱频繁时期,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却有所发展。河西走廊初以布作交易,张轨“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张骏时,当地发生饥荒,“谷价踊贵”,其“市长”请贷“仓谷”于民,秋收后加三倍偿还,张骏则计划“徙石为田,运土殖谷”造“石田”,解决粮食危机。张瓘曾“募数百市人”以反对张祚的统治。这些都表明姑臧城及河西走廊上商业相当繁荣 本段所引史料未着出处者均见晋书卷83张轨传张茂、张骏、张祚等人附传。公元376年,

41、河西走廊被置于前秦统治之下,张氏政权灭亡,姑臧并未受到破坏。前秦灭亡后直,后凉、北凉相继以姑臧为都城。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缮宫殿,起城门诸观”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传。,城市建设又有所发展。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战乱,姑臧取代洛阳、长安成为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由于后凉建立者吕光曾率军讨平西域诸国,直接统治区域扩大到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域各国商人至姑臧经商者更多,魏书卷102西域传粟特即说:“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公元439年,北魏攻陷姑臧,“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20万多万户当中可能有不少是因为面临北魏进攻临时入城的,但姑臧城规模大,人口多,因对外贸易而

42、珍宝汇聚亦是事实。随着河西走廊割据政权的消失,姑臧重又恢复了它作为地方重镇及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的繁盛局面也因此结束。和龙地当今辽宁朝阳市。两汉时,中原政权业已将直接统治的地区扩大至今辽河流域,在辽东半岛及辽西设置郡县行政权机构加以管理,统属幽州刺史部,幽州(今河北琢县)为内地与东北各部族经济往来的中心,迄于魏晋,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市)虽地位逐渐突出,但总的说来,东北地区并无重要的城市。汉末曹操进军辽东,征服东汉以来日益强大的乌丸,将他们总体内迁至山西、河北安置,鲜卑各部移居其地。西晋时,地处辽西的鲜卑慕容部逐渐强大,两晋交替之际,其首领慕容廆在政治上高举拥护晋朝的旗号,被

43、晋朝廷封为燕王,河北、山东的汉族大族多举族投附,流亡而来的人口数倍于当地原有人口。据晋书卷109慕容廆载记说:慕容部从此开始放弃游牧生活,从事农耕,开展文化教育,“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 晋书124慕容宝载记说:“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

44、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慕容部开因而势力大增,慕容廆之子慕容皝最终征服其它部族,将辽东、辽西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有民户近10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东晋咸康七年(公元341年)基本建成,不久改名为和龙。主持修建和龙的阳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合,皆裕之规模”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阳裕原本任职于后赵,和龙城市格局当以后赵都城邺城作为蓝本。和龙地理位置优越,既可控辖辽东,亦可向北影响草原游牧部落,而对于中原地区,攻守兼备。慕容氏将其政治中心定于和龙后,便开始向河北、山西发展,进取中原。公元357年,慕容前燕政权在稳固地据有河北后,迁

45、都邺城,和龙作为慕容部的兴王之地,一直受到重视,前燕灭亡时,慕容暐试图逃奔和龙未能成功,但前秦军队攻占和龙,重兵驻守,才算最后消灭前燕政权。前秦灭亡之际,其昌黎太守宋敞奉命烧毁和龙宫室退回河北 晋书卷115苻丕载记。公元398年,后燕灭亡后,部分慕容贵族及河北世家大族逃至和龙,建立十六国中的北燕政权,以此为中心统治辽西近40年,直至公元436年被北魏消灭。后燕时,和龙作“旧都”,驻有重兵,当进行过修复。北燕初,“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又“拟邺之凤阳

46、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 晋书卷124慕容熙载记。后冯跋又“营建太学”。和龙的城市境观有所改观。和龙作为十六国时期辽西最重要的城市,地处游牧区与农耕区的结合部,工商业亦相当发达。早在慕容皝建都和龙时,其属下封裕即建议说:“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俊之路。”慕容皝于是下令:“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可见当时从事手工业与商业的人数不少,以至于妨碍农战。北燕时, “工人李训窃宝而逃,赀至

47、巨万,行货于冯弗勤,弗勤以训为方略令”。结果冯弗勤被“肆诸市朝”,而李训“东市考竟” 晋书卷125冯跋载记。和龙城中既有东市,亦可能存在西市,反映和龙工商业的繁荣,这在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中亦不多见。北燕灭亡后,和龙一直是北朝镇抚辽西的重镇,继续发挥其作用。二、北方军事性城镇的兴筑及城市功能的变化1北方社会特定时期与地域的城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反复发生的政治动荡,使城市反复受到冲击。汉末动乱的结果,“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西晋灭亡后,“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 晋书卷56孙楚传孙绰附传。这些概括性描述,自然有相当的事实根据。尽管城市反复遭受破坏,但谁也不能忽略城市在动荡环境中所具有的防御功能,特别是面对骑兵进攻时,城市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刘宋初,竺夔任青州刺史守东阳城,受到北魏骑兵的进攻,“闻虏将至,敛众固守。与将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烧除禾稼,令虏至无所资” 宋书卷95索虏传附竺夔传。;公元396年,鲜卑拓跋部即将进攻河北后燕政权,后燕中书令眭邃建议说:“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无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千家所聚之堡,外加“深沟高垒”,无论如何说,都算得上是一个拥有数千人口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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