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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化设计27是最近才在认知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途径。其理论基础是信息整合理论，这种方法结合了实验研究与现象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实验方法在个体水平上研究个体。但信息整合理论在临床心理学中的应用却才刚刚起步。这一理论在精神病临床领域的第一次尝试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印象形成特点的研究28、39。这一初步研究结果预示了信息整合的理论方法在临床研究领域中的前景。其他的有关研究如对恐怖症29以及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分析30等。在提出具体的研究设计以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个人化设计方法的一般特点。（三）信息整合理论与个人化设计个人化设计的方法包括四个主要成分，即实验设计，个体分析，个人价值（Per
2、sonal value），以及个人化的任务（刺激）31。因此实验都是在个人水平上进行的，所用的任务或刺激在个体的实验情境中应对他有意义，并且个体的材料是在个人价值的水平上进行分析的。个人化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信息整合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人们往往把自己周围的刺激事件看作一个个的信息，这些信息都与有目标指向性的判断和行为有关。由于通常情况下都是几项信息相互联系的，所以这些信息需通过整合才能达到一个单一的判断。研究结果表明，人们通常是遵循一些简单的代数原则进行整合的，例如加法或平均原则。实际上，连很小的儿童在内，人类的判断通常遵循一种一般的认知代数规则。个人化设计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价值
3、和多种决定因素。个体差异通常表现为个人价值的差异。例如，妻子对丈夫的情感与丈夫对她的情感可能有很多的差异。而且，妻子的情感也与丈夫对她的情感的归因有差异。因此，要理解现象世界中的个体，必须揭示这一个体的个人价值。第二个问题，即多种决定因素的提出，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通常是由几个变量决定的。以责备为例，责任、后果以及辩解等变量会一起影响到最终的责备行为。因此，多种决定因素也是理解判断和行为的重要前提。对个人价值的测量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如图2的整合模式所示。在左边的刺激信息和右边的反应之间有三个加工阶段，即价值过程、整合和行动。在价值过程中，实际的刺激变量（S）根据操作的目的加工成为主观的意义
4、和价值（s）。在整合阶段，这几种主观的刺激整合成为一个潜在的反应（r）。最后，在行动阶段，这种潜在的反应就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反应（R）。 这一整合模式表明了测量个人价值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刺激，第二是对反应的测量。在刺激这一方面，必须测量刺激信息（S1、S2）的个人价值。在反应方面，可见的反应测量（R）必须是对潜在反应r的线性测量。对反应测量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一般的评估法（rating method）进行说明。评估上的误差可能会歪曲潜在的情感。例如，在一个20点的评估量表上，在10和11之间的差异可能远小于18和19之间在心理上的差异。如果量表上的每一个单元都对应潜在心理维度上的相同差异，那么
5、可见的反应R就是对r的线性测量了。如果这种线性（相同间隔）性可以成立，那么可见的行为（反应评定）就可以对不可见的认知过程提供一种直接的描绘。因此，测量的线性性就为认知分析提供了钥匙，也为个人化设计奠定了基础。平行定律（parallelism）32为解决测量上的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即，如果（1）如果整合模式按加法模式进行；（2）测量的反应是线性量表，那么（1）材料的因子标图是一组平行线；（2）对不同刺激组合的平均评定就是对这一刺激的线性测量。对这一定律的证明在此不做详述。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在反应中得到了平行线，那么就同时支持了加法模式型和反应测量的线性性33。在实际实验中，反应评
6、定的线性性是通过设立刺激终端（Stimulus anchors）来实现的。如果要求被试在1到20的量表上对责备进行评定，那么就设计两种极端的刺激情境，分别定义量表上的“1”和“20”。这样，被试的责备评定就有了具体的参考架构，从而达到反应评定的线性性34。总的来说，个人化设计有两个主要特点，即“采用实验方法在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并且采用个人化的实验刺激操作。所谓个人化的实验刺激操作，即指实验中所用的刺激或任务必须与个体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某些生活事件有关，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另外，个人化设计还结合了一般规律研究方法与特殊规律研究方法。价值作用的操作允许了个人差异的存在，包括遗传特点、环境
7、以及偶然因素等个体差异因素的作用。而且，它还强调了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然而，个体之间的一致性却是仍然可以期望得到的，特别是整合操作的原则。于是个体差异就通过整合原则的参数表现出来。（四）个人化设计：谁更该受责备假设图2反映的是在交互作用情境下责备的分配（责备自己还是责备别人）。即提供自己的刺激条件（S1）和别人的刺激条件（S2），要求被试据此做两种（自己和别人）或三种反应评定（自己、别人以及环境压力）。这里，S1和S2的区分是不明确的，被试所做的反应也不是线性的，因此无法比较个体在利用S1和S2所提供的信息做出责备反应时个人价值的差异。尽管这种设计也可以反映一定的个体差异，但这种差异也只是团
8、体水平上的，而不是个人水平上的。采用个人化设计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将自我的刺激条件分为三个水平，即S1，S2和S3；别人的刺激条件分为两个水平，即O1和O2，这样就组成了一个32的因子设计。这一设计中的6种组合都可以得到一个综合的责备分数。如果采用1-20的评定量表，可以定义“1”为“只怪自己”，“20”为“只怪别人”，这样1到20之间的数字实际上就代表了责怪自己与责怪别人的程度。这种实验设计的结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总体责备倾向指标。将所有六种组合（S1O1、S1O2、S2O1、S2O2、S3O1、S3O2）的评估进行平均，其平均数就可以作为个体总体责备倾向的指标。除
9、此之外，这种因子设计的实验方法还可以进行另外两种重要的比较。这两种比较是问卷法所无法做到的。从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种比较对于理解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种比较就是个人价值的比较。(S1O1+S2O1+S3O1)/3即是对O1的个人价值的线性测量，同理可以得到对O2以及S1、S2和S3的个人价值的线性测量。这种个人价值测量的含义，就是被试在进行责备判断时对自己和别人刺激信息的主观评定。这种主观评定可以有很大的个体差异。例如，有的人认为自己考试做弊是应受很大责备的，但另外一个人在同样条件下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错。第三种比较即自我或他人信息在整合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指标，这种指
10、标与第二种指标有着直接的关系。自我刺激信息（S1、S2、S3）的主观价值的分布范围可以作为它在整合过程中的重要性指标。在理想的实验设计情况下，自我刺激信息和别人刺激信息的重要性应该相等，但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所有被试的这一指标是不可能相等的。实际上，自己主观感受与实际心理过程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是很多的。即使一向“吹毛求疵”的人也会在主观感受上觉得他更多地责怪自己，但实际上，他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责怪别人。这种情况下，仅靠问卷的方法就无能为力了，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种相对重要性指标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的意义就更大了。很多病人，特别是有心理障碍的病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正视，或尽可能避免去
11、正视他们的真正心理冲突，因此，要获得他们的真实情况就有很大的困难。问卷法和个人设计的总体指标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隐瞒真实情况，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要隐瞒相对重要性指标就是非常困难的了，因为这一指标是综合所有评定以后得出的，而且有意的隐瞒也无济于事。以神经症病人为例，有的病人可能其根本心理冲突在于夫妻双方的不和谐。但病人有时会有意无意地隐瞒这种情况，即使在问及这方面问题时也会做出一切都好的反应。例如，有的病人可能有过分责备对方的倾向，但他对每一种夫妻双方都有责任的情境都做责备自己更多的反应。这时只有通过相对重要性指标才能揭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六、神经症病人责备特点的深入研究尽管心理控制源倾
12、向对责备与辩解的影响依然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中，从而为心理控制源倾向的一般影响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两组病人与控制组相比无论是在责备倾向还是辩解倾向上都没有差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只能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这两组病人确实没有特别的责备和辩解倾向。与正常人一样，他们的责备和辩解倾向主要受到一般性的心理控制源倾向影响。然而，在已往的研究结果中，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病人中都存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52。这种人际关系方面的障碍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责备与辩解倾向。第二，可能是由于病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在不同的心理控制源子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有的子系统主要表现为外控者的特点，有的子
13、系统主要表现为内控者的特点，等等。如果精神分裂症病人和神经症病人在有的人际关系领域中表现为主要责备自己，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则主要表现为责备别人，那么在很多种情境下他们与控制组之间在总体责备倾向上的差异可能就不明显了。同样，个体差异的存在也可以使病人与控制组之间在辩解倾向上的差异变得不明显。由于心理控制源一般倾向性对各个子系统的制约作用，在总体上这种一般控制倾向对责备与辩解的影响仍然可以表现出来。然而，由于问卷本身的局限，对个体责备或辩解倾向上的具体特点难以进行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将采用个人化设计具体分析神经症病人的责备特点。这里的研究假设是，尽管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也会受到其一般性的心理控制源倾向
14、的影响，然而在不同的人际关系情境下，与这一情境有关的心理控制源子系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心理控制源一般倾向相同的情况下，神经症病人在某一具体人际关系情境之下也会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同时，在不同的人际关系情境下，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也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根据被试的不同取样，病人的责备倾向在总体上可能会与正常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差异。这里主要验证第一个假设，即在相同的人际关系情境下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应有较大的个体差异。第二个假设，即在不同的人际关系情境下神经症病人的责备倾向表现更多的不一致，这一假设将在下一个实验中进行探讨。在所有的人际关系情境中，工作场所和家庭是两个主要的方面。因
15、此，在下面的实验研究中将主要分析神经症病人在这两种人际关系情境中的责备特点，并试图从心理治疗角度对病人的这一人际关系特点进行分析，从而为个人化设计实验方法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提供有效的支持和研究发现。（一）方法1材料和实验设计 实验中的具体情境是，假设被试和他的一位同事有一次都迟到了，并因此受到处分。要求被试在此情境下做出责备自己和责备同事的评定。在这一情境下，分别描述了被试和他的同事迟到的不同原因，从而组成了自己方面刺激的不同水平和同事方面的不同刺激水平。被试对每一种刺激组合都做出责备评定。具体情境和刺激等级如下：实验情境：设想你与你的一位同事在同一车间/办公室工作。有一天下午你们两人都迟到了
16、，正好这天领导来检查，见你们两人都没在，就各给你们记了一次处分（或扣发部分奖金）。如果当时你们两人有一个不迟到，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自己方面的刺激水平：S1：你中午在家睡过了头才来晚了。S2：你中午去车站接客人，因交通拥挤才来晚了。S3：你上班路上不小心把自行车撞坏了，你去修了下车才来晚了。同事方面的刺激水平：C1：你同事上班路上遇见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多聊了一会儿才来晚了。C2：你同事家里有人生病，你同事送病人去医院才来晚了。这样，自己方面和同事方面的刺激水平就构成了32的实验设计，共有6种刺激组合，即S1C1，S1C2，S2C1，S2C2，S3C1，S3C2。除了这6种刺激组合以外，为
17、了给被试提供一种进行反应评定时的参考架构，实验中还向被试呈现了两个刺激终端，即“只怪自己”和“只怪同事”的情境。这两个刺激终端分别是：只怪自己的情境，评定为1分：“你下午到办公室/车间后，马上就去找人聊天了，等回来时已经迟到多时了。”“你同事因有点感冒，去医院排除拿药才来晚了。” 只怪同事的情境，评定为20分：“你因有点感冒，去医院排除拿药才来晚了。” “你同事下午到办公室/车间后，马上就去找人聊天了，等回来时已经迟到多时了。”对实验情境的说明和两个刺激终端分别写在三张大卡片上，连同反应量表（1-20）同时呈现给被试。实验中的6种刺激组合也分别写在6张小卡片上。2、实验程序 在实验中被试都是单
18、独完成实验任务的。具体的实验程序如下：首先向被试呈现具体的实验情境，并要求被试设想自己遇上了这样的情境。这时接着呈现反应量表。反应量表是一个画在1张16开白纸上的尺度，长度20厘米，两端各标明“只怪自己，1分”和“只怪你同事”20分。尺子的中间都标有刻度。接着向被试解释这一反应量表。如果只怪自己，就评为1分，只怪别人则评为20分。其中1-20之间的数字代表责备的程度，分数越大表示别人越应受责备，分数越小表示自己越应受责备。接下来向被试呈现两个刺激终端，要求被试把这两个刺激终端作为只怪自己或只怪别人的标准，分别代表量表上的1分和20分。并反复解释直到被试完全理解这一反应量表的含义。这时将写有6种
19、刺激组合的小卡片同时交给被试，并说明每一张卡片上都是一种独立的情境，要求被试对每一卡片所描述的情境做出反应。做出反应的方法就是把写有这一情境的卡片放在反应标尺的某一位置，这一位置距离标尺两端的相对距离就代表他们的具体评定。6张卡片上都有一个箭头，要求被试将卡片上的箭头对准标尺上某一位置，作为对这一情境的反应评定。被试完成第一次评定以后，主试将卡片的位置打乱，要求被试重新排列一次。并要求被试不要回忆第一次的排列位置，而是重新按这时的理解进行评定（排列）。每个被试都评定两次。 3整合模型及其检验被试根据自己和同事方面刺激信息所做出的责备评定是在对这两种刺激进行整合以后完成的。这里的假设是，被试的反
20、应遵循加法模型，即“责备=对自己的责备+对同事的责备”。这种32的实验设计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自己方面信息 S1 S2S3边际平均数 同事方面信息C1 B11 B21B31C1 C2 B12 B22B32C2 边际平均数 S1 S2S3其中S和C分别代表自己和同事方面的刺激，S和C分别代表被评对这两方面信息的主观评价价值。B代表责备反应，b则是内部的责备反应。因此，责备的加法模型可以记为：bij=si+cjBij=ko+k1bij（ko和k1是常数）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则：Bij=ko+k1(si+cj)所以，B1j=ko+k1(s1+cj) B1j=ko+kl(S2+cj)则，B2j-B
21、1j=kl(S2-S1)是常数，同理，Biz-Bil=kl(C2-C1)也是常数。这也就是说，因子标图中曲线是平行的，或等距的。因此，第j行的反应评定平均数Bj就是对第j行刺激（C1或C2）的主观价值Cj的线性评定。这样，平行定律就是得到了证明。因此，如果在实验中得到了平行线模式的因子标图，不仅加法模型成立，同时对刺激的反应测量也是线性的。然而，因子标图只是直观上的平行检验。对于行定律的统计检验是通过方差分析完成的。即如果被试在反应评定中，自己和同事方面刺激信息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那么就可以支持因子标图中的平行检测。因为，加法模型预言这两方面信息在整合评定中是各自独立起作用的，因此信息之间
22、的交互作用为零。4被试 本实验中神经症和控制组各15名。神经症病人都是北大校医院生物反馈门诊的病人，都被确诊为神经症。实验都是在病人接受第一次生物反馈治疗前进行的。其中神经衰弱6名、焦虑症4名、恐怖（社交恐怖症）2名、强迫症3名。其中男性8名、女性7名，都已婚。病人年龄在27-51岁之间，平均年龄36.2岁。文化程度大专5名、大学7名、中专3名。15名控制组被试都是北大教职工。控制组被试的选择是根据神经症病人的情况选定的，分别匹与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控制组中8名男性、7名女性，年龄在26-54岁之间，平均年龄37.2岁。都女婚。文化程度也是大学、大专、中专分别7名、5名和3名。另外，为了控
23、制心理控制源倾向的影响，两组被试分别完成了心理控制源量表。两组被试得分都在4-15之间，神经症和控制组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0.62和11.78。两组被试在心理控制源倾向上也是匹配的。（二）结果与分析由于控制了心理控制源倾向的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不考虑这一因素，只对组间（神经症和控制组）及组内（自己方面刺激水平和同事方面刺激水平）变量对责备倾向的影响进行分析。1总体责备倾向个人化设计中进行个体分析的前提就是刺激变量间应遵循加法原则进行整合。只有在满足这一前提下个体的反应才遵循线性原则，从而可以对个体的反应在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因此，首先对被试的整合原则进行检验。图3的平行检测支持了加法模型。图中
24、横轴代表自己方面的刺激水平，纵轴是反应评定，图中曲线上的参数代表同事方面的刺激水平。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就代表一种刺激组合的平均评定。两条曲线是平行的。C1同事方面刺激水平责备的平均评定 13 11C29 7 53 0 S1 S2 S3自己方面刺激水平 方差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图3的平行检测。2（32）方差分析表明，被试在进行责备评定时，自己方面和别人方面刺激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2，348）=0.82。这一结果表明，神经症和控制组被试在进行责备评定时都遵循加法模型。因此，被试的反应量就是线性的。神经症病人和控制组被试在总体责备倾向上没有显著的差异。神经症和控制组的总体责备评定分别为9.0
25、8和9.73，差异不显著，F(1,348)=0.6。同时，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相比，在责备自己和责备别人的倾向上也没有差异。统计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自己刺激信息重要性和同事刺激信息重要性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神经症和控制组被试对自我方面刺激的三个水平的平均评定分别为5.82、10.92和10 .83以及5.83、10.77、 10.75。两组被试在进行评定时自我方面刺激水平的反应差异分别为5.10和4.94。这一差异不显著，F(2,348)=0.21。神经症和控制组被试对同事方面刺激的两个水平的平均评定分别为10.86、7.52和11.10、7.13。两组被试对这一刺激的反应差异分别为3.34和3
26、.97，差异也不显著，F(2,348)=1.15,P7.28。这一结果表明，神经症病人在进行责备评定时，与正常人相比既没有更多责备自己，也没有更多责备别人的倾向。两组被试之间在责备倾向上的没有差异。2责备倾向的个体分析除对两组被试总体上的责备倾向进行分析外，个人化设计的方法还允许对个体进行分析。表1列出了所有被试对6种刺激组合的平均评定以及自我方面刺激在责备整合中的重要性指标S。同事方面刺激的重要性指标为1- S。 表1：30名被试的平均评定及自我方面刺激在责备评定中的重要性指标（S）神经症 控制组被试 平均评定 S（%） 被试 平均评定 S（%） 1 7.92 89.40 1 9.75 89
27、.61 2 7.84 87.32 2 8.83 72.72 3 7.83 85.37 3 8.09 71.21 4 7.75 84.86 4 10.50 66.67 5 7.52 80.20 5 10.42 65.79 6 11.50 64.38 6 12.25 61.63 7 8.84 63.32 7 9.00 60.00 8 8.17 63.19 8 10.00 59.95 9 9.67 51.89 9 8.75 58.71 10 10.84 45.73 10 7.92 57.69 11 9.92 45.00 11 9.50 50.00 12 10.34 36.60 12 10.50 46
28、.08 13 7.91 33.33 13 10.00 41.02 14 10.83 20.00 14 11.75 39.46 15 9.58 9.36 15 8.75 30.91平均 9.08 57.80 9.73 65.22从表1中可以看出，神经症病人中S很高和很低的被试都比正常人多，相比之下，正常人被试中S大于80%的只有1人，低于40%的只有2人，而且S值都在30-40%之间。神经症被试中S大于80%的则有5人，小于40%的有4人，而且S值也从9.36%到36.6%不等。神经症病人S变异的程度从其标准差上也可以看出。神经症病人和控制组被试的S标准差分别为23.32%和14.42%。这一结
29、果表明，在这一具体实验情境下，神经症病人中过分责备自己（S很高）和过分责备别人（S很低）的被试都较正常人多，即被试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相比之下，控制组中这样极端的被试则比较少。从交互作用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过分责备自己还是对过分责备别人都会阻碍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过分的责备别人容易使人产生反感，即使在不显露自己的责备时，也会阻碍与别人的正常交往。而过分的责备自己则会表现过分敏感，同时也增加了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压力。神经症病人中对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多次出现也就预示了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困难。总的来说，尽管本实验中没有发现神经症病人和正常人在总体责备倾向上的差异，但神经症病人中责备倾向的较大个体差异却支持了前面的一研究假设。由于控制了心理控制源倾向的影响，神经症病人中较大的个体差异也表明，在一般控制倾向相同的情况下，神经症病人之间对某一情境下控制倾向的子系统有着较大的个体差异。在下面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分析神经症病人在责备倾向中较大的个体差异。同时，通过比较神经症病人在不同人际关系情境下责备倾向的一致性。检验神经症病人在不同情境下责备倾向的一致性程度。而且，通过具体分析病人的主诉，探讨这种责备倾向的不一致性对他们人际关系障碍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