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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缘何独领风骚？邹宝刚摘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有目共睹，在国内独领风骚，此中缘由，乃是多重因素所致，诸如史学大师章开沅的引领；形成合理的研究梯队，团结协作，优势互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为一枝奇葩又与地缘情结密切相关。总之，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在国内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上述因素值得我们重视。关键词：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章开沅；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有目共睹，在国内独领风骚。据统计，近十年来仅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72项，出版学术著作107种（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海内外重
2、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26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重要报刊理论版发表论文78篇。不仅如此，关键在于其潜力巨大、后劲十足，发展势头迅猛，如2010年，研究所专职人员申请获批科研项目19项，出版和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达76篇（部），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90%和93%。 数据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网站：http:/www.zgjds.org/intro.jsp?classid=94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此中缘由为何？值得认真探讨，鉴于此，笔者提出不成熟的几点看法，以供参考。一、史学大师章开沅的引领1.章开沅的史学成就章开沅是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史学大家，他在辛亥革命
3、史、近代群体研究、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史学体系建构等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章开沅初入史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因由他在以往访谈中多次提到，如魏文享所述：“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武汉调研武昌首义，这一方面让章开沅先生感受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另一方面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了章开沅先生。”1其侧重点在于辛亥革命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20世纪初年的社会思潮。1981年，其与林增平历经四载，共同主编的120万言巨著辛亥革命史问世，受到国内外史学界高度赞誉。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该著是最主要的支撑。之后，相关辛亥革命的著作、论文集、史料集、辞书多有出版发行，数量达2
4、0余种之多，而且“多为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手笔，它们如同一座座丰碑，记录着章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艰辛历程与执着追求。”2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章开沅认为学界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时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方法方面，“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都存在着许多空白与弱点。”因之，他强调要“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3可以说，章开沅倡导的集团研究即是群体研究，打破了以往史学界对阶级研究的空泛性。至于章开沅后来从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某种意义上
5、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继续。2000年，由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其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章开沅又投入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领域。1989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和中国余所高校的30余名学者与会，就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展开激烈讨论。此后，其与林蔚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正式出版，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4此后，章开沅对教会大学史多有涉足，著作、论文集主要有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传播与植根基
6、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缘于民族情结，章开沅又对贝德士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章开沅到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潜心系统阅读“贝德士文献”，复印了1000多页的南京大屠杀的宝贵资料，之后南京大屠杀悉心研究，相继出版一批著作，如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难民宣教师证言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等。近十年来，章开沅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史学体系的构建上。面对史学受冷落的不争事实，章开沅提出“参与史学”。他指出：“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
7、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5在吹响参与历史的号角的同时，章开沅重提史魂，大力倡导重建史德。2.章开沅的史学引领章开沅作为前辈史学大师，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不斐的成就的同时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后辈起到巨大的史学引领作用，正所谓：“只有一马当先，才有万马奔腾”。章开沅的史学引领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和对其他研究者的史学影响两个方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立与章开沅有着至密的关系，其前身历史研究所为章开沅1984年创立的直属于华中师范大学的专业研究机构，1999年在章开沅等人的努力，学校支持下调整重组，并
8、易此名。研究所所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是首批国家重点学科，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三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由于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特殊成贡献，其发起和成立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亦挂靠此研究所，章开沅还于1994年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章开沅创办近代史研究刊物，为此领域研究者提供了学术展示平台。1980年在章开沅的倡导下，史学界和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教学工作者的要求和支持下辛亥革命史丛刊正式创刊，至2010年已出刊14辑。2001年由章开沅主编的近代史学刊创刊，至2010年已出刊7辑。辛亥革命史丛刊、近代史学刊均为高质量近代史研究
9、刊物，主要展示了华中范大学近代史研究发展中的最新成果。至于章开沅对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的影响，用数目字分析最能说明问题。徐秀丽在分析1998-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当代高被引学者”时，指出：“在8位中青年学者中，有5人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门下博士（朱英、虞和平、桑兵、马敏、王奇生）。”她发出如此感慨：“人才培养的集约性令人吃惊”！6以章开沅提出的“群体研究”方法为例，在他引导下得到其门下大批年轻学者的响应，并且成果颇丰。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及绅商的研究，成就已比较突出。此外，虞和平对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
10、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章开沅“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1其中马敏、朱英、刘伟目前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虞和平、桑兵、王奇生为兼职教授，他们均为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章开沅的弟子严昌洪对其做出如此评价：“多少年来，他用自己的心血，甘为青年史学工作者早日攀登上史学高峰铺桥垫路，并把一颗铺路石所能发出的光和热真诚无私地奉献给新中国的史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作为章先生的弟子，我们为有这样的导师和学术带头人感到幸运。”2章开沅亦是以“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以作自勉并时常激励青年史学者
11、。二、布局合理、团结协作的研究团队1.学术梯队结构团队是管理学的概念，一个单位若以长远发展为目标，必须建构梯级团队结构。以大学而言，学术梯队结构建设是学校学科建设的中心环节，包括年龄结构梯队、职称结构梯队、层次结构梯队等方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骄人成绩，上述因素不容忽视。以年龄结构而言，老、中、青三级结构合理搭配。若以60岁以上为前辈学者、40-50岁为中年学者、40岁以下为青年学者来看，华中师范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状况如下：前辈学者有章开沅、严昌洪、罗福惠、刘伟等4位；中年学者有余子侠、马敏、朱英、孙泽学、彭南生、何卓恩、李英铨、沈志安、田彤、申国昌、董恩强、许小青、刘家峰等
12、13位；青年学者有李宝红、郑成林、王薇佳、洪振强、何家伟、魏文享、江满情、付海晏、彭剑、章博、徐炳三等11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年龄结构大致呈正梯形，即前辈学者或年龄较大的中年学者少一些，年龄偏小的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较多一些，这种结构可以使学术梯队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以职称结构而言，教授职称者最多：达16人；其次为副教授：10人，再次为讲师：2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职称结构大致呈倒梯形，即教授、副教授人数占据大部分比例，而讲师寥寥无几，这种结构说明此领域的研究具备高素质、高水平的能力。当然，史学研究尤为注重积淀生成，因之，年龄较小而职称相对较低是史学界普遍现
13、象，像目前魏文享、付海晏30余岁已为教授，王薇佳、彭剑等30余岁已为副教授，实属不易。对年龄和职称人数分析可知，这种学术梯队结构，学术研究后劲十足，潜力巨大。以层次结构梯队而言，唐余明指出：“一个学科的学术梯队有一个或几个带头人，下面按研究方向分成若干个子梯队。子梯队也有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带头人手下有几名学术造诣比较深厚、学术成果较丰富的骨干成员，这是一种正常的结构梯队。”7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恰好具备此层次结构梯队，总体来说，近代史研究带头人为章开沅；具体来说，又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向，其中政治史方向学术带头人有章开沅、严
14、昌洪等人，经济史方向学术带头人有朱英、马敏等人，思想史方向学术带头人有罗福惠、何卓恩等人。2.团结协作的研究团队中国自古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是一种自我为是的优越心理，“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不易发挥团队作用。因之，顾奎相在繁荣新世纪史学四论中特别强调团结协作的研究团队，他指出：人类进入2 1世纪，学者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加上科研管理注重量化，推动乃至逼迫史学家要有团队意识，要有群体联合攻关的意识。8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在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可以称之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华中师范大学现象”。以商会史研究为例，同为章开沅弟子的马敏、朱英都是由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走上商会研究的学术之路，并均在商
15、会史研究领域成就卓绝。他们团结协作，1993年合作出版著作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该书被国内史学界誉为“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章开沅称该书的出版“了却了一桩多年未了的宿愿。”9如果说该著主要是马敏、朱英协作的话，那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这项大型工程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群体的成果结晶。由章开沅牵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整理，19912010年间共前5辑出版，还有第6辑待版，共600万言。该史料丛编的出版极大推动对清末民初苏州商会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有助于了解民初苏州城市社会的真实情况及历史演进的轨迹。10此外，章开沅、严昌洪、罗福惠、朱英、马敏等等相互协作的论
16、著、论文不胜枚举。如顾奎相所言：个人的才、学、识毕竟有限，而群体间的讨论、争论，相互启发、相互碰撞，易于闪现新的思想火花。8正是如此，从而实现了整体功能大于个体功能的简单相加，即具备1+12的效果，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整体水平形成强大的推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团结协作之下，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如马敏和朱英同为研究商会，马敏侧重于绅商、博览会的研究，朱英则侧重于经济政策和专业群体的研究。严昌洪注重近代日常生活、下层民众、风俗习惯；罗福惠注重近代思想文化、中外交流；刘伟注重近代政治与社会；余子侠注重近代教育史；彭南生注重近代乡村手工业，何卓恩注重近代学术文化，郑成林注重近代金融
17、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各学科相互渗透和整合，只有不同专业、不同特长、不同层次研究人员分工合作，才会形成强大的创造力，才会高效率地达到追求的目标。8该学科也因之而显得繁花簇锦，生机昂然。三、地缘情结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1.辛亥革命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够在国内独领风骚，与其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无关系，研究者虽研究重点各有所异，但在章开沅引领之下均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或多或少有所关联。总体来看，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蔚然，成为一枝奇葩。其一，近三十年来涌现出一批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唐文权、罗福惠的
18、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版）、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精神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章开沅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章开沅、田彤的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严昌洪、许
19、小青的癸卯年万岁：1903年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福惠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章开沅、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二，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有重大意义的论文。章开沅在1979年初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强调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11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有两岸学界著名的“张（玉法）章（开沅）之争”，章开沅发表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12一文以阐释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
20、面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原现象”，章开沅之文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13指出研究辛亥革命应当上下延伸，横向会通，今天来看仍有借鉴意义。章开沅的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14一文从东南社会精英张謇和汤寿潜的交际关系来解读辛亥革命，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新的视角。之外，严昌洪的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商团（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清末商会与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刘伟的清末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等文章也价值颇大。除了上述专题论文外，亦不乏回顾与展望并
21、举的综述性论文。如章开沅之文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章开沅、田彤之文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00-2009）（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罗福惠之文辛亥革命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台湾、香港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严昌洪、马敏之文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朱英之文海峡两岸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学术交流（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其三，关于辛亥革命史料的汇编及辞典的编纂。从1986年开始章开沅主编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如今已出版近十部，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文献
22、。如前文所述，1991-2010年，章开沅和马敏分别任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已陆续出版5辑，还有第6辑待版。2006年由章开沅、严昌洪、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资料新编出版，该汇编收集了许多以前没有公开的相关文献。此外，章开沅还主编有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11年版），该辞典120万字，收录12大类词目3200余条，被著名史学家胡绳武称为“我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15。其四，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成立及对外交流。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发起，起初是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的支持而成立并挂靠华中师范大学。该研究会相继创办辛亥革命
23、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等大型学术刊物，研究会数次举办辛亥革命史学术研讨会，得到学界广泛好评。2.地缘情结当代众多文学家的地缘情结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陕西作家对土地和农民的关照源于他们的地缘情结黄土情结，正是缘于此陕西作家才创作了影响很大的反映黄土地人生活的文学作品16，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享誉文坛。其实，史学界亦是如此，正所谓环境影响人。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一枝奇葩即与地缘情结密切相关。章开沅从事辛亥革命研究，与地缘情结有相当之关系。章开沅早年离开家乡浙江湖州求学，后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而不得不中断学业进入中原解放区，继入中原
24、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不久中原大学迁到武汉，合并为华中大学，这一机缘使得章开沅结下了深深的武汉情结。如前文所述，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史缘于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前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时对其刺激，他在回忆中如是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11之后，又与江炳灵、章裕昆、熊秉坤、李西屏、李春萱、李白贞、刘化欧等武昌首义风云人物畅谈往事，另外，武汉大学的汪诒荪还毫不保留的把他过去手抄的许多珍贵辛亥革命资料借给章开沅阅读与转抄。1961年，他积极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
25、前辈的高度赞赏，由此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81年辛亥革命史的出版奠定了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随着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昌的召开，也实现了他的心愿：让国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心回到武汉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事实也正是如此，到了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之际，以章开沅为学术带头人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已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近50部，发表论文千余篇，培养该领域的硕士、博士百余人。正如他所言：“自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以来，我们还花费很大精力培养年轻一代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早期研究生有饶怀民、严昌洪、罗福惠、赵军等，以后都长期坚
26、持辛亥革命研究，并且在不同领域卓有所成。接着是马敏、朱英、桑兵、莫士祥、韩明、王杰、乐正、郭国灿、虞和平、马小泉等，他们也在辛亥革命史园地长期辛勤耕耘并结出累累硕果。”11章开沅之外，华中师范大学其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亦存在或多或少的地缘情结，他们之中更多为湖北籍，如严昌洪、罗福惠、朱英、彭南生、何卓恩、郑成林、魏文享、付海晏、许小青、王薇佳，其中严昌洪、罗福惠、朱英、彭南生、王薇佳又为武汉籍。他们生长于此地、求学于此地、工作于此地，不得不说与辛亥首义之地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凡一个学人，其生长或生活的地方对其人生的选择会产生重大影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群体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即是
27、很好的例证，且对未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充满信心，前辈学者与中年学者且不论，彭剑则代表了青年学者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信心，他指出：“对于辛亥革命之研究，不但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可以有所作为。”并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实际上是要与三种对象对话：一是辛亥革命本身，一是我们的前辈学者，一是我们的后辈学者。”17尤为强调第三种对象，旨在说明做学术要少些浮躁，不能急功近利，谨小慎微，端正学术态度。武汉地缘情结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外，还拓展到湖北地缘情结。章开沅、罗福惠等主编了八卷本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力求重现湖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习俗演化和民族融合等多方面的
28、全貌。罗福惠所著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从观念文化层面以展示自明清之际到解放初期三百年间湖北人文状况的演变。总之，地缘情结是促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群体尤其是章开沅钟情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大重要因素。参考文献：1魏文享.章开沅教授: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6):1-6.2严昌洪.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收获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A.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莺花无际楚江头C.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62-81.3章开沅.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J.历史研究,1983,(5):17-27.4马敏.架设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章开沅先
29、生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A.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莺花无际楚江头C.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29-44.5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J.江汉论坛,2001,(1):5-7.6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J.近代史研究,2009,(5):43-63.7唐余明.论高校学术梯队J.江苏高教,2002,(1):98-100.8顾奎相.繁荣新世纪史学四论N.光明日报,2001-01-16(B03).9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3:序言.10马敏,祖苏.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2辑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0、序言(二).11章开沅.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J.湖北文史资料,1996,(1):127-148.12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J.近代史研究,1983,(1):163-191.13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J.近代史研究,1984,(5):113-121.14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2002,(2):99-113.15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科全书”读辛亥革命辞典J.近代史研究,1992,(1):278-282.16赵德利.论陕西作家的地缘情结与审美方式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5):69-76.17彭剑.辛亥革命研究之当为与可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8-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