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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迁徙 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绪论绪 言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刚于上个月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四川遂宁人张鹏翮(he，音和)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原来，上个月康熙大帝在接见各省老人祝寿团时，已同一位来自四川的87岁长者、张鹏翮的父亲张娘有过接触。他从这次接触中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朝廷的诏谕，源源不断地涌进四川，大事垦荒种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由此，他决定就四大移民起因背景等问题，诏问张鹏翮。于是，一段关乎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君臣诏对就这样开场了。康熙帝首先问：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
2、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康熙接着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这段对话，虽然一问一答，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富于史料价值，故被收录在清朝实录里面。这次宠遇，使张氏家族满门生辉，同时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宁张氏族谱之中。不久，张鹏翮遵旨，根据其父张煨的口述，由他缮疏上闻，总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至于是否令皇上满意，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父亲张娘却从这次人京觐见和诏对中受到了启发，是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的时候了。后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果然写出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
3、书。该书以他的生平见闻为依据，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述了明末清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记载得尤为详尽。根据烬余录可以知道，张氏家族从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迁居遂宁，300年间，族姓繁盛，计十三房，人口凡万余人。但是经过明末四川大乱之后，该族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又遭浩劫，居民死伤无数，于是，蜀民至是殆尽矣。烬余录还对清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活跃于川东的农民军)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
4、也。在他看来，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川的30，加上死于摇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的，也仅占四川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则与张献忠和摇黄十三家无关，他们是被随之而来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生命的。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占领四川，对全川人口再作统计时，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50万60万。鉴于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的实际，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自愿人川屯垦。于是，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湖广是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起源于元，固定于明。清沿元明旧制，设湖广行省，辖境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围。湖广填四川一词
5、正式见诸文字，最早出自清道光进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的笔下。他在湖广水利论一文中写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湖广填四川原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间的一句民谣，它生动记录了明初以来湖广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社会现象。魏源借用它来描写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潮流，居然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经他记下的这句民谣，竟然会在日后的四川、重庆，乃至于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研究清初四川大移民的热潮。自从张煨撰写烬余录开始，四川一些文化人抓住时机，陆续撰写、出版了有如蜀
6、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一系列书籍，填补了当初四川人无有记其事的空白。这些书虽然并非直接针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而写，但却也从历史背景上解释了造成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起因。不过，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偏见的限制，他们大多把责任推给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其结论无不在说这是由于张献忠剿四造成的。解放后，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针锋相对撰写了许多著述，为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率先撰写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并开辟专栏推进这一问题的讨论
7、，对推进湖广填四川研究工作的起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之初，四学界又出版了许多地方史专著，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这段历史。例如，孙晓芬的清前期的移民填一书，从选题上切入这一领域，并?编了相关的资料。此外，还有张献忠传论、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汇编、四川人口史、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等等，也都从不同侧面论述到这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至于这一时期发表在国内报刊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也有数十篇之多。综观这些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大
8、致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人手，剖析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张献忠剿四川的后果只是导致清初大移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唯一的原因。(2)对清政府的移民实川政策的性质、特点、过程、阶段及其演变作了初步探讨，指出清初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控之下，移民浪潮随之跌宕起伏。(3)深人探讨了移民垦荒政策下四川人口、耕地、粮食及城乡经济发展的状况，肯定了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复苏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对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对移民会馆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如民间文艺、民俗文化
9、、地方文献、民居建筑等，作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总之，解放以来四川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贡献主要集中到一点，就是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一句民谣和口碑传说层次，提升为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使之成为中国移民史和清代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尽管目前还有人怀疑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否客观真实存在过，还有许多谜团等待人们去破解，但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清初四川一段重要历史，作为学术领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了。与此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从总体上看，分量不够、质量不高、挖掘不深，则是共通的弊病。几年前，复旦大学教
10、授曹树基在其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6卷中，对当时国内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泱泱大省四川的人口，由此而构成清代前期最大规模的区域移民；这不仅指其移民数量众多，而且指其移民来源广泛。可惜的是，有关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故而以前的有关论文，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有关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各个区域移民史作出更深一步的分析.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在这期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几部有影响的学术
11、论著，开始从不同侧面触及这一区域性移民的根本问题。其中重要的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蓝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等。曹树基评价说，这些学术论著一改以往举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许多、大量、广泛等字眼对四川移民的数量规模进行笼统的描述，而是力图求解移民人口的规模和各籍人口的数量。本书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在诸多学术论著已经作了初步探讨的情况下，进一步将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迁徙运动来专门进行研究，并且通过解读的方式，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加以表现。若问本著与上述论著或同类主题的论著究
12、竟有何区别?本书究竟有哪些心得可以贡献于读者与学界?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1)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是本书的首要特点。此前的学术论著虽然认识到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重视程度毋庸置疑，但在具体涉及这一问题时，大多仅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一般性的历史事件，还没有把它归结到一个独立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因此，论述过于笼统、分散，缺乏详细准确的分析。其情形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在某些学术论著中，仅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作为清前期的四川的一段历史来对待，其内容不外是对背景、动机、经过、后果等一般历史过程的浮光掠影似的扫描而已。其二是在某些专题性
13、质的学术论著中，仅取其中某一内容切入湖广填四川，或许在其所论述的人口、耕地、经济发展、移民政策、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这场移民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与所论内容之间的连带关系则疏于探讨。其三是不少移民后裔(包括客家后裔)以记叙性著作描述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或移民运动，往往仅凭一时的记忆、传说、直觉与灵感，抓住点滴资料就空发议论，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考证，难免肤浅偏颇。正如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所点评的：客家学子之论客家源流者，又往往仅凭一时记忆或直觉，发其空论，而不能博采群书，及各种有关系的材料，用科学方法，客观态度，以相考聂，故于客家南徙的实际景况和途径，亦不能有深刻的认识
14、；其尤可怪者，则往往立言矛盾。本书与此前的学术论著的显著区别，就在于把湖广填四当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过程来研究，由此建立了一个原乡一迁徙一定居创业的观察架构，并第一次深入移民原乡，对移民在原乡的生存环境及其与迁徙的关系，以及对移民迁川前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摸底准备、精神准备、路牌准备、盘费准备)、整治行装、择吉上路、迁移方式、迁移路线、路上遭遇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与叙述，从而完整再现了清初外省移民填四川的生动场景。(2)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出发，从微观细节人手，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下层社会和平民主体给予关照和论述，是本书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典型的
15、经济类型的移民运动。与历史上那些因为逃荒、流放、宦游、戍边、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们不同，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史，按理说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形态的舞台。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方面。举凡与下层民众有关的社会生活事象，无一不与这场运动有关。前此不少的学术论著，在湖广填四川的题目下，往往偏重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研究领域大多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集中在封建王朝和上层人物活动上。至于在这些政策演变背后平民百姓的活动，以及下层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则往往
16、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各类移民史著述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多为移民史的概况，以及建立在移民史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而移民史概况的研究，则又偏重于勾画移民活动的基本轮廓，即概述每一次移民活动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相对说来，微观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梁启超先生在定义史者何?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在他看来，只有善于摹体、描态的真史，才堪称能尽史之神理。否则，即使是纪事纵极精善，也只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以这个标准
17、来衡量，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史，应该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的。而要产生这样的真史，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本书在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来研究的前提下，以移民迁徙为主线，将迁徙过程中移民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移民在作跨地域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态问题作为陈述重点，并用若干生动的、微小的细节来加以表现，具体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广大下层百姓是怎样 填四川的?填川过程中移民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历经了何种艰辛与磨难?等等。由于在官方史书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史料细节，而民间史料又散见于各类地方文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没有从生活情态上深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价值
18、取向，不深入基层、深人生活，很难想象那些足以展现移民社会鲜活状态的、有价值的史料细节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本书尽其所能，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尝试与探索。(3)大量运用文献资料并结合田野调查所得，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迁徙历程及其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不是采用过去传统的全景式叙述方式，而是采用解释性史学的表述方法进行解说和解读，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湖广填四川作为清前期规模最大的区域移民运动，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等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史学全景式叙述方式，是难以把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和趋势解释清楚的。因为，以叙述式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同以
19、解释性为基本特征的新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20世纪的西方，曾经在史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标志是出现了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取代了过去的传统史学，其结果是叙述式史学被解释性史学所取代。所谓解释性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跨学科史学。这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注重的是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理论模式与研究技术，如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以丰富自己，构建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鉴人类学长于解构生活的优势和田野调查手段，充分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对研究对象进
20、行实地的考察与感悟。只有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让历史研究具有人类学视角，让人类学研究注重历史深度，这样才可能从新的角度理解这场移民运动，从而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这方面，以研究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著称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 rie)，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他许多讲演和著述中，就开辟了过去不被重视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领域，有助于认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的态度和感情。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一段已经消失，但是至今仍活在民间的平民生活史、生命史。它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经消融，但在四川
21、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这样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仅仅依靠传统历史学的话语表达方式，是难以把它复原出来的。这是因为，传统史学习惯于采用盖棺定论的话语方式为过去写历史。这种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方式，在以平民为主体的移民运动面前，势必难以将移民运动鲜活生动的特点与精髓表现出来。而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让历史活过来。所谓让历史活，过来，正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就是应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气平和的历史交谈。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表述方法上，作了这样的探索：(1)根据移民史的发展线索，首先
22、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分解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划分为若干片段，然后逐一展开，逐个将它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进行必要的探索、阐释与解读。所谓的解读，主要是对地方志、族谱上以及民间口碑传闻等地方文献所提供的相关史料，进行必要的鉴别、考证，然后把它放在移民运动特定的发展过程阶段中去进行观察，并结合一定自然、历史与社会背景给予合理的解释。过去地方文献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史料也不算少，但由于过于零碎分散，后世许多著述在利用这些史料时，流于就事论事，见子打子，缺乏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少有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给以合理的解释，因此，很难使之成为可以理解、识别的历
23、史记忆。为此，本书注重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解读：一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尽量把相关个案资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解剖，使之成为历史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不是孤立事件和个别现象。二是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移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对一定阶段上可能出现的趋势，以若干生动的个案实例来加以补充、印证，从而使历史过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2)强调从家族角度人手，深入开展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中
24、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当今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家族角度切入湖广填四川运动，可以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重上层轻下层的研究倾向，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个移民家庭的基础之上的。清朝官方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数字资料，但其质量、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对于这些人口数字，研究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在对四川移民人口数量的统计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在大的范围内、从更多的氏族、家庭中发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数据样本
25、资料，相信就可以使学者们对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的推测得到更加符合实际的检验与修正，从而能使现有的推测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由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外省迁至四川，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家庭的迁徙状况和移民过程弄清楚，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而选择适当的对象作为典型代表，则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本书选定了一个由福建迁川的普通移民家庭-陈时安兄弟一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3)按照一般移民家族和移民社会发展的轨迹，本书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的解读框架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此演绎为本书的三个篇的写作结构：第一篇原乡篇，主要是以个案研究的家族对象为线索，深入探讨移民在福建原乡的生存环境与生活
26、状况；第二篇迁移篇，主要追溯和复原外省移民迁川的历史过程；第三篇创业篇，主要讲述移民抵达四川后的环境、遭遇与艰苦创业经历。为了深人解剖湖广填四川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第一篇中，作者采用文化寻根的方式，深入到个案研究对象家族生活的原乡-福建闽西地区，通过对移民祖先在迁川前原乡生活状况的发掘、探索与复原，进一步揭示了闽西地区何以会成为清初迁川人口的一个输出地的奥秘。鉴于四川移民史料的零星分散，复原再现难度较大，在本书各篇中，作者针对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将众多的移民家族迁川实例中的精彩片段-历史碎片，加以集锦式的组合拼凑，以便为再现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传奇经历和动人场景，提
27、供一个可以触摸的蓝本。迁川的主人公原本为陈辉胤、陈时安兄弟。由于陈辉胤无后，加之在抵川后不久即病逝，因此，本书下文在提及这一移民家庭时，概以陈时安兄弟或陈时安一家代称。至于移民迁川后，在定居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家庭人口的繁衍、宗族的重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及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融合，逐步土著化(在地化)的演变趋势等等，本应是湖广填四川专题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目前研究不够，有待深入，因此，本书只在结尾部分提出问题，阐明自己观察这一问题的思路，具体内容的展开，则只好留待我目前正在主持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编号：04x
28、zs004)来解决。最后，关于叙述方式的问题。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们感兴趣的家族迁徙问题，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就决定了本书行文应该尽可能通俗，贴近大众。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所考察的问题，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和引证，这就不得不增加大众的阅读难度。加之，这种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其行文必然要讲究一定的学术规范，因此，少不了要参考献的出处作必要的注释。这些都决定了本书在行文风格上，必然与我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天下四川人不同。1999年，我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围绕四川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选取了性格情貌、外在表现、内心世界、处
29、事之道、为人之道、价值追求、精神气度、人生哲学等几个侧面，对古往今来的四川人进行了解剖和论述。未曾料到的是，该书印数2万册，正式发行两周后，即发现盗版无数。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竟然引起省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连续几周登上省市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以至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天下四川人在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内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一种议论，说历史研究离现实太远，没有多大用处，因而不受大众欢迎吗?但从天下四川人的出版发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广大读者对于历史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不是不需要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否拿得出内容与形式都为读者所关注、所喜好的著作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30、授杨奎松就此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深刻地指出，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与历史研究的题材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以及成果的表现形式能否易于为今人和现实所接受密切相关。他并从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出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经验，指出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如果说，几年前我是在不自觉中找到
31、一点与历史对话的感觉，对现实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愫，那么，在今天，当天下四川人作为一段经历已经成为过去，并着手撰写新著时，自当进一步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从现有的起点倒退。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与前者有所区别，但是，作为作者，必须努力解决好个人兴趣与历史责任感相结合，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达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则是共通的。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历史，总结经验，给普通大众以启迪，为今世和未来提供借鉴。为此，本书行文试图在学术与大众读者需要的结合点上，兼顾知识性与通俗性，具体做法是：在基本保持学术体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行文尽量照顾一般读者的需
32、要，但在正文的陈述分析中，不作过分的夸张性的文学描写，以保证基本忠于历史；仅在篇、章导语中则适当放开，加入一些联想和比喻，以加强章节之间的衔接，同时活跃一下阅读气氛。这样做是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有待进一步检验，尚请读者方家指正。第一篇 原乡篇第一章访族谱观来潮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如欲闯进他们生存的领地，必先破解档案中留下的密码，然后才有可能找到叩开原乡大门的钥匙。一、族谱背后的故事当我们为着研究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为着探访湖广填移民运动大潮的源头，而把某个家庭、家族、宗族作为研究对象
33、，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充当本篇解剖对象的陈氏家族，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移民入川，最初寓居于顺庆(今南充市)、遂宁(遂宁市)，继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选择在潼川府三台县柳林坝(今属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长坪办事处)定居。该家族定居三台百年后，于同治四年(1865年)编纂刊刻了一部族谱-陈氏族谱。摆在面前的这部族谱，尽管经历了130多年的沧桑风雨，但在封面的左上方，仍依稀可见刻本的原谱名一一陈氏族谱4个大字，而在它的右下方，还保留着显示持谱人身份的三字题名：光赞置。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部族谱普通平凡，朴实无华，显示出来的是一身下层平民的打扮：开本高255公分
34、，宽155公分，毛边土纸印刷，原编号共221页(双面折页)，用线装订。原刻本天头地角印有由外粗内细的线条组成的边框，折页上部顶框处印有鱼口。每页9行，每行最多24字。刻工精细，印刷清楚。由于它是代代相传的私家族谱，故在传承的过程中，有的支派又在相关部分增加了一些活页。活页纸一种是与原刻本相同的土纸做的，同样印有边框，只不过是细线，每页还印有四道直线。这部分活页纸似是本谱刻印后统一印发的。另一部分则是自加的白页，为有光纸，明显是1949年前后所补充的。这部族谱除前20页左上角部分页章稍有蛀蚀(无碍辨认)外，基本上保存完好，实属万幸。我们知道，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族谱，可以是来自图书馆、档案馆的藏品
35、，也可以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稿本。其中，尤以来历清楚、留存在民间的藏本，研究价值最高。摆在面前的这部陈氏族谱，就是这个移民家族中长房后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珍品。说起这部族谱的来历，背后还藏有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那是距今138年前，即清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十五日，一个阖家团圆的夜晚，在陕西省汉中府东关外王姓宅内，有一个四川籍中年男子，身患重病，奄奄一息地躺卧在床上。他仰望头顶一轮朦胧的月亮，不禁潸然泪下。他自知来日不多，有家难回，不胜感慨唏嘘。10天后，他以43岁之身，客死异乡。死后，就地掩埋在王宅附近一个叫王家嘴的地方。这个四川籍中年男子名叫陈光赞，就是面前这部族谱的持有人。陈光赞是这个从福
36、建迁川的移民家族的第5世孙，自入川开基祖陈时安定居三台县以来，该家族也同其他迁川家族一样。大多没有袭用原乡世系的字派，而是根据在川的实际情况，重新立下了：时、兆、元、启、光、先、德.的字派，供后世子孙们按序排定字辈。开基祖陈时安膝下育有10个儿子，其中4人出生于福建，6人出生于四川。在10个儿子中，除第二子在途中早亡，第三子过继与兄长陈辉胤另立门户外，其余8个儿子共组一个大家庭，聚居于三台县杉林坝。陈时安去世后，这个大家庭失去了凝聚的核心。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终因人口繁多，家务难支，而不得不由族长主持，将家产分为8份，各自立业发展。在这次分家过程中，作为长子的陈
37、兆深，就是当年迁川时那个年仅12岁的大哥，主动要求带着长房，离开柳林坝，迁至城南45里外一处条件最差的祖业一乐嘉乡樊家沟定居。又过了若干年，当传到他的孙子陈启明时，由于家产尽失，长房后裔仅靠佃耕过日。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这个家庭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为了减轻家务负担，陈启明不得不决定再次分家。在第二次分家的过程中，年近六旬的陈启明，把仅有的一点家产平分给4个儿子，以便让他们自立门户。这年为咸丰十年(1860年)。长子陈光谱、次子陈光赞已经娶妻，独立成家，三子早已过继族人，四子陈光诰尚未成年。作为二儿子的陈光赞，大概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异乡，随着那时由川迁陕的人群，一直在四川绵阳、陕西汉中一带，依靠
38、打工谋生。岂料过了不久，一连串的不幸遭遇相继降1临到陈启明的家中：长子陈光谱于同治元年(1862年)去世了；5年后，次子陈光赞又客死异乡。就在陈光赞去世前一年，他还遇上一件喜庆事：在柳林坝发迹的陈氏家族筹备了将近百年的陈氏族谱终于刊印了。那时，陈光赞正好在家，作为长房后裔的代表，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一房人的族谱保管者、持谱人。他也因此在这部新置的族谱上，端端正正地题上光赞置3个正楷大字。未曾想到，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以致这3个字竟成了他留在这个世上的绝笔。陈光赞有3个儿子，他死的这一年，长子先朗17岁，次子先亮7岁，三子先畴刚满3岁。家庭顿然失去支柱，仅剩下孤儿寡母4口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39、。陈启明在连失两子的重大打击下，三子又早已过继，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唯一一个儿子-四子陈光诰身上。当时，陈光诰也已单独立家，但膝下只有一女。为了解决二儿媳一家4口人的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在家族内部过继和交换子女，经商量决定，由弟弟陈光诰帮助哥哥抚养其3岁的幼子先畴，同时把自己的女儿交换给二嫂(即光赞妻)，以帮助其维持家计。此举既能减轻光赞去世后家庭的负担，又可以使光诰不致断后。陈光赞死后，这部族谱又回到了其父陈启明手中，以至在这部族谱上留下了多处由陈启明批注的有关族内事务的手迹。陈启明逝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去世之后，由他保存的这部族谱，以及其他相关的家族文书，理当传给他唯一的儿子陈光诰
40、。陈光诰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年失载。由于他膝下只有一个过继子陈先发，所以在陈光诰死后，由陈启明传下来的这批包括族谱在内的家族文书，自然名正言顺地落到了陈先发的手中。根据族谱记载，陈先发膝下有2子3女，长子失载，次子陈德富。陈先发卒于民国13年(1924年)，在他去世之后，这部族谱自然又传到了陈德富的手中。在陈德富收藏的族谱中，保存了两页出自他的亲笔、书写在红纸上的有关自己祖先的世系名录。名录中，他把自己之前的7代祖先，分别标注为：太始、烈、天、高、曾、玄、祖等7个等级，以承家族的绪统。这个世系名录中，陈德富在陈光赞的名字上，直接写了一个祖字，表明他的身份，正是持谱人陈光赞的嫡孙。
41、对乡间文物古迹造成最大冲击的，当数文化大革命。迫于政治压力，当时许多人为了与四旧划清界限，开始把一些旧书、族谱之类的古董拿出来自行烧毁。表面看，陈德富也在紧跟形势，抄写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平时设在堂屋壁上的神龛，也被悄悄地转移到了木板楼上。但他就是不忍把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的族谱和文书付之一炬。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年轻时曾经教过几天私塾，算是有一点文化知识的人。他一生经历过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巨变，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不仅忠于职守，保存祖上传下来的族谱，而且还不断地在族谱上补充新的内容。当记录家庭人口繁衍的接力棒传到他手中时，他又像他的父辈那样，坚韧执著
42、地把家庭人口的变迁情况记录下来，直至他生命终结时为止。令人感叹的是，他是那样忠于职守，连先于他8个月去世的妻子的有关情况，包括告终的时间、地点，安葬的坟墓位置等等文字，也都是由他一丝不苟地亲笔书写在谱上的。这一举动反映了人们对于家族历史的重视，同时也是家庭生命力的表现。正如孙达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在族谱的背后，埋藏着任何力量也难以抑制的民族生命力。陈氏族谱的传承过程，就是一个例证。二、族谱里面的学问族谱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信息，是研究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但是，在如何理解并运用族谱资料来研究这一课题上，却存在着水平高下之分。这是因为族谱里面大有学问。如果不仅仅满
43、足于从族谱上寻章摘句地援引一些文字，就应当多懂得一些有关族谱的相关知识，应当进一步弄懂这个家族是如何构造本族的历史。只有读懂了族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族谱在研究中的功效。我们知道，族谱并不是专门为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它仅是该家族成员出自于阐明自己祖先来源和本家族历史这一动机而编纂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族谱在成为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之前，它本身已包含了对本族过去历史的解释与叙说。族谱是关于家族历史的记录，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史，而仅仅是对始祖以来父系亲族的记录。这种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回忆和追溯，它不是对家族成员在世时生活的描写，而是在该成员去世后，才对他的生平以及相关情况进行总结式的评述
44、。由于家族成员是在一种不断迁移、定居、出生、死亡的周期中繁衍生息的，而族谱的编修又是受一定经济条件的制约，新谱的编修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因此，一般族谱只能是在一个时段内，有关这个家族的累层式的追溯过程的产物。为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族谱文本表层所描绘的现象世界入手，进入到文本深层所内含的意义结构，并进而发现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为了认清族谱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我们不能不首先从族谱的产生沿革说起。根据学者研究，中国之有族谱，可以追溯到夏朝。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修谱之风盛极一时。隋唐两代，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经过五代十国战乱之后，门阀世族残余不复存在，世家大族的族谱大都
45、散佚无存。宋代以后，由本族人自己编修的私家族谱，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一种由士大夫书写的、体例完整规范的私家族谱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随着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之风南方盛于北方。但是，由于紧随其后的大规模的元朝灭宋的战争，又使这些谱牒焚之一炬，以至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叹息：宋人谱牒，今不甚传。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宗族活动在全国的盛行，民间又一次掀起了修谱的热潮。私修族谱卷帙浩繁，并且大都以宋朝所创造的模式为蓝本。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族谱，大多为明清以后编修的。在四川地区，尽管在我们征集到的一些私家族谱中，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唐宋时代文化名人撰写的序文，但这些文字大多不见于他们本人的文集之中
46、，其真伪尚待考证。就算这些序文是唐宋名公所作，也不见得能够证明该族谱就是那个时代的出品。近年来，在四川泸县牛滩镇玉峰村大坡出土了一座南宋时代的古墓，在墓中发现了一通额书张氏族谱4个大字的石碑。根据碑文记载，该张氏家族的始祖名张悦，字吉仙，原籍资中，后由资中迁至泸县，已传五代，诗书传家。碑文还记述了嘉熙三年(1239年)全家躲避蒙古兵战乱的情况。虽然这通石质族谱不是那个时代族谱的原型，其作用仅略当于传统的墓志而已，但据此也可看出，宋代私家编修族谱之风已经开始深入到民间。与全国现存族谱主要出自明清及其以后时代略有不同，四川现存族谱则很少发现有明代的藏品。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在明末清初整个社会经历了一场
47、大的浩劫，导致旧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即使明代以来就在四川定居的土著居民，到了清初编修族谱，追忆其祖先来历时，也不得不从清初从头续起。而来自省外的移民，其开基祖的迁川活动，本来就是从清朝前期开始的。因此，就整个全川的族谱编修时代而言，绝大多数都是清朝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产物。那么，清初以来迁居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们，是如何通过族谱来记录他们祖先家世的呢?换言之，他们究竟以什么方式来构建先辈们迁川的创业历史呢?根据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研究广东族谱的成果表明，每次修谱的资料来源，都包括了口述资料的成分，即使根据祖先神主作为主要依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依赖口述记录。更何况第一次修纂族谱的时候，
48、可以想象必然是以口述资料作为主要依据。各地修谱的经历虽然有差异，但对于口述资料的依赖关系，应该是共通的，没有地域差别的。在四川，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家族的族谱，大多也是这样构成的。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从外省迁居四川的那部分移民中，许多人是带着原乡的族谱人川的，或者在定居四川有年，出于编修族谱的需要，曾经派人专门寻访过原乡族谱世系，或者由原乡派人送谱至川，为四川宗亲修谱提供过原乡祖先的情况。笔者在重庆市荣昌县工商局廖正伦先生家里，见到一部来自原乡的珍贵族谱-出自广东乳源的珠岩廖氏族谱。该支廖氏原籍在广东兴宁县，于清雍正时迁川。这部族谱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雕版印刷，列号孝、弟、忠、信，分为4本，每本通长39厘米、宽26厘米，4本总厚155厘米，全谱重约3公斤，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由四川移民后裔所保存下来的部头较重的一部原乡族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