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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即1966年。那一年，文革爆发，我12岁。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时，我还在武汉市三元里小学五年级毕业班（这是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当红卫兵运动兴起时，我已进入武汉市实验学校读初一。这使我有机会亲身投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这种豪气冲天的口号的激励下，我打起背包，与几个小伙伴到首都北京串联。在北京期间，我们没去颐和园等名胜景点游玩，而是认认真真地花了不少时间在街头抄大字报，“取”革命之“经”。从北京返回武汉已是秋天，学校里成立了很多组织。我申请参加“红卫兵”，但也许是因为成分不够过硬，没被批准、正好“毛泽
5、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站”招兵买马，我就入了他们的伙。同时，还跑到武汉二中参加了一个名为“国际红卫兵”的组织。但那时毕竟只是个初一的小男生，没人把我当回事。为了过“革命”的瘾，我和几个小伙伴回到三元里小学弄到油印机、钢板、蜡纸和纸张；然后又到已被“砸烂”的市委大楼占了一间办公室。于是我们自己的“武汉市毛泽东思想小八路”诞生了，隔几天我们就刻印一批传单。最让我兴奋的是在闹市区向人群撒出传单的那种感觉。看到人们纷纷抢那从天而落、五颜六色的传单时，我着实过了把电影中那种革命工作者的瘾。不过好景不长，家长们很快发现了我们早出晚归的秘密，加上他们此时自身难保，于是我们被赶回了家。此后两年中，武汉市文革高
6、潮迭起，“二八声明”、百万雄师、1967年6、7月的大规模武斗、“七二零事件”、大联合、三结合、钢新之争、成立各级革委会、1968年夏天的抢枪和武斗。这些令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眼花缭乱。我既是这些事件的观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参与者。说是观察者，是因为哪里热闹我就往哪里跑，哪怕是枪林弹雨也满不在乎。即使人到不了现场，也会想方设法找各方的传单和小报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完这些印刷品后，也没有随手丢掉，总感觉某一天可能有用。没想到十年后，当我着手研究文革时，它们果然派上了大用场。说是参与者，是因为这期间我又加入了几个红卫兵组织。至今我还保留着武汉“中学红联”的兵证、以及实验学校“东方红卫兵
7、”和“红旗兵团”的袖章。“红旗兵团”以学校新教学楼为据点，把各楼层用铁栅栏分隔，并用课桌椅叠起工事。“革命”之余，高中生时常聚一起打扑克，输者罚背唐诗、宋词、元曲一首，让我甚是佩服。现在四十多年已经过去了，想起在1967-1968年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1973-1976年，武汉文革派系斗争的战火重燃。那时，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学任教。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骑着自行车赶赴大字报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胜路、航空路等地，打听最新进展。这几年留下的日记与友人的通信日后也成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1977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同月，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这样，我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法律
8、系，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北大毕业后，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85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下一步就是写博士论文了。写什么呢？出国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为主攻方向，但在美国待了几年后，却觉得用学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更有意思。于是，我马上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一旦定下来写文革，首先要了解的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西方对文革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成果。“吃人家嚼过的馍”就没有意思了。二是在美国能找到多少有关文革的原始材料。跑了几个月的图书馆后，大致摸清了两方面的情况。虽然西方有关文革的书籍和文章可以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基本上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研究，其重点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9、动机和围绕毛泽东展开的权力斗争。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出现了有关文革学生运动的研究，但集中在广东和北京两个地区。以毛泽东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伟人史观”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亿万人民的参加，文革就不成其为文革了。我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群众身上。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群众为什么会分化为水火不容的派系？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特点？这些便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但如何研究群众行为呢？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宏观研究，还是解剖麻雀，对一个单位进行微观研究？前者似乎超过了我的能力，后者的普遍意义则可能遭到怀疑。权衡之下，我决定取中观路线，即以一个城
10、市作为分析单位。这个城市当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汉。那么在西方能找到有关武汉文革的资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仔细查阅过美国各主要图书馆收藏的文革出版物，虽然中国各地的文革出版物都有，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地方：广东与北京。这样不奇怪，文革时，中国对外不开放，国外收集文革资料只能通过北京的外交官和港澳的旅客。来自武汉的小报当然也有一些，但我知道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为写博士论文靠这点资料是绝对不够的。为了收集论文资料，我于1986年返回武汉。在武汉市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我足足蹲了三个月，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图书馆休息，我就在附近转转，思考问题。图书馆没有文革小报目录，馆员们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报，他们拿出什么
11、，我就看什么。馆里规定不许复印，找到有用的资料，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抄在笔记本上。三个月后，无论图书馆员拿出什么资料，我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时我相信文字资料已看得差不多了。此后，我将重点放在了任务专访上。几个月里，共采访80多人，包括武汉文革时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2-30人，包括聂年生、吴炎金、冯天艾、孙德州等。让我吃惊的是，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十年，几大派的地下网络依然存在。人物专访让我了解到不少任何文字资料也无法提供的内情。1987年初，返回康奈尔大学后，我先花了几个月的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写出论文大纲。不幸的是，1987年夏，我遭遇了一次严重车祸，险些丢了性命。此后近半年时间躺在病床上，无法工作
12、。身体康复后才开始论文的写作。我写东西慢，一天最多能写三四页。就这样日复一日趴在桌前，吭哧吭哧地写了一年多，终于在1989年春完成了一个近1200页的初稿。之后，数易其稿，将篇幅压缩到九百多页，算是完成了博士论文，标题是“Faliure fo Charisma: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Wuhan”。据说，这是康大历史上较长的论文之一。论文之所以长，是因为我当时想同样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系统地论述我对文革的解释；而是替武汉写一部地方文革史。如果仅仅是为了第一个目的而写，很多章节是不必要的。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地表象下，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个解释基于文革
13、期间自己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是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记得一次在华盛顿遇到国内来的著名学者，她对我的文革解释嗤之以鼻，认为我要么是读洋书读昏了头，要么是太年轻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她认为人们在文革中受了毛泽东的蛊惑，完全丧失了理智。我反问她，“你所在的单位，文革中是否分了派？”她不以为然地答道，“当然分了派。”我再问她，“各类人在这些派别里是随机分布呢，还是分布有什么规律可循？”她想了想，回答说，“似乎有点规律。”我告诉她，如果人们没有理智，他们参加哪一派应该是完全随机的。如果人们加入哪一派不是随机的，则说明他们进行过选择。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的选择。那位学者仍不愿接受我的解释，但也不知道如何
14、反驳我了，两人不欢而散。我当然不否认文革中人们的行为有疯狂地成分。这种疯狂与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分不开。用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毛泽东属于那种有超凡魅力的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国外很多研究者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毛泽东的。韦伯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往往对其偶像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惟命是从，不免会做出些旁人看来奇奇怪怪的事来。问题在于，韦伯也好，其他学者也好，当谈到超凡领袖的现象时，他们似乎都认为这类领袖的追随者必然完全丧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参与者并不是这样。如果他们真是完全丧失了自我，只会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进程决不会乱到连“伟大领
15、袖”也难以驾驭的地步。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对几十人的访谈都证明，文革参与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理性。文革这个个案说明，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既是疯狂地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个信息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崇拜者会有疯狂的行为，而认知向度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能
16、够在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199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我博士论文的中译本。由于原论文篇幅较大，处理的任务又不单一，乃至成书时无论如何取舍，都难面面俱到，只能选择其一端而不计其余。该版本保留的主要是武汉地方文革史的部分，定名为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而对其他篇什，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一是砍掉了分析文革前社会结构和潜在冲突的所有章节；而是砍去了余下各章中涉及外地文革的内容（很多章节从几十页压缩为几页）；三是删掉了不少分析性的讨论（如对1973-1976年武汉派系斗争特点的分析）；四是删掉了所有注释。这些删剪五一削弱了原则的学术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又为我出版了
17、英文版Failure of Charisma: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Wuhan。在准备英文书时，我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篇幅从900多页压缩到300多页，但删剪与改写的原则与理性与疯狂不同，目的是突出我对文革的理论解释。此时，为武汉留下一部文革史至多只是个陪衬性的目的。英文书除了论述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以外，还试图解开一个理论上的疑团。熟悉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朋友们都知道，理性的人并不一定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参加集体行动，他们更可能采取“搭便车”（free-riding）策略。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说文革参与者真实理性的话，就必
18、须解释文革中的种种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对比各种“理性选择”理论和深入分析文革这个实例，我发现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很难解释文革中的群众行为，只有将理性的假设条件有限度的放宽，才能比较好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派性斗争、在什么条件下诉诸武力、何时推出运动。这本书英文出版后第二年，被美国学术书籍评论杂志Choice授予“1996年最佳学术书籍奖”（Choice Award for an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of 1996）。英文本好固然好，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价格太贵，标价75-100美元。这么高的价钱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不会花钱买，只能供欧美国家的
19、图书馆收藏。偌大一个中国，没有几家图书馆愿意买这本书。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书，我最近从牛津大学出版社购回了版权，于是才有了这个英文书的中文版，由中共中央党校的王洪续先生与徐海娜女士译出，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此说来，文革的故事，我已读了四遍，一次是博士论文，一次是博士论文的中文缩译本，一次是英文书，一次是英文书的中译本。由像我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来写文革史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亲身经历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史料，更能用记忆来填补史料不可避免存在的巨大空隙。任何史料都不是完全可靠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计搜罗文革小报，但后来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报有个特点：造
20、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得少。原因很简单，造反派中聚集了当时的知识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保守派多为大老粗，不善言辞。Henry L. Stimson说“历史往往不是真实发生的事，而是被记录下来的事”，可谓一针见血。难怪James Monaco呼应说，“历史只存在与媒介中；媒介制造者就是历史的制造者”。如此说来，保守派当年的失声可能使他们在文革史中永远居于下风。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必须提醒未来的研究者注意这一点。亲历者的劣势是不易觉察的，因为作为亲历者，他们难以避免的偏向会不知不觉地影响文革故事的讲法；而文革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又可能造成后世对文革理解上的偏差。“谁来讲”尤为
21、重要。有位美国作家说得很直白：“历史就像故事，关键是看谁来讲。”市面上，亲历者有关文革的中文和外文书已不下上百种，文章更是数以千计。出少数例外，其作者不外乎两类人，即“旧精英”（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其子女，以及“新精英”（军队与地方干部）及其子女。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在中国也只是凤毛麟角，但他们几乎垄断了讲文革“故事”的权利；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故事”没有人讲，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讲。西方人对文革的印象就是从这些新旧精英的“故事”中得来的。在过几十年，中国人自己关于文革的印象恐怕也只是来自这一小批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谁垄断了讲“故事”的权利，谁就垄断了历
22、史。这倒不是说新旧精英及其子女有意歪曲历史，正如Joseph Freeman所说，“每个人都是歪曲历史，哪怕是他的个人经历。有时，歪曲是有意的；有时，歪曲是无意识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过往总是被改造用以服务当今。”新旧精英及其子女讲文革“故事”时往往不吝笔墨大谈自己的伤心往事。旧精英喋喋不休的是两个阶段里遭遇的不幸：一是文革的头3-4个月，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另一个是1968年下半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新精英及其子女则集中控诉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直到“清理阶级队伍”以前那段时间里自己如何被迫害。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个时期的攻击对象很
23、不一样，在一个时期内受迫害的人往往会在另一个时期以十倍的疯狂报复他人。更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他们的“故事”本应是文革历史中重要的篇章。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并试图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尽量争取发挥优势、克服劣势。但是，我必须提醒读者，任何亲历者都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包括我自己。他们应该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来对待亲历者讲述的“故事”和进行的“研究”；他们应该记住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忠告：“历史总是被人写错，因此总是需要重写。”不过，对桑塔亚纳的另一句名言，读者大可不必当真。
24、他说，“那些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复历史”。老黑格尔的观察似乎更加深邃：“我们要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2008年10月22日香港吐露湾第1章 绪论在 1966至 1976的十年间，中国人不断地被告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然而，本书通过对武汉这个中国城市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却展示了一幅与之迥然相异的画面。回顾起来，这场运动似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蹒跚而行。从本书描述的头两三年 (1966-1968)发生的事件来看，中国当时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无法驾驭这场运动。甚至在这段动荡时
25、期过后，毛泽东领导的这个政治运动仍不断偏离他所指引的路线。最后， 1976 年毛泽东尸骨未寒，处于文化大革命核心的激进领导人就被一举抓捕入狱。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被彻底抛弃。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大的失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当代研究集中于精英政治，所论述的问题包括政治阴谋、权力斗争、政策冲突以及某些关键人物的浮沉等。而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1人们或明或暗地把毛描绘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中国人民则被看作他的盲目追随者，或者如同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信仰者”2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确非常像这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柚。但是，对
26、毛泽东特征的这种表述却会引起一种疑惑: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如果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话，那么这位领袖就可以在其追随者中产生诸如献身、敬畏、崇敬等情绪，尤其是产生盲目信仰的情绪。换句话说，在超凡魅力领袖的真正信仰者的眼中，这位领柚说某件事是对的，那么它就是对的。这种领袖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他可以随意改变目标和手段，甚至提出相反的目标和手段，却不会失去人们的支持。 3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举世公认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但为什么他指导的政治过程却总是与他所设想的方向背道而驰，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危机、停滞、挫折和社会变化呢？4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对
27、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变化，出版了一些“自下”研究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著作。 5这些研究作品努力透过政治事件的表象，从下层寻求可以解释政治事件的社会因素。其立论基于对从内地到香港的难民的精心采访材料，而受访者多数是来自广州市的极可能具有“中等”或“很差”阶级成分的中学生。这些研究著作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都认为远非许多早期作品既假设的那样，参加文革政治事件的人们都是铁板一块；相反，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政治利益和社会意识，而被分化成众多完全不同的集团，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这些研究包含了对上面所提问题的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因为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及独立的行动议程，
28、妨碍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导致 1966-1976年期间混乱和波动的社会力量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却通常具有四个缺点：首先，多数研究以邻近香港的广州市为中心，而广州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其次，多数研究建基于中学生的经历，而中学生至多是政治活动中的边缘角色。第三，多数研究仅仅集中考察1966-1968这三年，而实际上没有考察 1969-1976年间的历史。在地域、部门及时间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对这些研究就这一时期政治运动所作的抽象和提炼形成了制约。 6如果说前三个缺点源于信息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第四个缺点则源于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时，不能理解集体行动模式的意义。
29、他们都同意关于文革参与者是“理性的”观点，却不努力探索这种理性的含义。一方面，他们声称这些参与者是理性的行为者，但并不能调和这一看法与以下事实之间的矛盾：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信仰者，因为他们绝对地、心甘情愿地服从毛泽东。超凡魅力领袖的真实信仰者怎么可能是理性的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应当面对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曼库尔奥尔森 (Mancur 0lson)提出的尖锐问题。奥尔森认为，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群体的个体成员可能没兴趣对共同事业作出贡献。 7然而这些研究通常始于确认“造反派”和“保守派”的背景，接着就跳到有关这两派集体行为的结论上去：似乎具有共同利
30、益的群体便会从事集体行动，以促进共同利益为天经地义的事。拉萨尔哈丁 (Russell Hardin)把这种表述含糊的推断称之为“组合谬误”(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8我并不认为，理性的人决不会为推进其共同利益而进行集体行动或一起献身。他们也许会这样做；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但是，这种现象必须得到解释，而不能只是作出假设。 9本书的研究也运用“自下”的方法进行探讨，但试图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行为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毛泽东失败的终极原因。我打算通过拓宽调查范圆、优化分析工具来克服上述四项缺点。本书从三个方面来扩展调查范围：第一，它选取
31、武汉这个位于华中的大城市，作为本书研究的中心。从来没有人系统地考察过这个城市的革命运动。 10第二，它所关注的不只是中学及大学、工厂、医院、政府机关、文化和科研机构等单位发生的微观政治，还关注城市整体的宏观政治以及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第三，本书讨论的不仅是 1966-1968年间的派性问题，而且讨论从 1969至 1976年间的派性，而后者在现有文献中并未得到探讨。 11比起此前有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城市政治运动的研究，我这项范围扩展的研究是否更具有代表性，有待大家的评判。更加重要的是探索关于参与者理性假设的意义。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克服“组合谬误”。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对集体行动的兴
32、衰作出理性的阐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参与者理性地行动的假设提出质疑了。为此，我将用这个绪论及后面十章的篇幅，来阐释亿万中国人参与文革十年集体运动的原因。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尽管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但的确是理性的行为者，他们参与集体行动是由理性的算计所指导的。只要我们能证实这一点，那就容易破解毛泽东超凡魅力失败之谜了。至于真正的信仰者怎么会理性地行动的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将试图给予一个理论性的解释。 分析框架即使在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是没有理性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一度发生畸变，每个人都疯狂起来。一位作者说：(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中国人民崇敬自己的领神，不仅把他视为皇帝，更当
33、成上帝。在毛泽东面前，他们必恭必敬，育目服从，无比信任。他们向毛泽东表示愿意甚至急于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判断他们无比热爱毛泽东，无比热爱党，无比敬畏权威。当他们自己的个人认识同党和毛泽东所说的发生冲突时，多数人不是怀疑党或毛泽东，而是怀疑他们自身。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所具有的独立判断能力可笑地、可怜地、悲剧式地受到极大的摧残。 12 多数参与这场运动的人至今还坚持认为，他们被毛泽东愚弄了、欺骗了，或者说利用了。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中国人民接受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进一步断言，群众没有自己值得追求的愿望。如果我们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认为，毛泽东的追随者没有自我利益，只
34、是盲目服从他13，那么，我们将在下面各章中所讨论的许多现象就会显得难以解释了。如果人们是非理性的，他们的行为一定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表明的那样，文革参与者的行为绝不是随意的、没有规律可循的。恰恰相反，他们的行动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因此，假设这些参与者是理性的，要比假设他们是非理性的要更现实些。一旦我们以理性来作假设，我们就得直面奥尔森的挑战。在那个时期，千百万中国人热情地参与各种事件，这种现象不应看作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且要当作一个需要加以分析的复杂对象。我们必须探讨这十年里单个中国人的行为特点与集团政治特点之间的关系，或者用托马斯谢林
35、(Thomas Schelling)的术语来说，探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间的关系。 14具体地讲，需要探讨四个关键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参与者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参与者会撤出集体行动?我们怎样来解释集体非理性?在什么意义上，参与者是理性的?一般来说，理性地行动是指作出更好的选择，而非作出更差的选择。这个简单的定义包括四个因素: (1)有一批追求某些目标的行为者(既包含个人行为者，也包含机构行为者) ; (2)他们面临一些选择方案; (3)他们的偏好是有次序的; (4)在无法控制的环境里，他们选择自己偏好的方案。而环境限制了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
36、迫使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选择。首先，我们必须分清两种关于理性的定义：狭义的理性定义和广义的理性定义15。狭义的定义基于四个假设:(1)行为者寻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 (2)他们只有利己主义的偏好。 (3)他们自觉地进行抉择。 (4)只有客观的约束才是行动的直接决定因素。狭义理性定义的优点是，如果我们把解释性变量限制在特定种类的偏好和约束范围内，那么这一理论就会有预测力。而这个狭义定义带来的问题是，它限制得太死，因而无法运用到很多真实的政治问题上，包括文化大革命。 16为了获得可以恰当地解释现实世界政治现象的理性定义，我们必须考虑来自人们看到的现实中的因素。换句话说，狭义定义所依赖的假设需要
37、作些修改，以使其更具现实性。(1)行为者通常会像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所称的那样，是“容易满足者”而非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效用最大化作为一种学术问题更有价值，但它并不能真实地描述人类的决策过程。按照赫伯特西蒙的理论，人们很少企图取得一种精心设计的最优结果。相反，只要他们找到一种能提供可接受结果的方案，他们就常常中止寻求更好的方案。由于探索更好方案的代价是高昂的，所以理性行为者倾向于适可而止，这是不足为怪的。在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如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行为者或是倾向于使蒙受最大损害的风险最小化(最小化策略)，或是使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小回报最大化(最大化策略)。在这种环境下，因为人们
38、对其决定的后果的了解可能是极其有限和片面的，并且会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变及影响，所以与其大胆地去从事可能会被证明是莽撞的冒险事业，倒不如更明智地去脚踏两只船，或者至少要防止重大挫折。 17 (2)行为者的偏好排序并不是只有一种。这里需要对狭义定义的假设进行两方面的扩展:第一，人们并不只是由经济因素来驱动。 18对于很多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权力、地位、名望、精神收益、自我发展、情感满足等比金钱收益要重要得多。第二，他们的偏好可能不仅要按照自私原则来安排，而且也要按照利他主义、理想主义或其它方面的原则来安排。 19 (3)行为者并不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目标。人们的行动经常受到下意识或潜意识的
39、动机驱使。20事实上，我们多数看似理性的行为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 21因此我们没理由期望，所有政治行动和政治决定都出自精心的盘算。换句话说，人们有时可能在自觉的层面上非理性地思考和谈话，同时却在下意识的层面上理性地行动。正如第十二章将要说明的那样，在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多数人身上恰恰表现了这一点。 (4)各种制约和机会都可能是解释性变量。外部形势以及决策者的能力，或许会严重地限制一个人的选择范围，又或许会极大地扩展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譬如，信息不灵也许会严重妨碍行为者进行战略谋划能力的发挥。“不仅会出现信息匮乏的问题，政治行为者可能也会受到其它问题的制约，如资源有限、通讯不畅、知识不足、缺乏认清客观
40、条件并作出周密谋划的能力，以及一系列其它现实生活中的限制性因素。”22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可能会约束或促进个人的选择。 23如今受到广泛重视的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有助于解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同样一组偏好怎样产生不同的结果。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行为规范也可能深刻影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规范可能具有的最大影响，就是其本身要求的行为方式，或者对追求某些目标或寻求达到这些目标手段的选择权加以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密切关注规范性的限制(例如，“克己奉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负面的外部制裁，而且是因为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些规范。由于存在这些约束因素，远距离观察家所认定的客观
41、上的最佳行动方案，行为者却极少选择。因此，“选择”也就仅仅是“尽力做好你所能做的事”。 (5)人类并不总是像冷静的算计者那样行事。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曼库尔奥尔森、戈登特劳克 (Gordon Tullock) 要求人们尽量使用狭义的理性定义。但这些学者也承认一些政治行为是无理性或非理性的。 24例如，不加批判地接受规范就是无理性的，因为对规范的排斥或修改会使人扩展其选择范围。25无理性也可以通过冲动的行为表现出来。例如，除了实用收益(instrumental benefit)以外，人们有时还寻求表现收益(expressive benefit) 26有些人也许不把参与政治
42、运动看作是付出“代价”；相反，参与可能会为他们带来蒂博尔西托夫斯基 (Tibor Scitovsky)所称为的“愉悦”27特别是当只要求“一起行动”而不要求“一起贡献”时更是如此。 28青年人特别是学生比成年人拥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同时他们又相对地缺乏政治经验，这就使他们最有可能受到表现收益的驱动，而成为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29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投身运动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人们相当理性的行为中存在的无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没有使他们成为非理性的人，正如在某些背景下，他们的理性也不能防止他们作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观察到毛泽东的狂热追随者在其单位
43、和地区的派性门事中也进行理性算计时，并且看到这些理性行为者还作出了很多也许被旁观者当作愚蠢荒唐举动的事实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对理性的狭义定义把最大化和理性算计都当作假设，而我的研究所采用的广义定义则把它们视为变量。换句话说，动机、偏好、思想状况以及约束(机会)都不是“既定的”，而是取决于特殊的环境。理性的广义概念，使我们能够“围绕环境条件来形成理论观点和研究方式”，并决定“在什么条件下最大化和理性计算会以纯粹的形式显示出来，在什么条件下它们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什么状况下它们会失效。”30 关于理性的广义定义使分析的视野更加宽阔，同时，它又保留了关于理性的狭义定义的基本假设，即人类行为一般都是
44、目标导向的，以大体的理性计算为基础。换言之，借用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 的术语来说，政治行为者“在战略上是理性的”， 31即使他们有时也许会作出无理性和非理性的举动。局部的非理性只有在全局的理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 32 在什么情况下，理性的个人会参与集体行动?理性的个人只有在消除了以下两个障碍时才会参与社会运动：对参与运动所涉及的风险和对成本的算计。“风险”指的是敌对行动的外部代价。这种代价通常是由政府的反应和镇压所带来的。“成本”指的是以团体方式行动产生的代价，比如组织成本和联络成本等。对风险的担忧构成了“行动”的障碍，而对成本的顾虑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障碍。政治行为者通常
45、必须遵照通行的游戏规则行事。这些规则限定了游戏成员、许可的行动和这些行动的顺序等。 33每位游戏成员都熟悉的规则是由国家来实施的。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措施，国家可以使不顺从的行动在与顺从行动相比时，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引导人们顺从政府。因此，这种游戏规则实际上使某些理论上可行的行动方案很难付诸于实践。这种制度上的约束是既定的，是行为者所无法控制的。藐视游戏规则的行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潜在的行动者面临极可能迅速到来的镇压时，他们倾向于继续等待时机，以避免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但如果风险明显很小，那么很多人也许就会行动起来。换句话说，当人们普遍认为行动是徒劳无益的，或者顶多是没有效果的象征性
46、抗议，特别是这种抗议可能招致强硬政府的严厉打击时，那么政治行为者就没有集体行动或个人行动的动力。34因此，出现社会运动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否存在这种机会，取决于政府的控制意愿和能力。 35事实证明，当一国政府的控制能力由于国际冲突或领导人间的不团结而受到削弱，或者当统治者出于某种原因放松对政治舞台的控制，并且容忍甚至鼓励一些以前遭到禁止的行为时，社会运动就容易积累动力。 36就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来讲，这就是毛泽东打开社会控制防洪闸的结果。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么中国社会存在的潜在矛盾也许会持续几十年而不至于演
47、变成公开冲突。况且，正如第三至十一章将要展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包含了许多激进化和去激进化的循环 (radicalization-deradicalization cycles) ，这种循环的节奏是与毛泽东撤销或重新恢复社会控制机关的决定相吻合的。新的机会可以帮助克服“行动问题”，促使潜在的反对现政权的冲动变为政治行动。但是，没有适宜的环境，任何社会运动都不会自动产生。它首先要求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当由理性个人组成的团体在提供公益 (public good)方面其有共同利益时，就会产生集体行动问题。公益是一种大体来说有利于这个团体所有成员的利益，而不管他们是否对这种提供作出过贡献。革命和社会运
48、动的目标(例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消费者保障或公民权利等)就是公益的实例。公益分析与集体行动问题之间的关系症结在于，公益事实上对任何人都具有的开放性，使人们可能搭便车。也就是说，分享别人提供的好处，而自己不用操心费力。如果许多人都来搭便车，那么公益的提供就会产生不足，甚至完全付诸阙如。由于理性的个人都更喜欢搭便车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公益，因此我们要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解释为什么集体行动仍然会发生。千百万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集体行动显然与人们熟悉的集体行动逻辑相矛盾。怎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奥尔森的预测是，人们倾向于逃避供给公益的代价，或者把这种代价推到别人身上。在研究集体行动的著作中，学者们无数次地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某种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可能会发现合作(而不是搭便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比起奥尔森最初推测所提出的范围来说，集体行动发生的范围实际上更加宽泛，这是因为奥尔森的预测可以通过以下五个重要考虑来加以充实:目标的性质、行为者的类型、选择性激励、团体的规模和政治企业家。目标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探讨集体行动目标的类型:一方面，是争取公益还是防止公害 (public bad) ?另一方面，是追求二元性目标还是追求持续性目标? 37基于三个理由，防止公害(例如，促使化学工厂迁出小区，抗议歧视某些社会群体的阶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