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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初期至1965年的摄影 1949年11月15贵阳解放到1965年期间,贵州的摄影,只有照相馆的商业摄影,和报纸的新闻摄影.解放初期,两类摄影都不发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随着经济发展,两类摄影都有发展.但没有大的突变.其他门类的摄影,如艺术摄影还很少见。 商 业 摄 影 照相馆的摄影属商业摄影.以营利为目的。贵州因经济文化落后，大型的相馆除了贵阳有几家，各地县的相馆多数是夫妻小店。但是，当时需要照相,不管什么内容,都找照相馆.这类摄影是社会的需要，还是不断地发展的。当时省城贵阳市已有很多相馆，各地区所在地的城镇也有相馆，甚至比较大的县城也有一两家相馆。因为照相馆除了照商业人像外，常常为适应社
2、会的需要，要照记录性的证件照，公安部门为了掌握治安管理，当时把照相馆定为特种行业,除了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外,还要经过公安部门批。 1958年所谓大跃进时期,照相行业也有了发展,县城和较大的乡镇,也有人开了相馆,但多数是夫妻店.规模很小. 设备好，技术强的少数相馆可照传统的黑白婚沙照。给客户提供婚沙服和花妆。多数相馆只可照全家福和证件照,1955年施秉县的一个青年照结婚照，跑到镇远专区所在地舞阳镇，也只照新郎新娘合影。但这里对黑白照可以上色。当年没有彩色胶卷和彩色纸，在黑白照片上着色是最时髦的。大的相馆都有着色的师傅，根据客户要求做彩色照片，价格当然要加倍。 到1961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困难
3、,到相馆照相的人很少,很多小相馆关门了.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没有大发展. 新 闻、宣 传 摄 影 解放后的新闻、宣传方面的摄影，只有正规的报纸刊物使用照片，当时没有摄影展览，也没有其他摄影宣传品。摄影社会功能不多，社会影响不大。 贵阳解放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被取缔停刊.贵州省只有1950年新创刊的中共贵州省委机报新黔日报。主要以文字报道为主,极少刊用照片.因为当时报纸印刷条件很差,制版困难,成本高,刊用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所有照片都是配文稿作插图用的，没有单独作新闻发表。 新黔日报创刊时,也只有从部队转业的南沙(实名李炎)当摄影记者，报社没有建暗房制作照片，记者拍摄的胶卷去阿嘛相馆冲
4、洗的。1955年才从新华社调曹正来搞暗房冲洗照片兼做摄影记者。报社购买简单的暗房设备,用一间房子建立暗房.从此记者拍摄的胶卷由报社暗房冲洗。记者用的相机,是德国产的禄来福来对镜头120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望远镜头。闪光灯五十年代初是用镁光粉燃烧发光的，1958年后市场上出现用闪光灯炮的闪光灯，像25瓦照明用的灯泡一样大小，照一次，换一个。虽然不是十分昂贵，但是,体积大,易破碎失效,甚至拍摄时发出爆炸声。携带困难，一般舍不得使用。很少拍摄光线暗和夜间活动的照片。记者下乡采访，很少坐车,主要是走路。带着笨重的器材,又要走路,工作效率较低,一个月拍不了几张照片。一两个记者,只能力所能及地拍
5、摄少数省的重要会议的新闻照片,以及为文稿拍摄少数配图照片。 解放后的报纸虽然强调群众办报,发展通讯员投稿,但是发展摄影通讯员.十分困难。那时进口的照相机、胶卷、暗房洗印材料都很昂贵，私人是买不起的。贵阳市有相机拍摄宣传报道照片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只有冯济源、高世憨、朱羽等少数几个人有可拍新闻照片的135小型相机。冯济源在1948年用相当两百大洋在广州买的一台日本产的冒名美国产的135相机.初次在桂林拍摄反饥饿斗争的照片.解放后拍摄少量照片向新黔日报投稿。有些从事商业的照相馆虽然有相机、暗房、洗印材料，但是，相馆用的都是笨重的座机,只适宜在相馆里或者外出拍摄集体合影照，不可能为报纸拍摄新闻宣
6、传报道的照片。他们是商业摄影，要计算成本，投稿的稿酬很低，入不付出,就是有条件拍摄,也不会主动去拍摄。唯有贵阳市著名的啊嘛照相馆照相器材和暗房冲洗条件都比较好，有条件为报纸拍照片。照相师彭千里、彭万里，曾经为国民党中央日报拍过照片，懂得为报纸拍摄新闻照片业务。他们为了表示向新政府做好事的心意，曾积极无偿为新黔日报拍摄一些会议照片。阿嘛照相馆在中华南路，离当时新黔日报社办公室很近，摄影记者南沙遇到新黔日报需要拍摄大型会议照片,或证件照片，常去找他们帮忙. 五十年代的报纸是铅字印刷的，印刷照片的设备和制版技术都很差，网纹很粗，清晰度低，制版材料昂贵，成本高，效果不好。因此，报纸刊用照片很少。刊登的
7、照片都是给文字稿作配图的,而且占版面很小,是所谓的火柴盒、豆腐干 照片，没有作为新闻的一种形式单独发表。 随着经济发展，报纸业务不断扩大，为了活跃版面，要求图文并茂，每个版面都要发照片，用照片量逐渐增多，作为省委机关报,两个摄影记者远不够用。1956年从报社内部抽调年轻干部，培训当摄影记者。从报社电台调抄报员王正雄、陈维钧、戴阳福，从黔南记者站调朱郎，从编辑部调蒲维峰学当摄影记者，北京电影学院又分配来了毕业生庑永芬，这样，摄影记者由两人增至七人，建立了摄影组。南沙任组长。 在这同时，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摄影记者也有增加，原来只有田建之一人，后又增加陈登庸、郑祖德、王翼南等共有四人，也建立摄影组。田
8、建之任组长。他们除了向总社发稿，也向本地报纸供稿。 1956年后，各地、州、市、县也纷纷创办本地的报刊杂志，条件好的报刊也配了专职摄影记者。贵阳日报有摄影记者林安波、丁长锐，新遵义报有摄影记者李仁义，黔东南报有摄影记者陈树钧，黔南报有摄影记者郑华伦。没有配配专职摄影记者的，也指定专人兼搞摄影。他们为本报拍摄照片之余，也向省报供稿。全省摄影队伍有了发展。省级报刊照片稿源扩大，刊登照片逐渐增多。但是，仍没有跳出配插图的地位，很少单独发表照片新闻，更没有刊登艺术照片。当时公家对胶卷使用,控制很紧,记者不敢拍摄计划外的内容,就是拍摄,也不会刊登.1960年陈维钧和彭邦卿,去黎平县侗族村子采访,步行一百
9、多里,到了侗族聚居的肇兴村,语言不通,收割季节未到,拍不到农业生产题材,就拍摄了不少民族风情浓郁的照片,如侧所搭在田间,解屎养鱼,棺材集中放树下不入土埋葬等等,因为不属于报道计划内容而不刊登. 1959年贵州画报创刊，不仅扩大新闻摄影队伍,而且增加摄影门类，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 贵州画报是1958年底由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提出，由省出版局党组书记陈杰筹办的。 编辑部设在延安路5号,省出版局内。省出版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杰兼任总编辑。曾庆祥担任编辑部负责人，处理画报的编、采、印的具体业务；文字编辑有乙一、梅世德、金逢孙、许医农；美术编辑是贾宜群和林发荣；徐萍任摄影组负责人。摄影记者有宋啸秋、高紫宁
10、、欧亚一、王群。彭裕硕和苏全义搞暗房工作。 1959年初建立编辑部，编印试刊本向省委申报.省委很快批准正式出版，公开发行。1959年3月，出版创刊号。八开本，双月刊，发行5000份，每份定价5角，向全国发行。1960年4月改为月刊。用两种纸张印刷，胶版纸本每份3角5分，报纸本每份2角。总共出版17期，1961年因经济困难时期来临而停刊。 贵州画报是以照片为主的刊物，出版发行时间虽短，却为发展摄影艺术开了好头,为发挥摄影功能、提高摄影地位作了示范。 第一，贵州画报显示新闻摄影是宣传报道的一个门类，改变过去只可作文稿插图，不可独立发表的观点和地位。画报是以发表照片为主的刊物，通过多幅照片，形象地介
11、绍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学校，一个人物，一个问题，独立发表的效果不比文字差。摄影记者徐萍等是从北京民族画报来的,他们对采访画报用的照片业务比较熟悉,创刊号开始,画报编采印业务 比较规范,显示画报的功能.创刊号报道“黔桂铁路全线通车”用15张照片，形象地介绍了工人艰苦面奋斗修铁路、铁路通过崇山峻岭和隧道的场景，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的热烈、省长周林讲话和剪彩、各界群众热烈欢呼的盛况。读者从照片中得到的信息量，不比文字介绍差，甚至比文字报道更形象生动，更一目了然。题为“五色缤纷的遵义丝织厂”用八张照片，把厂的规模、设备状况、工人的干劲状况，介绍得清清楚楚。画报第四期“苗族老造林英雄杨么公”的报道，
12、用九张照片，介绍他种植的大片林木、全家人参加植树造林、省长周林接见他的情况，生动形象，一目了然。“女副县长蒙世花”，用4幅照片生动形象地介绍水族女副县长穿着本民族服装和群众在一起劳动、学习和娱乐的情景。充分说明照片有独立新闻的功能。不仅画报是这样，报纸也可发挥它的功能。报纸记者常给画面投稿中，学会了拍摄能独立发表的成组照片的拍摄方法，报纸也逐渐采用成组照片甚至发照片专版，改变了过去只把照片当插图的偏见，新闻摄影在报纸中显示了重要地位。拍摄成组照片中，为避免雷同，记者在拍摄中寻求多样化，拍大场面，拍特写，追求新颖构图、多种用光，从各方面提高摄影艺术性，自然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克服了报纸照片的的一
13、般化,提高了艺术性。 第二，贵州画报刊登各种艺术品，促进摄影艺术的提高。画报刊登了著名画家宋仁可、王渔父、孟光涛、方小石的佳作，在翻拍过程中受了熏陶,启发摄影艺术的发挥。画报刊登大方漆器、平塘陶瓷、苗族剌绣、赤水竹器等各种工艺品。在拍摄中，必须运用摄影技术技巧，才能把工艺品拍美，促使摄影艺术的提高。 第三，贵州画报刊登了自然用光、建筑风光，倡导了摄影艺术的多样化。贵州画报封底都是风光照片。还开辟“贵州风光”专栏，刊登过黄果树瀑布、黔灵湖、青龙洞、飞云洞、普定铁索桥等风光。不仅是专业记者拍摄，还有业余摄影爱好者投稿。飞云洞是业余爱好者黔山樵拍摄的，普定铁索桥也是业余摄影爱好者张良俊拍摄的。画报引
14、导风光摄影艺术的创作。 第四，贵州画报的封面、封底都是彩色的。内页也有少数彩色片。五六十年代贵州也有彩材料吗？没有.是延安相馆摄影师彭匡从黑白照片着色做出来的.他是1957年参加商业部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摄影进修班学会高档着色技术的.他在放大的黑白照片上,根据实际色彩一点一点着色,恢复原景物的颜色.比后来用彩色胶卷拍摄的彩色片并不差,色彩鲜艳度更好.使当年用手工分色的人民印刷厂(后改为贵州新华印刷厂)也能分色制版,用出彩色画报.因此,在全国少有彩色印刷的1960年省级画报印刷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在印贵州画报中,增添彩印的设备,培养了彩印人材.贵州新华印刷厂成了西南地区最先进的印刷厂.在
15、这同时,也启蒙摄影记者拍摄彩色片、洗印彩色片，为发展彩色摄影艺术开了头。 由于创办了贵州画报，贵州省摄影队伍得到了扩大，摄影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60年6月，新闻界提出建立新闻托拉斯，新闻摄影方面，新华社提出，把新华社贵州分社摄影组和贵州日报摄影组合拼建立摄影部。接受新华社和贵州日报双重领导，向新华社和贵州日报供稿。新华社采用的照片，署名为新华社记者摄，贵州州日报刊用的，署名为贵州日报记者摄。 当年贵州日报摄影组有12人（包括图片编辑吕美华、朱培荣），新华社贵州分社摄影组有4人，合拼后的摄影部共有16人。调爱好摄影的贵州日报黔东南记者站站长彭邦卿任副主任，主持摄影部工作，并任贵州日报编委委员
16、。 摄影部成立后,接受新华社的领导,一切规章制度都按照新华社摄影部的模式进行,对提高我省的摄影水平,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首先,在摄影部成立三个月后的1960年11月，在新华社帮助下，开办了贵州省第一期摄影学习班。学员由各地县宣传、文化部门兼搞摄影的干部80人参加。脱产集中学习一个月。由新华社著名摄影家张家骅主讲新闻摄影的基本理论知识，由新华社摄影部暗房专家欧启明主讲暗房技术知识。课堂讲课20天，下乡实习10天。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摄影理论和技术知识，为全省培养了一批摄影骨干。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各地县宣传文化部门的摄影骨干。也增加了报纸摄影通讯员队伍。 其次，在新华社摄影部帮助下，使本地摄影记者采访
17、工作正规化，不断提高了采访水平。摄影部接受新华社领导后，他们把地方报纸的摄影记者当成新华记者一样培养和严格要求。新华社摄影部常常召开业务交流会，报社的记者参加，得到了很好的培训。1961年在南京召开长征经过的14省的片区会，交流了采访经验，展出报道好的典型稿件，帮助报社记者学会如何拍摄成组照片，如何进行图片典型报道。其中展出了彭邦卿在望谟县拍摄抢救在车祸中抢救几童全过程的成组照片，总结如何拍摄成组照片，发挥图片新闻报道的功能。有时还个别叫记者去新华社摄影部汇报典型稿件，进行了具体有效的帮助。 第三，帮助报社配备了适应摄影记者采访的必要的器材。隶属新华社领导后，贵州报的记者也按照新华社记者一样配
18、备摄影器材，有些还是是新华社发的。例如，每个记者都配备一台进口的万次闪光灯。每人配备一个显影罐，下乡自己冲胶卷。 第四，帮助报社建立了图片资料的管理。按照新华社图片管理模式，建立较为正规的图片档案。报社配备了图片编辑，记者拍摄的胶卷，冲洗后连底片和明片一起交给图片编辑整理存档。图片编辑把记者交来的底片和明片以及文字说明贴在一起，分类保管，保存和取用十分方便。记者拍摄的所有照片（包括摄影部建立以前拍摄的照片）都统一归档保管。是我省较完整的图片档案。 同时验收胶卷，交旧换新，管理十分严格，公家的胶卷没有浪费或私用情况发生。1960年11月，报社整风中，检查摄影记者有无公家胶卷私用的情况。基本上没有
19、发生这情况，个别记者在特殊情况下用了非采访计划用的胶卷，都作了折价赔退。例如，彭邦卿在农村采访中，吃农民的饭，农民不收钱，他只好给农民拍摄全家福以报赏。两年中共用了三个这种非采访计划用的胶卷，折价赔了9。6元。 到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6月，已经保在了四万多张照片，正本省所有的重要会议、重要建设、典型事件都有系统的图片资料。是本省最完整的图片档案。遗憾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造反中，所谓清查黑材料，把这些有史料价值的宝贵照片，当黑材料烧毁或当垃圾处理了。记者拍摄记录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百多个胶卷的底片，暂时由负责人彭邦卿保管，被造反派发现了，就把彭邦卿抓来关在办公室里，不交出底片，不准回家，不准吃饭，
20、关了一天半，不得不交出。他们把交出来的一百多个胶卷的底片，全部当黑材料一把火烧毁了。因此，公家保管的资料完全被毁,记者自己没有保存，我省这段时期的老照片全没有了。 第五，在新华社帮助下，贵州摄影记者学会重要政治新闻报道的采访。1960年“国际五一劳动节”，完成周恩来总理来贵阳和群众欢度节日的重要报道。贵阳市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10时召开，新华社要求11时把周总理参加大会活动照片传真到北京向全世界发稿。大会开始到发照片只有一小时，完成这样重要的紧急任务,按照当时的条件是十分艰难的。记者拍摄大会活动照片需要近半小时，把拍摄的胶卷从开会地点省军区大草场送到报社（当时在延安路8号）暗房冲洗，用专车递送也
21、要15分钟。冲胶卷涂上催干剂酒精正常晾干，也要40多分钟才可上放大机放大照片。放大的照片烘干，送去传真又要花二十多分钟。按照当时的条件，正常运行需要一百多分钟。这是达不到新华社要求的。怎么办？摄影部副主任彭邦卿，召开贵阳市摄影骨干开会，群策群力，讨论用土办法，从各个环节缩短时间。首先，记者提前观察现场，熟悉拍摄环境，学会快速抓拍技术，缩短拍摄时间。记者用的是标准镜头的禄来福来相机，必须摸清性能，熟练掌握，才可抢拍、快拍。1958年邓小平同志来遵义视察，贵州日报记者南沙用禄来福来相机的茅玻璃取景，因光线较暗，对焦不清，要调焦调光圈，顾前不顾后，把会场中的热水瓶撞倒，发出强烈的爆炸声，把警卫人员吓
22、坏了。大家接受这教训，研究相机的各种使用功能，在焦距刻度表上做记号，拍摄握手的半身照片，放在1。5米上，拍摄全身的活动照片放在两米上，被拍对象往前走，记者往后退，始终和被拍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这样不用对焦，节省对焦时间，拍出的照片焦点都是实的。然后把相机上方的框框上顶开一个小方口，直接取景，既能看准拍摄对象的最佳拍摄时机，又可目观四方，注意周边环境，防止发生险情。记者采用这些办法，在庆祝大会活动场地局限性很大情况下，用标准镜头顺利地迅速抓拍到必须的重要镜头。其次，在大会场旁边搭建临暗房，由彭邦卿把记者拍摄的胶卷（包括周总理随身记者杜修贤拍摄的），拍完一卷，送一卷，只需两分钟就送到临时暗房去冲洗。
23、第三，是如何快速干燥冲出的胶卷。彭邦卿调查贵阳市所有的暗房，只有大众相馆搞技术革新，自制了干燥柜，仍要28分钟才烘干。大家又讨论、试验，把冲好的湿胶卷，涂抹催干剂酒精，用理发用的电吹风的热风，保持一定距离，上下吹，只用4分钟就吹干到可以上放大机放大，节省了近40分钟的干燥时间。第四，贵阳没有传真机，如何传出照片？由省领导向新华社求援，用飞机运来英国产的传真机，安装在邮电局的邮电大楼，由他们传发，避免租线路和操作不熟练而耽误时间。结果，上午11时按计划把握照片传到北京新华社，13时又把底片送到机场请飞行员带到北京交给新华社。这台传真机用后就赠送给邮电局（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产，只要有关领导同意，
24、可以免费赠送），从此贵阳市有了第一台传真机，开始了面向社会服务的传真业务。 经历这次重大新闻图片报道任务，培训了队伍，逐渐增加了适应完成重大报道任务的设备，为今后完成各种新闻摄影报道打下了基础。五六十年代摄影事业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摄影器材缺乏。那时摄影器材都是进口的,买器材用的外汇，国家严格控制，一般单位是得不到的，私人更没有外汇买。即使市场上有器材，十分昂贵。宣传文化部门要购买，除了上级部门批准给钱外，还要经过省财政厅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中心批准。控制十分严格，不容易被批准。私人更买不起。买一台德国产的禄来福来双镜头相机，要一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一般干部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不吃不喝,全部工
25、资积累三年多才够买一台。.胶卷也是进口的,德国产的矮克发120黑白胶卷,每卷3.2元,一个月的工资只可买十多卷.所以那时没有私人买胶卷搞艺术创作的。因为器材昂贵和缺乏，摄影事业很难发展。除了公费买器材给报刊杂志拍摄新闻报道照片外，没有人去搞艺术摄影创作。 1960年8月，贵州日报、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彭邦卿和贵阳日报摄影组长林安波两人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摄影学会（八十年代改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会议中听介绍和看展览，知道北京和先进大省除了新闻摄影外，开始发展艺术摄影。什么是艺术摄影，当时没有书籍介绍，概念不十分清楚。大家讨论中模糊地认为，除了新闻报道以外的内容，在用光、
26、构图比较讲究，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照片,风光照片，就是艺术照片。如果构图、用光很美的新闻照片，也算艺术照片。这类照片我省很少出现。所以社会上不认为摄影是门艺术。彭邦卿、林安波从北京开会回来，向贵州省文学艺术联合会要求建立贵州摄影学会，发展摄影艺术，把摄影艺术纳入省文联工作范围。当时省文联负责人说，摄影是新闻工具，是贵州日报的工作，与省文联无关。虽然据理力争,也说服不了省文联负责人。根据这情况，摄影界同仁也感到没有出现很多为社会所承认的摄影艺术作品，是不可能在省文联争得席位的。于是，贵州几个老摄影工作者在1960年10月，召开了摄影骨干座谈会，讨论什么是艺术摄影作品？如何进行艺术摄影创作？会议确定
27、每人创作两幅摄影艺术作品，举办一个小型的艺术摄影作品展览，公开向社会宣传。参加创作的有彭邦卿（贵州日报）、林安波（贵阳日报）、钟光葵（贵州体育报）徐萍（贵州画报）彭匡（延安相馆）庞永芬（贵州日报）丁长锐（贵阳日报）、丁艺（云岩区文化馆）王翼南（新华社贵州分社）。每人两幅作品，主要内容是人物特写、风光等。钟光葵的“垂钓”，反映一老人在河边休闲地聚精会神钓鱼，用了逆光，画面简洁，层次分明，艺术效果好。彭匡的儿童照，儿童喜笑颜开，活泼可爱，用光讲究，构图新频。彭邦卿拍摄的列车餐车服务员特写，反映她热情为旅客服务的精神面貌，画面简洁，用光柔和，气氛浓郁。这些作品都不同于宣传报道的新闻照片，接近群众生活
28、。1961年2月在喷水池邮电局门口的云岩区宣传橱窗展出。由于照片有一定艺术性，又接近生活，有新鲜感，过路的群众驻足观看，奔走相告。贵州日报作了报道。这就是我省第一个小型的艺术摄影展览，虽然作品不多，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摄影界受到了鼓舞，准备接下去办第二次、第三次。但是，国家困难时期来了，一切花钱的文艺活动都被停止，摄影这种花钱极多的活动，更不可能开展。刚刚开始发展的摄影艺术幼芽就夭折了。 有组织有领导的摄影艺术创作活动虽然不能进行,但是有条件的个人,创作活动没有停止。1961年11月，延安相馆摄影师彭匡创作的“绣花能手王朝珍”、“姐姐的书包”，入选了中国摄影学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人像摄影艺
29、术展览。我省引进该展览在河滨公园展出。并有我省作者的作品，引起了社会轰动，贵州日报作了突出的报道。这第一个大型的艺术摄影展览在我省展出，艺术摄影在我省产生了影响,给艺术摄影创作起了示范作用。有条件的业余爱好者开始了艺术摄影的创作。但是，不久困难时期来临，生活十分困难，没有了激情，没有条件搞艺术创作了。 困难时期的来临,各行各业都紧缩开支,新华社也精简机构,取消了和报社的联合摄影部。所有人员各回原单位。贵州日报取消了摄影部改为摄影组。原副主任彭邦卿改任采通部副主任兼摄影组长。各地停刊的报刊专职摄影记者(包括贵州画报的摄影记者)也纷纷改行。公家的相机已上交，自己没有相机继续搞摄影，全省刚刚发展的摄影队伍又缩小了。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反浮夸风”、“四清”运动一个接一个，摄影宣传报道虽然又所恢复，但没有明显的发展。摄影展览没有举办过，艺术摄影几乎绝迹。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