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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头老字号高手牛邦良史爱平 说到中国的皮毛业，不能不谈包头，谈包头，不能不谈牛邦良。牛邦良何许人也？一句话，包头历史上皮毛业生意场上的经商高手，老字号广恒西的创始人。包头曾被称做水旱码头，是中国北方、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皮毛集散地。因皮毛而带动百业使包头成为华北、西北重要商镇，牛邦良起了什么作用呢？就是皮毛一动百业兴中的“一动”作用。之所以这样讲，是说牛邦良太重要了，因他所为所“动”，而使包头皮毛业做大做强，名扬北方大半个中国，享誉京津上海地区，成为至今不可小视的人物。老字号广恒西是包头当时最大的一家皮毛店（坐落于今包头东河区胜利路北），牛邦良是首任经理，经营皮毛。此店从光绪19年（1893年）1
2、月正式创立一直到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改造转变名称，半个多世纪中，虽历尽艰辛，但多有建树。特别是从牛邦良首创本店起直到他年老卸任期间，屡创商界之碑，为广恒西成为北方皮毛业之领航店，巩固发展北方商贸打下了重要基础。请看一组简单数字：广恒西创立前牛邦良同三人合伙做皮货经纪得银830两。广恒西创立三年后则赚得白银5万余两，从业人员70多人。创立6年后则购置空地40亩、房产院落15处、从业人员达100多人。经营范围从皮毛、牲畜扩大到日用百货、药材等。到民国年间，每年流动资金折合白银150万两之多，各种交易皮毛年近百万斤，可达华北皮毛购销量近三分之一强。东来北往各地客商130多号均和广恒西交易，天津、上海各
3、地码头直接同广恒西定货下船。即使是在兵荒马乱、日伪暴政多种破坏干扰之下，广恒西依靠牛邦良及其经营之道，仍使皮毛业险中求存，曲折运转，得以保留。发现牛邦良之伯乐者，应归于山西忻县商人邢保恒、张英士、丁锡珍等人慧眼识珠。他们在仔细考究了牛邦良后，即投资白银5850两给牛邦良，供他组创广恒西。之所以敢这样，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牛邦良为山西定襄人，算得上老乡，虽没资本，但腿勤嘴勤脑子灵，懂经营，善于联络和揣测人心理，说话办事信誉度高，方法得当。二是经营业绩颇佳。牛邦良从小就在包头明远堂皮货店学过生意，明远堂于1894年停业事前即被牛邦良所料到，故他前几年就提早动手在牙纪这一行中摸爬滚打。同牛邦良搭伙的
4、三人：邱才山、郭堆玉、李学庆都由牛邦良主导生意，所揽买卖经牛邦良说合几乎都能成功。特别是牛邦良的预测能力，对客商心理状态的把握，掌握成交火候的敏锐，令合伙人极其佩服。三是重诚信，决不食言，往返款项无差错或拖欠，仅合伙当年就挣得近千两白银，其才干本事一时闻名，被卖家买家众口肯定。牛邦良在其后的经营中也不负众望，广恒西越做越大，以至和当时乔家在包经营的复字号名声并行。牛邦良的成功，客观地说应是两条原因。一是当时的形势对包头皮毛业的形成极其有利，即外在原因。二是牛邦良本身的素质和外在因素的结合所致。从第一条来分析，包头地理位置极佳，当时正处于南来北往东西相接之要冲，客商来往便利。尤其是嘉庆14年（1
5、809），包头村改为包头镇，光绪年间河套开发，包头人口渐密，客商来去增多，日用所需交流加大，而包头恰处于华北、西北产皮毛之中心地带，西可接新疆、青海、甘肃，东可达天津、上海，南可通中原，北可上外蒙草地，用皮毛和内地各种日用品交换，正是强项。还有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被水淹后，包头代之而起成为华北、西北新的皮毛集散地中心（起卸货地点，即今南海公园）。到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这一连接东西南北的枢钮作用越发加大。从新疆、青海、外蒙来的皮货要通过包头转往内地口岸，从天津、上海来的布匹、绸缎、烟、茶、糖、成衣、衣帽、鞋、火柴等也要通过包头运往西部和北部，包头成了名符其实的“水旱码头”。据知情者
6、介绍，当时每年六、七月间，从黄河上游来自青海、甘肃的满载皮毛的船筏云集南海码头，包头全城为卸货忙碌不停，足见皮毛业在当时的热闹程度。对这一形势，做为牛邦良已是心中有数。第二条即牛邦良本身的素质，这一素质将商家之优点，诸如精明、守信、吃苦、善于合作等都几乎涉及于内。牛邦良创立广恒西之初，三年不分红利，而是将红利全部转投入扩大经营项目。按照店规，牛邦良虽为经理，但其入股条件仅为身股（分身股、财股、伙友等），牛邦良的身股是经理当中较低的，仅为二厘。不分红利，是大家确实看到了成果，三年即达5万余两银，故牛邦良一讲道理，大家也都愿意，事实也证明此种做法为日后广恒西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牛邦良的精明还在于
7、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前车之鉴，用于发展壮大广恒西。他知道有些店开得很早，很有名气，但搞来搞去搞砸了或没了，比如最早的乾隆年间就做开皮毛生意的“如月号”、永合成，道光年间的公义店、光绪年间的明远堂，都是优势发挥不够，有些是经理人之间不和。故他当广恒西经理后，便当机立断主动荐举比自己大四岁的邱才山任经理，自己为副经理，同心招募店伙，共同经营皮货、牲畜。为度过开业之初难关，他一度采取从前牙纪人的跑单说合法，亲自携店伙，主动联系客商交易，从挣取佣金费（只收成交额的2%左右）积累薄利开始，到一点一点坐堂代购代销，再到扩大信誉，联通吸纳四方资源，引导推动广恒西渐成气候。牛邦良深知资金周转十分关键，但当时借
8、贷均由山西祁县复字号钱行操运，时间周转对皮毛业制肘较大，再加上当时东西南北客商齐聚包头采购竞争激烈，特别是光绪26年后至民国初年外资洋行大量涌入，如没有资金周转保障，将处于极端危险之境，故牛邦良投入白银一万两创立了自己的钱庄广恒源号，用于日常资金支出流转。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大大节省了向复字号借贷之利息，反过来还可以吸纳别家资金赚钱。二是调度周转加快，增加了对客商的吸引力和广恒西本身的采购力。三是资金不外流，即使外部环境变幻莫测，也留下许多缓冲余地。和钱庄同时创立的还有广恒西自办的大食堂，供应各色美味佳肴；在院内办固定住宿旅店，店内聘请缝纫修鞋等工匠为客商服务；还自办了油房、碾房、缸房、米面加工
9、店设置于包头东河区东门大街等处。广恒西名声大振，将来包头的绝大部分皮毛客商都吸引于本店之内吃喝居住交易和往还货物。其次采购环节牛邦良也抓住不放深下功夫。当天津、上海、各埠洋行及山西等外来一些挂牌洋行利用外资渗透，甚至直接到牧区采购皮货之时，牛邦良则采取你进我也进，你搞我也搞等效法洋行做法，寸步不让，寸金必争，使自己的优势并未输在洋行之下。因为这些洋行，如隆昌洋行（俄商），和平洋行（英商），挂牌洋行新泰兴、天聚公、天长仁、天聚德、天泰和、仁记、成记、聚立、立安、协成等都怀揣不测之意，是闻风即来，探得包头商业兴隆，大漠南北，黄河上下所产毛皮胡麻等土特产品量大无比，则乘八国联军侵华、庚子变乱之机，赶
10、来行不公平贸易。当时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这些洋行均享受特权，仅凭所持特许子口运照单，则不向中国政府纳税。而且横行无阻在包头抢购。牛邦良则是在这种压力下经商，可以想像有多么艰难。其中牛邦良最有效的方法，一是在包头坐镇经营掌握信息，二是派皮毛收购行家里手靠信誉争取本地售皮者向广恒西交货，即时付款。三是到产地设庄采购。故皮毛成交量不但未下降，反而不断增加。所以许多人持这种观点，即光绪26年后，广恒西能大发展，全凭牛邦良一人多方筹划所致。牛邦良头脑冷静，善于应对也勘称一绝。1909年，股东丁锡珍因别埠字号亏本破产，经中人说合抽退在广恒西的股份连本带利白银一万余两，对广恒西造成影响。这时所剩股东两位：邢、
11、张二家。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邢保恒又因归化城开设店铺倒闭，派代表同张英士前来广恒西抽股还欠。这就形成了闻名包头的“缓债”事件。牛邦良在这个事件中，由于巧妙周旋，妥善处置，终于化险为夷，避免了因抽股对广恒西的动摇。在此过程中，邢保恒一方代表也是出于无奈。因邢保恒债权人一方探听到邢保恒虽倒闭，但在包头镇广恒西有股权，且广恒西正蒸蒸日上，只要广恒西能顶替还债，即可放掉邢保恒。牛邦良闻此并不慌张，照常经营，同时加强管理，使店伙倍加努力认真勤奋，展现广恒西兴隆景象，给大家留下好印象，同时请张英士内中帮忙调停采用缓债方法。具体操作程序是，将邢保恒应得每届所批红利，日后均做为还债之款向债权团偿还债务，直
12、到结清为止，并委托张英士代办此事。各商家和债权人也都认为此法最宜，因大家都觉得即使将邢保恒在广恒西所有资财全部清完也不抵债数，还不如缓债使所有欠债有一个着落，故一致同意这个对三方都有益的方法。结果是这笔债务到民国九年即全部还清，而且对广恒西经营本身无影响，反而带来的是牛邦良的大发展和更高的信誉，既帮了邢保恒的忙，也实现了债权人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明牛邦良是何等的高明和聪明。到1918年，广恒西底铺资产价值已达白银50余万两，处于遥遥领先者。1916年，广恒西曾失大火，火灾烧毁店内许多实物，并波及住店客商货物和寄存物，损失累累。牛邦良见状后，除迅速灭火补救外，并当即组织人马查清损失，登记立帐，明确
13、宣布对所有住店客商损失之物进行照价赔偿，当众说，“广恒西店有不漏针的话，我们说到做到，决不让客人受损失，客人事即我店家之事。千里在外不靠店家靠谁，请大家放心我店赔偿之举，一定做到大家满意。”牛邦良所说所做，毫无二致，各路住店客商极为宽慰，对牛邦良更加佩服和尊敬。此后广恒西货源及销路不但未受影响，反使商家更愿与其来往，甚至将来往所收之货尽数卸至广恒西，两相比较，获利大大超出损失。可以看出，牛邦良是一个以信为本，说到底即以人为本的行家里手。1900年后邱才山、郭堆玉两人先后去逝，而牛邦良（接任经理）对两人可说是恩义如初，他除了亲自主持丧事外，对其亲属倍加关怀，还做出决定：邱、郭二人亲属享受待遇，一
14、如邱、郭生前，所有支取用度一律不变。对于号规执行，牛邦良秉持公正、公平，如若发现不合理支出，他则一问到底，严肃处之，严格执行纪律。他的具体做法是：一是深入了解，每事必知，重点掌握店内收支、成交量。二是经常召开大厅会，所有经理、副经理必到会交流情况，会后总结，祥细安排，不留死角。三是制定四不准：一不准嫖妓，二不准赌搏，三不准吸毒贩毒，四不准买空卖空做空头生意。他常挂于嘴边的话是：“买卖十三行，行行可兴旺，要想发财获利，必须严守铺规纪律。”除了上述三个做法外，他要求店伙都必须住店，没到规定期间不得回家，店伙中晚空闲时间要学习业务，包括练毛笔字打算盘等。他每晚还要听取有关经理经营汇报，对当天市面情况
15、掌握了解。另他不拒从小事做起，感染店伙。如每晚他要亲自打更巡视两三遍北院和南院，来回得走七八里路，以防偷盗火灾等事。1926年他被选为包头商会会长时看到前任会长马邦印所设高级厨房后便令拆毁，改用简单灶火，并常带头下伙房拉风箱当炊事员。牛邦良如此，店伙则更加谨慎。最难应付的是军队摊派粮饷。1926年，冯玉祥西退至绥包一带，所行两支国民革命军均驻包头。第一军有张之江、宋哲元、张自忠、佟林阁、赵登禹等将军。第二军为弓富魁所带。两军吃喝行用摊派军饷共计480万元，给各商家极大压力。第一军军纪严明，但第二军却野蛮如土匪，派大刀队恐吓商会，牛邦良之副手李学庆不到几天就被拿大刀的士兵吓死。牛邦良凑不上钱，又
16、加上西北银行纸币贬如粪土，市面混乱不堪，叫人愁上加愁。牛邦良只好采取没有办法之办法，在征得各商家同意后，则由包头商会负责印刷“金元券”二百万元，发行市面周转，收回现款付摊派。款虽凑齐完成任务，但日后冯部只向阎西山报销了一半用以归还，剩下均因不良周转化为泡沫，金元券贬到最低时只有原值十之一二，虽给包头商业造成损失，但牛邦良此下策的好处是，至少保全了工商之根基，否则后果更加难料。还有一件至今仍有争议的事，即1928年天津安利洋行倒闭事件。那时谁也不清楚安利行即将倒闭，安利行当时已欠下包头各店共计50余万元款，广恒西名下为16万元，可此时安利行驻包商人仍在收运皮毛。多亏广恒西耳朵灵敏，牛邦良通过天津
17、驻在人员情报分析，当即判断了此一形势，而这时所有包头商家还都被蒙在鼓里。牛邦良所断安利行已经倒闭，当即决策采取减少损失的办法，连夜派人扣留发往天津安利行的所有绒毛。但天明后各商家得知消息后却如同炸锅，一方面谴责安利行，另一方面对广恒西施加压力，逼广恒西交出绒毛大家同当危难。这时政府、商会也反复商讨，对安利行虽无奈，但要广恒西带头承担压力先行垫付，以分散各商家怨忿。广恒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对只让一家先垫付实难承担。即因此各商家有人不理解对广恒西采取了消极态度。但牛邦良还是从大局出发，连同各家一起到张家口继续截回未运走的绒毛，并加上广恒西原库存安利行绒毛进行折价，至少使大家捞回一半损失。由于广恒西
18、最终采取了平衡商家损失的做法，自己实际上做了让步，让步的结果是自己受到重伤。牛邦良最后的办法就是向各钱行求援，所幸的是，各钱行因牛邦良之信誉，终于为广恒西注入了资金，使广恒西度过了难关。分析整个事件，假若不是牛邦良机敏提前发觉安利行倒闭，并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扣压未发货物，包头商家损失决不是一半或倒闭几家问题，牛邦良于其中作用，大家自可公论。1930年，牛邦良因年迈退休，他选择了董世昌（董五三）为经理。董世昌则继承了广恒西之长，在兵慌马乱中挺身支撑，发展皮毛业。1939年12月，傅作义将军发动包头战役重挫日军千人并击毙日骑兵第十四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据说情报则是包头商界所提供，而包头商界有可能为商会中人，商会中有可能是董世昌，因其担任包头商务会会长最知情且同傅关系密切。故日军将董世昌抓获严刑拷打，未得到任何满意之处，1941年6月21日残酷将董世昌押往张家口活埋。这是日军野蛮杀人所欠中华民族的一笔血债。牛邦良已作古，广恒西俱往矣，愿后知者鉴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