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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废墟上升起的圣像论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 吴晓，尚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摘要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极富转型意义的重要构建成分。青年诗人们以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鲜明的现代自由精神与沉重的历史文化品格对中国形象进行了独具审美个性和文本深意的书写与塑造。朦胧诗对中国形象书写有几种它类型，阐述其中蕴藉的社会政治内涵和诗人主体精神，并在当代诗歌史的维度上进行观照与反思。 关键词朦胧诗;中国形象;社会政治;意义内涵;价值精神 收稿日期20110406 中国形象问题是当前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重要问题，它涵括着宽广的概念内涵和深远的现实历史意义在此层面上，它已不仅是纯理论问题，而与整个
2、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现实存在境况和未来道路走向等宏大命题相通连。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更是这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大使命，它一直体现着文学写作者对民族母体和国家主体进行文学塑造和想象的内在激情。在新诗领域尤其如此，而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朦胧诗，它对这一命题的书写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青年诗人们在当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以其独有的开拓精神、沉思品格、浓烈情怀，或高声或低音地呼唤和绘写着一个从历史废墟中站起的崭新而自立的中国形象。它独具审美个性和思想深义的国家形象书写，无论与它之前或之后的诗歌写作相比，都具有特定的历史与文学的双向意义。它已封闭的诗歌图景，实际上仍有巨大的价值开启空间。 一、三
3、种范式:历史转型语境下的国家形象想象与塑造纵览朦胧诗作品，虽其在整体思想背景和审美表现手段上多有共通，对国家形象的书写塑造也有较稳定统一的价值归属，但在具体诗歌文本塑造上，无论是其内在思想基础，还是外在美学追求，都有差异。这与朦胧诗人各自的精神气质和创作个性有关，与当时呼吁思想解放和人性自由的社会性思潮有关，更与经历长期制度禁闭后一时间百花齐放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创作背景有密切联系。 按诗歌文本内蕴的思想特质和审美倾向来划分，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大致有如下三种类型:1赞歌型经历文革浩劫后，国家百废待兴。新局面、新事物、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生发传散，一代人皆为之欢欣鼓舞。朦胧诗人深切体会到
4、由历史转机而带来的群体性民族希望，从而自觉地将对个人命运的体验和倾吐，融汇到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命运的书写和歌唱之中。 这种赞歌式的诗歌形式即应运诞生，其中饱含了青年诗人的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建构国家新形象的内在动力。此类诗歌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情思深沉、情绪沧桑、情调壮美的诗赞歌，它的情感源头来自于对苦难深重的土地的热爱和对沧桑变幻的历史的慨叹，以及对在劫难中坚毅前行的民族意志的凸显。故其塑造的中国形象蕴含着劫难与重生并存的历史内容，书写的生命个体情感则是伤痛与希望共在，蕴藉的思想质地是厚重而深刻的，展露的情感表征是深沉而炽烈的。典型如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中的诗句:“你以伤痕累累的乳
5、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1(p.42) 而另一种表现形式则单纯明朗，节奏轻快，着重表现正在发生剧变的新社会现实，抒写的是渴望改革与发展的民族情怀，所赞颂的中国形象充溢着积极的情感讯息，可以说，是一种处于新的民族历史建构状态下的中国形象。如吕贵品在中国一条街一诗里即动情描绘并唱赞了那一新生时代早班高峰时期的中国景象:“这个民族刚刚从夜里醒来喝了一杯开水吃了两个小饼然后就在这条街上放出了大片的铃声沿着这条街是走向工作和走向未来的呵”。 1(p.395) 2个人沉思型。不同于前一种直接面向民族国家进行宏大抒情的诗赞歌类型，一
6、些诗人选择的是以个人沉思或倾诉为基础的诗歌形式来书写中国形象。如果说赞歌式诗歌类型还与社会政治思潮主流和官方意志较为接近的话，那么此类型诗歌则是建立在对民族历史和政治经验的独立反思之上，带有显著的悲剧英雄色彩及人本主义特质。他们赋予诗歌以个人的思辨和大胆的质疑，其书写的中国形象中注入了矛盾与痛楚的复杂生命情感，涵括着个人的反思与追寻的双重诗歌行动，更对谎言与暴力进行了沉痛的披露。其对中国形象的书写，可以说在本质上是文学精英知识分子对历史政治历程的冷静反思，以及期望未来革新的一种个体文学表达。而他们的激愤陈述和沉痛倾诉，实际上恰恰来自于对国家和人民从根本处的关注和眷恋，蕴藏着朦胧诗人倔强的民族希
7、望和坚定的个体意志。北岛的诗歌即较多地属于这一类型，他一面展现着阴云笼罩的国家形象:“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1(p.20)一面又对民族未来寄托着悲剧英雄式的深重希望:“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结局或开始)。 1(p.22) 再如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倾诉了一代人生命价值的失落，但在结尾处仍不忘发出祈愿:“太阳啊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的照耀”1(p.149)。 总之，此类诗歌对中国形象的书写是在现代个体自由精神统领下反思与追寻的并行，解构与建构的共在。 3探寻民族历
8、史文化型。该类型诗歌写作者以杨炼、江河等人为代表，其诗作多带有一种“史诗品格”。 但他们认为，史诗品格“不仅仅局限于揭示历史苦难这一范畴，而应该推展到更广大更注重拓求更宏阔深远的民族文化意识审美空间。”2(p.266)杨炼就曾表示:“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建立中国现代诗歌亦即如何在我们的思想、艺术中，更鲜明、更有机地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特质性问题。”3(p.215)所以，这些诗人在书写中国形象时，侧重的不是对现实社会的观照或对民族苦难的陈述，而是向民族历史文化精神进行复归，还原民族文化精神之本相，寻求进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他们诗中的中国形象，多与神话和传说相渉、与原始和边地相接，重在传达民族历史文化的个
9、性与精神，并在现代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民族文化精神的复原和承接，以期实现民族内在精神的传承与挺立。他们坚持开掘着民族文化和原始生态中沉积的大生命力，不断进行着高扬民族精神本体和塑造传统中国形象的诗歌行动。杨炼的诺日朗等诗作即很好地诠释和映现了民族内在的雄厚生命能量。江河的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以现代诗歌形式对古老神话进行还原和再造，传递着播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意图。此外，远在青海的诗人昌耀，以他奇绝的语言、苍劲的笔调，书写着西北沙漠的雄性魅力和历史风云，完成了向古老东方国度的再现和膜拜:“黎明的高崖，最早有一驭夫朝向东方顶礼”。(经历)4(p.93)不可否认，这种探寻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诗歌，坚实了
10、中国形象塑造的内在文化基石，在对既往历史文化的掘恳中，实际上获得了面向未来发展的、源远流长的民族内在精神动力。 二、社会政治意义内涵与诗人主体价值精神的双向建构意义在对朦胧诗书写中国形象的几种诗歌类型进行划分之后，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中，蕴藉的广阔的社会政治涵义和高扬的诗人主体价值精神，势必是值得关注和论析的。 朦胧诗的生发，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由高度政治化时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转型，得益于历史更替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宽松和相对解放。这种触发机制，使朦胧诗与社会政治和民族历史形成天然联系，从根本处为朦胧诗注入了历史品格、现实忧患和社会责任等特征。可以说，朦胧诗的存在与历史
11、发展同构，它的写作与社会改革并行;它的生成受到变迁与革新中的中国形象的直接影响，它的写作也在努力顺应历史3 转型期的要求，以塑造一个诗歌史上独具历史价值的中国形象。故朦胧诗先天具有广阔延展的社会政治意义内涵，而这一内涵主要即是指朦胧诗人以现代国家精英意识统筹，审视、反思和塑造一个与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同构的中国形象，并以现代诗歌美学方式传递其对社会理想和政治形态的个体诉求。无论先前总结过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形象书写者，都在其塑造的中国形象中灌注了浓重的社会政治内涵，或直接或间接，或宏观或微观，或高音或低音，都在紧扣时代脉搏，直面历史创伤，迎接社会改革，积极参与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与
12、社会人文和民族信仰的重建中。 可以说，现实中国急需面对和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与朦胧诗人书写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现实问题是一致的。 现实中的中国形象重建和诗歌中的中国形象重建处于同一历史坐标轴上，形成了共生共通的真实联系。故有研究者称:“朦胧诗人的可贵品格是把时代的一切馈赠，又都毫不保留地还给了时代。”5(p.166)当我们返观那些成就最高的朦胧诗人时，即发现他们都在极力书写着深富社会政治意义内涵的国家形象。 如北岛，这位政治意识极强的抒情诗人，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充满了社会政治隐喻氛围。他以个人孤绝的沉思与质疑，披露着异化的社会现实和人性，不断倾诉着“被时代所扭曲而变形了的对自由的渴求”。 2(p.
13、259) 回答指向的是一个遭受政治浩劫创伤和内蕴革新之声的中国形象，塑造的是一代中国新知识思想者绝望与希望并存的灵魂形象，雨夜呼唤的是冲破藩篱的健康人性生活，触电则揭示了极端政治环境下人际间的隔膜和扭曲、呼吁正常的社会政治氛围和社会关系的形成，结局或开始、宣告等诗更是以悲剧战士的姿态为正义而自由的崭新中国而战斗和呐喊他坚信，“从星星般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1(p.19)舒婷的诗则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同样表达出在社会政治意义层面建构中国形象的个人理想。墙等诗作揭露了曾严重异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一代人的呼声等诗塑造37了处于历史动荡间中国青年的灵魂之象，其中多于北岛的是更积极、更热烈的青
14、春情怀，以及对自由和尊严更直白、更勇敢的热烈呼唤。她的那些书写爱情或友谊的、反映人的情感生活的诗篇，本质上是对人性主义的追寻和宣扬。惠安女子、神女峰呼吁女性应冲破传统束缚寻找个体价值，致橡树强调的是现代社会必需的性别平等观念。舒婷的诗含有相当分量的社会政治意义内涵，她书写中国形象的方式主要是促进现代人的人性与情感的健康自由发展，来实现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现实关系的正常、社会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另一位“童话诗人”顾城的早期诗作也在社会政治意义层面书写了深具个人审美特色的中国形象。一代人、不要说、我不会屈服写出了“一代人”对走出历史灾祸的未来中国的顽强信念，墙等诗则敏感地指认着曾经迷惘的中国形象
15、和迷惘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意义色彩和坚定的社会人文信念，而绝非单纯的唯美文字游戏和灵魂虚幻体验。顾城的其他一些诗篇，则以童真的方式去破除暴力的伤害、谎言的弥漫、隔膜的林立，其社会政治理想的表达具有一定的理想化人文主义色彩。此外，梁小斌等人的诗歌着重书写对过往历史的反思、个人价值的失落，并且希望建构一个兼纳传统与新潮的新社会现实和政治意识形态。江河、杨炼等人则通过对民族历史的再现和挖掘，以期寻求在新历史机遇面前改革和拓荒的原动力。杨炼即曾表示他的使命就是表现这个时代，他认为，观察、思考中国的现实，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斗争是中国诗人天然的义务。 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不仅蕴藉着巨
16、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内涵，而在文本内部，更有强烈的诗人主体精神作为支撑。众所周知，诗人的主体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诗歌和诗歌写作者必需的内在支柱，尤其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转型时期，它的意义更加突出。朦胧诗人的中国形象书写中蕴藏的饱满的诗人主体精神即是:诗人高扬自我精神旗帜，实现生命个体价值的奔突，同时将诗人精神主体与民族精神本体血肉相融，实现“小写的人”和“大写的人”的精神主体联盟，以此作为精神本位来统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歌唱。朦胧诗人的历史价值，也在此处彰显无疑他们既书写了“个人魂”，又描绘了“民族魂”。因而他们呈现的中国形象，既有个人脉搏的鲜活跃动，又有民族魂魄的奔腾远扬。这也使得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因个体
17、生命精神的高扬而显得生动具体，因群体情怀的凝聚而显得庄重伟岸。在此交汇过程中，诗人奔突的个体精神因与广博的民族精神相交融，而进入到更加深刻、高远、广阔的精神境界，避免了个人悲欢的浅吟低唱与文学技术的苍白实验。应该说，时代赋予了朦胧诗人这种独特的诗人主体精神，这种精神最终也更有力、更有效、更大气地表现和歌唱了时代。在此精神灌注下的中国形象的书写，也真正做到了与时代同步、与历史同构、与民族共生。 试看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献给变革者的歌一诗中的宣言:“让我们和更多的人一块去吧祖先在风中诉说着青葱的愿望血液在身体里温暖地流着，在太阳上欢悦太阳把七色的花朵投在成千上万的枝条上”。 1(p.61) 这里
18、即典型映现了朦胧诗人独特的诗人主体精神投射下的中国形象书写形式:将个人生命的“奔腾”和群体理想的“奔腾”共融，将个体价值和民族群体价值相交，以“变革”去实现“祖先”那“青葱的愿望”。这既是条自我追寻之路，又在朝向“成千上万的枝条”的共同方向一个拥有“太阳”和“花朵”的未来中国。冷峻的北岛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终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走向冬天)。1(p.33)在表面冷静的诗句背后，实际上充沛着与民族同在的主体精神:与民族一道受难，与民族一道守候，与民族一道见证希望。一代人也许会被时间埋没，但将因与民族
19、共同的坚守而将成为历史不朽的“塑像”，坚定而悲壮的诗人主体精神在此可见一斑。当然，在对中国形象写作中倾注的诗人主体精神并非仅局限于开拓和坚守、搏击与拓荒。如梁小斌诗作节奏感中的诗句:“当黄昏我看见一位苍老的人拉着沉重的圆木他唱着和缓的曲调令我难受我的沉缓中行进的祖国我迎着晚风，按照我固有的节奏走在了前头我的亲爱的祖国，亲爱的祖国我的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 1(p.192) 这里的诗人主体精神以一种日常和缓的方式达到与民族内在命运相通融。他感受到的既是日常中国的形象，又是历史中国的命运。拉着圆木的老人，宛如民族的现实写照;迎着晚风走在前面的人，宛如在历史重负中前行的中国人群体精神状态写照。这种
20、写作方式说明，只有真正具有中国精神的中国诗人在融入中国血液后，才能写出真实而动人的中国形象。 三、得与失:在当代新诗史的维度上朦胧诗对中国形象充满思想深度和审美张力的绘写，虽已在封闭的历史时间中停息，但若将它在当代诗歌史的轴承上进行考察，其意义与局限、得与失，仍是无限敞开的，需要进一步梳理和反思。 首先，朦胧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与此前30年当代新诗对中国形象的书写相比，即存在着显著差异。从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一历史区段的诗歌写作，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歌颂数不胜数。几乎所有诗人(尤其主流诗人)都受到政治激情和国家意志的高度影响。无论是作为政治抒情诗人的贺敬之、郭小川等人，作为写实叙事诗人的李季、闻捷等人，还是当时作为青年新锐的公刘、邵燕祥、李瑛等人莫不如此。而如大跃进民歌或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与民歌，其受到的政治影响更甚。这些诗歌文本所书写的中国形象，虽其中也蕴含着较积极的社会政治涵义和较饱满的诗人主体情感，有正面建构国家与民族形象的意义，但这些意义，都是极其“单向度”和“平面化”的。它们虽也与历史同构，但更多的是与历史中的主流政治意识的单一同构，缺乏对中国形象多38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的综合呈现，从中难以看到原生态的现实存在和生命个体丰富的情感，难以看到诗人独立的主体价值精神。当然，还原时代现实，“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