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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逸：涓水洪流汇清史 “我在人民大学接受了教育，工作在这里， 成长在这里。 吴老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我心中的旗帜。”2013 年 12月17日，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 学终身成就奖，深情追忆老校长吴玉章先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越一甲子的岁月里，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 食于斯， 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而立至耄耋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 学老校区。从 1958 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 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2、。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 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 今年是清史编纂的第11个年头， 3000 万字的初稿全部汇集，正在进行第二次专家审读。 2002 年 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 岁的戴逸先生受 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十余年来，他“潜心修史， 未能忘情，只能牺牲个人著述的时 间”，关于清史编纂的工作实录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书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清代修明史， 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
3、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共历时94 年。 民国时期，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清史稿，历时 14 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二十四史 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 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 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 部分，约百卷，达3000 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 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 册)篇幅计约 4亿字。 时至今日， 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 修的完成”。然则他给出的
4、全书定稿时间依然是几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对历史负 责”。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建国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 年，周恩来总理委托 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 30 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 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 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 立清史研究所， 作为编纂 清史 的机构。 不久， “文化大革命”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
5、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在 “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 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 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 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实际上， 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从研究清史开始。他在我的学术生涯 一文中写到： “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 史的研究开始， 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但最终，
6、他将此生都寄托于 清史研究。 独坐小楼立志于斯 江苏常熟， 荣木楼， 历史上是钱牧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 上。这里，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 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写补 齐装订。就这样，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戴逸先生 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 独处小楼之上， 青灯 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在常熟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众多，
7、编修地方志书可说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 统之一。也许， 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课 程，在常熟中学读高中时，经由杨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导，他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 1944 年高中毕业时，戴逸阴差阳错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当时，大 部分人认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养家糊口；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准备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设考场，戴逸抱着试 一试的想法报名投考，“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经过一番抉择， 他毅然决然地放弃 原有的学籍奔赴北平，“当时，心中有强烈的冲动到北京大学去，学习
8、历史！” 在北京大学，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 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 中。“白色恐怖”时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一度被拘捕入狱， “郑天挺和胡适说，戴 秉衡（即戴逸）被抓进去了，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 1948 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前 往华北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途经沧州时，为免连累家人， 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 从“戴秉衡”到“戴逸”，他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
9、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 在这里工作。 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 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承担起培养新中国建设干部的任务。戴逸留校从事 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勤苦乐迷”铸就“学识才德” 江西省余江县， 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旧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这里劳动，任务 就是喂 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我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多方研究。无奈的 是，我这个研究史学的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戴逸抓紧一
10、切可能的机会读书、思考。1977 年，在中国人民大 学已经停办， 无法正常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下，他历经几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 楚条约一书正式出版。 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是1969 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 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 “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事。去了以后， 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 判，这其中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 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 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11、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 多部著作，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 中 国近代史稿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 年，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考虑到国内没 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他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 年， 38 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他才32岁。该书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 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对于戴逸先生主编的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撰写的 导言卷，国内史学家认为， 该书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讨论，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史书体例
12、 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课题，有助于了解当代 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 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 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 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 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清朝灭亡仅仅百年，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和 当前各方面息息相关，但清史研究目前尚处于
13、起步阶段。曾经， 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 史研究，鲜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设及简明清史编写，影响广远。而 今，他时为后学之辈的论著撰序，勉励前行。 “勤、苦、乐、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而在学生们眼中， “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女 博士黄爱平师从戴逸先生，在她看来，戴老师从传统走向现代，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 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拥有坚实的文 史哲功底，这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希望将来能设立国家大奖，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大的激励。”受颁吴玉章人文社 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戴逸先生想到的是还有很多贡献更多的中青年，“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 靠自然科学， 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学的建议，提升 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由一个大国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走下颁奖台， 戴逸先生言谈中依然不离清史，“清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每一个都牵扯 到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等，对于这些重大课题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