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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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儿童史研究四十年 2001 年第 4 期 俞金尧 从 1960 年法国学者菲利普阿里耶斯发表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 ( 下 文简称儿童的世纪)1 一书算起，西方的儿童史研究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历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历史学家、 心理史研究者们对历史上的儿童的命运之关怀从未间 断过，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儿童史研究者的热情最为高涨，儿童史几乎 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历史学习惯于以“大人物”为研究对象，而 儿童史这种“小儿科”题材竟然引起了欧美史学家那么广泛而持久的兴趣，这多少令 人惊讶。然而，儿童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代表了西方新的社会史学的一个闪光 点，研究

2、儿童史所用的资料和方法在西方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家庭史研究中具有典型 的意义。而对儿童历史的解释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在过去的五百年西方历 史中，儿童的历史命运是一直延续下来，还是经历了重大变迁正是西方人文社会 科学界对于社会变迁这类宏观认识的发展在儿童史研究中的反映。从这些意义上看， 儿童史值得我们这些关注外国史学发展问题的人注意。 一阿里耶斯的传统及其影响 儿童历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过儿童的世纪 一书的影子， 无论是它的追随者， 还是它的反对者，都不能绕过它。本文也不例外。 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生活的现代观念和对儿童本性的现代认识的演进。它的 一个基本的命题是： 中世纪的西方人没有儿童的

3、观念。所谓“儿童的观念”并不是指 孩子受到忽视、 舍弃或受到轻视， 它也不能混同于人们对孩子的情感。儿童的观念是 与人们对儿童具有某种特殊的本性这样的意识相适应的，这种特殊的本质把孩子与成 人，甚至把孩子与少年区别开来。而在中世纪社会里，这样的意识是没有的。孩子一 旦到了可以摆脱父母、保姆或其他人经常性的关照而独自行动的年龄时，就从属于成 人社会。 他们参与成年人的各种活动( 劳动、玩耍) ，穿着与大人一样只是比例缩小了 的服装， 他们与成人世界混杂在一起，被人们当作小大人看待，他们成了成人自然的 伙伴。中世纪文明没有感觉到在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差别，没有发现在孩子 和大人之间有一个需要

4、通过启蒙和教育的过渡期，因而也就缺乏这种过渡的概念。 但是，到现代早期，新的变化出现了。阿里耶斯认为，从十四世纪以后，西方社 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那就是在艺术作品、 肖像画和宗教中表达为孩子所拥有的 人格。在十六、 十七世纪上层社会阶级中，婴幼儿穿上了一种特殊的、可以与成人相 区别的服装。 阿里耶斯表示， 在一个服饰和外表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里，儿童服装的 专门化表明社会对孩子的一般态度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儿童概念出现了。在这里， 孩子因为可爱、 单纯和滑稽而成为大人们放松和消遣的资源。不过，儿童在那时还只 是被看成是大人的玩物，儿童期作为一种与成年期相分离的状态的意识还不存在。到 十七世纪

5、，尽管人们依然“宠爱”孩子，但正逐渐地意识到孩子是与大人不一样的， 他们不仅仅是缩小了的人物。孩子不仅被看成是天真无瑕，而且也是弱小的。 这种看 法尤其为道德家所持有。他们将孩子看成是由上帝所创造的脆弱的生灵，既需要得到 保护，又需要得到教育和改造。到十八世纪时，这两种新的因素，加上对孩子的卫生 和身体健康的关心都出现在家庭中。十八世纪中叶， 现代的儿童观念出现了：与孩子 有关的一切事情和家庭生活都成了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孩子的将来， 而且他的现状 都需要关注， “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家庭和学校一道将孩子从成人社会中分离了 出来。学校将童年时代封闭起来，而童年期以前一直是放任的。而家庭的关心

6、则剥夺 了孩子一直以来在成人中间所享有的自由。这种严格的形势表达了一种与旧式的、冷 漠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感情：这是一种执迷的爱，它支配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社会。 从儿童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阿里耶斯在以下三方面对后来的研究者发生了重 大影响。第一，他认为，儿童的历史是一个儿童的地位和处境不断得到改进的过程。 在中世纪， 大约在十二世纪以前的艺术作品中不知道有儿童期或不想表现儿童期，因 为中世纪世界中没有儿童的位置。作为孩子应该享有的那个时期，在中世纪的现实生 活中很快度过，又很快被遗忘。但儿童观念的源头就在十三世纪，那时，便出现了几 种与现代的儿童观念有点接近的儿童类型，如天使、圣婴、裸婴等。到十六

7、世纪末和 十七世纪， 艺术作品中才大量地表现儿童的观念。所以，儿童的观念在历史中有一个 逐渐被发现的过程。 对儿童期的漠视是与那个时代的生命状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儿 童的死亡率太高，人们不能让自己的感情太深地卷入有可能很快就要夭折的小生命。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是比较疏远的。在中世纪， 孩子尚未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在富 有阶级中， 婴幼儿一般都交给乳母养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中世纪以社交 性为特点的家庭体系中难以建立。只是到现代早期以后， 儿童的处境才逐渐得到改善， 他们回归到家庭生活之中，成为父母和社会关注的核心。第二，阿里耶斯设想了两种 极为不同的、 可以相互对照的社会和家庭体系，一

8、种是传统的， 或者可以称之为“中 世纪”的； 另一种是“现代的”。阿里耶斯的著作所谈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儿童的历 史，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关心家庭观念的历史，回答有关家庭观念的现代性问题。 在他看来， 儿童的观念与家庭的观念是有联系的、不可分离的， 人们对儿童的兴趣只 是一种表现形式， 是对家庭这个更为普通的概念的一种特殊的表达。中世纪没有在十 六、十七世纪以后可以从肖像画上看到的家庭概念。家系的观念是为中世纪社会所知 的惟一的家庭概念。中世纪的家庭是以社交性为特征的。它对外部世界开放， 与周围 的社会环境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交性无处不在， 没有给家庭私生活留出余地。家 系的延续、家族的荣耀

9、和家产的集中高于一切。现代家庭则是以隐私性为主要特点的。 与传统的家庭相反， 它使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割裂开来，对抗使父母与子女分离开 来的社会。 小家庭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帮助子女在世界上立足、成长，这样做的目的完 全是为了子女本人而不是家庭的利益。所以，从中世纪家庭到现代家庭的演进就是旧 家庭的社会性不断衰退、隐私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私生活的加强是通过邻里关系、朋 友关系和各种传统关系的松弛而实现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现代”的家庭取代了 “中世纪”的家庭。 这里隐含着阿里耶斯的某种价值判断，他更喜欢现代类型的家庭。 第三，阿里耶斯为了证明中世纪没有儿童的观念和父母与子女关系比较疏远、冷漠的

10、观点，大量地运用了历史学家以往不曾注意或者注意不够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作出 了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比如他从中世纪以来的肖像画发展中，根据画面上是否画出 儿童的形像， 小孩是否穿上童装，儿童有没有自己的玩具、游戏等，推断社会是否存 在儿童的观念。 至于父母对子女有没有感情、是否关怀孩子， 则是根据儿童死亡率状 况、婴幼儿是由母乳喂养还是交给奶娘哺育，以及父母是否用襁褓紧裹婴孩的手脚等 等来作出分析、判断的。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这类资料似乎极少用过。 在儿童的世纪 问世后的头几年里， 该书倒也不算十分走红，甚至评论它的历 史刊物也寥寥无几。但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起，它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开始明

11、显，一些学者更是公然承认自己是在阿里耶斯的影响下从事儿童史研究的。到了七十 年代，该书可以说是红透了学术圈内外，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与 战后欧美国家对家庭史发生兴趣相一致的。对家庭史感兴趣的社会历史学家需要把他 们的研究主题放在一个适当的框架内进行解释。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儿童的世纪 最适合充当这样的框架。因为，一方面，该书不像拉斯莱特及其他历史人口统计学家 那样，只是把研究放在枯燥的数据统计上，而是进入了历史上人们家庭内部的生活领 域，它所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家庭关系史；另一方面，阿里耶斯提供的儿童史框架，又 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的框架，是与社会变迁、 进步的思想相吻合的。这些因

12、素使 得儿童的世纪 对于那些正在寻求建立家庭的历史发展线索的人来说，显得特别有 吸引力。结果，由儿童的世纪所发端的儿童史、家庭史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的欧美主要国家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这些研究不论在具体的研究对象、时段、国 别和看法上有多大的差别，它们大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儿童的世纪的延伸和扩大。 比如说，阿里耶斯详细述说过的肖像画后来就成了很多人研究的主题。而描述历史上 的儿童生活的暗淡形像或儿童的悲惨命运，以及讲述儿童处境发生重大变迁或不断向 好的方向演进的作品更是大量涌现。 平奇贝克和休伊特认为，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社会里，儿童是不重要的。 成 人世界的所有重要活动都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13、而儿童期只不过从生物性上说是走向成 人社会的前奏。尽管孩子也为人所关爱，但他们被认为是父母的财产，是袖珍成人， 他们的确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与阿里耶斯不同的是，平奇贝克和休伊特主要研究英国 自都铎时代以后的对待儿童的公共政策的演变。他们没有将社会和父母对待孩子的态 度区别开来， 而只是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关怀受社会对儿童态度的影响，以为父母的态 度会依照与公共政策一样的线路发展。迪莫斯研究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麻州的 普利茅斯建立的清教徒殖民地。尽管他在研究方式和理论取向上与阿里耶斯有很大的 不同，但他也认为那时没有儿童的观念。他认为，7 岁以下的儿童衣着与成人不同， 这表明社会对这种小孩具有儿童

14、期的某种承认，但他仍宣称，在普利茅斯殖民地期间， 儿童期很少为人们所认识。 孩子是一群具有特殊的需要和兴趣，具有特别的才能的人， 这种意识几乎没有。他们基本上被看成是小大人：男孩是其父亲的小模型，而女孩则 是其母的小模型。 肖特关心现代家庭的形成， 但其中关于儿童的观点他讲得十分清楚， 认为“做好母亲是现代化的一项发明。”在传统社会里， 母亲们对两岁以下的婴孩的 成长和幸福漠不关心。而在现代社会里，父母把自己的小孩的福利置于首要的地位。 到十八世纪中期， 肖特发现， 中产阶级中出现了某些感情高涨的迹象：实行母乳喂养， 不再将婴孩交由乳母养育，放弃用襁褓紧裹婴孩的做法，以及让母亲与婴孩有更自由

15、的交流等等。 劳伦斯斯通比任何人都更精心地设想了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内的家庭情 感的阶段性发展路线。他把从 1500 年到 1800 年英国婚姻、 家庭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 类型。一为“开放性世系家庭”(open lineage family, 1450- 1630 年) ；二为“有 节制的父权制核心家庭” (restricted patriarchalnuclear family, 1550-1700 年)； 三为“封闭的讲究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 1640- 1800 年) 。这三类家庭并不是简单地替换，而是在前后两个类

16、型的转换期内有 一个交错并存的过程。 斯通把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变化看成是家庭性质方面所发生的各 种变化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他指出，在“开放性世系家庭”阶段，父母与子女的 关系“往往相当疏远”。其原因是婴幼儿的死亡率非常高，这使得父母们对这种小孩 作太多的感情投入显得十分愚蠢。结果，当时很多做父亲的人对待自己的婴幼儿的感 情差不多就是像今天的人们对待小狗、小猫这类家庭宠物一样。根据斯通的说法， 父 母对子女的感情取决于孩子的生命力，孩子存活的时间越长，他与父母之间就越有可 能发展感情联系。 在土地贵族、 上层资产阶级和职业阶级中，婴孩先是送给乳母养育， 随后又交给保姆、 教师管教， 后来又进寄宿

17、学校。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级中，孩子们 早早地离开父母去做学徒、佣人。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感 情联系。到了“有节制的父权制核心家庭”阶段，父母与子女关系似乎也没什么好转。 根据斯通所描述的情形，孩子的处境令人压抑。比如，孩子在出生的头四个月左右， 被襁褓紧紧地裹住，四肢不得动弹。 四个月以后， 手臂可以活动了， 而双脚依然被束 缚。他们被按照成人的模样来塑造，穿着像成人一样的服装。在学校里，老师用体罚 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体罚在学校里成为家常便饭的事情，遭受鞭打成为孩子经历的一 部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大人们决意要粉碎孩子的意志，强迫他们完全屈从于长者 和地位较高者， 尤其

18、是父母的权威。 很多孩子是在对父母惊恐、畏惧的心理中长大的。 在十七世纪， 人们教会小孩对死的恐惧，让他们知道有永久地被罚入地狱的可能，而 这便是当时的人们用来教育孩子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不过，斯通却认为， 让孩子严 格听从父母， 以及用严厉的手段培养子女，是父母们对孩子的兴趣增加所造成的第一 个结果。只有到了“封闭的讲究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阶段，孩子的命运完全得到改 变。大约从 1660 年以后，人们所接受的育儿理论、通行的养儿育女的方法，以及父 母和子女的感情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的孩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爱。 这种新态度首先出现在社会的中间阶层。一种充满母爱的、 以孩子为中心的、

19、 对子女 娇惯的培养模式在上层资产阶级和乡绅中间逐渐流行开来。 然而，在德莫斯的笔下，儿童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苦难史。他有一个著名的说 法，说“儿童的历史是一场恶梦，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从恶梦中醒来。越是追溯历史， 就能发现儿童受到的关爱越少。而且儿童越有可能遭到虐杀、毒打、 恐吓，还有受到 性虐待。”他的长篇文章儿童期的演进运用了“历史的心理冲突理 论”(psychogenic theory of history)，讲述了父母与子女相互关系的发展史，提 出了前后相继的六个模式( 即儿童历史的六个时期) ：弑婴模式 ( 从古代至公元四世 纪) ，在这个时期，父母以杀婴作为惯用的手段，解除自己在照料儿

20、女问题上所产生 的焦虑感。 弃婴模式 (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三世纪)，在这个时期， 父母们开始接受孩子 也有灵魂的观念。 他们不再弑婴，而代之以弃婴的方式。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这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一方面，孩子们被当作“危险投影”(dangerous projections)的接纳者； 另一方面， 父母们又允许孩子进入自己的感情生活之中。介 入模式， 这则发生在十八世纪。这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孩子已不 再完全被当作险恶的化身，父母们更加贴近孩子，试图征服孩子的思想，控制孩子的 内部世界、他的危险性、他的需要、他的手淫，以及他的意志本身。由介入的 (intrusive)父母培养

21、的孩子是靠母乳喂养大的，不用襁褓裹身，不用定期灌肠，从 小训练使用马桶， 不用经常挨揍等等。在对孩子的威胁大大减少的情况下，就可能发 生真正的移情作用。 社会化模式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 ，即随着投射作用的不 断减少， 对孩子的培养主要成为了一个训练的过程，而不是征服其意志的过程，对孩 子进行教育、引导，使其社会化。最后是帮助模式，这是从二十世纪中期才开始的， 父母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成长。根据这样一个儿童史的发展脉络，人们 可以感觉到十八世纪以前的儿童简直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怖的黑暗世界里。 在以上这些著名的儿童史学家和家庭史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影响下，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发表

22、的大量论著纷纷探讨历史上的儿童遭受苦难，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 关系淡漠的问题。 戴维亨特研究了十七世纪法国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认为孩子被人 们看得比大人低下， 尽管医生和道德家作了种种努力，但人们对养育子女的过程不是 很看重。孩子只是成年人相互之间展开交易时所使用的一件财物，对于 7 岁以下的小 孩来说， 做父亲的仆人是社会允许他们承担的惟一角色。而对于 7岁以上的孩子， 他 们就被当作大人看待了，不再只是一名消费者，而是成为一名贡献者了。迈克尔古 迪奇研究了十三世纪欧洲一些圣徒的童年生活，认为很多圣徒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因为 种种原因 (如父母有一方或双方都参加了十字军，或者因为没有与父母住在

23、一起，或 者是因为孩子送给了保姆、亲戚或修道院去养育) ，在感情上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莱 曼研究了罗马帝国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儿童史，认为在八世纪以前， 父母对子女的态 度是充满矛盾的，即既把他们当作生活中的乐趣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把他们当作“累赘”。不过，前一种态度主要是一种理想，后一种态度才是现实的 想法。尽管到七世纪时，父母的慈爱也经常被看成是自然的感情，但有关事实表明，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五百年的历史中缩短不大。”塔克研究了十五、 十六世纪的英 国儿童。 她的研究表明， 儿童的处境到现代早期也没什么改善。那时，孩子被认为是 靠不住的， 处在社会等级的底层，“处在一种被人容

24、忍而不是为人所喜欢的状态。” 父母对子女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们不敢肯定是把孩子当作善的化身、还是当作邪恶 的化身来看待。 也不能肯定什么时候能把他们包容到成人社会里，什么时候把他们排 除在成人社会之外。 斯努克尔研究了英国清教徒的哺乳问题，认为清教徒在理论上认 同母乳喂养孩子， 但实际上， 这一观念并不总能实现，结果，使用乳母哺育婴孩成为 一个必要的育儿方法。 随着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史家对儿童史兴趣的增加，家书、自传、儿科医 学专家的论述、 育儿手册等资料被大量地发掘出来。德莫斯感到不仅需要有一个发 表新的研究成果的地方，而且还要通过对自古以来的历史资料的考察，从经验上构建 起一部精确的

25、儿童史。于是，在他的组织和主持下， 儿童史季刊 问世了。 他预言， 这表明了一门与家庭史极为不同的、可以被看作是心理史学基础的全新史学研究领域 的诞生。 他在发刊词中再次表示，越是回溯历史， 就越能发现与今天的儿童不一样的 普通儿童。 这就难怪 儿童史季刊 在问世后的头几年里，发表了不少意在说明历史 上的儿童惨遭不幸的文章。其中，关于弃婴、 弑婴的论题似乎在证实德莫斯对西方 儿童史的整体估计。威廉兰格指出，自古代以来，弃婴、弑婴的行为在欧洲一直普 遍存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教会主要担负起处理这类问题的责任。十八世纪时， 欧洲的一些城市里建起了育婴堂，但收效不大。 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

26、二十 世纪，弑婴的事情才开始减少。理查德特雷克斯勒认为，在文艺复兴初期和十六世 纪的意大利，弃婴、弑婴的事情广泛存在，婴幼儿的死亡率惊人。40 巴尔巴拉凯 勒姆和赫姆霍尔兹证实，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弑婴是客观存在的现象。马尔科姆逊 也认为，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时还在弑婴，尽管在理论上， 法律对弑婴采取严厉的态度， 但实际上很少实施。与弑婴相比， 欧洲人，尤其是城市里的欧洲人更常采用弃婴的办 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除了弃婴和弑婴以外，很多人还发现， 历史上的孩子遭受严 厉对待。阿里耶斯和斯通都倾向于把严格对待子女的做法与关怀子女的态度相联系。 另一些人则着重说明孩子受到的不幸遭遇。莱曼认为，中世纪早

27、期的孩子常常挨打， 他们为父母所出卖、抛弃。麦克罗格林讲到九至十三世纪的孩子遭到忽视、虐待和遗 弃。45 而德莫斯也认为，严厉对待孩子是这一时期的人们所采用的育儿模式。伊 利克讲述了十七世纪的英美父母对子女的严格管教，说北美的父母尤其操心于粉碎孩 子的意志。 塔克讲到十五、 十六世纪的英国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使人想起中国人的一 句老话“棍棒之下出孝子。”沃尔泽强调，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孩子们仍然受到严厉 的惩处。 那时，孩子必须从小受到训导，他们的意愿受到压制；人们不放过每一个机 会去抑制孩子的意志，教育他们尊敬和服从。而根据亨特的说法， 打骂孩子几乎是现 代早期法国人教育孩子的一个普遍习惯。

28、所以，正像波洛克所说的那样，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儿童史论 著，我们就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孩子一直是受虐者。不过， 这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儿童史研究的一个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 描写历史上儿童 的凄凉命运的历史学家对儿童史的长期发展过程往往持变迁的立场，即认为社会、 父 母对孩子的态度从冷漠、疏远、 忽视向着更为人性、更为亲近的方向发展。“到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末， 大多数人认为儿童史是一部进步史，做一名儿童的经历， 对儿童的 本质的理解在历史进程中得到改进。”但是， 对儿童态度发生变迁的时间，各人的看 法是不同的。 如麦克劳克林认为，转变发生在十二世纪末，从那时

29、起，在把孩子当作 父母的财产的观念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思想，意识到儿童生来就有的生存权、儿童 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以及产生了儿童期是人生中的一个独特的、处在发展中的一 个阶段的意识。 对婴幼儿的态度温柔了，对他们成长阶段的兴趣增加了，意识到他们 需要爱，并且对“婴儿的美丽”作出积极的反应。塔克认为，在十五、十六世纪，父 母对孩子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变化，结果，孩子被赋予“更大的价值”，父母们通过关 心孩子的物质福利和幸福，努力想让孩子得到快乐。到十六世纪末， 人们越来越认识 到，儿童比起成人来具有不同的、处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与他们不同，更多的人倾 向于把十八世纪当作儿童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德莫

30、斯将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发生 “重大转折”的时间定在十八世纪，那时，双方的关系进入了“介入的模式”。肖特 和斯通也宣称，十八世纪标志着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开始从冷漠转向温柔。斯通认为，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 在培养子女方面社会上流行“宽容”的方式。在十七世纪的严厉 模式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宽容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那时，父母对子女有 了温情， 但仍对他们牢牢加以控制。不过，这主要是通过心理手段来实现的。父母们 通过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的办法来教育子女。到十八世纪晚期， 出现了一些极度放纵 子女的父母。 这种极端宽容的育儿方式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所以，十七世纪晚期人们 对父母过于冷漠和严厉地对待子女

31、的批评，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对于父母 过份溺爱子女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警告，两者之间出现的强烈反差，表明人们对儿 童的态度已发生了转变。对于特朗巴奇来说， 十八世纪是以“家庭生活重要性”的上 升为特征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对于子女更加依恋，“十八世纪的父母发现，并且 体会到享受童真的乐趣。”沃尔泽虽然也认为18 世纪美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是以既 希望拥有子女， 同时又想排斥子女为特点的，但他仍认为， 父母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发 生了转变， 孩子越来越受到宠爱。有个别研究者把十九或二十世纪看成是对孩子的态 度发生变化的时期。罗宾逊认为， 与前几个世纪相反，到十九世纪，欧洲的父母们便 急切地去寻

32、找养儿育女带来的快乐。是卢梭使得大多数人相信，孩子是值得有头脑的 成年人关心、注意的，他鼓励人们对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对成长的结果发生兴趣。 公共团体也开始把儿童当作孩子来看待。孩子们因为无助和脆弱，有特殊的需要， 不 应把他们当作小大人，可以一天16 小时地雇佣他们参加劳动，或者将他们当作父母 的财产。 如果把那种认为现代或历史上某个时期以前没有儿童的观念，父母对子女关系疏 远、淡漠、缺乏感情， 并且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转变的观点，当 作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的话，那么，在70 年代末以前，也存在着另 外一种看法，虽然这种看法在当时还不足以改变阿里耶斯、劳伦斯斯通、

33、 爱德华肖 特等人的观点对人们的影响。艾伦麦克法兰对十七世纪英国教士拉尔夫乔斯林的 日记所作的研究是自阿利耶斯的大作问世以后到七十年代初期极少几份没有宣称父 母彻底对儿女实行控制的著述之一。他用交互关系来描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对儿 子的教导中， 乔斯林不是根据父母生而具有的优越性和权威，而是根据相互关系的理 念来进行的。 尽管乔斯林坚持父母为子女操办婚姻的原则，但在实际上， 他的子女是 自己选择对象。麦克法兰表示，如果乔斯林是一个典型的人物，那么，这表明，清教 父母实际上并没有像有些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严厉及对子女实行控制。他还认为， 历史学家刻划了孩子受到屈从、羞辱的历史， 刻划了父母严厉

34、对待子女使得他们拥有 绝对的权威这样一种理念。但是，我们对于实际状况究竟如何所知甚少。从七十年代 中、后期起， 人们对阿利耶斯等人的观点的批评明显增多。拉杜里对十三世纪末和十 四世纪早期法国小山村蒙塔尤的研究表明，“蒙塔尤人和萨巴泰人在灵魂深处对儿 童，哪怕是对最小的婴儿也怀有一种十分强烈、发自内心和溢于言表的亲切感。这种 感情是当地文化的基础，并与之共同生存。 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感情是外部移 植的，并且说它起源于外部和后来的精英情感。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这是后来移植 的感情， 他们应当摆出充足的证据，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戴维赫利黑专门研究 了中世纪欧洲的儿童问题，认为大约从十一、十二

35、世纪起，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为止， 无论是对孩子的社会投入，还是心理投入都大大地增加了，更不用说中世纪以后的时 代了。 德梅特尔研究了从古代到十五世纪的儿科医学论著，从中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 对儿童的兴趣和对孩子的关怀是西方医学传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福赛思对阿里 耶斯提出的在十二世纪以前的中世纪不知儿童或不想描绘儿童的看法持异议。根据他 对九到十二世纪的艺术作品的研究，确认儿童的形像在中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已经 出现了。他们的肖像反映了人们对儿童期这一人生阶段的某种特殊的意识和具有某种 特殊性质的热切关心。 人们对儿童的兴趣是实实在在的，儿童的观念是如此有感悟力、 如此富于幽默感， 以致儿童的

36、形像在画面上得到生动的表现。班克批评斯通所认为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由专制的父亲所主宰，妻子、 儿女要绝对服从家长的看法。 通过对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诺佐马尼蒂的一份对话的研究，发现父爱的 存在。他认为， 这份对话可以迫使那些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进行概括、总结 的学者放弃在父子关系方面的简单说法。他表示，父亲的权威在理论上可能是绝对的， 但因为有感情的存在，父亲的权威还是有限度的。他反对儿童史学家仅仅根据目前的 知识状况作任何确定的判断。阿里耶斯认为， 历史上不存在儿童的观念，孩子到了一 定的年龄就融入成人世界，成为小大人。 这就意味着孩子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缺少青 春期这样

37、的过渡性阶段。史密斯研究了十七世纪的英国，发现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有 一个既有别于儿童又不同于成人的人生阶段。克恩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反对一些研究 者反复强调十九世纪晚期的家庭的优越性，认为那时的欧洲家庭并不是人们所说的那 种可以躲避所有的恐怖、猜疑和分裂的避难所，反而往往是焦虑和痛苦的来源。家庭 的确是对付外部世界压力的堡垒，但它令人窒息的作用也常常甚于它所提供的保护和 舒适。 值得注意的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有个别学者指出历史上人们对儿童态 度的多样性， 即不再简单地采取“是”或“否”的立场，而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九 十年代以后的主要看法。格兰斯登研究了中世纪英国修道院的有关情况，发现

38、修道院 对孩子的管教是极为严厉的。但也有很多证据表明，存在着较为自由的教育观点。事 实上，对于是采用严厉的方式还是采用宽厚的方式最适合对孩子的培养问题上，人们 的争论可能从未停止过。他还肯定地说， 这种争论已在诺曼征服以后的英国出现。洛 伦斯提出，在十八世纪的欧洲， 社会和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除了采取“冷漠”和“介 入”两种类型外， 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强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相互性。“十八世纪这些 具有革新精神的父母，致力于发现孩子的需求，承认成人与孩子的差别，强调交互关 系。幸福、快乐和满足来自于为人父母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孩子是一个可爱的存 在。” 尽管有以上种种不同的看法，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39、末以前，儿童史的主流观点还 是强调历史上的儿童的悲惨命运，以及儿童历史的变迁，即儿童命运的根本性改善。 主流的儿童史观点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波及一般的群众。巴尔巴拉哈纳沃尔特在她的 儿童史著作 中世纪伦敦儿童的成长一书中谈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位女子 听说该书的主题， 便作出这样的反应： “儿童期 ?可是中世纪的孩子都在厂子里干活， 那时没有儿童期。 ”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对儿童历史的认识。而德莫斯对于他的儿童 历史的演进理论的绝对确定性是如此的自信，以至他要用奖金奖赏能够在1700 年以 前的历史上发现“好母亲”的历史学家。 那么，儿童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二、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

40、代以后，儿童史研究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有更多的人发现， 历 史上的欧洲人有儿童的观念，父母对于子女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关心孩子的特别需要， 关怀他们的成长。 研究者还发现，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未出现重 大转变， 而是具有延续性的。 曾经处于弱势的儿童史观点现在成了主流观点，而以前 的属于阿里耶斯等人的观点，到二十世纪八十、 九十年代只有少数支持者了。事实上， 甚至阿里耶斯本人都已承认，如果研究了中世纪的资料，他会修正他所持有的关于家 庭情感在现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观点。 在西方儿童史学的范型转变中，琳达波洛克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她在 1983 年发表的著作被遗忘的孩子，“不仅

41、有效地推翻了很多以前提出来的根据 不实的假设，而且还提出了在十六到十九世纪间父母对子女态度具有高度延续性的证 据。”波洛克的研究是对以往的儿童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清算，从资料、 方法和观点等 方面细致、 深入地批评了以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她认为， 以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 对孩子的严厉管教方面，而对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所知甚少。她的研究则着力于说明 父母和子女的实际生活状况，揭示父母与子女相互交往的关系，父母是如何考虑他们 的子女、 如何培养他们， 以及子女又是如何看待父母。她所用的资料是成人日记、儿 童日记和自传。 78 她的研究结果与阿里耶斯等人的观点完全不同。她说，儿童的观 念在十六世纪就已存在

42、。这个观念在以后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可能变得更加精致。十六 世纪的人们的确感到了孩子与成人的区别，儿童的成长经历了几个可明确辨认的发展 阶段。他们玩耍，他们也需要管教，接受教育，得到保护。从十六到十九世纪，父母 的关爱和孩子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父母所疼爱的，父母对于 孩子的断奶、 出牙这些发展阶段都表现出兴趣和关注。当孩子生病或夭折时，父母们 都感到焦虑或悲痛万分。大部分孩子没有受到虐待，对孩子进行体罚则是管教孩子的 最后一招， 一般不太使用。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拘谨、疏远，有 大量的事例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她强调在历史发展中，父母与子女关系主要 是延续

43、， 而变迁肯定是很少的。(她的结论可归结为：反对有关儿童历史的演进理论。 尽管在哺乳的做法上可能变化，在态度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变化。)但在十八世纪，在 培养孩子的方法上不会有急剧的转变。老的儿童史理论是一个“神话”，人们草率地 解读资料， 心急火燎地要找出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再加上对证据的误解，造成了这 样一个神话。 因为波洛克强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延续性，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波 洛克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儿童史研究的新范型，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父母与子 女关系的实际而非儿童的观念；其基本的观点在于强调“延续”而非“变迁”是父母 与子女关系方面的最重要的事实。并认为“延续”取代“变迁”成了儿童史

44、研究的 “主旋律”。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否定了“变迁”的主张后， “延续”的主张便很快有了声势。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个转变是很明 显的。因为除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外，人们的看法显然还涉及到爱情和婚姻关系。 在对整个家庭体系和全部家庭关系的看法上，人们都力图避免去描述历史上发生过重 大变迁。 不过，在儿童史领域， 单纯地强调父母与子女关系延续性的观点并没有一直 流行下去。 波洛克很快发现， 儿童史研究重心的转变使研究儿童问题的历史学家处于 一个尴尬的境地。她在1987 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如果在过 去的几个世纪中什么都不曾发生，那么，我们就没有儿

45、童的历史。她认为，儿童史的 研究不应当过于利用历史上的父母对儿童态度发生过根本性转变的理论，而是应当在 对变迁的解释中谋求一种比率意识。她强调， 在人类的经历中， 有些基本的特征是不 会改变的。 以此作为背景去分析儿童史中发生了变化的方方面面，变迁和延续应同时 得到研究。 不要去研究诸如爱、悲伤、愤怒这类感情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 文化和社会中， 这些感情总是存在的。要研究的是去追寻它们在社会中被人们感受到 的，为人们所表达的各种方法。她还警告， 应当警惕“延续”思想的蒙蔽，以免使研 究者对社会、 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那些缓慢的、而且通常是极为细微的变化在 感觉上变得迟钝。 在过去的

46、几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改变着父母和孩子的生活现实。这 就意味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是复杂多样的。 实际上，基思赖特森较早就对变迁和延续的关系提出了辩证的看法。他的著作 英国社会， 1580-1680 年所论述的内容正是处于大变动时期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 英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他认为，社会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处在变动的过程中。 同时，他也认为， 在这一个世纪里， 英国社会的很多特征实际上是持久存在的。根据 这一想法， 他的书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持久的结构；第二部分论述社会变 迁的过程。 对于每一部分的内容，他既不是绝对地谈延续，也不是绝对地讲变迁。他 认为，在英国

47、社会的某些主要的结构特征具有延续性的框架内，社会变迁的力量是以 一种交互作用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它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方面，与以前相比， 地方社区更加深刻地受到经济、管理和文化整合力量的渗透，是这些力量使它们的联 系更为紧密， 从而形成民族社会和民族经济；但另一方面，在地方社区内，社会分化 的程度和复杂性也同时大大地提高。社会变迁的过程不仅起到了统一的作用，而且也 引起了分化。 根据赖特森的划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属于持久的结构这一部分。很 多事实表明， 那种认为在十七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父母对自己子女的态度或对子女的 期望发生过根本性改变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内， 有些变化无疑已

48、经 发生，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家庭内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的变化，而是更为广大的 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 父母们想方设法地培养自己的子女，为他们 提供条件， 以便让他们在日后能在成人世界中自立。所以，研究者要关心的是这些变 化着的环境的性质和影响。 这样，阐述家庭生活的多样性和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就成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 代社会史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斯蒂文奥茨曼反复强调十五世纪以来，一直到二十 世纪晚期家庭私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拉尔夫霍尔布鲁克利用现代早期英国保留 下来的日记， 编纂了一本资料集， 其用意就在于说明个人对于家庭生活的多面性的感 受。加恩舍认为， 像找乳母或对婴幼儿采

49、用别的养育措施，不能仅仅从父母的感情方 面来解释，还应考虑到个别家庭的社会经济环境、文化行为和社会价值。 沙哈尔认为， 与当代的西方社会相比，中世纪社会有许多不同。但是，养儿育女的实践、教育的方 式， 以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仅是由生物性支配的，而且也是从文化上建立起来的。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对它们的考察都必须放在物质文化、经济状况、 医学知识 水平、卫生标准、 政治和社会结构、 流行的信仰和价值系统等背景中去。有的研究者 发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幻莫测，其复杂的程度不允许人们作笼统的概括。比如在 某个特定的情况下， 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受到孩子的年龄、孩子的出生顺序和性别等因 素的影响。 在个性、人格这类现代的观念尚未被当时的人们感知到的情况下，试图用 这些观念去估量历史上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就会犯错误。 仅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四十年的儿童史研究中，后二十年显然 要比前二十年成熟许多。简单的概括是这一研究领域初创阶段的特征。随着研究的深 入，人们的看法就更深刻了。尤其是，人们注意到儿童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受到 更为广泛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儿童 史或家庭史研究也有主流的话，那么，主流就是在强调延续性的同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