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演讲范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演讲稿】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演讲范文.docx（10页珍藏版）》请在三一文库上搜索。
1、第 1 页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演讲范文1 特征码 cjSqRPDSksuRWtYWdzVG 李金强 刘 涛 内容提要： 刑讯，发诸西周，几经变革，终乎清末变法，存续几千年，成 为中华法系一大特征；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历史客观性， 但其主流的消极性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司法制度，包括我们当 今的司法观念。 刑讯作为中国古代断狱的一种手段，因其产生甚早，流传久远， 而为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所关注。然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笔 者意欲从刑讯制度的产生及其沿革入手，进而探寻刑讯制度产 生的原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以期对该制度有一个较为清晰 的认识。 “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 ”也就是说，刑讯是借用行
2、 刑的方法来审问人犯，从而查明案件真相的一种司法手段。但 这种说法也有不确之处，因为在中国古代刑讯的对象不仅限于 “狱囚” ，同时也可适应于“告人” 。依唐律 ，被告受讯而被 拷，拷限满而不首者，则反拷“告人” ，即准前人（被告）拷仗 数，反拷“告人” 。刑讯最早见诸文字是礼记月令：“命 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这里的“掠”就是指 第 2 页 刑讯。因此， “从礼记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周是已有刑讯还 是较为可信的。 ”在秦代，近年出土的秦律治狱律一 审理案件“毋治掠为上，治掠为下。 ”二“讯狱必先尽其言， 毋庸辄诘。其辞尽，及以诘者诘之，复诘之。 ”“更言不服”依 律“治掠” 。
3、可见秦代训囚用刑。另据史记李斯传说李斯 被“榜掠千余” ， 广雅篇说“榜，击也。 ”苍颉篇注说 “掠，问也。 ”这是秦代已有刑讯的又一证据。至于汉代，夏侯 婴与高祖善，因戏伤婴，婴自告情，谓未受伤，告者不服，移 狱，婴以此坐笞掠数百。 ”又，汉宣帝即位，路温舒上书肯陈尚 德缓刑，在他谈及当时狱吏所施行的拷问时曾说：“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 ”可见刑讯拷问在 汉代已较为普遍。可是我们考察上述材料来源，可以发现，除 李孚甲在其中国法制史及引论中提及秦律治狱律一 材料外，其余材料皆出自史传，因此学界通说认为，刑讯作为 一种制度而著之于律令，始于南北朝时期。 “就刑讯之制
4、而言， 秦汉刑讯不见于律令，或为法官一种淫威，如秦之“榜掠”是 也；或默认之事实。，至于汉景帝捶令之设，原为笞罪之 刑具，非为拷问之设，吏滥用之，非本意也，南北朝以刑讯著 之律令。 ”“惟刑讯著之于律令，则始于南朝梁之所立之测罚， 陈承之。 ”所谓“测罚”即“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 罚应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 进粥二升。 ” 第 3 页 自梁以后，刑讯正式为律所规定，开始了刑讯制度化的历史。 “北魏鞫囚限于杖五十，历北齐、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讯之制。 ”在此期间，各朝刑讯之制虽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日渐严酷。 延至唐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 唐律首先规 定了
5、刑讯适用的前提：“先备五听，又验诸证言，事状疑似， 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 。 唐律疏义断狱 “讯囚察辞”条规 定了刑讯立案的程序， “立案见在长官同判，然后拷讯。若充使 推勘及无官同判者，得自别拷。 ”由此条可见，在一般情况下， 司法官在行刑前首先要立案，并由所在长官共同审讯。关于刑 讯的实施和禁止，在唐律疏义 “拷囚不得过三度”条中也有 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 过所犯之数。 ”“决罚不如法”条规定：“决杖者，背、腿、臀 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 ”关于刑讯的禁止主要体现在“议 清减老少疾不合拷讯”条，该条主要规定了禁止刑讯的特殊对 象，即享有议、清和减等特
6、权的人员，70 岁以上的老人和 15 岁以下的孩子，身体残疾者等。唐代虽然对刑讯制度作了较为 严格的规定，但由于中国古代断狱过分依仗口供，一些官吏为 案件速决或为贪求贿赂，即使在唐代酷吏枉法，竟以酷刑讯囚 之事也是司空见惯。据史记载，高宗时官吏以残酷为能。以致 于将人犯不卸枷锁打死也不受追究。武则天登基以后，任用来 俊臣等酷吏掌典大狱，不问案情轻重，动辄对人犯行灌耳、囚 于地牢之刑。尤为甚者，酷吏竟将人犯盛于瓮中，周围架火烤 第 4 页 炙。两宋之时，刑讯制度宽猛不一，宋太祖时，对刑讯的使用 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今诸州获盗，非状验明白，未得治掠， 其当讯者案具白长吏，得判及讯之，凡有司擅掠
7、者，论为私罪。 ”但是到了南宋法纪松驰，刑讯之制又趋于严酷。元代规定， 除非对强盗，不得施以酷刑。对情节严重的犯罪，如果需要加 以刑讯，必须有长贰僚佐会议立案，并且元代规定了不得法外 用刑，治罪。明承唐律，严格规定法官拷问人犯的责任。嘉靖 年间，规定对于杀人、盗窃、抢夺等严重犯罪而故意不招的， 用严刑拷讯，其余的犯罪则使用鞭、扑等一般刑讯。明袭唐律， 清又袭明，历朝严审刑官滥用刑讯之禁。康熙时禁止大镣、短 夹棍、大枷的使用。满清末季，西风东渐，外迫于西方列强之 势，内困于积贫积弱之弊，清末变法修律，1908 年拟定大清 现行刑律 ，1909 年奏进，1910 年颁布施行，这在中国法制史 上才第
8、一次明令废止了刑讯的使 使用。 历时几千载，历朝十数代，发诸西周而终乎清末变法的刑讯制 度，在中国法制史上虽时有存废之争，但还是存续了几千年， 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这不能不使我们对该制度生成和 第 5 页 存在的原因进行追问，刑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慎刑”思想。 儒家的“慎刑”思想不仅要求法官严格司法，不可违法用刑， 造成滥刑，还要求被审讯人自己承认有罪或相关的犯罪事实， 做到心服，把客观的犯罪行为与被审讯人的主观认罪态度结合 在一起。早在儒家的经典周礼中已有论述，而且还把它作 为一种对司法官的要求。 周礼、
9、秋官载：小司寇“以五刑听 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及弊之。 ”这里的“用 情讯之”就是要被审讯人心服。对此后人作了说明论述，贾公 彦认为：“以囚所犯罪附于五刑，恐有枉滥，故用情讯之，使 之真实。 ”丘俊说：“既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 从而情以讯之其谨之又谨如此，此先王之世，天下所以无 冤民也欤？”可见“用情讯之是为了做到心服，而心服及至于 “无冤” ，这是中国儒家“慎刑”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 “断罪必取输口供”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一条原则。 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是必不可少的证据，没有 口供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 古代的口供同现代意义上的被告人陈述有
10、所不同。现代意义上 的被告人陈述除包含口供外，还包括被告人对被指控内容的辩 解，而古代的口供则专指被告人对指控事实的辨认，因而口供 又被指称为“首实” 。口供之所以在我国古代司法中如此重要， 第 6 页 除上文提及的“慎刑”思想一点外，笔者认为尚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口供是被告人对所犯事实的交代，由于司法官 存在着这样一个先入之见，即他们相信没有一个无罪的人会自 诬有罪，因此他们认为口供本身的证明力比其他证据强。二是 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行政不分，行政官员兼理司法事务，这就 导致了地方上司法力量非常薄弱，而司法力量的薄弱又导致了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官员倾向于对被告进行有罪推定，一起案件 发生
11、后，司法官员只有尽快收集到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 才能结案，而法律给予他们的办案期限又非常有限（如唐律规 定办理徒以上的案件须 30 日内审结） ，司法官员很难有足够的 时间与精力去重新收集各种相关证据，为按时结案，只好求助 于被告人的供认。可以说“司法力量薄弱导致有罪推定，再导 致片面追求被告口供，这正是中国古代大部分刑事案件办案要 过程的写照。 ” 第二，神明裁判在中国昙花一现，在古代科技不发达、刑侦技 术落后的情况下，刑讯成为无奈的选择。神明裁判制度，亦称 神示证据制度，它是人类社会早期司法活动中经常采用的查明 案件真相的重要方式。神明裁判借力于“神意” ， “低级文化之 人民，信仰
12、神有超自然之力，支配人事，降临祸福，赏罚邪正； 故在原始社会，关于法律事项有争议时，往往祷神而乞其裁判， 或窥神意而裁决其曲直。受裁判者，以信仰神祇之故，不仅衷 心服从，且恐背之而受罚；在强制执行机关不完备之原始时代， 第 7 页 此为确保裁判之效力最适切的方法。 ”中国古代社会早期，神明 裁判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夏商时代，神权法思想盛 行，统治者每遇大事，都会通过特定手段去获取神的旨意。有 史可考的商代司法审判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 司法官员获得神谕的主要方式有占卜、水、火考验等。卜辞中 “兹人井（刑）不？”就是卜问对于一个既不能肯定其有罪， 也不能肯定其无罪的人，施以
13、刑罚。西周时期，神明裁判的色 彩越来越淡，司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一般会令双方当事人进 行宣誓。到了春秋时期，司法过程中的神明裁判已大为减少。 旧中国以后，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中神明裁判已无地位，除了偶 尔被用来诱供之外，单纯神明裁判的结果本身不允许作为定案 的依据。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古代正式司法活动中排斥神明 裁判的年代要早的多。欧洲以决斗为主的神明裁判方式，在法 国从公元 501 年开始一直持续了 1000 多年；英国从 1066 年到 1819 年决斗一直是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一。中国的神明裁判之所 以昙花一现，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主 流是不太相信鬼神，不愿借鬼神进行司法活动
14、，这样，神明裁 判的过早隐退也就顺理成章了。神明裁判过早隐退，而作为司 法审判，特别是刑事审判手段的刑侦技术又没有发展，这势必 造成刑事审判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和质印的空白。如此，中国古 代司法活动通过拷掠来逼取口供的刑讯制度的出现并且大行其 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 8 页 刑讯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的 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 更有益于我们把握未来。当我们今天再对刑讯这一尘封日久的 制度做些检省的话，我们该对它置措何辞呢？下面笔者将针对 个别学者的观点，阐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主流难说是积极的。中国古代刑讯制度是 积极的，
15、还 是消极的，有的学者坚持认为是积极的。笔者对这种观点不敢 苟同。该论者为佐证自己的观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一“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 严明者为数不 多，不用刑讯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 ”二“中国古代刁 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 ”三“中国古代的刑 侦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 以发现。 ” 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借用以上三个角度做一番重新 审视。首先，中国古代司法官的审判水平参差不齐，这是事实； “严明者”为数不多，也可能是事实。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导 出中国古代的刑讯制度的主流具有积极性！人有智愚，这是自 第 9 页 然的铁律，非
16、独司法官如此，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也是如此；非 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非独中国如此，外国亦是如此。有 关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基层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 一是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或非法律的毕业生这类人数都 不到 10%；二是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这类 人数约有 30%；其它则是复转军人，大约超过 50%。 ”在如此复 杂的法官构成人员中，我们又怎能轻易断言中国今天的司法官 会比中国古代的更水平齐一？我想即使“刑讯积极论者”也不 会赞同面对今天的现状我们要重新招回刑讯之魂吧？所以我认 为用中国古代司法官水平参差不齐， “严明者”不多，不用刑讯 不足以帮助他们及时结案来佐证刑讯的积
17、极性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 “积极论者”用以支撑其观点的又一根据是“中国古代刁 民不少，不用刑讯不足以使他们招供。 ”在此姑且不说论者的这 一说法有无统计学上的依据，单就“刁民”一词不应属于严格 的学术语汇的范畴。 “贫困” 、 “受教育的人数不多”就势必造就 “刁民”吗？你怎么去证明“知书答理”之士就一定是淳朴敦 厚之人？不能证伪的命题，其本身极有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 再次，论者还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技术有限，如果不用刑 讯，一些疑难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就难以发现。 ”刑侦技术的不发 达可能是刑讯制度产生的诱因之一，但是却不能以此作为论证 中国古代刑讯制度主流合理性的依据。说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
18、 技术手段有限是对的，但这只是与现代发达的刑侦技术纵向相 第 10 页 比，横向比较结果又如何呢？试问宋代一部凝聚中国古代刑侦 技术智慧精华的洗冤录在当时世界又有谁可与之比肩？ 一种制度的历史存在必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 盲目地对之高唱赞歌。正如刑讯制度，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 度观察，它非但在主流上不是积极的，同时他还为后世的司法 活动留下了祸患。清末变法修律明令废止刑讯距今近有一个世 纪了，但是今天我们仍能时时目睹为逼取口供而上演的一幕幕 血淋淋的惨剧，难道你能说这不是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流弊吗？ 注：作者刘涛，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作者李 金强，工作单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